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敖告徐復觀一案中，李敖走出法庭。
徐復觀是一個傳奇人物，在上個世紀中期，他是非常活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是由于后來居住海外，所以他的音信逐漸與我們失散。近日來，有幾家出版社將他的書重新印出，使我們得見他的睿智思想，這是歸來的傳奇，它不僅僅攜帶著高質量的智慧文字，也攜帶著一些名士風度與奇聞逸事。
國學大師與西化學者的官司
關于徐復觀，他的廣為傳誦的事跡，就是他與李敖的奇怪官司。李敖文筆犀利，主張西化，因此惹來一些主張國學的思想者的不喜，他們經常發表文章，罵李敖為西崽。李敖更是年輕氣盛，從來不輕饒這些人。他的這種六親不認的派頭，使徐復觀極為不快。他于是也寫文章罵李敖：“以胡適為衣食父母的少數兩三人……豢養一兩條小瘋狗，專授以‘只咬無權無勢的人’的心法，凡是無權無勢的讀書人，無不受到這條小瘋狗的栽誣辱罵。”
在白紙上稱呼李為“小瘋狗”，一下子被李抓住了小辮子。于是一紙訴狀將徐復觀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徐復觀倚老賣老，裝傻裝顛，最后官司不了了之。
這件事，也許對一些熱衷于小道消息的人來說，是一個有趣的飯后談資。的確，這件事也反映了中國文人之間的沒完沒了的筆墨官司，以及為文不文的惡德。但是，我們只有掠過這些事件，才能看夠看清楚這些人的文字工夫以及思想水平。
徐復觀，生于湖北浠水縣，這是一個人杰地靈的地方。他的老師熊十力就出生在這里，而熊是新儒家的開山者。此后的大思想家殷海光、學者聞一多等，都在這里出生。在新儒家中，徐也許是最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經是蔣介石的高級幕僚，但后來與他分道，從搞武回歸到搞文，他辦雜志，搞學術，當教師，并且致力于宣揚新儒家的學說，他與牟宗三、唐君毅成為當時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由于徐的經歷與眾學者不同，他的學術風格也與別人有區別。有人認為，“不同于思辨型、書齋型的學者，徐復觀以思想史論、時政雜文在歷史與現實、東方與西方、學術與政治之間思考和探索，力圖把儒家政治理想與民主政治追求結合起來。”
在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吸收上，徐另辟蹊徑。他認為我們對于傳統儒家學說有一種深刻的的誤解。這種誤解后來發展成為“厭惡”。這是由于“五四”之后，時賢動輒斥責它為專制政治的維護擁戴者。“若此一顛倒之見不加平反，則一接觸到中國思想史料時，便立刻產生厭惡之情，而于不知不覺中，作主觀性的惡意解釋。”
儒學并非我們的敵人
這個識見是敏銳的，一想到現實中的不足時，我們就讓傳統文化來背這個黑鍋。當然，傳統文化的責任是開脫不了的，但是我們應該指責哪個部分，繼承哪個部分，卻是很重要的事情。徐復觀傾向于，中國人多年來罵傳統文化，其實一直罵錯了對象。我們的敵人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思想。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的專制統治“是以法家思想為根源，以絕對化的身份，絕對化的權力為中核；以廣大的領土，以廣大的領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為營養；以軍事與刑法為工具所構造起來的。”
是專制政治壓歪并阻遏了儒家正常思想的發展，儒家學說并不曾得到大力的倡行。徐復觀企圖以儒家的民本思想來開掘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民主思想來。他的良苦用心的確讓人感到他是一個有著強烈家國之思的知識分子。
上面所提到的徐李的官司，其實其后續是最耐人尋味的。 1966年，徐寫信約李敖喝咖啡。后來有人撰文記載了這段歷史———
面對這位狀告自己的文化思想界的后起之秀，徐復觀的思想是復雜的，其中有一點不可否認，即他對李敖的才學和聰慧是發自內心的喜愛的。也正因如此，兩人扯了兩個半小時還興猶未盡。
徐復觀對李敖說：“我提倡中國文化，是因為中國文化是一個不可放棄的好武器，我們不能把任何可抓的武器留給敵人。若能從中國文化的研討中推出中國文化中本有自由民主的因子，豈不更好？”李敖笑著搖搖頭，表示不敢茍同。
徐復觀又說：“從內心講，我極不希望你被抓起來。”
李敖說：“抓起來就抓起來！我認倒霉！可是我一旦被抓起來，從當局、國民黨，直到你們這些跟我打群架的文人，都要背上惡名，背上害賢之名，背上迫害青年之名，看你們失不失立場！看你們覺得劃得來劃不來！如果你們不在乎有傷‘令譽’，我絕不在乎坐牢！大家如果玩得不漂亮，硬要給世界人士看笑話，大家就走著瞧吧！”文 /金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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