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的重要典籍為闡述對象的經學，是中國古代傳統學術文化的核心，對中國社會政治、倫理、文學、藝術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十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令人欣慰的是，經學研究在中國內地走過長期式微的曲折道路之后，近些年來又活躍起來，學者們關于經學研究的論著日益增多，研究的內容和視角也與時俱進。新觀點、新見解不時涌現，除整理發掘各種文獻史料外，一些新出土的文物——馬王堆帛書、郭店竹簡也被運用到經學研究當中，這些都有利于經學研究的發展和深入。事實上已往和當前的經學研究確也存在不少難點和爭論。諸如經學究竟產生形成于何時？經學發展的歷史分期應如何斷限、各個時期的經學有何特點？經學發展演變過程中有哪些派別、漢代是否有經今古文學派之爭？如何界定“今文”、“古文”、“今學”、“古學”、“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等概念的內涵，互相間又有何關聯？等等。對這些問題都應在寬松、和諧、生動、活潑的學術氛圍中開展討論。也只有這樣，經學研究才能進一步深入。正是基于如上考慮，我選擇了《經學及晚清“經今、古文學分派說”之爭議》這樣的題目。主要是想就自己在拜讀了李學勤先生發表在2001年《中國學術》總第6輯上的《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一文后，就一些尚未明白的問題求教于學勤先生及研究經學的方家。
李先生在《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言簡意賅，對經學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之見。如“經”與“經學”產生與形成的時間，他提出：“不少人討論‘經’和‘經學’，認為‘經’的形成較晚，在孔子之后；‘經學’更晚，晚到漢代才出現，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另如，對于經學史上長期流傳的關于漢代經今古文學分派之說，李先生認為關于漢代有經今古文學派之說，主要是晚清廖平在其《今古學考》中提出的，而后康有為在其著作中進一步闡發，遂“在社會上得到廣泛流傳，長期以來，已經成為經學史上的常識，而且還滲透到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中去。然而，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慮漢代經學所謂今文為一大派，古文為另一大派的觀點。”李先生文中還就廖平立論的根據——許慎的《五經異義》作了駁難。李先生作為當代有很高學術地位的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思想史專家，其論一出，旋即引起較大反響。輿論媒介認為是“對清代以來經學研究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挑戰”，但以我目前的認識和理解尚難贊同。同時，我還注意到學界前輩錢賓四先生在其所著《國學概論》與《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就兩漢經學今古文分派之說，也早曾提出與學勤先生相類似的觀點。錢先生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收錄了其所寫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周宮著作時代考》等四篇鴻文。其在該書《自序》中說：“此四文皆為兩漢經學之今、古文問題而發。其實此問題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協學術界，幾乎不主楊，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在。而夷求之于兩漢經學之實況，則并無如此所云云也”。可見，錢先生認為兩漢經學本無今、古文兩派之爭的事實。而之所以有這種說法，完全是由于清儒出于門戶之見，“其先則爭朱、王，其后則爭漢宋。其于漢人，先則爭鄭玄、王肅，次復爭西漢、東漢，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在門戶之見的支配下，“縋之愈幽，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謂前漢古文諸經，盡出劉歆偽造，此則斷斷必無之事也”。而造出“斷斷必無之事”者，“曰廖季平、曰康有為。康著《新學偽經考》，專立劉歆偽造古文經之說，而廖平之《今古學考》，剔決益細，謂前漢今文經學十四博士，家法相傳，道一風同”。錢先生認為這些說法全然與事實不符，多不可信。錢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學術界的重鎮和大家，他們的看法尤值得重視和認真考慮。
漢代經學是否有今、古文之分派與斗爭，它究竟是客觀存在，還是由廖平主觀制造，再由康有為推波助瀾，以致于以訛傳訛，“成為經學史上的常識”呢？此乃經學史研究中必須弄清之問題。我經過反復思慮，仍認為漢代確有經今、古文學派的存在與斗爭，盡管廖平與康有為站在今文經學家的立場上，有很深的門戶之見，他們的一些具體論說，或出于門戶成見，或出于政治斗爭需要，確有不科學、不準確之處，如廖平的《今古學考》認為許慎的《五經異義》乃“是古非今”，經今、古文兩派都“師法森嚴”，就不夠準確，顯得籠統。再如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所謂“古文經皆出劉歆偽造”也很難成立，對此錢先生曾列出其28點不通之處，很有說服力。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兩漢本不存在經今、古文之分派及論爭，此說全然出于廖、康的制造。
我很同意一些經學史中的論述：漢代經學是儒家經學的確立階段，先秦時期雖已有儒家典籍，并有“經”的稱謂，但儒家的學說與思想還只是在“百家爭鳴”中主要的一家，并不在各種學說中居支配地位。因而，先秦還只是經學的醞釀和初生期。儒家經學只有到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典籍被立于學官，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后才得以正式確立。因而，漢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中有其更重要的地位。漢代經學既上接先秦儒學，又下啟漢唐經學注疏之風。同時，清代的乾嘉考據學及晚清的今文經學，也分別繼承和援引了東、西漢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思想資料與特色。
漢代之所以出現經今、古文學，首先是由于漢代緊接秦末，受秦始皇焚書的影響，先秦時的儒家典籍，或被焚、或殘缺。漢代朝廷曾多次征集先秦時的舊書，征來的舊書或由存世的老儒憑記憶口授而用當時流行的隸書刻寫（即今文）；或從孔氏舊宅墻壁中發現，或來自民間舊時的隱藏，此二者乃用先秦時期的篆書寫成（即古文）。由于文字之不同，儒家的典籍便出現或今字、或古字不同的版本，這是產生今文經與古文經最早的前因。關于“今文”與“古文”的概念，在《史記》與《漢書》中屢見不鮮。盡管學術界對今文、古文有不同的解釋，今文經與古文經也不能絕對以文字劃分。但西漢初年的經書，存在不同的字體，且是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形成的導火線卻是不爭的事實。
西漢時雖有今文經、古文經的客觀存在，但當時并無今、古文學之爭。只是由于武帝時將儒家定于一尊，并立五經博士，如《漢書·儒林傳》所載：“《書》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另有文、景時的申公、韓嬰、轅固生等皆以《詩》立為博士，即所謂的《魯詩》、《韓詩》、《齊詩》。這些立于學官的博士都是今文經學。經和經師被列于學官、定為博士，即和功名利祿聯系在一起。于是說經者日多，經說也益密，遂之對各種經說也產生了歧義。朝廷為整齊劃一各種學說，漢宣帝曾在石渠閣會集諸儒論《五經》異同，最后由漢帝稱制臨決，再將有關經師立為博士。于是，各個經師為爭立博士，愈來愈講究傳經的“家法”，章句之學日興。這樣各經之不同就不僅僅是文字之別，而更多地表現在對經書內容和思想的不同注疏與闡釋，進而按經書的源流和特點，逐漸形成具有不同特點的今文經學派、古文經學派。整個西漢時期，被立為學官的多為今文經學，但當時尚無經今、古文學派重大爭論。
經今、古文學之爭起于漢哀帝元年，當時校書秘閣的劉歆爭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皆“古文舊書”的經書列于學官。劉歆還寫了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劉在移書中指責“往者輟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析文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并陳述他所上的“此數家之言，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由是劉歆成為古文經學的首創者，他稱道古文經，抨擊今文經，遂引起經古文學與經今文學的爭論。劉歆的上書，引起已立于學官的今文經博士的激烈反對，并觸犯了當時的執政大臣。漢哀帝曾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而諸博士皆悻悻“不肯置對”。時任大司空的名儒師丹，竟大怒上奏劉歆“改亂規章，非毀先帝所立”。雖然漢哀帝保護劉歆，認為其是“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然而，劉歆卻依然“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又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直到新莽時期，還有主張今文經的學者抨擊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者疑惑”。又據《后漢書·范升傳》記載，作為今文經學家的范升也強烈反對將古文經《左氏春秋》與《費氏易》立學官，認為“《左氏春秋》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這些事例都清楚說明，漢代不僅有經今文學與經古文學的分派，而且相互間有激烈的斗爭。且整個西漢一朝，直至東漢初期，經今文學派始終居官方統治地位，東漢平帝時，曾將《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等古文經皆置博士，但光武中興，旋將上述經書廢除，又立官學十四博士，也均為今文經。
今文經學在流行興盛過程中，愈來愈煩瑣，家法章句愈演愈密，每說一字、解一經，動轍數十萬言，且與天人感應、讖緯之說結合起來，流于神秘誕妄，遂走向沒落。而古文經學，又有自己的優長，解經多長于名物訓詁，典章制度，以重事實考證為特征，不事微言大義。從東漢平帝時古文諸經立于學官，陸續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古文經學家，如鄭興、賈逵、馬融、許慎、鄭玄等。在東漢后期日益興盛。自東漢至隋唐，乃為經學正統。至宋代程朱理學興起，古文經學漸趨衰落，整個經學偏重于心性義理之論。直到清初顧炎武等倡導“舍經學無理學”，主張明辨經學源流，重視文字、音韻、訓詁。經學再呈復興之勢。發展到乾嘉時期，乾嘉考據學大興，說經皆主實證，呈現了“人人賈馬，家家許鄭”的盛況。與之同時，從乾隆中期的莊存與，再倡今文經學，繼有孔廣森、劉逢祿、宋翔鳳為之弘揚。道、咸之后，龔自珍、魏源等援引《公羊》抨擊時弊，倡導經世改革，直到康有為抨擊古文經學，倡導戊戌維新。而作為清代最后一位古文經學家的章太炎則投身辛亥革命。這時的經今、古文學分野，又與社會改革及政治斗爭緊密結合。整個清代學術史，幾乎都貫穿有經今、古文學之爭。
古今許多中國經學史的論著如廖平的《今古學考》、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周予同的《經今古文學》等，都論到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流變與特征。這些論述與評價不過是對歷史上早已客觀存在的此兩大經學流派的概括和總結。由于他們各有自己的經學主張，其概括和論述是否準確，另當別論。尤其是廖平站在今文經學家立場而撰寫的《今古學考》，顯有門戶偏見，但卻不能由此得出經今古文學派之分乃由廖平所杜造。
至于李先生所說的廖平所依據的許慎之《五經異義》，并非像廖平本人所說是“是古非今”，而是“博采今古”，進而說明廖平立論失據，并由此得出漢代并無今文與古文學派的結論，實不足以令人信服。一則其論并不能否認許慎屬古文經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為他曾師事古文經學家賈逵“從賈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他本人在其《說文解字序》中亦說：“其稱《易》孟氏（費氏？）、《書》孔氏、詩《毛詩》、《禮·周官》、《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二則其《五經異義》本身就是為記載西漢與東漢前期經學流派的爭論之作。因作書的主旨所決定，自然要“廣引今古文學異說”，正如清代吳派考據學大師惠棟在其《后漢書補注》中說：許慎在《五經異義》中有“古《尚書》說，賈逵說，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古《春秋左傳》說，今《春秋》公羊谷梁說、公羊董仲舒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等等。許慎雖為古文經學家，但其治學中常擇善而從，或從今，或從古，既不受師說的限制，亦不是很嚴格遵守今古學派的家法，說明其門戶之見不深。稍晚于許慎的鄭玄，甚至混合家法，統一今古文經學，使今古文之爭一度漸趨平息。為此，有人抨擊他混淆今古文家法，也有人稱贊他統一今古文經學有功。由于鄭玄曾向今文經學家何休問學，后來卻轉向古文經學，因此何休指責他“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由此看，雖然有些古文經學家不嚴古今之分，卻不能由此否認客觀存在的今古文學派之分。以此而論，李先生所謂許慎并非“是古非今”，而是“博采今古”，雖然說明了一定的事實，但據此得出“有必要重新考慮漢代經學所謂今文為一大派，古文為一大派的觀點”，今、古文兩派本來就不存在的結論還似難成立。
還應指出，作為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經學，無論是今文經學，或是古文經學，其產生、發展、演變，升降起伏、興盛衰落，除學術思想本身的演變規律外，還常常與所在時期的政治斗爭與社會變革相聯系。我們對有關問題的分析研究，還應綜合考慮社會的各個方面，而不能僅僅從某部著作，如廖平的《古今學考》所依論據、所持論點，是否真實、是否足能成立，便推論其所論述的經今學派與經古學派之分是否確實存在，否則難免失之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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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總編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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