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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簡史》
馮友蘭自述
《馮友蘭為學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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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馮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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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馮友蘭
謝詠

 

  忽然想到寫一篇關于胡適和馮友蘭關系的文章,是因為看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臺灣遠流出版公司)中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可以說是同代人,但在胡適和馮友蘭之間,這4歲不僅是年齡的距離,還是師生的差別。1917年,胡適到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也就是說,胡適是他的教師。胡適一生中和馮友蘭的直接交往并不多,雖然因了北大和清華的關系,他們不可能有較密切的來往,但事實上,胡馮二人,也許是個性,也許是思想不同,在同時代的知名學者中,他們的交往是很少的。
   應該說20年代,胡馮二人有過交往,關系也還比較融洽。1931年9月3日,為了能到教育部將要設立的國立編譯館中謀事,馮友蘭曾給胡適寫過一封非常懇切的信,他在信中說:“前在京暢談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與先生一信,歉厭何極。”(《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346頁)馮友蘭這封信是求胡適幫忙的,寫得很客氣,信末署“學生馮友蘭鞠躬”,可以想見當時胡馮二人的關系。
   1931年,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與胡適的一段學術爭論,即關于老子和孔子誰前誰后的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前,而馮友蘭認為孔子在前。為此當時學術界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也站在馮友蘭一邊。但在這個問題上,馮友蘭的結論最終沒有能說服胡適。1930年3月20日夜,胡適曾給馮友蘭寫信,申說自己的看法,其中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你的《中國哲學史》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第38頁)1931年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還說:“我并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同上968頁)盡管論爭中的雙方誰都未能說服對方,但學術之爭還是平和的,胡馮之間的關系也很正常。胡適和馮友蘭的關系進入40年代以后開始發生變化,這變化可能確有當年學術分歧中積下的怨氣,但這時胡馮之間的分歧主要不表現在學術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當年在學術上和胡適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比如顧頡剛、錢穆等人,但學術的分歧并未影響他們之間的正常關系,而只有在對馮友蘭的關系上,胡適顯得很偏激,這其中肯定夾雜了許多非學術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志,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記》第15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同上)1950年初胡適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本,他的評價是“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日記》第16冊)可以說,從50年代以后,胡適對馮友蘭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已很難平靜地看待馮友蘭和他的著述,凡提到馮友蘭幾乎都帶有鄙意,一反胡適固有的寬厚態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記中說:“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寫此書英譯本《TheDeikBodel》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日記》第17冊)在日記的最后又說“陳寅恪(審查報告——筆者注)說得比他清楚……”這里胡適引了陳寅恪給馮友蘭所寫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從語氣上說是借陳的話來否定馮友蘭。陳寅恪先后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都寫過審查報告,而且評價很高,胡適也許是有成見,所以評價不夠客觀。從學術分歧的角度說,胡適對馮友蘭的態度是偏激了。人們也許會說,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什么對馮友蘭這樣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評價中有胡適對馮友蘭人格的認識。50年代末,胡適在給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反而平靜了,他說:“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長編》第8冊3102頁)
   從根本上說,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是隨馮友蘭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說,愈往后評價愈低 ,而且是愈到后來愈從人格上加以評價。1961年胡適和錢思亮聊天,談到大陸許多朋友的近況,對馮友蘭的評價就很苛刻,他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一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里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長編》第10冊2556頁)胡適的這些話是和朋友聊天時說的,只能說表達了一種情緒,并不一定準確,查《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馮友蘭沒出國,他是1948年2月由美返國的,胡適顯然是說錯了。可見胡適是道聽途說,再有說馮友蘭想回國做買賣發財,也太離譜了。公平地說,離開大陸以后,由于馮友蘭的一些變化,使胡適對他的評價多帶有情緒化的色彩。反過來說,80年代初馮友蘭寫《三松堂自序》的時候,說到胡適,評價卻很客觀,他說:“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該書216-217頁,三聯版)他還說:“陳寅恪和金岳霖的兩篇審查報告都把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做比較。這是因為在當時,這一類的書,只有這兩部。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無論什么事物,都是后來居上。這是因為后來者可以以先來者為鑒,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同上228頁)
   從胡適和馮友蘭的相互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學術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誤也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盡可能在一切問題上都盡量發揮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見少一點,馮友蘭晚年說到胡適時,基本上沒有偏見了。當然,胡適與馮友蘭關系和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評價失當的責任并不全在個人身上。

來源:亦凡公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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