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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籍是河南省唐河縣。祖上從山西省高平縣來到唐河做一些小生意，后來就在唐河落戶，成為地主。我的父親于 1898年中了清朝的戊戌科的進土，后來在湖北做過知縣。

　　我于1895年生，幼年在家里的私塾里讀書。1910年到開封入了中州公學的中學班，1912年到上海入了中國公學的大學預科班。1915年畢業(yè)。畢業(yè)后考上了北京大學的文科中國哲學門。從此，哲學，特別是中國哲學，就成了我的專業(yè)。

　　我在上海上學的時候，有一門課程是邏輯學。當時懂得邏輯的人很少，教師教我們讀耶芳斯作的《邏輯學綱要》。這部書的內(nèi)容他也沒有全懂，我就是自己摸索，并且照著書后面所附的練習題，自己練習。這當然不能使我完全懂得書的內(nèi)容，但是我對于邏輯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進一步發(fā)生了對于哲學的興趣。我認為邏輯學是哲學的人門，至少對于西方哲學是如此。有些人認為形式邏輯沒有什么可以學的，三段論法的推理誰不會？有人還認為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是對立的。這些都是對于形式邏輯的誤解。

　　無論如何，我對于哲學的興趣是邏輯引起的。我對于哲學的入門，是邏輯引導的。以后我沒有專門學邏輯，但是我對于邏輯的一知半解，幫助了我學哲學。

　　邏輯學引起了我對于哲學的興趣。這個興趣當然引導我喜歡西方哲學。當我在1915年投考北京大學的時候，北大的章程上規(guī)定，有三個哲學門：中國哲學門，西洋哲學門和印度哲學門。實際上已經(jīng)開的只有中國哲學門。據(jù)說 1915年就要開西洋哲學門，當時我很高興，可是人學以后，才知道西洋哲學門又開不成了，因為原來打算聘請的那位教授死了。在圖書館里有一書架英文和德文書，據(jù)說是那位教授的遺物。就是這一架外文書，其中有一大部分還是關于宗教的。我沒有辦法，只得進了中國哲學門。

　　但是三年的學習，對于我以后的工作，還是很有用處的。這三年的學習使我知道，于三家村中所教的那些專為應付科舉考試的那些東西之外，還有真正的學問。開闊了眼界，增加了知識，練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基本功。

　　我于1918年畢業(yè)。畢業(yè)后，在開封一個中等學校教書。在開封也辦了三個刊物，宣傳新文化。我也是五四時代的人；可是沒有參加1919年五四那一天的運動，也沒有看見那一天的盛況。直到七八月間，我來北京參加當時教育部的留學考試，才看見了一些那一天的遺跡，聽說了一些故事。

　　考試通過了，但因船期耽擱，12月才到紐約，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作研究生，這才有系統(tǒng)地學習西洋哲學。三年畢業(yè)，我作了一篇博士論文，這是三年的學習的成績。

　　這篇論文于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用英文原文發(fā)表，題名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后來我用中文寫出來，作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生哲學》教科書，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學》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兩章是附加上去的。這兩章是我于1924年寫的一篇講演稿。商務印書館先已列入他們出版的《小百科全書》，題名為《一個新人生觀》。《人生哲學》是我在20年代的主要著作。

　　我回國以后，本來想繼續(xù)研究西方哲學史，作一些翻譯介紹的工作。當時的燕京大學，叫我擔任中國哲學史這門課，講中國哲學。我在燕京講，又在清華講，多年積累，最后完成了我的那一部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這部書于1933年出齊。以后有朋友翻成英文，在國外發(fā)表。這是我在三十年內(nèi)所作的重要著作。

　　這部書完成以后，我的興趣就由研究哲學史轉(zhuǎn)移到哲學創(chuàng)作。哲學方面的創(chuàng)作總是憑借于過去的思想資料。研究哲學史和哲學創(chuàng)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過還是有不同。哲學史的重點是要說明以前的人對于某一哲學問題是怎么說的；哲學創(chuàng)作是要說明自己對于某一哲學問題是怎么說的。自己這么說，總要以前人怎么說為思想資料，但也總要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學》中所說的“照著講”和“接著講”的不同。

　　我在40年代抗日戰(zhàn)爭時期，總共寫了六小本書：《新理學》《新世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這六本書我統(tǒng)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所謂“貞元之際”，就是說，抗戰(zhàn)時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時期。當時我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把當時的中國政府和文化機關都趕到西南角上。歷史上有過晉、宋兩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的。可是這次抗日戰(zhàn)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

　　當時寫這六本書，并不是預先有個計劃。只是因臨時所遇到的問題而寫出來的。但畢竟是寫出來了。這是40年代所作的重要著作。

　　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校歌是我作的，歌詞調(diào)寄《滿江紅》說：“萬里長征，辭去了五朝宮閾。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幀干質(zhì)，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頌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yè)，需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qū)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這個歌詞，也表示了“貞下起元”的意思。

　　日本投降了。在西南聯(lián)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北返的時候，在西南聯(lián)大的校址，立了一個紀念碑。碑文也是我作的。碑文中的銘辭概括聯(lián)大校歌的意思，說：“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大一統(tǒng)，無傾折。中興業(yè)，繼往烈……神京復，還燕碣。”校歌中的信念，在銘辭中成為實事。

　　日本投降后，原來翻譯的我的《中國哲學史》的那位美國朋友，寫信來說：他現(xiàn)在美國費城本薛文尼大學當教授。那個大學邀請我去當一年客座教授，一方面給學生講中國哲學史，一方面同他合作，完成他的翻譯工作。1946年暑假，我隨同清華回到北京，完成了七年的心愿。隨即從北京到費城。因為給學生講課，我用英文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講稿。這部講稿，在我于1947年離開美國的時候，交給紐約一家出版社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小史》。這部書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譯本，但沒有中文本。差不多同時，我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國朋友翻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之精神》。

　　在西方，研究古代文化的，有希臘學、埃及學等。研究中國文化的稱為“中國學”。這些學都是把它們所研究的對象作為博物館里的東西來研究。這也難怪，因為在解放以前，外國學者來中國的，中國也無非是讓他們看看長城，逛逛故宮。除了這一類古的東西之外，再也沒有什么新的東西可看。當時我有一種感覺，我在國外講些中國的舊東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館里面的陳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當時我想，還是得把自己的國家先搞好。我想到王粲的《登樓賦》中的兩句話：“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到1947年，人民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南京政權(quán)搖搖欲墜。共產(chǎn)黨就要解放全中國。有些朋友勸我在美國長期居留下去。我說：“俄國革命以后，有些俄國人跑到中國居留下去。稱為白俄。我決不當白華。解放軍越是勝利，我越是要趕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國解放了，中美交通斷絕。”于是我辭謝了當時有些地方的邀請，只于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大學住了一學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華，到12月清華就先北京城而解放了。

　　解放以后，我逐漸認識到，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著回來，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zhàn)的成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些真理家喻戶曉，革命和建設的熱潮空前高漲，各方面的進步，一日千里。

　　當時我想，在世界上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其他的古國，現(xiàn)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國還繼續(xù)存在，不但繼續(xù)存在，而且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國是古老而又新生的國家。《詩經(jīng)》上有句詩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邦新命，是現(xiàn)代中國的特點。我要把這兩個特點發(fā)揚起來，我所能做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這種企圖，說起來很容易，實際上做起來就困難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要在長期的生活、工作和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專靠讀幾本書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說掌握和應用了。當時正在提倡向蘇聯(lián)學習，我也向蘇聯(lián)的“學術(shù)權(quán)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學到的方法是，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為條條框框，生搬硬套，就這樣對付，總算是寫了一部分《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到第二冊，“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受了極大的摧殘。

　　到了70年代初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又被別有用心地重視起來，來了一個假繁榮。在這個時候，不學習蘇聯(lián)了，對于哲學史中的有些問題，特別是人物評價問題，我就依傍黨內(nèi)的權(quán)威的現(xiàn)成說法，或者據(jù)說是他們的說法。這也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的摧殘。

　　經(jīng)過這兩次折騰，我得到了一些教訓，增長了一些知識，也可以說，在生活工作和斗爭中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認識的。學術(shù)上的結(jié)論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來的。一個學術(shù)工作者，應該是寫的就是他所想的，不是從什么地方抄來的，不是人依傍什么樣本摹畫來的。在考試中間，一個學生可以照抄另外一個學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兩本卷子完全一樣。可是稍有經(jīng)驗的老師，一眼就能看出來，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寫的，哪一本是抄別人的。

　　吸取了這個經(jīng)驗教訓，我決定在繼續(xù)寫《新編》的時候，只寫我自己在現(xiàn)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所能見到的東西，直接寫我自己在現(xiàn)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于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不依傍別人。當然也有與別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據(jù)我自己所見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寫。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馬克思主義，更不是抄寫馬克思主義。我的業(yè)務水平還不高，理論水平更低。我生在舊邦新命之際，體會到一個哲學家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對于他的哲學思想的發(fā)展變化有很大的影響。我本人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在《新編》里邊除了說明一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外，也著重講了他所處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這樣做可能失于蕪雜，但如果做得比較好，這部《新編》也可能成為一部以中國哲學為中心而又對于中國文化也有所闡述的歷史，如果真是那樣，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

　　這部《新編》，如果寫成功，那將是我在解放后最重要的著作。我主觀上是將以此書為中國的“舊邦新命”的歷史的說明和現(xiàn)實的例證。這是極艱巨的工作。究竟如何，那就靠個人的努力及同志們的幫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