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歷史悠久,別具特色,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巴蜀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其中巴蜀哲學反映了巴蜀文化各個歷史發展時期時代精神的精華,充分體現了巴蜀文化的本質特色,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
在源遠流長的巴蜀文化發展史上,巴蜀哲學以其開闊恢弘的氣度,與中華民族其他地域的哲學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善于吸取和融合外來哲學思想文化的優長,創造出獨具特色、光輝燦爛的地域性哲學。并以其自身的特點,深刻影響了其他地區的哲學思想,為整個中華文明的發祥創建和中國哲學的持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巴蜀哲學史上,歷代杰出人物輩出,各自為不同時期巴蜀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其中包括巴蜀哲學的起源、文翁化蜀、嚴君平與《老子指歸》、揚雄儒道兼有的哲學思想、五斗米道在巴蜀的形成與發展、王玄覽的道教學說、宗密的佛教理論、趙蕤與他的經世哲學、陳摶的圖書象數學、蘇軾的哲學思想、張和魏了翁的理學、虞集的窮理正心之學、楊慎批評理學的實學觀、來知德的《易》學、費密的批判理學思想、唐甄的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劉沅的哲學思想、廖平與經學的終結、鄒容與《革命軍》、吳虞對封建君主專制理論的批判、蒙文通的經學與哲學思想等重要內容。巴蜀哲學縱貫古今,有三次發展的高峰,即漢唐巴蜀哲學、宋代巴蜀哲學和近代巴蜀哲學這三個發展的階段。
如果不是孤立地研究巴蜀哲學史上一個個具體的哲學家,而是把具體的、具有鮮明特色的每一位哲學家、思想家置于中國哲學及巴蜀哲學發展的大背景下,以哲學家為點,以時代思潮為面,以整個中國哲學思想及巴蜀哲學的發展為線,通過點、面、線三者的結合,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審視巴蜀哲學史上的每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從各個方面來展開研究和探討的話,就可得出:越是具有地域特點的哲學,越是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可以說,通過對巴蜀哲學及其特色作深入系統的研究,就是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
概括起來,巴蜀哲學大致具有以下鮮明特色:
一、融會儒、道、佛三教,具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
巴蜀思想家具有融合黃河流域的齊魯文化和長江流域的楚文化的特色,使富于倫理道德的孔孟思想與渾然樸實富于哲理的老莊思想融為一體,后又吸取佛教的思想,創造出巴蜀思想文化的獨特風貌。漢代巴蜀著名的思想家有嚴君平和揚雄。嚴君平是揚雄的老師,著有《老子指歸》,繼承老莊的哲學,講由無生有的過程,但也受到儒家思想的一定影響,主張德刑并用,并提出順民、重民的思想。揚雄是融合儒、道的思想家,在哲學上,他上承《易經》、《老子》,下啟王充、張衡乃至魏晉玄學;在政治思想上,揚雄上繼孔孟和董仲舒,提倡德治,主張以禮義教化人民,反對為政先殺后教,并影響了后來的思想家。宋代著名的以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的三蘇蜀學具有典型的融合三教的學風,他們既提倡儒家政治倫理思想,又對老子的道論加以吸取,并明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這體現了巴蜀哲學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特征,吸取諸家之長,而具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
二、重躬行踐履、實事實功
早在西漢之初,文翁為蜀守,便興修水利,灌溉旱田千七百頃,使民物阜康,然后施之以教,開巴蜀躬行踐履之風。唐代趙蕤,乃李白之師,著《長短經》,提出經世哲學,洞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而主張興農事,重女紅,以保障百姓基本生活需求。至宋代,張垚超越理學,吸取功利之學,重躬行踐履,留心經濟之學,指出:“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這成為張垚南軒之教的學術特征,而與永嘉學派重實事實功的思想相吻合,然與正統理學有別,故遭到朱熹的批評。魏了翁繼承張垚,既重功利,講求實事實功,又主張義利統一,“趨事赴功”,重視功利與實效,強調“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效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為然”。表明他不僅重視功利和實效,而且認為功利須平時一點一滴地講求,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張垚、魏了翁對事功的重視,在整個理學中都是別具特色的,由此體現出巴蜀哲學的一大特色。
三、重經學,超越舊說,勇于創新
巴蜀哲學有重經學的傳統,文翁是一位深通《春秋》的儒家人物,他在任蜀郡太守期間,大興教育,提倡儒學,選拔蜀中俊杰之士如張寬等赴京城學五經。在文翁的倡導下,蜀地學子始治經學,為巴蜀學術在西漢躋身全國先進之列,打下了基礎。兩漢三國時期,蜀中學人在治經學上取得了不少成就。
宋代蜀學的集大成者魏了翁著有《九經要義》、《經史雜抄》等,在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經學思想以宋學為主,但又兼采漢、宋,實開明末清初“舍經學無理學”思想之先河。魏了翁的經學思想之特色不在于他以宋學為主而批評漢學,其在經學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宋學內部對宋學加以揚棄,而對漢學加以吸取。其對宋學的揚棄表現為他批評宋學學者只講義理,而不講義理的來源根據,脫離訓詁考據,流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弊端,使所講義理毫無根柢。由此他主張義理從考據出,把義理與訓詁考據的方法結合起來。
近代今文經學大師廖平在經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思想甚至影響到康有為。廖平經學思想凡六變,較有意義的是第一變以禮制區分今、古文經學和第二變尊今抑古,表現出他不囿于傳統的以今、古文文字的不同來區分今、古文經學之舊說。廖平經學對思想史的重要影響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孔子“微言大義”的真諦是托古改制;二是認為古文經學乃劉歆等所偽造。這兩點見解的政治意義要大于它的學術價值。廖平根據時代的要求,強調托古改制,因時救弊,是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古文經學在歷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也是清王朝專制統治的重要理論基礎,一旦被廖平宣布為偽造,這對打破二千年來無人敢疑、無人敢違的舊傳統,把人們的思想從禁錮中解放出來,具有思想啟蒙的積極作用。
現代國學大師蒙文通繼承廖平,闡發師說,并提出己見,加以發展。主張超越兩漢,向先秦講經;批評漢學流弊,倡魯、齊、晉之學,以地域分今、古;破棄今、古文經家法,而宗周秦儒學之旨。其后,蒙文通又提出漢代經學乃融會百家,而綜其旨要于儒家而創立的新儒學的見解,推崇西漢今文經學。后于晚年著《孔子與今文學》,又對今文經學提出批評與評價,認為今文經學乃變質之儒學。蒙文通的經學思想內涵豐富,深刻而富于創見,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發展的烙印,值得認真總結與探討研究。
四、重人情
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儒家尚仁義,道家崇自然,形成中國思想文化對應的兩端,然也相互影響溝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哲學與文化發展的主線之一。與宋代理學家偏重倫理相比,三蘇蜀學在一定程度認同儒家倫理的基礎上,較為重視自然之人情,這體現了蜀學乃至巴蜀哲學的特征。蘇洵作《六經論》,貫穿著重人情的思想線索。他認為,禮所代表的道德規范,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礎上,圣人因人情而作禮。蘇軾繼承蘇洵,提出“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的思想,認為六經之道近于人情,“圣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于人情”,而在孔子之后則散而不可解,其原因是后世之迂學責義太深,歪曲了圣人作經之近于人情的原義。從而提出要把經典之義建立在人情的基礎上。舍人情而言義,則為蘇軾所反對。蘇轍指出禮皆是“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即禮皆為人情而設,所以禮以養人為本。把禮與世俗人情緊密結合起來,而不僅限于禮義道德等抽象概念,這體現了三蘇蜀學重人情的特征。
不特三蘇如此,魏了翁受道家思想的一定影響,也重視自然之人情。在倫理觀上,魏了翁肯定人欲有善的一面,“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認為欲分為善與不善兩種,指出飲食男女等人欲是人不可避免的欲望,它是自然而然、不可抹煞的。對此自然之人情,魏了翁主張采取客觀承認的態度,不要求去滅絕它,認為仁義道德不能脫離人們的物質欲望和利益即人之情而孤立存在,道就存在于欲之中,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可見道不離欲,在對人欲即人之情的適當滿足并加以節制的過程中,就體現了道,說明道與人欲是不能分離的,這體現了對人情的重視。
五、批判專制,與時俱進
在巴蜀思想史上,唐甄、鄒容與吳虞等均對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提出了批判,這體現了巴蜀哲學的一大特色,為近代民主提供了借鑒。唐甄作《潛書》,提出批判君主專制的驚世駭俗之論:“自秦以來,凡為帝王皆賊也”,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的最高權威,而強調統治者應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做到“皆為民也”。鄒容著《革命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闡明革命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的封建專制,剝奪了人民應有的“天賦人權”。強調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天演公例”,要擺脫清封建專制的統治,成為具有平等、自由等民主權力的國民,就需要革命。這種以革命手段來推翻封建專制統治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思想,把歷史上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批判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產生了重大社會影響。吳虞則把封建君主專制、家族制度與儒家學說聯系起來進行批判,繼鄒容之后,在當時產生重大影響。
以上巴蜀哲學之特色體現了巴蜀文化的博大精深與融會貫通,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值得今天的人們認真清理和總結研究。當前,黨中央、國務院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正在四川加緊貫徹落實。巴蜀哲學研究也要服務于這個戰略,為西部大開發提供豐富的歷史經驗和借鑒。四川古為巴蜀之地,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與哲學,對四川歷代政治、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也是值得清理、借鑒、繼承和發揚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通過深入研究巴蜀哲學,充分發揮地方文化資源的優勢,立足巴蜀,面向全國,突出地方特色。這就要求我們從事巴蜀哲學研究的人們,自覺地把研究工作與現代化事業結合起來,古為今用,服務于西部大開發和地方經濟文化建設,為促進四川經濟、文化和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建設作出貢獻。
蔡方鹿,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所長,四川師范大學政教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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