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1932）
推倒一時，開拓萬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虛！
這是近代經(jīng)學家廖平自署楹聯(lián)。“推倒一時，開拓萬古”，好大的口氣！他確
實以大無畏的氣概，將古往今來經(jīng)學史上一切界限和籬樊推得干干凈凈，開辟了一
個沒有門戶之爭、無比廣闊的研究領域；他甚至掃除了學術(shù)史上儒家與百家，甚至
與釋道的區(qū)別，欲建立一個熔三教于一爐、合諸子為一體無所不包的大學問——孔
經(jīng)哲學。這樣大的勇氣，這樣大的構(gòu)想，真是千古一人，曠世宏論！但是，他一生
的努力又常常事與愿違，雖層變其說也不能自適，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于六
次改變自己的學說；他一生尊孔讀經(jīng)的呼號，又恰恰成了儒家經(jīng)學最終退出歷史舞
臺的哀鳴。他——廖平，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經(jīng)學畸人。
一、寂寞農(nóng)家子 苦讀事筆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號四益，繼號五譯，晚號六譯。清咸豐
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縣青陽鄉(xiāng)鹽井灣。卒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中國古
典經(jīng)學的最后一位大師。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隨著“湖廣填四川”的人流遷入四川，
幾經(jīng)轉(zhuǎn)折才定居于井研縣鹽井灣。這里，既無平原沃野之饒，又無川澤舟揖之利，
舉目一片荒涼，滿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后，教育缺乏，自明歷清，了無聞人。廖氏
家族遷入這里，也是“四百年間無顯者”（《廖平年譜》，下引，不復出注。）所
幸人丁興旺，家族頗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農(nóng)耕、商販為業(yè)。直到清朝末年，
才出了個讀書人廖平，一舉成為名儒，光宗耀祖，還給鹽井灣這個俗里俗氣的小鄉(xiāng)
鎮(zhèn)帶來了“研經(jīng)”灣的雅號。
廖平的父親名復槐，號繼誠，為人正直，識字不多，卻深明大義，常常排難解
紛、周人急難，很得鄉(xiāng)親信任。早年為人放牛傭耕，后來年掙月積，在鎮(zhèn)上開了自
己的一家磨房，繼又增開了一家糕餅店，操持著“一擔谷子三斤米，一張薄餅一銅
錢”的小本經(jīng)營。夫人雷氏，是個小腳，但為人嫻靜，精于女紅，紡紗績麻，無所
不通。除了負責一家大小的穿戴，還出售些剩余產(chǎn)品以住家需。這對勤勞的夫婦男
耕女織，早出晚歸，艱難地哺養(yǎng)著6個兒女，廖平就是他們的第四子。日子雖然清苦，
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歲時，連續(xù)兩年天旱，收成銳減，廖家磨坊和燒餅
鋪也難為無米之炊，只好關門大吉。災荒四起，餓殍遍野，咸豐九年（1859）九月
李藍起義自滇入川，鹽工饑民，踴躍加入，川南川西，盡為廝殺之場。井研縣城，
被圍得鐵桶一般，70余日，不得解圍。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據(jù)守山寨；貧苦
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親一肩挑了家當，帶領一家外出逃難；母親背負老五，
懷抱廖平，一路驚驚惶惶，躲躲藏藏，最后來到仁壽縣大愿寨，砍樹割茅，造棚棲
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于對富豪之家張燈結(jié)彩的羨慕，自作燈籠，不慎失火，
一爿茅屋化為烏有。生活異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調(diào)湘軍入川，起義軍退出井研，兵火暫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
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與餅店早已蕩然無存。廖平一家從瓦礫場中拾來殘磚短椽，
壘屋棲身。復東借西貸，得30吊錢。免強重理舊業(yè)。廖平父親吃苦耐勞，母親又善
于持家，三個哥哥也都長成精壯小伙，在廖父的督領之下，這個流離失所的家庭，
居然又紅紅火火地開張起來。廖平因年幼幫不上忙，被送往師塾念書。這也許完全
出于父親需要一個能寫會算的帳房先生的愿望，誰知卻成了廖平成為一代經(jīng)學大師
的開端。
廖平祖上既非書香，為人也不明敏。他天資平平，記憶殊差，每天背課之時，
他總是結(jié)結(jié)巴巴，面紅耳赤，十分尷尬。在科舉填括的時代里，記誦是最基本功夫，
也是許多讀書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領，可是，這個全家勒緊了褲腰帶送來
念書的小學生卻在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為失望，于是令其退學。看見別的
孩子高高興興上學，廖平自然不會甘心。一天，他拿了釣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
虔誠地發(fā)愿說：“如我將來讀書有成，祖宗當保佑我約得兩尾鯉魚。”出門垂釣溪
澗，果然釣得兩尾紅樸樸的大鯉魚，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
也興奮異常。廖父望著還撲騰撲騰彈動的紅鯉魚，認為祖宗真的顯靈，孺子可教，
于是烹魚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牽了廖平再投塾師，請免其記誦。從此廖平讀書
避短就長，專從“思”字上下功夫，從傳統(tǒng)的死記硬背中解脫出來，采用默識理解
的科學方法，這是他一生學術(shù)所以創(chuàng)見獨多，見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為富有特
色的經(jīng)學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來回憶這一轉(zhuǎn)變說：“予素無記性，幼讀五經(jīng)未
完，然苦不能成誦，棄學。師許以不背，乃復從學，故予后專從思字用功，不以記
誦為事。心既通其理，則文字皆可棄，至于疑難精要之處，雖不能通其詞，然亦默
識其意。”（《經(jīng)學初程》）這個釣魚得魚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從棄學中拯救出
來，同時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學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轉(zhuǎn)機，因此他后來為學有
成后，還深情地題其室日“雙鯉堂”，以志紀念。
轉(zhuǎn)瞬之間，廖平已長成十四五歲的少年。這時，廖家娶了兩個媳婦，添丁加口，
廖平又在鎮(zhèn)上開了家茶館。為了平均勞作，廖平再次停學，手持茶壺在茶館里跑堂。
一天，廖平摻茶時不小心將水濺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憑這位斯斯
文文的小茶倌怎樣認錯、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饒不依，羞辱謾罵，糾纏不休。慚愧、
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餒在其中也；學也，祿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
記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訓，意識到一個平民子弟，要改變命運，出
人頭地，必須發(fā)憤讀書、一舉成名。于是在招牌上大書“我要讀書”四字，憤然離
去。家人得知，四出尋找，結(jié)果在一座破廟中找到了他，人們發(fā)現(xiàn)他兀自一人在那
里捧書苦讀。諸兄大為感動，一起勸廖父讓他重修學業(yè)。此后諸兄自動延長勞動時
間，以代替廖平。母親則在每餐應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積少成多，以供“束修”。
親人們無私的奉獻，令廖平感動不已，為學更加勤奮。為了避免人事的煩擾，他把
被蓋搬入廟中，象個苦行僧一樣，孤館清燈，四季不倦。為防惰心，他常將自己死
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課桌。一次，廟僧饋贈玉米餅，外搭一碟紅糖，廖平目
不離書，且蘸且食。吃完后，和尚出來收拾盤碟，見他滿嘴墨污，一盤紅糖卻絲毫
未動，而墨盤卻被他醮食得干于凈凈了。16歲時，娶妻李氏，逢年過節(jié)，小夫妻回
娘家，夫人小腳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開一段距離后，取出書籍閱讀，等夫
人趕到，再如法炮制。其意其專，一至于此！
鹽井彎鄉(xiāng)窮地僻，缺乏書籍，借讀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羅放佚，克
服缺書少紙的困難。他在廟中讀書時，常有一些老人來廟里焚化字紙，以“積陰德”。
廖平常上前幫忙，若發(fā)現(xiàn)有可讀之書、可用之紙，他就揀出留下。就這樣時時處處，
點點滴滴，日積月累，使他在四書五經(jīng)之外，又增加了許多旁的內(nèi)容。后來在關鍵
時刻，這種旁門學問還幫了他的大忙。
二、執(zhí)禮尊經(jīng)兩師長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季節(jié)里，
廖平同一隊隊希望實現(xiàn)“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夢的莘莘學子，擔著行囊趕
考來了。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參加院試，考秀才來了。以廖平的學識而論，早該中
秀才了。然而考試場中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應考準備是否對路、精神狀態(tài)和臨場發(fā)
揮的好壞以及考官的賞識與否，都對金榜題名有著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項運轉(zhuǎn)失靈，
都會使考試功敗垂成。因而歷史上有許多飽學之士常常是科舉場屋的失敗者。加之
科舉考試自明朝定為八股文取士以來，形式僵化，死記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討厭的。
因此，兩年前的初次考試，已使他嘗到了失敗的滋味，于今憶起還惴惴不安。不過，
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換了務實學的張之洞。張氏其人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
響的洋務派首領，不過那是后話，他此時正以新任學政的身份蒞臨四川主考。廖平
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們，有位道臺父親、狀元哥哥，自己也是一甲探花及第。廖平
還知道他為學主通經(jīng)，“通經(jīng)根抵在通小學”。憶及往年在廢紙敗簏中揀來的那本
破舊的《說文解字》，廖平不禁當下心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臨場答卷，廖平
不僅將近年來精讀的宋人的議論，洋洋灑灑，盡情發(fā)揮，而且把壓在記憶深處的
《說文》釋義，也搜腸刮肚地搬進文中。于是乎，在講求義理、議論英發(fā)的宋學風
范下，又蘊藏著明乎訓詁、學有根低的漢學家法。得意寫來，小心交上。不料疏忽
處犯了八股大忌，將破題兩句寫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廢紙簍中。也是
他廖平時來運轉(zhuǎn)，主考大人檢閱落卷，剛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見其出語不凡，又
兼頗知小學，大合自己“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的心意，一時高興，將廖平拔
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從廢紙簍中趴出來，成了榜首秀才。張之洞這一個“高
興”竟成了識驥伯樂，成為廖平終身感戴的恩師。
光緒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參加科試，廖平又雜以文字學知識，大蒙
張之洞矜賞，被選調(diào)尊經(jīng)書院學習，享受公費待遇。尊經(jīng)書院，是今四川大學的前
身，由張之洞組建于光緒元年。這是一所對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業(yè)起過重要作用的
高等學府，論者常把它與文翁石室相提并論。四川自西漢文翁創(chuàng)辦石室以興郡學以
來，人文蔚然，素有人杰地靈之譽。兩漢辭賦，唐宋文章，天文歷法，大易玄機，
蜀學常常卓出震響，飲譽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學人除時文
制藝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處西南一隅，消息閉塞，風氣不開，于是士風
日下，蜀學一蹶不振。張之洞督學四川，創(chuàng)辦尊經(jīng)書院，雖難免封建官僚標榜風雅
的私心，但從客觀效果看，也確實起到了作新人材。改變風氣，重振蜀學的作用。
張之洞在《創(chuàng)建尊經(jīng)書院記》中述其辦學宗旨曰：“誠欲諸生紹先哲，起蜀學也……
輾轉(zhuǎn)流衍，再傳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張之洞為書院訂章程，立
制度，購圖書，延名師，嚴嚴整整，蔚為壯觀。還從各府縣學抽調(diào)高材生百人，肄
業(yè)其中，書院頓時成為全蜀矚目的高等學府。廖平就是這個學府中第一批高材生。
事隔60年后，龔西臺說：“清朝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學者如林，四川獨無一人列
入著作之林，可謂大恥。自尊經(jīng)設立，人材輩出，廖先生龍出乎其類！”實為至理
明言。
在尊經(jīng)書院里，廖平再無衣食之憂、缺書之苦。那里環(huán)境幽靜，藏書豐富，對
于廖平，真是如魚得水。他生活簡樸，身穿母親織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
飯也舍不得買菜，將公俸膏火省下帖補家用。在學業(yè)上卻從不落人之后，兢兢業(yè)業(yè)，
如饑似渴。凡書院所藏，他都精讀三遍；在市上遇上好書，必節(jié)衣縮食購置；若遇
他人私藏善本，也盡量好語借回，口誦心記，有時還抄錄留存。勤學和善思這一對
“風火輪”，載著廖平迅速地向“為天地立心，為往圣繼絕學”的殿堂挺進。
入尊經(jīng)書院前，廖平獨愛宋玉子[注]書和唐宋八大家文[注]，
學的主要是些義
理文章。進書院后，張之洞以紀阮兩文達[注]之學相號召，并親撰《書目答問》、
《囗軒語》指導諸生，要諸生從目錄學入門，以文字學為根基，由小學通經(jīng)學，由
博而返約。這使從前盡記些“起承轉(zhuǎn)合”、“之乎也者”的土子們，頓覺耳目一新，
“于是穎異之士，如饑渴之得美食，數(shù)月文風丕變，遂沛然若決江河……人人有斐
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這些“穎異之士”中的佼佼者。在進入尊經(jīng)書院的頭幾年
里，廖平系統(tǒng)攻讀了《說文解字》、《爾雅》等訓詁之書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覺得
字字有意，遠勝唐宋文章。于是將心得寫成《爾雅舍人注考》、《六書說》、《榮
波既諸解》、《上冠禮以摯見于鄉(xiāng)大夫、鄉(xiāng)先生解》等考據(jù)文章，載人《蜀秀集》
中。遂成為張之洞鐘愛的五大弟子之一，與張祥齡、楊銳、毛瀚豐、彭毓嵩同號
“蜀中五少年”。
不過，廖平并沒有沿著恩師指定的乾嘉考據(jù)之學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個思
維型腦袋，為學善思，注重獨立思考，由思進而養(yǎng)成好疑的勇氣。通過進一步學習，
他逐漸發(fā)現(xiàn)考據(jù)之學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點，考得枝葉而丟失了義理。認為：
“經(jīng)學自小學始，不當以小學止。”（《經(jīng)學初程》）在打下小學基礎后，他不甘
停留于小學考據(jù)。于是取諸子百家之書讀之，又覺義理繁富，別有洞天。廖平為學
又從小學上升到明理通經(jīng)的義理之學。后來他回憶其事說：
予幼篤好宋玉子書及八家文。丙子（1876）從事訓詁文字學，用功甚勤，博覽
考據(jù)諸書。冬間偶讀唐宋人文，不覺嫌其空泛，不如訓詁書字字有意。蓋聰明心思
至此一變矣。庚辰（1880）以后，厭棄破碎，專事大義，以視考據(jù)諸書，則又以為
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取莊、管、列、墨讀之，則乃喜其義實。是心思聰
明至此又一變矣！（《經(jīng)學初程》）
尊經(jīng)書院時期，對廖平學業(yè)影響最大的另一位恩師是王闿運。闿運是當世名士，
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詞章，品學皆優(yōu)。張之洞創(chuàng)辦書院，剛具規(guī)模，便于光
緒二年（1876）十月離任回京。書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誘以出人材的工作，則是
由王闿運完成的。王于光緒五年（1879）來任山長（院長），當時書院已缺主講兩
年，王的到來，對于書院諸生，無異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諸生喜于得師，勇于
改轍，宵興旦輟，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與“五少年”之一的張祥齡常
常向王闿運執(zhí)經(jīng)問藝，每至夜深。初時，闿遠見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氣，不善言
辭，對他不甚重視。后見他為學勤奮，見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為至交。春秋
佳時，師徒數(shù)人常郊游覽勝，風流倜儻；若或?qū)W業(yè)有成，更是師徒同樂。這些都常
見于王閣運那臉炙人口的《湘綺樓日記》之中。光緒五年六月，廖平與同學八人從
闿運出游，《日記》中曰：“從曾園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聽
雞鳴。”同年九月，廖平等報考舉人，《日記》說：“今夜放榜，與季平坐談至三
更，季平醉去，余就寢。半覺聞炮聲，起披衣，未一刻，報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
十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決可望者。…頃之，季平等入謝，已雞鳴矣。談久，乃
還寢。”幾天后，王率新科舉子出南門，訪百花潭，公宴于二仙庵。諸生題名志喜，
王題詩其后：“澄潭積寒碧，修竹悅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云林。”文章風流，
極一時之盛。
王闿運前前后后在尊經(jīng)書院執(zhí)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離受學7年。7年中，王對廖
平厚愛獨多，廖平在學業(yè)上也受王影響至深。王闿運為學主今文師說，廖平也從今
學入手，并終身保持以今文學為主要歸墟；王當時主治《春秋》學，認為“《春秋》
擬《易》而作，圣人之極功，終身研之而不能盡”（《王香綺年譜》），廖平也從
《春秋》著手，一生以《春秋》學著作最多；王以禮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禮制
區(qū)別今古同異，后來劉師培稱贊廖平“明于《春秋》，善說禮制”的兩大特點，幾
乎都來源于王闿運的影響，當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趨，恪守師法，唯老師馬首是瞻。
當時王主治《春秋公羊》學，撰《公羊春秋箋》；廖平則專攻《春秋谷梁傳》，屬
稿《谷梁春秋古義疏》。他思維明敏，時有新論，從不蹈襲舊說，無論出自前賢古
人，或是近人恩師，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見。這不僅讓嚴謹?shù)?
古文經(jīng)信奉者張之洞大為惱火，屢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相戒；就是為學比較
靈活圓通的王闿運也不無擔憂。王闿運在離川與友人書中說：“此來居然開其風氣，
他日流弊，恐在妄議古人”，“廖（平）劉（子雄）明慧，深淺不同。而兼并輕躁，
因時箴之、以進大道，則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說廖平“每變愈上，不能自止，蓋
其意在勝湘潭。”廖平本人對這種諸難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實，非求勝人，但
不能調(diào)青不能勝藍也。”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當仁者不讓于師，廖平可謂兼有
之矣！
三、推倒一時 開拓萬古
光緒十二年（1886），王闿運攜眷離蓉，結(jié)束了他總領巴蜀風騷的生涯。廖平
也學成高院，主講于井研來鳳書院。這年廖平《今古學考》出版，開始其經(jīng)學一變。
在書中，廖平以禮制區(qū)分經(jīng)今古文學，認為古文學是孔子早年“從周”之學，今文
學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學。其善別今古，被譽為“魏晉以來，未之有也”。書出
之后，大江南北，老師宿儒，同聲稱贊。他經(jīng)學功底深厚，門徑明晰，一代經(jīng)學大
師的形象已呼之欲出。這年，廖平還擬定《十八經(jīng)注疏凡例》，欲建立一個有別于
傳統(tǒng)《十三經(jīng)注疏》的“蜀學”體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義疏》11卷，以
《王制》為綱領，專門發(fā)明漢人古義，使千載墜緒得以發(fā)揚光大，成為一部足以取
代晉人范寧《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于十二經(jīng)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無書，
廖平此書正可填補空白。廖平對此書也頗為自負，相傳張之洞為山西巡撫，廖平曾
去探望，席間論及學問，自矜曰：“倘使《谷梁》書成，不羨山西巡撫！”為張所
壯。少年得志，遂發(fā)宏愿，除了要遍注十三經(jīng)外，還欲將《大戴禮記》、《國語》
升格，將《王制》、《大學》、《中庸》獨立，合成十八經(jīng)，統(tǒng)統(tǒng)新注新疏。可惜
這個計劃后來沒有實現(xiàn)。
他生性沉靜善思，好立新說。當人們還津津樂道其舊說時，他已改轍更說，放
棄甚至反駁了自己的舊說。廖平在光緒十二年剛剛完成一變，次年就開始了他的經(jīng)
學二變，從平分今古轉(zhuǎn)而為尊今抑古，認為古文經(jīng)是劉歆等人篡亂的偽學，只有今
文經(jīng)學才是孔子真?zhèn)鳌H隔三年，他已分別寫成了《知圣篇》、《辟劉篇》兩部書
稿。光緒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進士。當授知縣，以親在蜀，請為龍安府學教
授。在回家途中，他東訪王闿運于天津，南見張之洞于廣州。途經(jīng)蘇州時，順道造
訪曲園，拜見俞樾，俞樾熱情稱贊《今古學考》為“不刊（不朽）之書”。誰知廖
平并不熱心商談今古之分，卻用尊今抑古之說執(zhí)問俞樾，面對這位大肆貶斥古學的
后生，使他這個以許鄭之學[注]自任的古學大師瞠目結(jié)舌，不知置對。八月，廖平
南達廣州，駐在廣雅書院，張之洞又向他重申“風疾馬良”之誡，可見老師對他的
新說肯定不會高興。不過，廖平此行自有其扭轉(zhuǎn)乾坤的歷史功績，那就是他的尊今
抑古說對康有為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康有為后來成為戊戌變法的首領。可是此時此際，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講于
廣州長興學舍。他博聞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說經(jīng)，早先本崇奉古文經(jīng)，酷
愛《周禮》，當時正取材《周禮》作《政學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塵，從
《周禮》中找出救國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禮》這部先秦舊典，盡是設官分職的宏
規(guī)大矩，卻沒有一星半點微言大義，于是穿鑿殊難，附會不易。因此他的《政學通
考》，雖屬稿有時卻迄未完成。光緒十四五年間，他從沈子豐處得讀廖平《今古學
者》，十分佩服，“引為知己”。聽說廖平市游羊城，遂要約黃季度一同來廣雅書
院訪問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熱，綢鳴蟬噪，令人心悶。然而這三個年輕人卻并不覺得，
他們手搖折扇，口談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廣雅書院的林蔭小道上，人人都有相
見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處，取來《知圣篇》、《辟劉篇》兩書稿本相贈。
這兩本書立論實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蘇州時，他曾
以其中個別問題問于俞樾，見這位博學的古學大師也不能置對，于是始自堅新說。
及至廣州，見康有為是個知己，才將全稿出示于他。不料康有為也不能接受，“馳
書相戒，近萬余言”！斥責廖平“好名騖外，輕變前說”，禁告他“急當焚毀，否
則入籍”！廖平谷以面議后“再決行止”。廖平回訪康有力于廣州安徽城南會館，
反復曉以“秦焚書未亡六經(jīng)”，證明今經(jīng)為全，后出古經(jīng)為偽，結(jié)果“兩心相協(xié)，
談論移晷”（《經(jīng)話甲編》卷2）。康有為見抑古之說便于推倒陳規(guī)陋習，掃清改革
道路；尊今說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論，于是翻然頓悟，“乃盡棄其舊說”，
改崇今文，棄《周禮》而治《公羊》，于是成為近代《公羊》學大師。熟知這一公
案的康氏弟子梁啟超說：“有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并研（廖平），
不可誣也”（《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即其證明。
廖平離開羊城至武漢，再轉(zhuǎn)江輪四川。康有為則將半部《政學通考》的殘稿鎖
進抽屜，在《辟劉篇》的指引下，督課陳千秋、梁啟超眾位弟子，日夜網(wǎng)羅材料，
運用目錄、版本、校勘等知識，以及大膽假設、穿鑿附會的技巧，在廖平還盤桓于
入川途中之時，一部循《辟劉》旨意寫成的《新學偽經(jīng)考》已倚馬成書，洋洋灑灑
40萬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動”！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寫成的
《孔子改制考》也著成問世。數(shù)年彈指過，而廖平的兩本書卻仍是草稿一卷。直到
光緒二十三年（1897）《辟劉篇》才改訂后以《古學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
圣篇》，則因“借讀者眾”，連手本都佚失了，后來還是根據(jù)廣雅書院傳出本的轉(zhuǎn)
抄本，訂正后于光緒三十年（1904）刊出。對此，知情者徑謂康有為“剽竊”（章
太炎），“康學出于廖”（皮錫瑞）；不知情者單從他們著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
認為康有為是獨創(chuàng)（錢玄同、張西堂）。因而成為學術(shù)史一大公案。
“二變”既成，廖平將拾級而上，更尋新的進境了。當時，“兩考”風靡一時，
尊今抑古之說，遍及大江南北。維新人士更以“兩考”為理論依據(jù)，沖決歷朝陋習，
力倡變法維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錫瑞、顧頡剛、錢穆等數(shù)人知道廖康公案的
實情外，廖平的發(fā)明權(quán)卻少有人知。況且，廖平書僅以讀書心得的形式著為經(jīng)話，
卻缺乏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科學實證，可是，康有為卻以天縱之才，借門徒之力，糾
合各類材料，運用各種手段，洋洋灑灑，滔滔雄辯，大有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
亡之勢。廖平讀了也敬從心起，屢稱其“巍然大國，逼壓彈丸”。相形見絀，容不
得廖平不考慮“別構(gòu)營圖”，另起爐灶了。于是廖平又進入了學術(shù)三變時期。
“三變”講小大之學，小指小統(tǒng)，大指大統(tǒng)。《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
為小；《周禮》土圭三萬里，于制為大。“二變”尊今抑古時，凡《周禮》與《王
制》制度不同處，廖平皆指為劉歆偽纂，作《周禮刪劉》。后讀《大戴禮記》、
《管子》諸書，《周禮》制度皆能符證。概斥《周禮》大制度為偽，于心不安。他
認為：“《王制》、《周禮》，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國二千年學術(shù)政治，實受
其害；合之兩傷，甚于洪水猛獸。”（《四變記》）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體系，前
人企圖將兩者牽合起來，常常此牽彼掣，進退失據(jù)。戊戌（1898）年廖平主講于資
中藝風書院，一日讀《詩·商頌·長發(fā)》“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認為
“球”即地球，“共”即“貢”。又聯(lián)想到《尚書·顧命》“天球河圖”之說，緯
書解“河圖”為九州地圖，于是悟“天球”為天圖，“小球大球”為地圖，先“小”
后“大”，即由內(nèi)推外之意（《五變記》）。于是認為經(jīng)學中原有大、小兩種制度，
小制度即小統(tǒng)，是以《王制》為代表的今文經(jīng)學，主治中國；大制度即大統(tǒng)，是以
《周禮》為代表的古文經(jīng)學，主治世界。遂將大統(tǒng)學說寫成《地球新義》。
“小大之學”不講古文真?zhèn)蔚膯栴}，甚至還把古學抬到高于今學的地位，這難
免有阿附古文經(jīng)學之嫌，因而梁啟超說他是“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清
代學術(shù)概論》）的結(jié)果。“小大之學”又以戊戌年為起點，又有逃避戊戌政變危機
之嫌，于是梁啟超又說“戊戌懼禍支離之也”，并說“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
習焉不察，即如范文瀾、新《辭海》之論，都無不受其蠱惑。其實這些說法是大成
問題的。
誠然，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曾讓宋育仁捎話給廖平：“風疾馬良，
去道愈遠。解鈴系鈴，惟在自悟。”并責令他改訂經(jīng)學條例，不許再講今古學及
《王制》，不許再攻駁《周禮》，廖平“為之忘寢餐者累月”！張之洞捎話有之，
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風疾馬良，去道愈遠”告戒廖平一樣；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
他并未因此改變觀點。這從以下兩個事實即可證明：一是他在給宋育仁的信中，表
達了對恩師張之洞的強烈不滿：“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經(jīng)而全新
之，其事甚勞，用心尤苦，審諸情理，宜可哀矜。若門戶有異，則學問之道，何能
圍以一途？至人宏通，萬不以此！反復推求，終不解開罪之所由。”當年尊經(jīng)書院
時期，曾讓廖平心悅誠眼的張之洞給他規(guī)劃的樸學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現(xiàn)在
以這樣抵觸的情緒，要他完成改輒易張、別創(chuàng)新論這一艱巨工程，簡直是不可想象
的。雖然他在給張之洞書中陳辭委婉，但是事實上他并沒有改變什么，即以對康有
為“兩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劉篇》二稿論，廖平不僅沒有改變基
本觀點，反而多處援引康說來證成己見。那么，張之洞捎話對他廖平學術(shù)的影響力
亦可知矣。
至于“戊戌懼禍”之說又怎樣呢？如前所述，廖平將新悟出的“大統(tǒng)”之說寫
成《地球新義》，其書屬稿遠在政變之前。據(jù)《廖平年譜》記載：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1898）廖平在資州知州鳳全宴上，得聞北京政變的電訊，知其同學楊稅、
劉光第被害，悲不自勝，俯首伏案。隨即有門人從重慶捎信說朝廷株連甚廣，外間
盛傳康學出于廖，要他焚毀所著有關各書。于是門弟子一齊舉火，將新書《地球新
義》也一道燒掉了。可見，大統(tǒng)之學成于政變之前，當時維新派正步步高升，節(jié)節(jié)
得意，根本無禍可懼！況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議，平生同情變法，一生行跡言論，
未曾改變。由此可見，所謂“賄逼”、“懼禍”之說，皆誣枉不實之詞[注]！
“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廖平自己為學日益更新和精進不已。早在張之洞捎
話前十年（即光緒十二年）作《經(jīng)學初程》已聲稱：“惟心知其意，則百變不窮”。
甚至說：“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至二十年不變，便是棄材！”他光緒九年
（1883）完成“一變”，光緒十三年（1887）開始“二變”，至戊戌之年（1898）
已歷時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變”的期限了。況又有康有為“兩考”的“逼
壓”。無論是主觀愿望還是客觀形勢，都逗得廖平必須做新的學問，進行新的探索
了。
廖平的經(jīng)學思想，不僅在張之洞在世時歷經(jīng)一變、二變、三變，而且在張之洞
作古之后，還發(fā)生了四變、五變、六變。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民國六年（1917）
是廖平經(jīng)學四變時期。這時廖平避開經(jīng)學史上聚訟已久的今古文問題，專門分辨天
學和人學。認為孔學之中，不僅有治中國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學（即。人學”），而
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來世界的“天學”。從此后，廖平治學，不分家法，不講今古，
甚至打破經(jīng)學、子學與乎宗教神學的界限，欲建立無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經(jīng)
哲學”體系。于是乎，以前被儒學斥責的“詭怪不經(jīng)之書”，道家釋氏之典，無一
不是孔學中天學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圣，古今一人。
民國七年（1918）是廖平經(jīng)學開始五變時期。這時他為了尊大孔子的絕對權(quán)威，
認為不僅六經(jīng)都是孔子所翻所作，連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書所稱“孔氏古文”者
是也（《文學源流考》）。
民國八年（1919），廖平65歲，在成都作四川國立專門學校校長。此時的他，
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兒孫滿堂，過著一種“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
游于藝”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場突然降臨的病魔——中風，打破了廖平恬靜
的生活。從此，他“言語蹇澀，右手右足均拘攣，行動眠食非人不舉矣”。為他的
日常生活和學術(shù)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幸好腦子尚靈、思維朗切，他仍然咬緊牙
關用左手一筆一劃地從頭練習寫字；口齒不清，他就讓長孫廖宗澤板書和翻譯……
至今尚留下許多由廖平口授的著述，有的書上還留有他手書的遺跡，那蒼涼勁拙的
斑斑墨跡。于今讀來，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國十一年，廖平辭去校長任，繼而回井研，平安地度過了八年的鄉(xiāng)賢聞人生
活。久病成良醫(yī)。在廖平患中風后的歲月里，他轉(zhuǎn)而習醫(yī)，有醫(yī)學著作20余種。他
以經(jīng)學治醫(yī)，著重闡發(fā)醫(yī)理病理，是一位獨具特色的中醫(yī)學理論家。他又援醫(yī)入儒，
嘗自題楹聯(lián)曰：“黃帝六相說詩易，雷公八篇配春秋。”這就是經(jīng)學的第六變。廖
平在第五變時，曾將儒學六經(jīng)分成天學三經(jīng)（即《詩》、《易》、《樂》）和人學
三經(jīng)（即《禮》、《春秋》、《尚書》），其六變就是運用《黃帝內(nèi)經(jīng)》“五運六
氣”的理論來闡發(fā)《詩》《易》的天學哲理，運用《雷公》經(jīng)來解《春秋》的人學
思想（柏毓東《六變記》）。于是乎，孔經(jīng)哲學從兼包諸子、宗教神學等思想資料，
進而包容了屬于醫(yī)學方技的資料。真是廣大悉備，無所不有！
民國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來了八十進一的大喜日子，親朋故舊，弟
子兒孫，“稱觴賀者踵接”，此情此景，“頗慰老懷”。宴罷客散，便欲赴成都督
促著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體弱，途中病發(fā)，卒于樂山。終年81歲。
廖平一生，自從進士及第自請任教職以來，都以學術(shù)教育自任。他先后執(zhí)教于
井研來鳳書院，成都尊經(jīng)書院，龍安府學，綏定府學，嘉定九峰書院，資州藝鳳書
院，安岳鳳山書院和四川省立高等專門學校。桃李滿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黃镕、
蒙文通、杜剛伯等知名經(jīng)學和史學家，皆出于他的門下。廖平一生勤于著述，成果
斐然，有著作140余種，先后編為《四益館叢書》、《六譯館叢書》。內(nèi)容涉及經(jīng)史、
小學、醫(yī)藥等領域。真不愧為中國近代最大的一位經(jīng)學大師，因而贏得人們普遍尊
敬。他逝世后，追悼大會在成都舉行，自蔣介石、、戴季陶、孫科以下社會各界人
士，紛紛敬致挽聯(lián)，表達對這位先師的傳人、后生之先師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
炎也為他撰墓志銘，對他一生功業(yè)作了熱情的評價。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虛
廖平的經(jīng)學思想前后歷經(jīng)六變，他曾自曰：
學經(jīng)六變，各有年代，茍遇盤根錯節(jié)，一再沉思，廢寢忘餐，動以年數(shù)，豁然
理解，如有鬼謀天誘，千溪百壑，得所歸宿，舊日腐朽，皆為神奇。
廖平學術(shù)前后層變，惚恍不定，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綜觀其學，前三變
談今古文問題，尚屬經(jīng)學范圍；后三講變天人之學，已超出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范圍，自云
“晚年實為哲學、非經(jīng)學”，章太炎也說：“君之學凡六變，其后三變雜取梵書及
醫(yī)經(jīng)、刑法諸家，往往出儒術(shù)外。”（《廖平墓志銘》）因此，我們這里也暫不討
論，只就其前三變略為評說。
對廖平學術(shù)，歷來評價不一。歷史學家重視他的“一變”，因為“一變”區(qū)分
今古；今文經(jīng)學喜愛他的“二變”，因為“二變”尊今抑古；古文經(jīng)學家贊揚他的
“三變”，因為“三變”張大古學。避開經(jīng)今古文學的門戶之見，我們認為廖平的
“一變”、“二變”最為可觀。
廖平“一變”平分今古。經(jīng)今古之爭起于西漢末，而盛行于東漢時期。當時，
兩者之間存在的分歧，諸如經(jīng)本的有無殘全，禮制的大小異數(shù)，師說的分歧異論等
等，都清清楚楚，陣營分明。鄭玄遍注群經(jīng)、雜采眾說，鄭注獨行而諸說盡廢，遂
使今古混雜，家法莫辨。后人治經(jīng)，都不辨今古。這對避免因門戶之見而引起的
“黨同門、杜道真”的惡習固然有好處，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比如對
今古文經(jīng)大小異制如何解釋？對今古文學經(jīng)學如何評價？對兩漢學術(shù)史如何編寫？
等等，都由于今文經(jīng)學與古文經(jīng)學混雜，界線不明而無從著手。更有甚者，因不知
今古文之辨，甚至連后世贗品偽書也無從辨認，東晉梅頤的偽《古文尚書》選得以
欺唐騙宋而無人覺悟。至使學界嘆為莫大的羞恥！清代乾嘉考據(jù)之學[注]，重實證，
講考據(jù)，但都停留在名物訓詁的許鄭之學基礎上；至常州學派，始講家法、別今古，
但是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論今古，或以流傳地域論今古，或以傳授范
圍論今古，都此牽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領。廖平在治《春秋谷梁傳》的時候，
發(fā)現(xiàn)《谷梁》說制度與《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經(jīng)師說，亦莫不若合符節(jié)。
相反，古文經(jīng)學的制度則與《周禮》相合，而與《王制》絕相背馳。于是認為今古
文學分歧的根本在禮制。再驗之許慎《五經(jīng)異義》，其中所載今古之別二百余條，
也“專載禮制，不載文字”。于是，廖平專就禮制之別考察今古文學，認為，今學
禮制在《王制》，古學禮制在《周禮》，著為《今古學考》，綱舉目張，“然后二
家所以異同之故，燦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糾葛，得以縷析區(qū)分，如利剪斷絲、犀
角分水，各歸部居，不相雜廁。千載迷案，一朝釋然，其功固大矣、偉矣！因此論
者將廖平區(qū)別經(jīng)今古文學的《今古學考》，與清代顧炎武發(fā)現(xiàn)古音的《音學五書》、
閻若璩駁證偽《古文尚書》的《古文尚書疏證》，同譽為清學的“三大發(fā)明”，實
非過譽。無論學術(shù)崇尚如何，正直的學者都一致肯定這一點，俞樾稱《今古學考》
為“不刊之書”；康有為因讀《今古學考》而引廖平為“知己”；劉師培稱贊廖平
“長于《春秋》，善說禮制”，又說“井研廖平，通貫漢師義例，尋源竟委，徑渭
分明；批駁鄭玄、杜林、范寧謬說，擊中要害，如泥墻崩塌。實乃深知經(jīng)學家法義
例之杰出人材，魏晉以來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說：“余見并研廖平說經(jīng)善分別今
古文，實惠棟、戴震、凌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
別今古確然不易！”俞樾、劉師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學家，學術(shù)主張與廖平“絕相
反”，可是都一致給予很高的評價，其原因就在于他精熟漢師家法，善分今古之別，
度越了前賢倫輩，因而諸賢皆樂于從善服義，翕然稱揚他。
自從廖平區(qū)分今古學之后，近代經(jīng)學方免于依違兩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
指明的博士師法，逐級以登高；治古文者，也依廖平所指斥的疵瑕完善其學術(shù)，鞏
固其營壘。諸如章太炎、劉師培、皮錫瑞、康有為之倫，無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
皮、劉二人最為明顯，蒙文通說：“自廖平之說出，能尋其義以明今文者，唯皮鹿
門，能尋其義言古文者，唯劉＊叔。”皮錫瑞，字鹿門，著有《經(jīng)學歷史》、《五
經(jīng)通論》，他嚴守今文家法，其《五經(jīng)通論》中，著有《論〈周禮〉為古說，〈戴
禮〉有古有今，當分別觀之，不可合并為一》、《論鄭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
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論〈王制〉為今文大宗，即〈春秋〉
素王之制》等專論，顯系承廖說而闡發(fā)之。劉師培，字申叔，家學四世治《左傳》，
1912年入蜀為國學館長，“朝夕與廖氏討教，專心于《白虎通義》、《五經(jīng)異義》
之書”，深究今古文師說，后來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經(jīng)舊說考略》，自稱
“二書之成，古學庶有根抵，不可以動搖也。”而這個使古學成立的根抵之根抵，
卻是廖平以禮制分辨今古之說。可見廖平開創(chuàng)之功，拋引之力，固不可沒。
廖平經(jīng)學“二變”尊今抑古，具有社會和學術(shù)兩大效益。從社會效益看，在廖
平《辟劉篇》、《知圣篇》影響下，出現(xiàn)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
考》，其疑古精神導致人們對舊教條、舊觀念的沖決，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導致了維
新變法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促進了沉睡的東方巨人從古代中世紀的美夢中
驚醒過來，以反思的姿態(tài)、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現(xiàn)代世界！如果說康有為的
“兩考”是近代中國維新變法的號角，那么，廖平“二變”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
這對號角激昂的進行曲。從學術(shù)上看，“二變”的疑古精神又客觀上幫助人們從沉
悶的古經(jīng)崇拜、圣人崇拜的風氣下解放出來，引導人們進行獨立思考，從懷疑古文
經(jīng)，到懷疑其他經(jīng)典，從懷疑儒家經(jīng)典，到懷疑史部、子部經(jīng)籍，舉凡從前人們信
而不疑，引以為證的一切先秦古書，統(tǒng)統(tǒng)都在被懷疑、被清算之列。從深一層上看，
從對文獻資料的懷疑，進而對中國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統(tǒng)進行重新清理。這就是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時的“古史辯”運動。其間容或有矯枉過正之處，但是，力
圖使歷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礎上的嘗試，卻是難能可貴的，它因而成為中國近、當
代科學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這場影響深遠的辨?zhèn)芜\動，廖平實開其先河。
廖平學經(jīng)六變，但變中又有不變者，這就是尊孔尊經(jīng)。為此，他特著《尊孔篇》，
明確宣稱：“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說：“平畢生學說，專以尊孔
經(jīng)為主。”在各種時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國大地的本世紀初葉，還以“尊孔尊經(jīng)”為
學術(shù)主旨，未免顯得落后和迂腐。不過，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復古倒退的“孔”，
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經(jīng)，并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jīng)，而是為后
世制誥、因時制宜、為時損益的經(jīng)。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經(jīng)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學
究，無疑高出干百倍。他欲從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改革的立足點，又是那些聲嘶力竭
叫嚷在中國全盤西化，甚至引進耶穌天主的崇洋派，無論在學術(shù)創(chuàng)見方面，還是在
振奮民族自尊心方面，都無可比擬。只是，孔子畢竟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
可能后知百世，預先為20世紀的中國人民制定出濟世良方。為了建立一個無所不有
的博大的孔經(jīng)哲學，廖平將舊有一切原本與孔學互不相干的思想資料，以及他所接
觸的點滴西方詞句統(tǒng)統(tǒng)納入孔學之中，形成所謂小大、天人之學，竭盡穿鑿附會之
能事！這在方法上是反科學的，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卻是可嘉的。只惜
他接受的畢竟是舊式的經(jīng)學教育，思想深處的孔子倫理已深入骨髓，難以跳出孔學，
站在整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大背景下來尋求其與現(xiàn)代社會新的契合點，千溪百壑，都欲
納入孔學，結(jié)果除了將孔學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變成經(jīng)學怪人而外，既無補于近
代社會的改革，也無補于孔學的尊大。同時又由于他受時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
方新學說、新理論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現(xiàn)代文化史學者那樣，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
研究傳統(tǒng)文化，也不能象現(xiàn)代新儒家那樣，利用西方理論來對孔學作新的闡釋，因
此無論他動機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奮，他不僅未建立起一個無所不包的為人信眼的
孔經(jīng)哲學體系，而連自己也難以自堅其說，一次又一次屢變其說，這一實際，正好
說明傳統(tǒng)經(jīng)學在中國已經(jīng)失去了存在價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國近代社會最后一位經(jīng)
學家而被載入了史冊。廖平的遭際也表明，儒學要在現(xiàn)代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必須
運用科學的方法，吸取人類新的思想資料，結(jié)合中國國情，對儒學進行新的闡揚。
（舒大剛 撰）
主要參考書
1．廖幼平編《廖平年譜》，巴蜀書社出版
2．李耀仙主編《廖平學術(shù)論著選》，巴蜀書社出版
3．李耀仙《廖平與近代經(jīng)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4．鐘肇鵬《廖平評傳》，載《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齊魯書社出版
5．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廖平學術(shù)思想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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