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自《新學偽經考》（1891）與《孔子改制考》（1898）問世，在奠定其學界領袖地位的同時，也卷入了與另一位經學大師廖平的學術糾紛中。百年來，斥責康有為剽竊廖平學術成果的批評層出不窮，使得這一百年前的學術公案仍然有進一步整理清楚晰的必要，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辟康有為“剽竊廖平說”，力求還此學術公案予歷史真面目。
（一）公案的緣起
1890年，康有為晤廖平于廣州廣雅書局，此前康有為曾閱讀過廖平的著作《今古學考》，十分贊賞，引為知己，在這次會晤中，廖平的新作《知圣篇》贈予康有為閱讀。數日后，康有為閱完此書，對該書的觀點不能很認同，所以寫了萬言信駁斥廖平“好名鶩外，輕變前說”，并勸廖平應“急當焚毀”。廖平到康有為住處安徽會館回訪康有為，事后廖平稱這次回訪“兩心相協，談論移晷”，以此看來，這次廖平的回訪，使得康有為基本上接受了廖平書中的觀點。[注1]
廖平的另一本著作《辟劉篇》，康有為可能也有機會讀到，即使康有為沒有看過，通過與廖平的會談，也應當能了解其主旨�！侗賱⑵放c《知圣篇》是姐妹篇，二者相互交融，《辟劉篇》是打擊古文經學，認為古文經是東漢末年劉歆偽造的，而《知圣篇》是推崇今文經學，認為今文經是孔子的真傳。
所謂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更是中國跨兩千年的一樁公案。西漢時所傳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都是根據師傳，用當時的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經”；到了西漢末，劉歆在秘閣校書時，發現了一批用古文寫的書，包括《周禮》、《尚書》、《左氏春秋》等，稱為“古文經”。從此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并列，在中國歷史上兩者互有興衰。
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在會晤廖平之前，仍然尊崇古文經，猶其是非常推崇《周禮》，對于今文經，康有為一度還進行過攻擊，康有為自編年譜寫其23歲時（1880年）：“是歲，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繆》，專攻何劭公，既而自悟其非，焚去。”當時康有為攻擊東漢經學家何休的公羊學，但是后來自焚其稿，也說明康有為逐步接受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
對廖平的會晤，對康有為究竟產生多大的影響，此問題稍留后議。但是康有為此為完全拋棄古文經學，并且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在其弟子梁啟超、陳千秋的協助下，就完成了三十萬言的《新學偽經考》，并在六年后，又出版《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從表面上看，與廖平的《辟劉篇》、《知圣篇》的不少觀點有相似之處，而廖平的著作在出版時間上，卻要晚于康有為的二書，《辟劉篇》出版于1897年，而《知圣篇》則到了1904年才出版。所以當時知道康、廖交往內幕的人，認為康有為的著作，實為剽竊廖平的成果，或者說，康有為新學的來源是廖平的學說。
康有為不僅在書中只字不提廖平的名字，對于剽竊說的指責，也很少有正面的反擊，這的確讓人倍感狐疑，反倒授人“做賊心虛”的口實。或者康有為是覺得沒有進行辯護的必要，濁者自濁，清者自清。總之，康有為出于何種心態，這是不好說明白的，而我們的目的也不在于研究康有為的心理，而是關注公案本身的事實。
（二）康廖異同：外表相似，內核不同
梁啟超在提到康有為學術與廖平的差異時，寫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頗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于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于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注2]
這是康有為與廖平的學術分歧所在。廖平是純粹的學問家、經學家，自稱一生為學“六變”，即學術思想經歷六次重大的改變，在近代史上，以長于標新立異而著稱，廖平在1888年或更早的時候，就完成了《辟劉篇》和《知圣篇》，但是卻沒有急于將自己成果出版成冊，此中原因，主要是廖平缺乏政治抱負，同時也缺乏學術勇氣。1897年，廖平的《辟劉篇》出版，而僅一年后，即1898年，廖平一改《辟劉篇》與《知圣篇》中的觀點，不僅不打擊古文經學和劉歆偽造古文經之論，反而提出“大統”、“小統”之學，認為以《王制》為代表的今文經學主治中國，是為小統；以《周禮》為代表的古文經學主治世界，是為大統。不僅推翻前論，而且將古文經學的位置凌駕于今文經學之上。梁啟超將廖平思想的改變認為是“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因為1898年正是康有為變法失敗之時，所以不排除廖平此時經學思想的變更，與急轉直下的政治因素有關，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廖平的經學思想，其實并沒有多少真正“經世致用”的思想。
而康有為的學術內核，是著眼于時局政治，其深度與廣度，是廖平所無法比擬的，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套方法。首先是知識結構的不同，康有為除傳統經學研究外，“上自婆羅門，旁收四教，兼為算學，涉獵西學書�！边@點是廖平所無法比擬的�？涤袨樵�1885年寫成《人類公理》一書，是以歐幾里德式的幾何學證明法寫的，1888年寫成《實理公法全書》，是以亞里士多德的方法來闡述實理。由是可見，康有為的知識視野是相當廣的，其核心是將資本主義的人權、平等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的混和體，而且從根本上說，是將自由平等學說戴上儒學的外衣。成書于1886年與1887年間的《康子內外篇》鼓吹西方政治學說：“地中海水瀉而東來，泰西之政教盛行于亞洲必矣。”又對未來做了一番頗有信心的預測：“吾謂百年之后必變三者：君不專、臣不卑，男女輕重同，良賤齊一。”最頑固的保守派學者葉德輝曾批評康有為：“康有為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偽經考》�！涿菜苿t孔也，其心則夷也�！盵注3]在晚清保守派眼里，華夷之辨是非常的重要，西方國家在他們眼中，也只是“夷”，葉德輝倒是清楚地看到康有為學術的內核部分，是混和著西方思想學說，僅從這點看，葉德輝倒比指責康有剽竊廖平的人看法要高明一些。
其次，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并非純粹學術著作，而是其政治抱負的體現，遠非廖平似的純學術的創見。兩書一破一立。梁啟超對《新學偽經考》一書的巨大影響，作了一番評論：“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蓖砬咫m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對外戰爭屢戰屢敗，清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簽下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對于儒學傳統熏陶下的士大夫階層與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仍然認為中國的失敗僅是在器械的原因，而在禮教綱常的道德領域，仍然抱著趾高氣昂的優越感，幾千年前的古訓，在他們看來，才是至高的真理。雖然晚清許多進步思想家已經陸續將西方的思想介紹到中國，然而這對保守派的影響幾乎是隔靴搔癢，功效甚微。而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卻采取釜底抽薪，將清代學術界最為正統的古文經學的經典斥為偽經，這在以儒學經典立國的清代，無異于一場巨震。《新學偽經考》只是序幕，更大的巨震在《孔子改制考》中爆發，這本書中的孔子，已經不是真實歷史中的孔子，而是康有為心目中的孔子，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寫道：“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這段既是寫孔子，其是無異于寫康有為自己的心跡，婉轉地表達了自己“布衣改制”的理想與決心。所以康有為的著作，是與時代共浮沉的心聲，與廖平相比，具有其不可相比的雄偉氣魄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所以，如果從純粹的學術眼光視之，康有為這兩本書破綻百出，多處屬于全然臆測，缺乏史料依據，然而卻不應當否定其轉折一時風氣的偉大價值，
所以，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與廖平的《辟劉篇》，《孔子改制考》與《知圣篇》，雖然在一些觀點上，康有為與廖平有著相似的看法，但是這只是表象上的，在內核層面，卻是大相徑庭�？涤袨榕c廖平的相似之處，也不見得就是剽竊廖平的成果，學術上的殊途同歸，也并非罕見，這將在后文辨析。
（三）廖平：“康長素所發明者，非原書所有”
錢穆是力主康有為剽竊廖平的著作，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錢穆寫道：“蓋長素《偽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于川人廖平。”又說：“長素辨新學偽經，實啟始自季平。此為長素所深諱，而季平則力揭之�！痹诖�，錢穆似乎將“剽竊”與“受啟發”二者混為一談。作為該學術公案的當事人之一，廖平對康有為是否有“剽竊”之嫌，應該比其他人都要心里有數，而錢穆稱廖平“力揭之”，但我們卻從廖平的“力揭”中，看不出他認為康有為是剽竊者，相反卻有英雄相惜相重的感覺，以下以錢穆所尋的證據作一分析。
1、對外界流言康有為之學剽竊自廖平，廖平如是說：
“又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余不愿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之謗�！煜轮疄槭钦f，惟我二人，聲氣相求，不宜隔絕，以招讒間。……且吾之學詳于內，吾子之學詳于外，彼此一時，未能相兼，則通力合作，秦越一家，乃今日之急務，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
以上是廖平致康有為書信一部分，雖然對于康有為絕口不提廖平之名，他頗有微詞，但仍指出外界流言康有為是抄襲剽竊者是“向秀之謗”，是“讒間”，并說明兩者存在差別，其本人是“詳于內”，而康有為是“詳于外”，并認為康有為之學“自有之可也”。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廖平本人也非認為康有為是剽竊其作品。
如果說這封信是因為寫給康有為本人，廖平可能用詞謹慎的話，那么從下面廖平致信友人江叔海的一段話，可以看得更加明白：
“足下謂吾崇今擯古，以《周禮》、《左傳》為俗學云云（案：《學考》平分今古，并無此說），此乃二變�？甸L素所發明者，非原書所有�！�
廖平明確指出，康有為的“崇今擯古”之說，即《新學偽經考》，乃是康有為所“發明”，并非其原著作中所有。廖平這句話，是說予第三者聽的，故而可以表明其真實想法，況且廖平為學，最喜標新立異，是頗為自負之人，由此可以認定，廖平作為此樁學術公案的當事人，其立場是很明確的。
2、廖平對康有為的評價
《經話甲篇》卷一：“生公說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長素刊《長興學記》，大有行教泰西之意，……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教者乎？”
把康有為稱為“儒門之達摩”，這個評價，的確是高得驚人，大有認定其在學術史上不朽地位之意。
《經話甲篇》卷二：“庚寅，晤康長素于廣州，議論相克。逾年，《偽經考》出，倚馬成書，真絕倫也�！�
廖平用“倚馬成書，真絕倫也”一句，實乃發自內心之贊嘆。
民國二年廖平《與康長素書》：“憶昔廣雅過從，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逼壓彈丸，鄙人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太歲再周，學途四變�！�
廖平以“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來形容康有為所構筑的學術大廈，“得未曾有”這四個字也要關注，正是承認康有為學術中有獨創性，才算是“得未曾有”。錢穆對此廖平此書函的解釋是：“蓋時過境遷，季平已不守舊解，而猶未忘夙恨，故如此云云也。然謂志欲圖存，別構營壘，則亦一時之遁詞。”錢穆的解釋很難令人信服，我覺得“巍然大國，逼壓彈丸，鄙人志欲圖存，別構營壘”這一句，實際上有兩個含義，一是廖平承認康有為在學術水平上超越自己，使得自己不得不另辟蹊徑；二是廖平以此婉轉地回答了以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的指責，因為正是在維新變法失敗后，廖平的學說馬上隨之轉變，被梁啟超斥為“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廖平此處暗示自己學術思想的變更，并非政治因素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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