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內，康有為是作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對立面的。這種評價當然帶有明顯的政治標記，因此，當斗轉星移，人們開始重新評價改良和漸進改革的意義時，也對康有為首的變法活動給予了積極評價，把他看成一個愛國的改革先驅。但很快，康有為的人格又遭到了懷疑，康的狂妄，虛驕，功利都成為被詬病的對象，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中康有為的形象頗為不堪，只是這股潮流的藝術體現。
康有為的功績是否曾被夸大？今天的人們對康有為究竟是否又過于苛刻？
其實，追究關于公車上書的真實性等問題意義并不大，作為一個維新領袖，康有為的歷史功績誠然是不容否定的。問題是，維新運動在倉促中確實失敗了，六名志士橫死成就了愛國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煙做了飛毛腿，這不能簡單地往“反動派”頭上一推了事。而康有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變成頑固的保皇派，甚至成為共和革命的敵人�？涤袨榱�，能力和動機，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質疑并不過分。
康有為的功利，首先表現在對權貴的巴結。1888年，康有為去北京參加鄉試時“遍謁權貴”，以求上書推進變法，結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們拒絕。一方面，康有為的思想不可能為保守的滿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諛奉承，“囂張卑蹈”也引起了官僚們的反感。當時的京官們都覺得康有為是“托名西學，希圖利祿”，過度熱衷功名。1895年公車上書后，康有為已經是名滿全國的維新領袖，他帶領弟子梁啟超建立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網羅了一批重要官員，組成強學會的幾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權貴，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兩銀子贊助強學會。但據康有為本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記敘，他很快就失望地發現，開明官僚如丁日昌，張之洞的贊助不過是想“籍以漁利”而已，也就是說，盡管康有為刻意巴結高官，他們卻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并非改革的忠實盟友，張之洞后來的翻臉果然也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上海是當時中國最西化，思想最先進的地方，擁有眾多熱情支持變法的紳商富賈�？涤袨楫斎灰蚕Ｍ玫缴虾Ｉ探绲闹С�。但據啟蒙思想家，廣東籍的上海紳商鄭觀應在一封私人書信中指出，“滬上強學會，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辦事者無條理，不允選舉商董協力維持。” 商人出了錢卻不能參與管理，豈不等于是冤大頭？康有為雖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發展現代經濟的改革建議，但在現實中，卻始終不能擺脫傳統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皇帝，官僚連在一起，對商人懷著根深蒂固的輕蔑。他熱衷于利用新興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力量，但卻全然不顧他們的權益。而當時上海紳商雖然在道義上支持變法，但對康有為個人的評價并不高，對變法的成功也并不樂觀�？祻V仁曾經勸兄康有為“專心教育之事，著書，撰報，激勵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1898年6月16日，康有為在即將接受光緒皇帝召見前，特地面晤鄭觀應，問，“政治能即變否？” 鄭當即指出，“事速則不達，恐于大局有損無益，譬如拇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舉重否？” 可惜康有為哪愿再等三年？當時旁觀者已經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勢，康有為卻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擲，其政治頭腦和能力不待后世批評，就已有定論。但是，鄭觀應仍然在變法失敗后努力保護康有為在上海的弟子，并送給避難于澳門的康有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為流亡海外后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紳商發起一系列政治活動，試圖阻止慈禧太后廢光緒帝的陰謀，其中上海工商界領袖經元善還因此被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澳門。立憲運動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國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此凭ㄈ毡久髦尉S新的康有為只注意日本的體制變革，而忽略了其社會因素，他似乎沒有弄明白，在日本變政成功背后的，正是企業精神的勃興，工商階層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康有為面對中國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卻不去爭取，其勢利和缺乏遠見可見一斑。
最初經張之洞介紹后結識康有為的經元善對康有為的印象也并不好。經元善在致康有為的一封復信中說，
“惟采諸輿論，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于吾公之處。靜觀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閱歷，且于謙恕慎三字未能真切體驗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須內省自訟，不必尤人”。(1)
這封信中暗示出這樣的情況，康有為先寫一信給經元善，對維新運動的推動不力大有抱怨不滿之意，經元善則在回信中明確指出康有為的缺點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說，十年前康有為在北京的時候，京官們對他的負面評價可能是守舊者的偏見和誤解，那么一個支持變革的上海企業家表達完全一樣的看法，就只能說明這是事實了。而“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于吾公”點明了康有為當時的真實處境，除了幾個后生晚輩把他奉為“圣人”，搖旗吶喊，在新舊兩面他都沒有什么真正的支持者 （譚嗣同“沖決網羅”的堅定性和否定皇權專制的徹底性早超過了康有為，最鐵桿的梁啟超后來也一度接近孫中山，差點棄康而去�。┛涤袨榈墓铝ⅲ荒茉贇w咎于社會的保守，只能說明他的人品和個性的確存在某種問題。康有為當時已四十歲左右，大名鼎鼎，經元善卻說他“尚少閱歷”，幾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當然，作為文人，驕傲自大甚至希圖名利都在所難免，但此時的康有為也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個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領導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進，無異于死路一條。而上海紳商對康有為的活動持觀望態度，也表現了對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對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和后來的�；驶顒映謶岩蓱B度的，還不止上海商人。當年在日本軍校留學的閻錫山讀了康梁編輯的雜志后曾嘆息，“�；庶h豈足以救中國？” 后來成為革命黨人和偉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經也是維新派爭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當即拒絕了維新派的邀請。羅家倫曾經當面請教蔡元培當時為何拒絕，蔡從容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令羅家倫多年后仍覺“言猶在耳”
“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我并且覺得，他們的態度也未免太輕率。聽說有幾位有幾位年輕氣盛的新貴們在辦公室里彼此通條子時，不寫西太后，而稱‘老淫婦’，這種態度，我認為不足以當大事，還是回家鄉去辦學堂吧”。(2)
蔡元培何以拒絕變法活動而投身同盟會，康有為為何在上海陷于孤立，上面這段話中可見端倪。西太后為人手段狠毒，但畢竟勢力很大，而且對改革并非絕對反對，否則洋務運動也搞不起來。曹汝霖留學日本歸來，初入滿清外務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后召見，西太后向其詳細了解日本憲法的宗旨，國會的選舉辦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說，并強調立憲的重要。而西太后“對于立憲，似感興趣”，曹當時的印象是西太后喜歡攬權，但思想并不頑固，只是缺少關于各國憲政的知識，曹甚至覺得，假如康梁當年能將變法計劃，直接向西太后祥加說明，消除她以為變法只救中國，不救大清的錯覺，并讓她不感覺自己大權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后同意，“惜乎當時維新諸君子，求進之心太切”。(3)
梁啟超對待光緒皇帝的態度就給人以輕率和不負責任的感覺，一方面，梁并不象康有為那樣真心擁戴光緒，而且光緒也不過給了他一個六品的官位，據說是因為在受召見時梁的廣東口音太重，光緒聽不大懂，影響了交流。另一方面，由于維新派事實上卷入了清廷內部的帝黨與后黨之爭，梁又出于宣傳的目的必須拼命吹捧光緒為“圣主”，“未來的總統”，同時竭力咒罵慈禧，榮祿等人，其結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內部保守派的疑懼，直接導致了慈禧欲廢帝的意圖和一場政治危機。當時就有人致書梁啟超，勸他不要再捧光緒，越捧他越會死得快。(4) 而作為變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視若帝天”的光緒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和的日記中曾記載，幼年光緒膽小怯懦，成年后的性情，有一段軼事可證。有一天，“童心猶甚”的光緒皇帝突然將管理清宮中安裝電燈的“電燈委員”召入，要求立刻安裝電話（德律風），委員對稱：此物都中不全，應在外洋購辦。光緒大怒，斥令一日內尋到，否則掌嘴。最后是由一名原在太后身邊的老太監跪地力阻，并搬出西太后警告，光緒才作罷。當時一位熟悉內廷的官員在致盛宣懷的信中說，“且聞當今（光緒）性情急躁，喜怒無常，雷霆雨露，均無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固也……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5) 康有為的風格和光緒的脾氣可謂半斤八兩，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個是“童心猶甚”，一個是“尚少閱歷”，但其實又都老大不小了，國家政治豈能靠這樣的人來搞？
胡漢民在自傳中也有專文論及康有為和戊戌維新：
“康有為生長廣州，聚徒講學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廣東學界頗受其影響，惟余素薄其為人與其學說。蓋康居鄉，為土豪劣紳之所為，熱中奔競，行不踐言；治學則剽竊武斷，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當不逮唐之八司馬。且是時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國而變為保皇，其理論尤覺每況愈下，故當時對之，絕對不生一種信仰……”(6)
看來對康有為的好大喜功，時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學上的“剽竊武斷”，在后人的權威學術著作中則得到完全證實，并非是因政見之爭而起的詆毀。梁漱溟在1921年口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序言時說，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評了許多人，“卻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擯棄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沒有明說。但史學大師錢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中關于康有為的專章里講得就很明白。他認為，康有為的主要論著之一《新學偽經考》直接繼承自今文經學大師廖平，但康本人對此一直避而不談。廖平本人對此也頗為不滿，認為康有為是在與他談話，并讀了他的著作之后，只一年時間就推出了偽經考，明顯有抄襲之嫌。廖平甚至專門致書康有為，批評道，“……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余不愿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注：此為廖平筆誤，應為郭象，漢代人認為郭象剽竊向秀)之謗”。雖然學術和思想總有傳承，啟發和影響的一面，但這通常有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不是一年之內就能完成，而刻意的回避理論來源的確有沽名釣譽，做賊心虛之嫌。錢穆在著作中對康有為持明顯的批評態度。對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的康著《大同書》，錢穆也大不以為然。錢穆認為，雖然《大同書》如梁啟超所說，具有一些近代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的特征，但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自有其歷史背景和實現的方法，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既無時代的需要，又無具體的步驟，不過是“以空想為游戲而已”。錢穆進一步質疑說，康有為號稱尊奉孔子，但《大同書》中所謂去國界，去家庭，明顯背離了儒家學說，“平等博愛”是來自西學，兼襲墨家，所謂“去苦求樂”只是淺薄地抄襲佛家思想。就算人類社會真的按康有為設想地破除一切界線，實現絕對平等，是否就是真的極樂世界？錢穆從純學術的角度，將康有為的烏托邦大同思想的出現放在乾嘉考據學派衰落的背景下考察，算是替康有為找了個臺階下，但他仍然批評康有為“以好高衿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此成侈張不實之論也�！� 錢著書成于1937年前后的北平，與今天中國國內論者關于康有為的爭議及相關政治背景根本不在一個歷史時空，錢穆的觀點和評價，值得相當的重視。
將這幾種來自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角度的人對康有為其人及其政治，學術活動的評價綜合起來，似乎可以得出一個有連貫性的形象。雖然康有為的勇氣，維新思想和實踐值得肯定，但其自負，浮躁，功利心重，而且過度以主觀意志為轉移也是事實。后一點連梁啟超亦不諱言：“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其對于客觀之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7) 康對政治形勢的把握與他在《大同書》中暴露的缺點是一致的：以追求空洞的目標代替對現實環境和可行性的細心研究——僅憑此一點，孫中山，蔡元培諸人的確遠高過康梁，再加上人格的磊落，中山先生得到后世的崇仰絕不是偶然。他們的區別，也不全在于革命和�；�，更是方式，態度，為人的問題。康有為對待廖平思想的那種為我所用的態度，也和他只顧向上海紳商募捐，卻拒絕給對方尊重和禮遇的做法如出一輒。救國救民的熱忱和個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個性上的種種缺陷混合，必然導致康有為成為近代史上一個非常復雜，甚至不大經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討康有為及其同黨的復雜性倒并不是非要將他們批倒而后快，熱情如何與理性結合，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余英時先生在論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時候，把士大夫分為兩個壁壘分明的階層：職業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這一模式也適用于清末，則康梁顯然屬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處“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然而，這部分人身上，有時又也存在宏大的目標與責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間的矛盾。(8)章詒和對羅隆基有句精辟總結：“他是坦蕩蕩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嘗不可以說，康有為既是理想之“圣人”，又為一實踐之庸人呢。
【注釋】
(1) 經元善，《居易初集》。
(2)羅家倫，《逝者如斯集》，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81頁。
(3)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版，50-51頁。
(4)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1969年版，85頁。
(5)陳旭麓等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懷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8-19頁。
(6)《胡漢民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5頁
(7)梁啟超，《清代學術史概論》
(8)余英時詳盡論述“國是”一詞的起源的內涵，指出這是宋代天子與士大夫共治的條件下形成的最高國策，康有為的變法上書中，恰恰要求“下詔定國是”，可以看成是爭取體制外知識分子與最高統治者共治的局面，恢復宋代傳統的努力。參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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