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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附言：這是我的已發表的兩篇拙作（《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教學通義>與康有為的早期經學路向及其轉向——兼及康有為與廖平的學術糾葛》，載《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的聯絡性小節文字，是對一個復雜問題的簡單思考，即將與此兩文一并收入由桑兵等先生主編的關于近代學術流派的書中。草此“導言”時本著“點到為止”的原則，故文約注簡（盡可能不出注），力求平實。粗率不當之處，謹請前輩與學友不吝賜教。

2005年9月19日

1、導言

　　晚清經今古文之爭，是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議題。處理此議題至少有互相關聯的兩重麻煩，一是清人所析之今古文之分是否有當于漢人之實際，這是一個問題；二是清人出主入奴的門戶之見，至今影響學者對此議題的看法，尤其在判分今古文經學派的標準上引申失當，致使治絲而棼，這是又一個問題。

這一節還無法提供有關晚清經學今古文之爭的系統研究，但從其中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的人物康有為、章太炎經學立場的建立過程，或可以讓我們略窺晚清今古文經學爭議的若干面向。

康有為經學思想之前后轉折，一般被描述為從早年到晚年的古今文之爭。這主要基于對如下事實的分析：《教學通義》所表述的尊周公、崇周禮的思想，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所確立的專宗今文、全面排擊古文的立場大相徑庭。但是深入的研究可以發現，康有為早年的經學觀念實本于章學誠“六經皆史”諸說所表達的經世思想，而這是今文家與古文家都可以接受的見解。所以就像清代經學的發展有這么種趨勢：“清初諸人講經治漢學，尚無今古文之爭。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來相對抗”[①]，就個人康有為而言，其宗派意識也是后起的。大體來說，康氏治經，歷經“記誦之學”、分辨今古文而今古兼采并用、專宗今文而全面攻擊古文幾個階段。早年對周公的尊崇接受了章學誠“六經皆史”觀念的啟發，同時他也開始受常州公羊學派的影響而對“孔子改制”有一定的理解。“通變宜民”的“變政”的觀念使他既能尊崇周公也能欣賞孔子，但是借最高王權變法的思想又使他的取法對象更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無位”的孔子。對腐敗現實政治的經學反思以及向最高當局露布變革主張的失敗，促使他調整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而開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權”以保國、保種、保教的新的理論與策略，與這種思想相表里的是對孔子的新詮釋與今文經學立場的確立。在康有為基于經世的觀念而今古文兼采的階段，廖平似不可能影響到他，但是在由于時局的激蕩而沖破舊的經學思想格局之際，廖平的“辟劉之議”尤其是對《周禮》的處理方式很可能刺激了康有為的新思路。康氏經學研究的特點既然是“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所以“經世”觀念是理解他的經學思想發展演變的一把鑰匙。

如果我們不能切實把握“康學”的經世精神，很容易品評失當。

作為一個今文經學家，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恢復了西漢公羊學“通經致用”的精神，“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鼓動天下之士干預世運。梁啟超揭示由康氏發起的“今文學運動”的特點，說是“有為所謂改制者，則一種政治革命、社會改造的意味也”，[②]那完全不是什么偏私之論。章太炎晚年在盤點清代學術系統時說：“至于康有為以《公羊》應用，則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學問也。”[③]章氏也已能平心指出論敵康有為“以《公羊》應用”的精神，盡管我們似不能取其過于偏狹的“學問”觀而將康氏的經學排除在“學術”之外。

事實上，正是這種經世致用的實踐，使今文經學在晚清聲名雀起、毀譽紛至。廖平與康有為之間關于《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的“著作權”爭議，就是在此背景下展開的。由于梁啟超的交代，學者很難否認康有為在確立今文經學立場的過程中深受廖平的啟發，但是我們也無法回避一個基本的事實，套用一句時髦的話來說，畢竟主要是由康有為一派將某種地方性的知識考辨提升為一種全國性的話語實踐。過分膠著于抄襲與否的公案而又過度推延，也許會帶來不少麻煩。如果《新學偽經考》的“著作權”如此成問題以致不能收入康氏著作集，然則此書能不能列入諸如《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也就很棘手；如果再加上象《教學通義》這樣更早的著作就已抄襲過廖平的《今古學考》，那么這位剽竊成性的妄人，并沒有多少真知卓見，冒著弄不好就要被砍頭的危險，竟能迷惑那么多人，掀動改革運動維新風潮。光是偷，就偷得來這樣的歷史效應么？基于某種特定的也許很當代的學術觀念，用章句小儒的尺度來衡量像康有為那樣有抱負有野心有經濟之志的儒生，是否合適呢？與今日極少數無視學術規范潛心炮制偽劣產品來評職稱當教授的學者比較起來，康有為恐怕還有不少貌同心異之處吧。

當代學者對康有為的批評當然不限于“剽竊”一端，有不少學者，尤其是一些對古史研究中的“疑古學派”的“疑古”傾向有比較自覺的反省意識的學者，常常會追溯到晚清的今文經學，尤其集矢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兩書。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觀點來看，這是理所當然、勢有必至的。[④]不過，我們在這里也需下一轉語，極端“疑古”的觀點，實本于“經世”的精神，至少在康有為那里是如此。有不少學者形成了一種共識，康有為的思想是廖平經學二變見解的極端化。問題是，廖平有《周禮》為劉歆偽造的觀念，也有《左傳》為六經總傳的觀念，極端化的思路也應該不只一個方向，就像廖平本人日后的經學數變，變得也更能包容古文經學，變得也能得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的欣賞。為什么康有為的今文經學非到“劉歆遍偽群經”未有底止呢，為什么會有如此干脆而簡單的極端化呢？為什么有如此極端的“疑古”呢？如果不歸究于“經世”運作的政治實用主義，是很難得其確解的。康有為本著學術決定國運的觀念，反思國勢衰敗的根源，他看到本朝學者士大夫出主入奴的所謂“漢學”、“宋學”皆不足以經世，所以大聲疾呼：直到目前士子們尚沉湎其中而非大力不能推倒的“漢學”和“宋學”不過是“偽經”“新學”，只是亡國之學。并非他所首先看到的所謂新莽朝亡于古文經學這一意象，就被他推延為以劉歆為鼻祖的古文經偽學必須為“二千年”來的不如人意的、其實是晚近西方沖擊下益顯突出的疲敝現狀負責。凡對古文經傳不利的證據都加以殷勤的收集，至于是不是引自原書，就不必過于在意了，時間也很急迫，不少還是學生幫著編起來的，要讓“劉歆遍偽群經”諸觀念徹底建立起來，《史記》中的證據只能任意棄取，而《漢書》的著作權也不得不歸到劉歆名下。這哪里是在搞考據，簡直在羅織政治罪名。只有唯政治的一元論的思維方式才能得出如此驚世駭俗的明快結論。錢穆說“康氏之新考據”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描述得頗為逼真。不過從考證學的觀點看到的主觀武斷，其實皆根源于他認定足以經世濟民的源于《公羊》的“孔子改制”諸說為“政治正確”的主張。一切壓抑了它或與之相背的東西只能是“偽”的其實最要害的乃在于是“無用”的，依此功利的標準，“疑辯”才會無所不至。康有為實在是初不以“疑古”為宗旨，結果卻的確如章太炎所看到的為“疑古之史學”提供了思想動力。只是其間的界限也是必須看到的，像錢玄同、顧頡剛等“疑古學派”的代表人物對康有為的考證精神與政治意識作了幾乎是異口同聲的區分，用錢玄同《重印<新學偽經考>序》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再引用的顧頡剛的話來說：“康有為為適應時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為自己的變法說的護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打破新代出現的偽經傳又是一件事實。”但這兩者在康有為那里卻綰合得親密無間，或者說本不可分。所以，可以說錢玄同、顧頡剛等民國學人將“康學”作了取舍更準確地說是轉化，康氏今文經學的“經世”精神及其由此產生的功利主義變成了史學上的理性精神與懷疑主義。這是綿延至民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趨勢即“經學的史學化”的一個側面和一部分意義。

這里我們不能不談到“康學”經世精神的一體兩面性。一方面，“通經致用”的精神，的確具有巨大的政治功能與文化意義。沒有這種精神，就不可能產生有如楊向奎所說的康氏“造經”、“造史”的英特作為。康有為的新經學，為戊戌前后國人的政治文化能動性提供了思想資源與行動楷模，這是連經學立場與之距離很遠的不少士人對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包容甚至欽服的原因。也是他之所以成為晚清公羊學、今文經學家第一人的理由，因為正是在這種政治與文化的功利主義的激蕩之下，確立其專宗今文全面排擠古文的鮮明立場。另一方面，康有為之“造經”、“造史”，固然是“以《公羊》應用”，其后果則不但是對古文經學的嚴重打擊，更是對國史的嚴重搗亂。康氏或許自以為將孔、孟所謂“其義則竊取之”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了，然他的功利主義總不免強“史”就“義”，這對中國歷史文化所造成的傷害也是一言難盡的。

于是就有章太炎的新古文經學與之對抗，其大義可以一言以蔽之：捍衛國史的尊嚴，以國史經世。短期看是為“種族革命”，長遠看更是為抗御列強，合而言之，為“民族主義”提供理論根據。

章氏“始分別古今文師說”于1891年，正是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初刊的那一年，很可能與此有關，章太炎有激于晚清公羊學派對《左傳》的沖擊，1891年開始撰寫《春秋左傳讀》，主要針對清代常州公羊學派重鎮劉逢祿而發，以期釜底抽薪。并至少于1893年，在其《膏蘭室札記》上已經出現“劉子駿私淑弟子”印章。章氏之“專慕劉子駿，刻印自言私淑”，頗能象征其治經學的取向與宗主。章太炎的本家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中早已樹起“宗劉”的大旗，不過那是在“校讎心法”的取徑上專推劉氏父子，且頗有與乾嘉時的經學考據相頡頏的意味。章太炎的“私淑”劉歆，乃是在今文家認定劉歆為偽竄古文經尤其是《左傳》的罪魁禍首的語境下，在“余性好《春秋》古文之學”的意義上，經學“學派”自覺的自我認定。

不過，章氏早年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古文經學家，說經多染公羊家說。“《左氏》可通于《公羊》”、“孔子改制”諸義多見于其著述。章氏在《自述學術次第》中總結說：“余初治《左氏》，偏重漢師，亦頗傍采《公養》”，道出一部分所以然之故，即循漢人治經舊軌；另一方面實在也是在晚清公羊學派甚囂塵上的氣氛下，既與之抗爭，又不能不受其影響：不服其攻擊古文經傳的武斷裂滅，又對其經學研究得出的政治變革的呼聲不能不產生共鳴。章太炎一度采用“尊荀”的方式來處理今古文之爭，也許可以稱之為“援今入古、以古統今”吧。

學術與政治的復雜糾葛也許是通過章太炎與康有為理解晚清今古文之爭的一個難解的結。無疑，正是在康有為身上恢復起來的《公羊》學及其推延出來的極端的今文經學的“通經致用”的參與精神，激發了章太炎的政治意識，并促使他走出詁經精舍。與這種影響比較起來，章太炎在任職于《時務報》時期與康門弟子的“斗辨”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插曲。這類糾紛當然是有意義的，雖然不免夾雜些文人的意氣，多少表示了對“康黨”“創立孔教”的觀念“不能輕于附和”的理性精神，但是他的“學派”對立意識并沒有強烈到必須決裂的地步。章太炎在對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所表示的同情的聲援的公開信中說：“所與工部論辯者，特左氏、公羊門戶師法之間耳。至于黜周王魯、改制革命，則未嘗少異也。（余紬繹周秦、西漢諸書，知左氏大義與此數語吻合），況旋乾轉坤以成既濟之業乎？”[⑤]這段話頗能概括他們之間共通的政治意識，從中也反映出“門戶師法”與“黜周王魯、改制革命”諸學理政見不能一以貫之的內在緊張。他后來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1903年5月）中，也說康有為曾“有志革命”，這決不可視為章氏對論敵的栽贓。事實上，從《公羊》學最能引申出“改制革命”的政治結論。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等書中也并不諱言“革命”，張之洞之所以抵制“孔子紀年”也是害怕革命，康門弟子如梁啟超等一度非常激越的“革命”傾向也不能排除師承去理解，盡管康氏本人幾經調整的思想與其激進弟子們的越來越不合拍了。

我們在這里強調康有為式“孔子改制”思想與“革命”思潮的連續性，一方面是為了說明，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不僅主導了戊戌前后“變法維新”的潮流，也啟發了“革命”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想揭示，章太炎與康有為之間展開的經學今古文之爭的界限基本上不在于“革命”與“改良”之別，而是經學的史學化與儒學的宗教化、民族主義與孔教主義的分道揚鑣。

章太炎比較徹底地擺脫康有為的政、學觀念的影響，而建立起獨立的古文經學思想，大體上要從《訄書》重訂本（初刊于1904年）開始。總的來說，章太炎的經學立場經歷了從“援今入古、以古統今”到“專宗古文”的演變，而《訄書》的修訂正是其經學思想大轉折的關鍵期。孔子為“良史”說的宣示，從孔子、左丘明、司馬談、遷父子到劉歆之學一脈相承的“歷史之學”的新譜系的建構，“六藝皆史”論的發軔，意味著章太炎獨立的新古文經學的奠基。其前后變遷呈現出“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的清晰軌跡。這與章氏跨越“紀孔、保皇二關”的政治反思、“民族主義”的學理建構、“中國通史”的編撰所體現出來的“經學的史學化”的努力等因素息息相關。

就相對短的時段來看，尤其集中于戊戌前后，從“改良”到“革命”的政治路線的抉擇取舍，確實是章太炎經學思想走向成熟與獨立的重要背景和關鍵契機，但是他并沒有局限于、更沒有止步于為反清的“種族革命”提供理論基礎。就像康有為的今文經學也并不是僅僅是為清王朝的“變法”出謀劃策作輿論準備而已。

從《新學偽經考》的刊布（早在1897年梁啟超作《<新學偽經考>敘》就提醒人們注意乃師此書“其非與考據家爭短長”而旨在為建立“孔教”開辟道路的良苦用意。[⑥]），到贏得光緒皇帝信任后將刪去激進鋒芒的《孔子改制考》上達天聽，從《大同書》的成書，到民國建立后依然固執地推動“孔教”運動，一幕又一幕，演出的是康有為的孔教主義的興起、行進、頓挫、游蕩的連續劇。在“體制”創新意識的建立上，在某種較為開放的“華夷”觀念的恢復與轉換上，在“進化論”思維方式的銜接上，在從“小康”到“大同”的社會理想的規劃上，康有為的孔教主義在中國近現代的思想進程中，流下了深刻的印記，當然是憑借了種種復雜的資源、在種種復雜的語境之下的知識建構與思想創新，但從經學的觀點來看，這一切難道不是康有為的今文經學歸根到底是其《公羊》學的推演與展開嗎？

一定意義上，正是與晚清的今文學家尤其是康有為之將儒學宗教化的趨向抗爭的結果，章太炎走了一條根基于“《春秋》古文之學”的經學史學化的道路。與康有為之歸宗“孔教”主義不同，章太炎揭橥的是“民族主義”。

章氏有一段非常重要的陳述扼要概括了他的新經學的綱領與趨向，值得再引述如下：

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若局于《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于孔氏遠矣！[⑦]

正是不滿于“局于《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的今文家說，而開拓出其古文經學的主張：“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這里所勾勒的“孔氏歷史之學”的系譜也很清晰，其“尊史”的理念在這里表達得尤為強烈。他還旗幟鮮明地揭示，所謂“孔氏歷史之學”——其實就是他所詮釋的新古文經學的道德、政教功能，就在于宣揚“民族主義”。

我們要強調的是，這不是在呼一呼一時即興的革命口號，而是極其精練地表達了章氏的“主義”、章氏的“學”。

章氏早在《今古文辨義》中就著力批評今文家言必將導致“雖謂蘭臺歷史，無一語可以征信”的后果，并指出其危害在于：“欲以尊崇孔子而適為絕滅儒術之漸”。這種思路，一直到他在二十多年后批評康有為的“六籍皆儒家托古”觀念及其影響下的以胡適為代表的“疑古之史學”，還在延續著。章氏最所憂患的乃是“抹殺歷史”動搖國本的嚴重后果，表明他對民族史的維護是歷久而彌堅的。在行將就木的前一年（1935），他在演講中說：

經籍之應入史類而尤重要者，厥維《春秋》。《春秋》三傳雖異，而內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⑧]

章氏講這類話時，正在日本侵華的嚴峻關頭。

從“所與工部論辯者，特左氏、公羊門戶師法之間耳。至于黜周王魯、改制革命，則未嘗少異也。（余紬繹周秦、西漢諸書，知左氏大義與此數語吻合），況旋乾轉坤以成既濟之業乎？”，到“若局于《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于孔氏遠矣！”，再到“《春秋》三傳雖異，而內諸夏外夷狄則一”，放寬視野，我們也許可以更多體會出一些章太炎與康有為之間在經學今古文之辨上之相爭與不爭的意味吧。

2005年5月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