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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樂園

　　馮友蘭晚年最后的哲學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只出版了前六卷，許多讀者也許從未聽說過《新編》一書還有第七卷。有的讀者在《馮友蘭選集》中見到過《新編》第七卷的"全書總結"，卻無從知曉第七卷中還講了些什么別的。實際上，《新編》第七卷成書之后，有關方面大約是認為出版不妥，所以第七卷直至1992年才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并更名為《中國現代哲學史》。因為是港版書，印量又不太大，內地難見是很正常的。即使是馮友蘭任教多年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中也未入藏此書。

　　馮友蘭寫完《新編》第七卷時已是1990年6月，而到了10月他就去世了。寫第七卷時作者雙目已不能視，全憑口述，他人記錄。一切考據、文獻、辯析全靠作者的記憶，而全書展開條理謹然，文辭優美，實在是讓人驚嘆。馮友蘭弟子涂又光在編《馮友蘭選集》時曾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其言也美"，此評中矣。

　　有人說，馮友蘭的哲學著作一直含有"應帝王"的成分，隨時代政治風氣變化而相應改變。這一特點在他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以及文革結束前不得不說的極左言論中都有反映。即使在《新編》第一卷開頭，也還有諸如哲學與建設四化關系之類的言語，或許會讓不少人頗不舒服。但寫到第七卷時，這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盡。經歷了多年的反復與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說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說："在寫第八十一章（按：即本書第十一章）的時候，我確是照我所見到的寫的。并且對朋友們說：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書達數百卷，沒有人為他出版；幾百年以后，終于出版了，此所謂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筆垂。"

　　大陸多年未出《新編》第七卷最大的原因，想來來自于書中第七章《毛澤東和中國現代革命》。馮友蘭在這一章里用的仍然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原理仍是那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來反思解放后黨的政策、毛澤東的指導。有些站在認識論角度上的批判或許在某些人眼里太尖銳了，不予出版倒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回顧本世紀初以來對傳統的反思，在信古、疑古、釋古這簡單劃分的三大類中，馮友蘭可以被貼上"釋古"的標簽。傳統之所以活著，更多的原因是潛移默化的繼承以及環境導致的自發接受。對傳統的解釋和繼承--釋古，并不是一種"有規則的游戲"。漢語文獻特點之一就是文字暗示性強，外延廣。在這種情況之下，釋古而言，中庸當是基本常識。全盤接受與否定的偏激和失誤我們犯不著多說，反倒是中庸之路怎么走值得考慮。往往在"存象忘意"與"得魚忘筌"之間的辯斗（--怎樣才是合格的中庸路）會引發文字暗示性矛盾的導火索。中庸不是簡單重復，而是解釋融合中有飛躍、有創新，挖掘人類共性的弱點與真實。所謂在釋古中把握"歷史本質"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對傳統文化的熱愛與責任二者聯合在一起，更大的特點是它朝著"貫通"和"統一"的發展。說到底，這就是馮友蘭在《新編》第七卷末一章中解說的"仇必和而解"這個論斷。（從狹義角度講，我們當然也可以認為"仇必和而解"是馮友蘭對毛澤東"階級斗爭必須進行到底"一類言論的哲學反思。）

　　文化另一個極重大影響因素是時代政治。在一定政治條件下的釋古，必須面對學術基準與經國濟世的關系問題。馮友蘭九十五歲留下的最后作品，正是他一生的學術總結，他一生所經歷的政治經濟風云的總結。他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轉型期的混亂狀態，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這是《新編》第七卷的寫作目的，也是《新編》全七卷的寫作目的。

　　馮友蘭早年的哲學作品常常會犯一些功底不足的毛病，對形而上學與抽象概念的理解往往出偏差，哲學范疇分類上也常有不足。但到了《新編》第七卷，這些不足都已不成問題，全書總結中講形而上學一段更是讓人拍案叫絕。書中涉及的金岳霖、熊十力、梁漱溟諸老著作也頗見功力。金岳霖本體論大作《論道》對初讀者來說往往如對天書。馮友蘭卻可以清清楚楚地說什么是金岳霖的"道"，什么是"式-能"，與他自己的《貞元六書》中的"理"、"氣"有什么關系等等。如此這般的精彩段落，書中隨處可見。作者曾說，寫哲學史《新編》，前六卷其實都只是在為第七卷，為這百年風云變換的現代哲學史寫序言，作鋪墊。然而這最為重要的第七卷卻拖了將近十年，才呈現在廣大讀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