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湖北籍的思想家徐復觀先生是“勇”者型的現代新儒家。說他“勇”，一來是與唐君毅先生之“仁”，牟宗三先生之“智”的性格特征相對照，二來是標舉出他的縱橫學術與政治之間、文化上的傳統主義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之間的特殊經歷和承擔精神。
抗戰時，他曾經進入政治中樞——蔣中正侍從室，又當過蔣總統的隨從秘書，后有過陸軍少將軍銜。1949年，他厭惡國民黨政治，脫離政界。正因為有這樣的經驗，特別是對蔣某人的真面目的深切了解，他的筆下批評專制政治尤為傳神，真可謂鞭辟入里！
《兩漢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紀70年代陸續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時他已是七十歲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是《兩漢思想史》的背景篇，后兩卷是正篇。
徐著《兩漢思想史》的鮮明特點是：
第一，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徐先生著力檢討中國傳統政治，批判一人專制。在《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制政治的成立》、《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等長篇專論中，徐先生從制度上詳考了中國專制政體的形成與演變，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壞的過程，不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劃了專制者的心理狀態。他說：“一人專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認的客觀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時的便宜而棄之如遺�！薄耙蝗藢Ｖ�，需要有人分擔他的權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擔他的權力。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則是出于由一人專制自然而然所產生的狂妄心理，以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臨于兆民之上，便幻想著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這種無可倫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現�！保ǖ谝痪恚�153頁。）當然，在我們看來，專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決定政冶結構的關鍵尚不在此。政治、經濟資源配制的狀況，軍事的壓力，財產與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問題，是制度建構與政治架構修正的主要原因。
錢穆（賓四）先生對漢代政治的描述與評價（請見《國史大綱》），與徐先生大相徑庭。錢穆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指出漢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專制政治，在制度建設上奠定了中國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負面。按錢穆的看法，秦漢以降，中國傳統社會使平民通過教育可以參與政治的機制，特別是有“考試”與“銓選”制度為維持政治紀綱的兩大骨干，溝通社會與政府，則不可以對兩千年歷史一言以蔽之曰“專制”、“黑暗”。徐先生曾經老實不客氣地著文批判錢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圣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鳴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保ㄐ煳囊娕_灣《華岡學報》1979年第8期）
徐錢間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學者。讀《兩漢思想史》，我們處處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結。蕭公權先生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保ㄒ娛捴聝�，第947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千余年，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造”。而徐復觀先生則充分論證了周室宗法封建解體的原因、過程與秦漢專制政體的形成演變問題，乃至中國姓氏的演變與社會結構、專制政治與宗族的關系等。請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準確的，是中國古代的原始涵義，而我們現在習見的“封建社會”概念是不準確的，是西方史的涵義，類似于徐著中的“專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與上一個問題有關，徐著特別重視知識分子問題。第一卷有《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的專論，第二卷有關《呂氏春秋》、陸賈、賈誼、《淮南子》與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等思想的論述，第三卷有關《韓詩外傳》中士的立身處世和“士節”的強調，及有關太史公在《史記》中所表現的史學精神與目的的論述，都涉及到知識分子問題。徐先生說：“若不能首先把握到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于不了解兩漢的知識分子。若不對這種壓力感的根源——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及在此種政治下的社會作一確切的解析、透視，則兩漢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將成為脫離了時間空間的飄浮無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確切意義�！保ǖ谝痪�，第167頁）西漢知識分子為什么反秦？反秦實際上即是反漢。為什么喜歡《離騷》？那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處境與心境之自況。司馬遷的“意有所郁結”的感憤之作，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等等，都是壓力之下知識分子對命運、遭際的情感抒發。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這一專論中，徐先生不僅考察了“史”的原始職務，與祝、卜、巫的關系，尤其論述了史職由宗教向人文的演進，宗教精神與人文精神的交融。優秀的史官，實際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來執行他的莊嚴任務的。這就是一種“書法”�？鬃淤潛P的“古之良史”董狐和為了寫出“崔杼弒其君”而犧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繼的史官即是明證。徐先生說：“這不是西方‘愛智’的傳統所能解釋的。因為他們感到站在自己職務上，代替神來做一種莊嚴的審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保ǖ谌�，第143頁）全書對漢代優秀知識分子以理想指導、批判現實政治的研究，甚有獨到之見。這也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入世關懷、政治參與和不絕如縷的犧牲精神。
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以價值理念指導、提升社會政治。請讀者讀一讀本書二卷《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第五節有關劉向針對現實政治、突破現實政治的理想性的討論和第六節“以士為中心的各種問題”以及《賈誼思想的再發現》第五節“賈誼政治思想中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從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緣由�！耙悦駷楸荆悦駷槊�，以民為功，以民為力，一切過失，都由君與吏負責，決不能諉之于民。”（第二卷，第85頁）徐先生特別肯定“政治以人民為主”的觀點，又善于發掘傳統政治思想的資源，沒有陷于今天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某些人的淺薄與狂妄。
第三，學術上的貢獻與嚴謹的學風。徐先生的《兩漢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創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說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過了《韓詩外傳》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今天大量出土簡帛的出現得到照應。我們很遺憾，徐先生寫作本書時，只略為了解了一點點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書《易傳》及儒家與諸子百家的帛書資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簡與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中大量豐富的思想史資料。實際上，孔門七十子后學記述、傳衍的大量資料，在漢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劉向所編書外，尚有陸賈《新語》、賈誼《新書》，乃至《呂覽》、《淮南》等。地下發掘的竹帛與傳統文獻對比，諸如《詩》《書》傳衍世系與家派，詩教、書教、禮教與樂教，思孟“五行”，先秦兩漢心性論問題，都有了更豐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陳說。我們特別注意到，徐先生在沒有獲悉這些新材料時，由于他苦心研讀文獻，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識己見。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據自己的考據工夫，把“五四”以來認為不可信賴的文獻重新加以定位，大膽地加以證實與運用。舉凡有關漢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討論且都有獨到的見解而不肯阿附陳說。他尤其重視孔子人文精神在兩漢的巨大影響，特別是春秋學的問題，禮樂的問題，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論問題的展開等。又如他說，《呂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紀》紀首，其中積淀了漢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觀，又規定了影響了兩漢學術與政治。他認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學大系統是當時專制政治趨于成熟的表現，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現實政治，力求限制專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從本書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嚴謹扎實的學風，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資料的考證、解釋、批評上，他有識見，有眼光，他堅決反對浮光掠影、投機取巧。這在學風浮躁的今天尤有意義。
衷心感謝華東師大出版社以精美的款式、裝楨，推出了徐先生的《兩漢思想史》，據責任編輯陳麗菲女士告訴我，本書新版不僅形式很美，尤其是在內容上，訂正了臺灣原版本的一些錯訛，包括作者之誤和手民之誤等。這是因為該社延請了專家陳克艱、秦榛二先生做特邀編輯，做了大量的核校工作。我知道陳克艱教授的功夫，由是更相信此書新版的非同尋常的價值。
2002年4月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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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890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