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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作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各個時代的學者都對它倍加關注，《詩經》的闡釋和研究在學術史上也始終處于顯學的地位。在《詩經》學史上，先有兩漢所謂的今古文之爭，后來又有所謂的漢宋之爭，到了清代，學術界又對尚義理、輕考據的宋學表示不滿，于是乾嘉的考據家們又標榜漢學，以與宋學相對抗。清代《詩經》學又有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即關注中心由《鄭箋》到《毛傳》，再到今文三家《詩》學，大致的方向是越追越古。世紀之交處于清《詩經》學發展的最后階段，正是今文經學影響強勁的時期，王先謙在陳喬樅等人三家《詩》輯佚的基礎上撰成《詩三家義集疏》，皮錫瑞、廖平在龔自珍、魏源的今文《詩經》學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針對今文經學一派的學說，古文經學派的劉師培、章太炎等人亦從古文家的立場對《詩經》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廖平、劉師培等人的《詩經》學研究已經是本世紀初的活動，亦可視為當時《詩經》學研究的代表。在今古文二派之外，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對先秦古籍加以整理研究，也對《詩經》學具體問題的研究做出了貢獻，且為后人指明了一個新的方向。

一、 今文經學家廖平的《齊詩》學研究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光緒進士，嘗從學于湘潭王闓運，學主今文，精《公羊春秋》，長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又為學多變，有“六變”之稱。其論六經，多別出心裁，另立新義于舊說之外。廖氏治經，師今文家說，于《詩》則主《齊詩》。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成《詩經新解》一書，即題曰《齊詩學》。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之后，為學多囿于天人之說，以《齊詩》多祖緯侯，詳于天人之學，因盡棄舊稿，而治詩緯。其《詩學質疑》、《詩緯搜遺》、《詩緯新解》三書，皆斯時之所作也�！对妼W質疑》，大旨力反前人“《詩》無義例、如村孰雜錄”之說，根據《春秋緯題辭》“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衍其旁義，本諸陰陽八卦方位之說，以天星有十二諸侯，緯以律呂分配十二風，因據之以起例，且更就風一例言之，謂風即乘云御風之風，并舉《邶風》二十篇為證，以首五篇為五帝，末三篇為三皇，中十二篇為四風十二諸侯。并由此推之全詩，故謂《三百篇》不無義例可言。《詩緯搜遺》，大抵意在捃摭群經緯侯之辭，取其涉于《詩三百篇》者，彙輯成篇，以發明《詩緯》之義。其所輯，以《春秋緯》、《樂緯》二書最多，《禮緯》、《孝經緯》次之�！对娋曅陆狻罚瑩�編首自序，實成于民國三年甲寅（1914），是廖氏晚年之作，并由弟子黃鎔為之補正。其書分《推災異第一》，《泛歷樞第二》，《含神霧第三》，凡三目，而以《補遺》列之篇末，蓋取今所存《詩緯》三編，詳為之解。書中于四始、五際、六情之義，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據秦漢以來舊籍，推闡其意。廖平另有《四益詩說》一卷 ，大旨謂《春秋》之義，以中外為綱；詩之《國風》，以南北為界�？肌洞呵铩�、《國風》，皆以雍、冀、兗、青、豫為中國，荊、徐、梁、揚為夷狄，中外之分，華夷別焉。又以天文地理之位置，證明各地之聲調音律。是書論《詩》之原始與性質，多以孔子之說為根據，稱孔子答門人五至三無為詩之極。廖氏又有《論詩序》一篇 ，大旨云：先儒傳《序》皆在義例而不在時世。《詩》之有《序》，起于漢儒，實末流弟子以事實托之而成。又云《詩》序有合數篇為一者，又有本詩中自有《序》者，欲求本義，必先去《序》。廖平《詩》學，多怪異之論，后人每不從之。但是，本世紀對《齊詩》學給以極大關注并推闡《詩緯》之義的，唯廖平一人而已，實屬難能可貴。

二、 劉師培、章太炎的《詩經》學研究

相對于廖平《齊詩》學的多怪異之說，古文經學派的劉師培和章太炎的《詩經》學研究要平實得多。他們的研究基本上是對乾嘉漢學的繼承，主要成就也在文字訓詁和文獻考據方面。
劉師培，其家三代傳經，其人于古文經學及聲韻訓詁造詣極深。其對《詩經》學研究亦卓有貢獻。其《毛詩》研究著作，主要有《毛詩札記》和《毛詩詞例舉要》二種，《毛詩札記》以訓釋詩義為主，多就本書 ，觸類旁通，以正疏家之失。《毛詩詞例舉要》有詳本和略本二種，略本刊于《國故》一九一九年三月一卷二期，凡二十四例；詳本為民國二十四年南氏�？虅⑹线z書時于其家所得，由其弟子彭作楨為之寫正，所考毛詩傳釋義例有：連類并稱、舉類為釋、增字為釋……等三十一種。其《廣釋頌》一文論《頌詩》兼備樂舞、祀神二用，并云：“詩之有頌，所以形容古人之往跡而記之者也。頌列為舞，所以本歌詩所言之事而演之者也�！� 《詩分四家說》則指出“古人于詩自作者為作，諷詠前人之詩亦為作。自作者為賦，諷詠前人之詩亦為賦。四家詩序記載互殊，蓋一指作詩之人，以溯其源；一指賡詩之人，以明其用�！辈⒃坪嫌^四家之序，齊、魯、韓多與毛相符，明四家同出一源。四家詩之分，始于荀卿弟子。又劉氏嘗著《群經大義相通論》，其中關于《詩經》學的有《〈公羊〉〈齊詩〉相通考》和《〈毛詩〉〈荀子〉相通考》二種。前者采散見于《前后漢書》中的匡衡、翼奉諸儒的《齊詩》之說凡九條，與《公羊》義相互應證發明。后者采掇《荀子》之言詩者二十二條，證荀義合于《毛詩》者十之八九，以明《毛詩》出于荀子。劉氏亦有幾篇關于《齊詩》學的論文，但皆以文獻考據為主，立場與廖平的闡發其微言大義異趣。其《齊詩〈國風〉分主八節說》、《齊詩〈大小雅〉分主八節說》二篇，據《太平御覽》、《初學記》等類書所存《含神霧》、《推度災》等緯書考訂《詩緯》以《國風》、《大小雅》分主八節。其論諸《風》分主八節，以《齊》、《陳》、《檜》、《曹》、《豳》、《秦》、《唐》、《魏》分處孟春、季春、孟夏、季夏、孟秋、季秋、孟冬、季冬之位。《〈詩緯〉星象說》篇云：《詩緯》述《國風》亦多兼及星象，其說備于《推度災》，此書與《漢書·地理志》諸書說分野絕不相應，然與《含神霧》所次《國風》方位義實互明�！丁待R詩〉歷用顓頊說》則云翼奉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并據《漢書·翼奉傳》載其初元二年上封事考訂翼奉所用為顓頊歷�！跺批Q壽〈齊詩翼氏學〉書后》則列四證，明今文詩說以孔子刪詩只取三百五篇，弗云三百十一篇�！绑显姟庇幸鉄o詞之說，肇自《毛詩》。
章太炎是一代國學大師，其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詩經》學研究中，他的《六詩說》 與《小疋大疋說（上、下）》 二文頗有影響。前者根據《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及《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等材料，考訂賦、比、興與風、雅、頌性質一樣，六者為六種詩體，力反三經三緯之說。并云比、賦、興因文繁而不可被管弦，在孔子編定《詩經》時被刪。后人凡持“六詩”為六種詩體論者，都受他影響。后者論雅、頌本義及得名緣由，云：“記錄稱疋，取義于足跡，今字作疏。大小疋者，《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頌本頌兒字，褒美則曰形頌，記事則曰足跡。是故疋、頌相待為名�！逼溲浴盀檠�、為夏，皆與疋同聲”，“雅、烏古同聲……大小疋者，其初秦聲烏烏”，后人在論“雅”本義時常常援引。而其引鄭司農“雅狀如漆筒而弇口”，更成為持“雅”本樂器名而后為樂調名之論的佐證。

三、 王國維對《詩經》學研究的貢獻

王國維以二重證據法開古史研究的新風氣，其對《詩經》學的研究是其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精于考據訓詁和運用地下出土新材料為顯著特色。其《詩經》學研究關注點在《頌》詩及其與樂舞的關系，重要論文有《說商頌》、《周頌說》、《周大武樂章考》、《說勺舞象舞》、《漢以后所傳周樂考》等數篇�！墩f商頌》篇云《魯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之“�！弊之斪x為“效”，是“獻”的意思；又指出《商頌》非正考父所作，乃是宗周中葉宋人所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于周太師，而太師次之于《周頌》之后。并云《韓詩》以《商頌》為宋人作，長于毛說。篇中列四事以為證，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理由是：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于《商頌》中無一可尋�！吨茼炚f》大旨以為：《頌》之所以異于《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聲而不在容。指出前人以名《頌》而皆視之為舞詩，未免是執一之見。并列四證，以明《頌》之聲較《風》《雅》為緩。《周大武樂章考》則據《樂記》“夫《武》始而北出……”，《左傳·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及《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等材料，考訂《大武》篇目及次第為：《武夙夜》（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賚》第五，《般》第六�！墩f勺舞象舞》則指出：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然漢人皆以《勺》《象》與《大武》為一。又以《維清》之所奏，與笙歌《清廟》后之所管，《內則》之所舞，皆當為文舞之象，與《武》之為武舞有別�！稘h以后所傳周樂考》則指出《大戴禮記·投壺篇》所紀《詩》之部居次第，與四家詩不同，乃先秦以后樂家之所傳。又列四事，證明詩、樂二家，自春秋之際，已自分途。并云：詩家習其義，出于古師儒，其流為齊、魯、韓、毛四家；樂家傳其聲，出于古太師氏，其流為制氏諸家。詩家之詩，士大夫習之，故《詩三百篇》至秦漢具存。樂家之詩，惟伶人世守之，漸失其傳，以至全亡。此外，王氏關于甲骨金文及古史的考證之作，頗有與《詩經》相涉者。如《散氏盤跋》由克鼎出土之地考訂古郿地（即《大雅·崧高》“申伯信邁，王餞于郿”之“郿”地）在今寶雞縣南附近�！顿饧妆P跋》根據銘文“兮甲從王”及“兮伯父作般”，考訂兮伯父即《小雅·六月》之尹吉甫。并云“尹”字為毛公始加，蓋“尹”其官，“兮”其氏也。又《鬼方昆夷獫狁考》，用詩史互證之法，對周民族尤其是太王時期與獫狁等族之關系多有發明，對《大雅》、《頌》中周民族史詩多有涉及。其《肅霜滌場說》則認為《豳風·七月》篇“九月肅霜，十月滌場”之“肅霜”、“滌場”，互為雙聲，乃古之聯綿字，不容別釋之。并云：“肅霜”，猶言肅爽�！皽靾觥�，猶言滌蕩也。其《書毛詩故訓傳后》列舉《毛傳》之用《周官》者凡二十七條，指出《毛詩故訓》多本《爾雅》，而《傳》之專言典制義理者，則多用《周官》。而《周官》一書，得于河間，大毛公無由得見而引之，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因取以傳詩，附諸《故訓》之后。又據漢初詩家，《故》與《傳》皆別行，從而論定《故訓》為大毛公所作，而《傳》為小毛公所增益。

以上諸家之外，本世紀初還有一批學者以注釋的方式，對《詩經》學做出了貢獻，可以馬其昶《詩毛氏學》 、吳闓生《詩義會通》 、林義光《詩經通解》 為代表。馬其昶于歷來的《詩經》學，既不滿于宋學的人自為說，又嫌漢學家辭繁而義瑣，故其《詩毛氏學》一書，志在除此二弊。其書特點，一如《自序》所云：“一以《毛傳》為宗，三家之訓，可互通者，亦兼載之，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到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切，辭取其簡……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吳闓生《詩義會通》一書，以簡明平實見長，大抵不迷信《序》、《傳》舊說，而本著“以意逆志、察情得理”的原則求《詩》本義，且能廣泛吸收清人在訓詁、考證、輯佚上的成果，故所得頗多。林義光則于晚近出土的三代器物銘文多有留意，又合之以清儒音聲通假之法，嘗著《文源》一書，以擅長文字訓詁之學名于世。故其所著《詩經通解》，往往取證金文，每多勝說，實與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同一聲氣，為后來聞一多、于省吾利用古文字材料以明《詩》之訓詁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