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寫一篇關于胡適和馮友蘭關系的文章，是因為看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臺灣遠流出版公司）中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胡適比馮友蘭大四歲，可以說是同代人，但在胡適和馮友蘭之間，這4歲不僅是年齡的距離，還是師生的差別。1917年，胡適到北京大學當教授的時候，馮友蘭還是北大三年級的學生，也就是說，胡適是他的教師。胡適一生中和馮友蘭的直接交往并不多，雖然因了北大和清華的關系，他們不可能有較密切的來往，但事實上，胡馮二人，也許是個性，也許是思想不同，在同時代的知名學者中，他們的交往是很少的。
應該說20年代，胡馮二人有過交往，關系也還比較融洽。1931年9月3日，為了能到教育部將要設立的國立編譯館中謀事，馮友蘭曾給胡適寫過一封非常懇切的信，他在信中說：“前在京暢談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與先生一信，歉厭何極。”（《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346頁）馮友蘭這封信是求胡適幫忙的，寫得很客氣，信末署“學生馮友蘭鞠躬”，可以想見當時胡馮二人的關系。
1931年，馮友蘭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與胡適的一段學術爭論，即關于老子和孔子誰前誰后的問題。胡適認為老子在前，而馮友蘭認為孔子在前。為此當時學術界曾發生過爭論，梁啟超也站在馮友蘭一邊。但在這個問題上，馮友蘭的結論最終沒有能說服胡適。1930年3月20日夜，胡適曾給馮友蘭寫信，申說自己的看法，其中說：“你把《老子》歸到戰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你的《中國哲學史》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則殊不足推翻舊說。”（《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3冊第38頁）1931年胡適在給錢穆的信中還說：“我并不否認‘老子晚出之論’的可能性。但我始終覺得梁任公、馮芝生與先生諸人之論證無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心服，我決不堅持老子早出之說。”（同上968頁）盡管論爭中的雙方誰都未能說服對方，但學術之爭還是平和的，胡馮之間的關系也很正常。胡適和馮友蘭的關系進入40年代以后開始發生變化，這變化可能確有當年學術分歧中積下的怨氣，但這時胡馮之間的分歧主要不表現在學術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當年在學術上和胡適有不同觀點的人很多，比如顧頡剛、錢穆等人，但學術的分歧并未影響他們之間的正常關系，而只有在對馮友蘭的關系上，胡適顯得很偏激，這其中肯定夾雜了許多非學術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志，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記》第15冊）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同上）1950年初胡適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本，他的評價是“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日記》第16冊）可以說，從50年代以后，胡適對馮友蘭的看法就完全改變了，他已很難平靜地看待馮友蘭和他的著述，凡提到馮友蘭幾乎都帶有鄙意，一反胡適固有的寬厚態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記中說：“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寫此書英譯本《TheDeikBodel》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日記》第17冊）在日記的最后又說“陳寅恪（審查報告——筆者注）說得比他清楚……”這里胡適引了陳寅恪給馮友蘭所寫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從語氣上說是借陳的話來否定馮友蘭。陳寅恪先后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都寫過審查報告，而且評價很高，胡適也許是有成見，所以評價不夠客觀。從學術分歧的角度說，胡適對馮友蘭的態度是偏激了。人們也許會說，一向主張寬容的胡適，為什么對馮友蘭這樣呢？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種評價中有胡適對馮友蘭人格的認識。50年代末，胡適在給嚴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說到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反而平靜了，他說：“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長編》第8冊3102頁）
從根本上說，胡適對馮友蘭的評價，是隨馮友蘭的變化而變化的，也就是說，愈往后評價愈低
，而且是愈到后來愈從人格上加以評價。1961年胡適和錢思亮聊天，談到大陸許多朋友的近況，對馮友蘭的評價就很苛刻，他說：“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130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一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房地產。1950年在檀香山買了3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里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錢。”（《長編》第10冊2556頁）胡適的這些話是和朋友聊天時說的，只能說表達了一種情緒，并不一定準確，查《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馮友蘭沒出國，他是1948年2月由美返國的，胡適顯然是說錯了。可見胡適是道聽途說，再有說馮友蘭想回國做買賣發財，也太離譜了。公平地說，離開大陸以后，由于馮友蘭的一些變化，使胡適對他的評價多帶有情緒化的色彩。反過來說，80年代初馮友蘭寫《三松堂自序》的時候，說到胡適，評價卻很客觀，他說：“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該書216－217頁，三聯版）他還說：“陳寅恪和金岳霖的兩篇審查報告都把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做比較。這是因為在當時，這一類的書，只有這兩部。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無論什么事物，都是后來居上。這是因為后來者可以以先來者為鑒，從其中取得經驗教訓。無論如何，在中國哲學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同上228頁）
從胡適和馮友蘭的相互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學術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誤也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們應當盡可能在一切問題上都盡量發揮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見少一點，馮友蘭晚年說到胡適時，基本上沒有偏見了。當然，胡適與馮友蘭關系和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評價失當的責任并不全在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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