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揚州市大明寺

　　位于江蘇省揚州市西北的蜀崗中峰上，唐開元年間律宗著名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前，住持此寺。為中日佛教文化關系史上著名古剎,在國內外具有深廣影響。是國家首批確定的漢族地區全國重點寺院和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大明寺建于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故稱大明寺。隋仁壽元年（601），文帝楊堅六十壽辰，詔令在全國三十個州內立三十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建立在大明寺內，稱“棲靈塔”，寺從塔名，故“大明寺”又稱“棲靈寺”，又因大明寺在隋宮、唐城之西，亦稱“西寺”。唐天寶二載（743），大明寺律學高僧鑒真大師應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的邀請，為弘揚佛法，首次籌劃東渡日本。其后歷經十年艱險，先后五次失敗，終在唐天寶十二載——日本天平勝寶五年（753），東渡成功。　唐會昌三年（843），棲靈塔遭大火焚毀。會昌五年，武宗詔令毀全國大寺四千余所、中小寺院四萬余所，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大明寺未能免于此難而遭毀壞。唐末吳王楊行密興修殿宇，并更名為“秤平”。宋景德年間，僧人可政化緣募捐。集資建塔七級，名“多寶”，真宗賜名“普惠”。但寺廟直至至明初仍沿稱”大明寺”。明英宗天順五年（1461），僧人智滄溟決心重建廟宇，經師徒三代經營，規模漸復；后經變亂，塔寺又再度變為荒丘。萬歷年間郡守吳秀建寺復塏。崇禎年間巡漕御史楊仁愿又重建寺廟。清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維揚，寺廟不斷增建，規模逐步宏大，光祿寺少卿汪應庚費力頗多，大明寺遂成為揚州八大名剎之首。雍正帝曾題聯“萬松月共衣珠朗，五夜風隨禪錫鳴。”乾隆帝曾題額“蜀岡慧照”，題聯：“淮海奇觀別開清凈地，江山靜對遠契妙明心。”清廷因諱“大明”二字，曾沿稱“棲靈寺”。乾隆三十年（1765），當高宗第四次巡游揚州時，御筆題書“敕題法凈寺”。咸豐三年（1853），法凈寺毀于太平軍與清軍之兵燹。同治九年（1870），鹽運使方浚頤重建。民國二十三年（1934），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邑人王柏齡（字茂如）一度重修寺廟。民國三十三年，大明寺住持昌泉禪師與程幀祥募集資金，由王靖和董理工程，重修廟宇佛像。1951年修建寺廟。1957年8月，法凈寺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1963年，又重修寺廟。1966年，文革浩劫時期，“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要砸爛寺廟佛像。出于周恩來總理的電諭，要堅決保護大明寺文物古跡。地方政府采取封閉廟宇的措施，因此寺廟才幸免于難。1973年，鑒真紀念堂建成。1979年3月，寺廟全面維修，所有佛像貼金箔，此后至今寺內香火不斷，中外賓客云集于此以祈求吉祥。1980年，為迎接鑒真大師像從日本回揚州“探親”又將“法凈寺”復名為“大明寺”。1995年恢復建設了氣勢雄偉的棲靈塔，還建成了藏經樓、臥佛殿、鐘鼓樓、僧寮等一批建筑，使寺院規模和形制得到擴大與完備，伽藍風貌煥然一新。

　　而今的大明寺建筑，主體建筑多為晚清風格，從牌樓、山門殿兼天王殿、大雄寶殿等主體建筑布置在一條南北中軸線上，并依山勢由低向高逐漸登升的布局看，它與中國寺院建筑的傳統程式是一致。近30年來，又陸續增建鑒真紀念堂、藏經樓、臥佛殿等建筑，錯落于大明寺東園中，則又是另一種風光，尤其是重建的棲靈塔，在東園的偏南處突兀而起，高聳云霄，塔前有鐘樓、鼓樓互為犄角，與居北處的一組建筑群相呼應，匍匐于棲靈塔四周，若眾星拱月，輝映成趣。踏上蒼松翠柏掩映的百級石階，可直達大明寺。

　　大明寺門向南，門前建有一座古樸的牌樓，四柱三檐，斗拱托頂，仰如華蓋。青瓦朱柱，翹角飛檐。上方正中篆書“棲靈遺址”四字額，為民國初年鹽運使姚煜手書。寺門兩序墻八字向，左序東折墻壁上嵌雍正年間石刻“淮東第一觀”五大字，書法由金壇蔣衡（湘帆）書寫。右序西折墻壁上嵌石刻“天下第五泉”五大字，據唐代張又新《煎茶水記》中引用劉伯芻的話，將國內最宜煎茶的七處著名水源評定等次，列大明寺泉為第五，故有此刻。書法由金壇王澍（虛舟）書寫。過牌樓，穿廣場，拾級而上，即步入大明寺的山門殿兼天王殿。此殿開大門三洞，正門上端嵌集《隋龍藏寺碑》“大明寺”三字石額。出得門來，便是一個深1米、寬5米的扁形空間，空間北端有一道高約2米余的坡勢，沿坡有15級石臺階。足踏階石，攀登而上，階盡頭即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坐北朝南，大三開間，總面闊19米，其中明間6.1米，次間各4.45米，邊間各2米。總進深16米，廊檐寬3米。屋頂為三重檐歇山頂，灰瓦屋面，鏤空花脊。迎面嵌磚刻“風調雨順”四字，背面嵌磚刻“國泰民安”四字。

　　在以大雄寶殿為主體的南北中軸線的偏東位置上，也形成了一個南北中軸線的建筑群體，它就是以鑒真紀念堂正殿作為主體建筑的一個群體，設計精妙，構制完美，堪稱近今建筑的精品。

　　大明寺藏經樓面南，二層五楹，九架梁，單檐硬山，前有卷棚廊，大廳內頂棚作藻井狀，每一方格中彩繪盤龍圖案，顯得威嚴隸穆。鏤空花脊，屋脊之上，陽嵌“法輪常轉”四字，陰刻“國泰民安”四字。藏經樓正廳玻璃龕內供奉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白玉坐像，佛龕前方下設寶座，寶座前置香案一張，上置佛像、香花燈燭等。此處為方丈或法師弘揚佛法、宣講佛經之所。藏經樓二樓為藏經處，置高3.5米、寬1.8米的大型書櫥10張。內藏乾隆《大藏經》、《佛光大藏經》、敦煌《經卷》等諸多佛教典籍。

　　其中鑒真佛教學院經國家宗教局批準設立，由江蘇省佛教協會主辦，是全國性宗教本科院校。

　　大明寺的名勝古跡，多錯落于西園中。西園亦稱御苑、芳圃，位于平堂西側，故名。清乾隆元年（1736）汪應庚筑，此后歷有修繕，至1999年，日臻完善。西園占地數十畝，中部一泓池水，碧波漣漪。四周內阜起伏，層巒疊翠，植物品種豐富。建筑依山傍水，有康熙御碑亭、乾隆御碑亭、第五泉、待月亭、芳圃假山、鶴塚、聽石山房、船廳、天下第五泉、美泉亭、平山堂、谷林堂、歐陽祠、平遠樓、印心石屋、佛光寶殿等名勝古跡。亦有汪懋麟、石濤、李炳、詩僧行吉、慧琳、熊成基、能勤、瑞祥等歷代名人墓葬于此。諸多古樹名木的長期精心保護，也是大明寺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重要見證，是其山水清秀、風光雅麗的有機構成。

揚州大明寺

　　鑒真紀念堂

　　位于大雄寶殿之后，1980年，為迎接鑒真大和尚坐像從日本回國巡展所建。

　　鑒真，俗姓淳于，江陽（今江蘇揚州）人，生于唐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圓寂于代宗廣德元年（日天平寶字七年）（763），享年75歲。鑒真14歲出家，從大云寺智滿禪師為沙彌。18歲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立志舍身，弘揚佛法。20歲隨道岸西游二京，究學三藏。21歲在長安實際寺隨弘景律師登壇受具足戒。道岸、弘景皆律宗巨匠，精通“五明”，鑒真遂能在佛經義理、戒壇講律、焚聲音樂、廟堂建筑、雕塑繪畫、行醫采藥、書法鏤刻等方面多所領悟，時有進益。此后，更從高僧融濟、義威、遠智、大亮、全修、慧策等請教，不囿于宗派門戶，遂能博學益智，境界高遠。27歲回揚州大明寺，興戒壇、繕道場、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講法誦經、寫經刻石、廣施醫藥、普濟眾生，不遺余力。46歲繼道岸、義威之后，為一方宗首、持律授戒，獨秀無倫，前后授戒度人略計四萬有余、澤及遐邇，道俗歸心，仰為“江淮化主”。

　　天寶元年（742），鑒真55歲時，日本學問僧榮睿、普照來揚州大明寺祈請僧人“東游興化”，眾僧以路遙涉險而默然無應。鑒真曰：“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概然應允。自天寶二載起前后五次“東渡”，或由于官府阻撓，或由于浪擊船沉，或由于僧眾護田，均未獲成功。并于第五次東渡時雙目已染疾失明，雖屢遭失敗但東渡意志彌堅，誓曰：“為傳戒律，發愿過海，不至日本國，本愿不遂。”天寶十二載，時鑒真66歲，日本國“遣唐使團”再次來揚州延其東渡傳律，是年十月十九日夜，鑒真一行24人從龍興寺出發，乘舟沿長江至蘇州黃泗浦轉登日本使船，于十一月十六日出江入海，揚帆東去。歷時月余，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次年二月進京（奈良），入東大寺安置。孝謙天皇下詔“大德和尚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自今以后，傳授戒律，一任和尚。”并敕授“傳燈大法師”位。四月，于盧舍那殿前立戒壇，圣武上皇、孝謙天皇等俱登壇受菩薩戒。尋為沙彌澄修等440余人授戒，又為舊大僧靈福、道緣、忍基等80余人舍舊戒，由鑒真重授具足戒。“從此以后，日本律儀，漸漸嚴整，師師相傳，遍于寰宇。”乾元二年？日天平寶字三年（759），鑒真率弟子普照、思托等在奈良建成唐招提寺，并由東大寺移居于此。經營既久，佛光普照，遂成日本律宗之祖庭，而鑒真亦有扶桑律宗太祖之稱。

　　鑒真精“醫方明”，學養素深，濟人無數。淳仁天皇使其辨藥之真偽，他一一以鼻辨之，一無錯失。及光明皇太后不豫，唯鑒真所進醫藥有效。鑒真還著有《鑒上人秘方》。惜書已失傳，但尚有少數藥方，傳授于世。除此，鑒真還將腦中所學，一一傳授門徒。鑒真東渡對日本文化的各個方面影響重大而深遠，日本人民稱鑒真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醫學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充分地表達了日本人民對鑒真崇敬、膜拜的感情。唐代宗廣德元年（日天平寶字七年）（763），弟子思托、忍基等為鑒真膜影立像，豫高二尺六寸五分，“頂骨秀、顴骨張、鼻梁高、唇緊閉、靜含瞼、浮微笑”，形儀端穆，栩栩如生。同年五月六日，結跏趺坐，面西而化。

　　鑒真紀念堂由陳列室、門廳、碑亭、正殿四部分組成。其中以正殿為鑒真紀念堂的主體建筑。正殿內藻井彩繪蓮花圖案。正中須彌座上供奉鑒真坐像。鑒真坐像前供案上置有日本裕仁天皇所贈銅制香爐。正殿兩壁懸掛四幅大型絹本畫，繪有鑒真生前主要活動地：陜西西安大雁塔、廣東肇慶七星巖、日本秋妻屋浦和奈良唐招提寺金堂。1980年，趙樸初會長為迎接鑒真大和尚坐像回國巡展，題“風月同天”石額，置于鑒真紀念堂正殿東側面西牖門之上。此牖門乃日本國寶鑒真坐像回揚“探親”時，通往鑒真紀念堂正殿必經之處。

鑒真紀念堂

鑒真大師像

　　棲靈塔

　　該塔始建于隋仁壽元年（601）。仁壽元年文帝楊堅六十壽辰，詔令在全國三十個州內立三十座塔，以供奉舍利（佛骨），其中一座建立在大明寺內，稱“棲靈塔”。唐代詩人李白、高適、劉長卿、蔣渙、陳潤、劉禹錫、白居易均曾登臨，并留下千古絕唱。唐唐武宗會昌三年（843）“滅佛”，棲靈塔亦被拆除，大明寺只剩“棲靈遺址”。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僧人可政募集資金建造了一座七級多寶塔。這座塔又于南宋時毀圮。直到1980年，鑒真大師像從日本回揚州“探親”，各界人士倡議重建棲靈塔，勵圖宏業。大明寺僧眾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經幾代住持虔心操作，多方募化資金，并經多方人員研究設計，終使寶塔于1995年歲末落成。塔為方形，九層，為仿木構樓閣式，凸顯唐代建筑風格。新建成的棲靈塔氣勢雄偉，在綠楊城郭的許多地方遠遠地就能目睹這九級浮屠的風姿。

大明寺棲靈塔

　　仙人舊館

　　位于大明寺西側，是大明寺內著名文物區和風景區，由平山堂、谷林堂、歐陽文忠公祠三部分組成。其院墻上有一八角形門洞，上嵌：“仙人舊館”磚額，此額乃星悟禪師所題。星悟系宋代文豪歐陽修裔孫，其拓本中有“歐陽子之家”之印章。

　　“平山堂”初建于宋慶歷八年歐陽修知揚州時，年42歲。公務之余，寄情于山水詩酒，游目騁懷，筑平山堂作講學、游宴之所，數月而成。因望江南諸山，含青吐翠，飛撲于眉睫而恰與堂平，故定堂名為“平山堂”。北檐下有清光緒二年（1876）林肇元所題匾額：“遠山來與此堂平”亦點明含義。山堂建成后，歐公寄書前任太守韓琦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可見歐公于平山堂前眼界寬廣而心曠神怡，歐陽修有《朝中措·平山堂》詞，抒發其堂前感受：“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植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盅。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這首詞后來被人刻石嵌人廊壁。平山堂前筑石臺，圍以欄檻，歐公親植柳樹，時稱“歐公柳”。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山堂朽，工部郎中刁約領揚州事時重修山堂。封閉前庭，改制為行春臺。南宋高宗紹興末年臺圮，孝宗隆興元年（1163）至寧宗嘉定三年（1210）多次興毀。元代一度荒廢。明萬歷年間，知府吳秀重建山堂。清康熙十二年（1673），刑部主事江都汪懋麟與太守金長真又擴建山堂，并建行春臺。康熙帝南巡維揚時，至平山堂題“平山堂”、“賢守清風”、“怡情”、“澄曠”四額，并制《平山堂》詩一首。乾隆元年（1736）又整修山堂，規模益大。為記此事，在平山堂南，東壁面西處有乾隆元年七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尹會一撰并書《重修平山堂》碑石一方。咸豐年間，平山堂毀于太平天國兵燹。

　　今日之平山堂是同治九年（1870）鹽運使方浚頤重建。其建筑為宏宇敞口，面南五楹，七架粱，前有卷柵廊。在明間北廊柱軸線上設落地罩，從罩到檐柱以北設走廊與“谷林堂”相連。其“平山堂”匾額亦為方浚頤所題。清光緒初年兩江總督劉坤一題“風流宛在”，乃追懷歐公韻事而書，書法流暢。其“流”少一點而“在”多一點，以此強調歐公風流仍在。清代彭玉麟有“放開眼界”之匾。1979年又事大修，山堂面目一新。

仙人舊館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祠

　　歐陽修在楊州關心民瘼，秤擊暴斂，深受百姓愛戴。民感其德，曾建生祠于“舊城”，歲久祠廢，后移于平山堂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鹽運使曾按宮廷藏本臨摹歐陽修圖像懸于壁間，咸豐年間，祠毀于太平天國兵燹。光緒五年（1879），兩淮鹽運使歐陽正墉集族人白金五千余，以楠木重建今日之歐陽文忠公祠。

　　歐陽文忠公祠堂面南五楹，九架梁，單檐歇山。四周皆卷棚廊，挑角正檐，梁柱皆方，迎面裝雕花隔門，次間后壁置落地雕花罩格。明間設神龕，龕壁供歐陽修石刻像，此像于光緒五年九月，由歐陽修裔孫江蘇侯補道歐陽炳按清宮內府藏本臨摹滁州醉翁亭歐公畫像；石刻像上方由歐陽正墉臨摹乾隆壬申年（1752）為歐陽修畫像題之御書。歐陽修石刻像與題書由邗江著名石工朱靜齋勒石，刀工精微，歐公容顏微笑，胡須纖細有波，加之石面稍凹，刻紋有反光作用，造成遠看白胡須，近看黑胡須，此像不僅黑白有變，而且從任何角度看，歐公雙目均與觀者對視可親，歐公雙足均向觀者，栩栩如生世稱神品。

歐陽文忠公祠

祠內歐陽修刻石像

　　谷林堂

　　位于平山堂北處。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二月，蘇軾至揚州，時年56歲。八月離任，歷時半年。蘇軾在任上為紀念前任也是恩師歐陽修在揚德政而建“谷林堂”，堂成后作五言詩曰：“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地秋風初。我來適雨過，物至如娛予。稚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老槐苦無賴，風花欲填渠。山鴉爭呼號，溪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余。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并以詩的第一、二句的第二個字“谷”“林”作為堂名，宋以后堂毀久不存。清同治九年（1870）鹽運使方浚頤在重建平山堂時，在真賞樓舊址處建今之“谷林堂”并題額、題聯。其聯曰：“遺志在棲靈，稚竹老槐，風景模糊今異昔；開軒偕真賞，焚香酹酒，仙蹤戾止弟從師。”額與聯今均無存。

　　該堂坐北朝南，面闊五楹，七架梁，前后單步梁木構架，前廊置木欄，后為白粉墻，封檐封山。東山墻與大明寺大雄寶殿相連，堂上懸“谷林堂”額，三字系揚州淺刻家黃漢候集東坡法帖。東壁懸揚州書畫家李亞如草書“谷林堂”詩，西壁懸《赤壁夜游圖》，堂內陳設古樸典雅。

大明寺谷林堂

　　56、邗江縣高旻寺

　　位于邗江縣運西鄉的三汊河口，是馳名中外的揚州八大剎之一。該寺為我國禪宗道場，與鎮江金山寺、成都文殊院、新都寶光寺并稱禪宗四大叢林。為國務院1983年公布的全國漢族重點寺院之一。

　　高旻寺相傳始建于隋朝，其后“屢興屢廢，不易詳考”，遍查《江南通志》、《揚州府志》、《江都縣志》、《瓜洲志》等地方文獻，尚未發現高旻寺創建于隋的記載。惟高旻寺內發現一塊“隋文選樓”碑石，署款為：“嘉慶十年乙丑十月，題于袁浦行館。梅庵鐵保。”鐵保字梅庵，是清代乾嘉年間與劉墉、翁同龢齊名的大書法家，嘉慶年間曾任兩江總督。袁浦在松江縣東南柘林鎮，產海鹽，清代曾設有鹽課大使。這里有一種可能性，即鐵保應揚州阮元之囑，在袁浦為文選樓題額，然后由人攜至高旻寺，委托寺僧鐫石。但碑刻好后一直留置寺內，未能運到揚州。當然也有可能這塊碑是后來移置高旻寺的，但無論哪種說法，均與高旻寺建寺無關。對于“古文選樓”，亦有兩種說法：一是相傳為梁昭明太子編纂《文選》之地；一是明代《一統志》認為：是隋代為《文選》作注對曹憲教授生徒之地。二者亦均與高旻寺無涉。一九七四年臺灣出版的《中國佛學人名詞典》中，附錄《歷代塔寺道場略志》，則說高旻寺為“六朝梁時創建，屢毀屢興，且數易名號，現址修于洪武間，（天）啟、（崇）禎之際，密云門下主其丈席，乃轉興。入清，天慧禪師入主，頓見昌大，清嚴聞于四方。”現在有據可考的是：據高旻寺僧昭月寫的《天中塔記》：高旻寺天中塔系由吳惟華創建于清順治八年（1651），然后，因塔建寺，營建梵宇三進為廟，廟亦以塔命名為“天中寺”。高旻寺于清康熙三十八年重建，康熙并賜額“高旻寺”。“旻”，意為秋季的天空。漢王逸賦《九思？哀歲》有“旻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句。寺名高旻，就是指登天中塔而天清氣朗，開人襟懷。今山門“敕建高旻寺”為康熙手書。乾隆六次南巡，均曾于高旻寺行宮中駐蹕。乾隆、嘉慶年間，是高旻寺的中興鼎盛時期。道光以后，即逐漸式微。特別是咸豐三年至六年（1853—1856）之間，高旻寺和行宮全部毀于兵火。舊時宮室，幾乎蕩然無存。同志年間到光緒初年，相繼在寺僧嚴光（名明）和尚及其法徒理論和尚的住持下，募建殿堂，恢復廟宇。寺內存至近代的主要殿宇及亭臺僧舍，多數都是這一時期建筑的。光緒中葉，在月朗和尚的住持下，繼續有所增拓，建造了御云樓等建筑，使高旻寺重新具備了相當的規模。只是天中塔一直未能復建。

　　“文革”中，高旻寺被紅衛兵全部毀壞，文革以后部分恢復，但寺內主要景點文物天中塔和銅殿今已不存。

　　高旻寺景區有寺院和行宮兩部分。寺廟現存古建筑有老禪堂、念佛堂、藏經樓、玉佛堂、西樓、水架涼亭和寮房等。寺里的建筑也是一派皇家氣度。1990年新建禪堂一座，高18米，呈不等邊八面體近圓結構，建筑面積365平方米，外觀雄偉，內室寬敞，集古今建筑特色于一爐，系香港陳鴻琛居士投資50萬元興建。于1996年全部完工的大雄寶殿，長40米，寬33米，高30米，面積1320平方米。里面是十六羅漢而不是十八羅漢，彌勒佛背后并沒有韋陀護法。

　　高旻寺為我國著名禪宗道場，與鎮江金山寺、成都文殊院、新都寶光寺并稱禪宗四大叢林。建寺以來名僧輩出：近代名僧來過禪師曾作《高旻九祖像贊》，首列玉琳國師。玉琳國師，即通秀禪師。通秀為江陰人，俗姓楊，十九歲出家，曾住浙江武康的報恩寺。清順治十五年（1658）奉詔入京，在萬善殿說法。帝親臨聽問，并賜以“大覺禪師”之號。不久，留弟子茆溪行森在京而歸。翌年受封“大覺普濟禪師”，受賜紫衣。順治十七年，帝建壇選僧受菩薩戒之時，特請通秀為本師，并加封“發覺普濟能仁國師”。曾在內廷說法，撰有《客問》一篇，帝命大學士金之俊附注并序刊行之。后回西天目山，卒于淮安慈云庵。《高旻九祖像贊》贊曰：“高旻永證紫袈裟，圣渥優隆慶缽華。任是君臣尤叩首，萸灣也屬國師家”。通秀可能曾于順治十五年至十七年間住持高旻寺（當時為塔廟）。高旻寺第一代住持為紀蔭法師，事跡已如前述。此后，雍正十二年由節祖門人應宗和尚接任住持，不到一年圓寂。繼由南祖門人定中和尚住持，僅四五月亦圓寂。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始由天慧和尚住持。天慧和尚名實徹，興化人，俗姓唐。十九歲出家，當了近三十年行腳僧，到雍正十一年（1733），以大覺普濟能仁國師法裔應詔入禁廷奏對，與雍正帝講道十分契合。因賜給紫衣，受命出主磬山崇恩寺（雍正賜名圣月寺）。十三年冬，復奉雍正遺命為高旻寺住持。他在高旻寺闡揚宗旨，很有建樹，受到各大叢林的推崇，被尊為天祖。天慧和尚圓寂于乾隆十年（1745）。嗣天慧住持的是際圣和尚。際圣字了凡，浙江海寧人，俗姓薛，父名覺源。據記載，際圣出生后不笑不啼，五歲始能言，十三歲便懷出世志。二十歲左右投中巖寺慧初和尚出家。曾在天目山紫竹林結一茅屋，閉門修行。后入高旻寺，為天慧和尚法徒。天慧圓寂后，際圣住持高旻，寺院得到進一步振興，四方僧眾，紛來皈依。際圣和尚著有語錄六卷，今不可見。繼際圣者為昭月和尚（名貞）。他于乾隆年間主高旻寺丈席多年，守戒律，闡宗風，名振遐爾。當時無錫南禪寺有靜蓀和尚（號雪舟），主南禪講席，與昭月和尚齊名，被人稱為“南禪北昭”。來果禪師在像贊中說：“潑天門戶，全丈此老擔承，二十九年，盡力續佛慧命”，“操家置業，遠播風規”，對他的評價極高。昭月的繼承人是位著名的詩僧，名達澄，字如鑒，號古光，又號清涼上人，上元宓氏子。達澄童貞之時，便已慧照驚人，十二歲即從修竹庵無瑕和尚出家，二十歲受戒具于隆慶寺岫雯禪師。后聞高旻寺昭月貞公道行精深，遠近歸仰，因往參禪。宗旨不殊，因緣有舊，從此便駐錫高旻寺，并繼昭月成為高旻寺住持。吳錫麟在《如鑒大師塔銘》中說：“高旻寺當南北之沖，為士夫往來之會，勢不能閑如野鶴，懵如痖羊。師乃以本色柱山，以實力學道”。由于他天性超凡，道風秀世，一誠應物，眾妙會心，與當時文人明士禪餐酬酢智杖招邀，交游很廣。如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桐城代表人物姚鼐（字姬傳）、詩人和歷史學家趙翼、文學家王文治（字夢樓）太守、學者洪亮吉（字稚存）、彭紹升（號尺木）居士等君與訂方外交，互贈唱和詩甚多，記錄了他們之間的文字因緣和深厚交誼。如鑒喜種牡丹，趙翼在《高旻寺鑒公房夜看牡丹》一詩中調笑諧，稱之為“老僧深夜對紅妝”，可見他們是十分稔熟的知交。如鑒還曾在寺內放生河上筑綠陰山房，作為游息之所，與王文治、洪梧等文人名士清談賦詩，互有唱和，亦稱一時之盛。如鑒著有語錄二卷，詩集一卷，今均不存。如鑒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九月，示寂于嘉慶八年（1803）八月。世壽五十，僧臘（出家年歲）三十八。據說，如鑒死后十年，他的弟子悟成和尚于嘉慶十八年為他建塔，打開墓龕，遺體依然完好，顏色如常。

邗江縣高旻寺

　　塔灣行宮

　　康熙、乾隆南巡時駐蹕之地。康熙帝于一六八四年和一六八九年曾先后二次南巡，均未見有駐蹕高旻寺的記載。曹寅（《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和蘇州織造李煦（曹雪芹的舅祖）以及兩淮鹽商為了討好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起，在高旻寺西修建行宮。據曹寅于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的奏摺稱：“所有兩淮商民頂戴皇恩，無由仰報，于臣未點差（指赴兩淮鹽運御史任）之前，敬于高旻寺西起建行宮。工程將竣，群望南巡驛，共逐瞻天仰圣之愿”。康熙帝在奏摺上硃批：“行宮可以不必了”。但并未嚴加制止，實際上是默為贊許的了。修建行宮花費之巨和宮室的奢靡華貴，正如詩人張符驤寫的《竹西詞》中所說：“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想到繁華無盡處，宮燈巧對梵燈紅”。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第五次南巡，駐蹕新建的行宮。由于新建宮室大大超過了原寺的殿宇，以至康熙幾乎把高旻寺當成了一座新建的寺廟。他在賜紀蔭和尚的詩里就說：“春夢深沉新剎中，陡聞清磬在林東。”稱高旻寺為“新剎”，正是他直觀感覺的一種自然流露。

　　康熙三十八年（1699）是第三次南巡。當時距天中塔的建成才四十四年，修塔工程不大。兩淮鹽商以其雄厚的財力，加之由江寧織造曹寅（《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和蘇州織造李煦（曹雪芹的舅祖）總負責，因而很快就修繕完畢，并且大大擴建了塔廟。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時大加贊賞，因賜名高旻寺。康熙四十三年御制《高旻寺碑記》中說：“朕自三十八年奉皇太后鸞輿偕行，晨昏侍養。視河既畢，勉從輿請，濟江而南，覽吳會民生風俗。見茱萸灣塔歲久寢圮，聯欲頒內帑略加修葺，為皇太后祝厘。而眾商以被澤優渥，不待期會，踴躍赴功，庀材協力，惟恐或后，不日告竣。舊剎式廊鼎新，壯嚴宏敞，兼以？飛杰閣，憑高四眺，臨大江，通南北。因書額賜之曰：高旻寺。勒文于石，垂示久遠。”康熙這次南巡回京，又將皇宮內的一尊脫紗藥師如來泥金佛像賜給高旻寺供奉，并派學士高士奇和內務府丁皂賚送金佛到高旻寺。上文所引康熙所作的《高旻寺碑記》，也是回北京以后寫的。康熙帝在曹寅于四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的奏摺上硃批道：“高旻寺碑文已寫好，爾即覓善刻之手，著速摹勒進呈”。碑文送到揚州以后，曹寅復于十二月初二日的奏摺上向皇上秉報說：“臣寅復于十二月初二日謹率僚屬商民等，歡呼動地，仰瞻圣孝帝訓。……臣寅隨遴選臣工，與高士奇等指建碑亭處，將石細加磨磷，用心摩勒，俟鐫完拓進呈御覽”。為了安置御賜金佛和碑石，曹營又在高旻寺的正殿后面建了金佛殿和御碑亭。這時的高旻寺規模已十分宏大，建有大山門、御牌坊、無梁殿、大殿、御書樓（名五云樓）、禪堂、方丈、僧寮、客舍、幽軒，齋堂一應具備。層樓杰閣，參差聳立河干。又與李煦等率地方文武官員和商民人等迎請馬跡山高僧紀蔭前來主持該寺，將此事奏明康熙皇帝。紀蔭和尚便成為高旻寺的第一代住持僧。塔灣行宮奢華的供張，甚至使康熙皇帝自己也感到不安，使他想到了漢文帝筑惜露臺，花費百金，曾被后世議論；想到隋煬帝沉湎揚州之樂而江山易主，因而不無自我表白地寫下了《述懷近體詩》并序。他在序里寫道：“每至南方，覽景物雅趣、川澤秀麗者，靡不賞玩移時也。雖身居九五，樂佳山水之情，與眾何異！但不至曠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目即過者，亦恐后人借口實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至于茱萸灣之行宮，乃系鹽商百姓感恩之誠而建，雖不與地方官吏，但工價不下數千。嘗覽漢書，文帝惜露臺百金，后世稱之。況為三宿，所費十倍于此乎？故作述懷近體一律以自警，又粘之壁間，以示淮揚之眾。”詩云：“又駐塔灣見物華，先存？屋重桑麻。惠風遍拂維揚市，沛澤均沾吳越家。作鑒道君開艮岳，長噓煬帝溺瓊花。澆胸經史安邦用，莫遣爭能縱欲奢。”

　　為了嘉獎曹寅等人修建行宮的勞績，康熙帝在這次南巡途中，即于四月三日傳諭：“前經降旨，命鹽商修建寶塔灣之塔，后立即建成。而并未降旨命建聯宮室，亦在塔灣西建成宮室。此皆鹽商自身出銀建造者。著問曹寅，彼等出銀若干，議奏給以虛銜頂戴。況且我們在外口建房之人及捐助銀兩者，也已議敘給予加級。曹寅、李煦、李燦既皆捐助銀兩，著議給彼等職銜。黃加正既亦出過力，著一并議奏。欽此欽遵。”四月五日，內務府等衙門即保奏：“曹寅等在寶塔灣修建驛宮，勤勞監修，且捐助銀兩。查曹寅、李煦各捐銀壹萬兩。彼等皆能盡心公務，各自勤勞，甚為可嘉。理應斟酌捐銀數，議敘加級，惟以捐銀數目過多者，不便加級。因此，請給彼等以京堂兼銜：給曹寅以通政司銜；給李煦以大理寺卿銜；給李燦以參政道銜。通州分司黃加正，于修建行宮時既很勤勞，請加二級；臺州分司劉日輝、淮安分司金浩林，來文中亦稱勤，請給劉日輝、金浩林各加一級”。康熙當日便批“欽此”二字，表示同意。實際上，康熙對曹寅等人的獎賞遠不止于此。在經濟上，為了補償修建行宮和歷次接駕花費的虧空，從康熙四十三年起直到曹寅死時，讓曹寅和李煦二人隔年交替做兩淮鹽運御史。兩淮鹽務是國家稅收的大宗，鹽務大臣從中所得，也是世所共知的。在政治上，對曹寅等人也更加信任，江南事無巨細，都由他們向皇上密奏。曹寅死后，康熙即命其子曹颙接任江寧織造。二年后，曹颙又死。康熙又命曹寅的侄子曹頫（曹雪芹之父）過繼為子，仍襲江寧織造之職。這些，都是康熙給與曹寅的“特恩”。

　　乾隆六次南巡，每次南巡駐蹕高旻寺行宮。其路線皆是先到高旻寺，次日方騎馬入揚州城，再乘船游平山堂等處。他在《自高旻寺行宮再游平山堂即景雜詠六首》詩的自注中說：“是日自高旻寺行宮策馬度郡城，至天寧行宮，易湖船。歸亦仍之。以馬便于船，且百姓得以近光也”。駐蹕高旻寺行宮時，每次都要把康熙那首述懷近體詩并序拿出來讀一番，表示不忘圣祖力崇節儉的煌煌圣訓，并且要依韻和詩一首。康熙的詩用上平聲六麻韻，因此，乾隆在第六次南巡時寫的六韻賡麻詩中說：“最古行宮樸不華，奎章拈韻六之麻。一心無系于何系，四海為家此即家。熟路重來識堂構，行春寧為賞煙花。庸歌六度依成句，奮筆于斯興正奢”。高旻寺既有宮室的富麗堂皇又有寺院庭院的清幽別致，所以，乾隆住在高旻寺行宮竟產生了流連忘返的心情。他在二十二年春夏之交南巡返京時再駐高旻寺時寫的《高旻寺行宮即事》一詩中，就透露了這種心情：“塔影遙瞻碧水隈，北來駐蹕又南來。風光一日更春夏，俯仰幾時經往回。燕蹴殘紅點瑤席，鶴行濃綠印蒼苔。江城畹晚猶牽興，堤外蘭舟且漫催。”。乾隆歷次為高旻寺書寫的扁額有：江月瀓觀、邗江勝地、江表春暉等。書寫的對聯也很多，如乾隆十六年寫有“潮涌廣陵，磬聲飛遠梵；樹連邗水，鈴語出天中”、“眾水回環蜀岡秀，大江遙應廣陵濤”、“碧漢云開，晴階分塔影；青郊雨足，春陽起田歌”。乾隆十七年寫有：“法云回蔭蓮華塔，慈照長輝貝葉經”，“塔影便是廣長舌，香篆還成妙曼云”。乾隆三十年寫有“綠野農歡在，青山畫意堆”。乾隆四十五年寫有“清風明月取無盡，山峙川流用不窮”。乾隆四十九年寫有“宇宙以來此山色，沖融之際蕩煙光”等等。此外，乾隆還在四十五年南巡時將他所撰的《廣陵濤疆域辨》一文書贈高旻寺。

　　清代高旻寺和行宮的范圍，較今高旻寺所占地面稍大，但行宮占地約五分之四，寺院僅占五分之一左右。而且，行宮大宮門居中，高旻寺在行宮東側，又比行宮圍墻東南角后縮數丈，處于從屬地位。行宮在高旻寺之西，有高大的圍墻與寺院隔開，夾巷的前段和后段，各有大門和過道，分別與寺院的前后兩院相通。行宮內又分東西二院，東院建宮室，西院為花園。宮室四周復有圍墻，而以大宮門居其中。大宮門對面，有大影壁。入大宮門，院內宮室又以圍墻分為三路：中路入垂花門，建有前殿、中殿、后殿三座。東路最前朝房和茶膳房，次為書房，書房向北，入東垂花門，門內依次建有正殿、后照殿和照房。西路最前亦為朝房和茶膳房，次為書房，向北入西垂花門，有一小建筑群，自成院落，是為三機房。三機房后建有臥碑亭一座。宮室西出西套房，即臨水池，池上有島，島上建戲臺，為皇帝和隨從們看戲娛樂的地方。島的東、南、西三面，均有橋通岸上。以東面一橋較大，橋上建有橋亭。在池的四周，植奇花異木，疊假山怪石，建有萬字亭、箭廳、石版房、歇山樓等建筑，構成一所清幽別致的花園。

　　高旻寺和行宮的總體布局和主要建筑，大體完成康熙四十年到四十六（1701—1707）間。后來，雍正十二年（1734）曾奉旨有一次規模較大的修繕。乾隆歷次南巡前，也都有所維修和擴建。但歷次修建，都未改變原有的格局和基礎。變動較大的是池中島上的建筑。乾隆八年修的《江都縣志》所繪高旻寺圖，島上僅有疏籬、垂柳、竹林、茅舍，尚無戲臺，可見戲臺當為乾隆年間所建。

《乾隆南巡江蘇名勝圖集》中的高旻寺行宮圖

金今發現的《高旻寺行宮圖》題跋

　　天中塔

　　修建早于高旻寺。天中塔系由吳惟華創建于清順治八年（1651）修建，然后，因塔建寺，建起同名的天中寺。吳惟華，順天人，明末諸生。降清后，因隨征太原等地有功，封恭順侯，官至戶部右侍郎。后來，先后因為貪婪失職和交結內監等罪，幾次被論處死刑，均得寬免。因為他曾任漕運總督，常至揚州，又篤誠信佛，故有在三汊河建天中塔之舉。至于塔址的選擇，一方面可能與他總督漕運有關，另一方面是堪輿家認為，在三汊河建塔，可以鎮鎖江河，免除水患，有益揚州。這在后來李楷所作的《天中塔賦·序》中，說得很清楚。

　　三汊河自建天中塔后，被稱為寶塔灣，簡稱塔灣。登天中塔可以“南眺金焦諸峰，北枕蜀岡之麓”，而成為淮南勝地。天中塔也成為高旻寺的主體建筑和重要標志。香客游人至高旻寺，必登天中塔。寺僧對于天中塔也竭誠供奉，晨昏灑掃。嘉慶年間的住持僧方聚法師曾有《浴塔詩》紀其事道：“曉起招淄侶，層層汲水澆。凈光生七級，紺影耀重霄。寶鼎香縹緲，金鈴語寂廖。云山憑縱目，萬里海天遙。”據昭月和尚的《天中塔記》所載，高旻寺內天中塔曾倒塌重建過一次。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天，寺僧發現天中塔層層滲漏，即向河督高晉、鹽憲季質穎稟告。二官隨即委托兩淮運憲鄭大進于七月初三日到高旻寺勘查，制定維修方案和預算。但七月五日突然刮起一場風暴。將塔頂中柱吹斷。金頂、輪套等件盡行墜落，層層打損塔身。當年，兩淮鹽商就集資重新修建。新建工程從十月初三興工，十二月初八鑄造仰蓮輪套和金頂。次年二月初十日豎立塔心中柱，三月十七日上頂合尖，歷時半年，新塔建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新塔再次倒塌。天中塔自順治十一年建成到乾隆三十六年倒塌，其間經歷一百一十七年；第二次建成到道光二十四年倒塌，其間經歷七十三年。總計前后天中塔存世共一百九十年。

　　57、句容縣隆昌寺

　　又名慧居律寺，位于句容縣西北的寶華山頂，近代影響最大的傳戒道場。為現今國內保存完整的最大的律宗道場。據聞說全國有70%左右的僧尼來此受過戒,其受戒儀式比之高等學府授予學位還要隆重、莊嚴。據云，此戒臺已“得戒僧徒遍于天下，以數十萬計。”凡在此受戒取得隆昌寺戒牒者,走至全國名山、古剎都會受到熱忱接待。于是,隆昌寺不僅聞名全國,而且在東南亞佛教界享有盛譽,一些名剎的住持、長老也曾在該寺受戒度牒。

　　隆昌寺開創于南朝梁代（502—557），原為禪宗道場。齊、梁間寶志公曾在此弘法；距今已有近1500年歷史,其后幾經興衰,明嘉靖年間，由普照禪師復建寶華庵；明神宗萬歷年間，由妙峰法師主持道場，明神宗賜額“護國圣化隆昌寺”，并敕建銅殿，崇禎十二年(1639)，寶華山改禪宗為律宗。此前在中國各地曾有過不少著名的律宗道場，如泉州開元寺、杭州昭慶寺、北京戒臺寺等分別是盛唐、五代、北宋、遼代的古律宗道場，名重一時，但至元、明便先后衰落。崇禎十一年(1638)，三昧大師在登寶華山，次年開創律宗道場，為寶華山律宗初祖，故寶華山在中國律宗歷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擔當起中興衰頹的律宗的歷史使命。乾隆下江南曾先后六次登寶華山，為隆昌寺全盛時期。

　　隆昌寺寺院號稱有九百九十九間殿宇。坐南朝北，山門朝北開，廟大門小。從大雄寶殿縱軸線向前延伸到大悲樓（韋馱殿）一側是東寮房，另一側是西寮房，其結構方正，對稱嚴謹，主次分明，回廊環繞，稱之為四合大院，其建筑面積有7240平方米，使用面積5725平方米。沿著北端西側向東建造的有齋堂、下客堂小院、戴季陶小院、“戴母”小院、戒堂小院、銅殿和無梁殿小院，還有祖祠堂和師姑樓小院，這七個小院組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方形廟宇，院中套院，亭臺樓閣布局合理，所設置門道回廊相隨，院與院相通，非常巧妙。這種組合布局，主要是與律宗道場傳戒所設十四個堂口有關。從布局來說，它有靈活多樣的變化，適合傳戒多種功能的需要，氣勢宏偉而又極其莊嚴，井井有條地表現了傳統的理性精神；在空間上取得了高低錯落有致、虛實對比強烈的藝術效果。從總體來看，它的功能、造形、大小與裝飾如同宮殿，但又不失廟宇的風格，是一種“方形廊院制廟宇”建筑群。在造型藝術上，處處可見中華民族建筑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例如：山門、無梁殿屋脊采用宋朝（宋式）建筑升起的做法，即整個正脊為一條曲線，正脊的兩端魚尾往上翹，顯得高貴華麗。在1980年修復時，其正脊采用“清式”形成一條直線，兩端裝飾龍吻，顯得高大氣派。又如，大雄寶殿，韋馱殿等等，其下重檐的外檐卷棚，采用“宋式”即以磚代替木板，不易潮朽。

　　其山門與其它寺院迥然不同，相異有三奇。一是山門面北偏東，朝著當年皇上從江邊登岸臨幸此山的方向；二是山門窄小而幽僻，一人略寬,二人并肩則擠，以顯示佛教戒律森嚴，僧人平日不可隨意出入；三是門檻特高,原先門檻近二尺，以示寺院等級，現為方便游客，改制降為原來的一半。以上三個特點，以致有詩嘆曰：“圍著廟宇轉,不見有山門；聽得念經聲，不見僧人影”的感喟。山門正中，上懸趙樸初先生親筆書寫的“護國圣化隆昌寺”的匾額。進入山門右拐，來到一個偌大的四合院，分別座落著普賢無梁殿、銅殿、藏經樓、文殊無梁殿、方丈樓、觀音閣、乾隆行宮等建筑,大小錯落有致，無不金碧輝煌。然而給游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供奉在大雄寶殿里的那尊“天壇大佛”母佛。據云,香港那尊“超越千古，光輝萬世”的銅鑄大佛的原型，就源于此尊母佛。巨大的佛像面示微笑，眉如新月，蓮眼低視,雙耳垂肩，慈靜莊嚴，神韻非凡。戒壇堂里有堪稱“天下第一”之戒臺，乃此寺精華。戒臺占地約二十多平方米，略成方形，分上下兩層，白玉石砌造。底層高二尺,四周鐫刻流云圖案；上層高五尺，沿邊為蓮花瓣石雕，各有進出口。沿石階登戒臺,想必眾僧在此受戒，如臨祥云烘托之上蓮臺，欲欲飄仙，周邊一些佛教國家的僧侶都曾向寺院贈送過玉佛、石佛和銅磬等法器。

　　寶華山隆昌寺，隆昌寺的總體造型藝術，體現了明清朝代的建筑優點隆昌寺的建筑絕大部分為木結構，由臺基、墻體和屋頂三部分組成。主要殿堂墻體，是青磚“一順丁”排列砌法，即磨磚對縫的“干擺墻”砌法，每塊磚都要經過細磨加工，大小一樣，不得破損，并編成序號。此外還有“三順丁”砌法。墻體有防寒、隔音和對木架起支撐作用廟宇磚雕藝術精湛，佛像座下的蓮花座、戒臺下部的底座、山門石鼓下部、銅殿的臺明底部以及律宗墓山見月和尚塔，主要的石碑底部都有須彌座，都是石雕藝術品，做功細致精湛。除此之外，還有磚雕藝術佳作，其中無梁殿磚雕藝術尤為突出，造型小巧玲瓏，結構嚴謹，以磚代木，無梁無柱，風格古樸，雕刻精美。

　　隆昌寺中，以銅殿、石戒壇最負盛名。

隆昌寺山門

趙樸初題額

　　石戒壇

　　是寺廟放戒時用。相傳釋迦牟尼佛歇宿在衛國（今尼泊爾）祗園時，不少比丘聞風而至，乞求佛為自己授戒。釋迦牟尼佛遂讓弟子在祗園院外的東南處置一高臺（佛門稱此臺為壇），作為給眾比丘的授戒之所。佛祖的話自然是至高無上的法旨，當時西方16國的僧院隨即興起高臺戒壇來。

　　據《中國佛教史》載，我國的第一個石戒壇是終南山的道宣大和尚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在凈業寺首建的。道宣一直被認為是佛教律宗之祖。不過清人王既在《戒壇賦》中寫道，昔人僧人在修建南京大后報恩寺時，發現塔中藏有一鐵匣，匣內保存著一幅《寶志戒圖》，壇高三階，寶志踞上座，鎮江金山寺的祜律師側坐在尊證師席。這和《中國佛教史》的說法有悖，也和見月留下的史料不同。寶華山的第一代祖三味和尚曾于清朝順治四年（1647年）在隆昌寺立了第一個戒壇，這戒壇是木制的，他當就坐在這木戒壇上為僧眾授過戒。三昧的法嗣見月于清康熙二年[1663]三月二十六，決定在隆昌寺院外的東南處建造一座永久性的石戒壇，次月的廿日，正值石戒壇奠基之日。這天初夜，細雨晦螟，山嵐迷障。忽然間“壇殿交光五色，直沖云霄。峰峻顯翠，萬松環抱，群樓朗如白晝，經時始散”這石戒壇相傳是按佛祖在衛國祗園的遺制建造的，當時是在隆昌寺的外面，大約也是在露天。后來隆昌寺的規模愈建愈大，才被圈入了寺院之內。戒壇殿似乎也是若干年后才筑成的。當時，見月為砌石戒壇吃了許多辛苦，連戒壇周遭的花紋也是他親手繪在石頭上，再請石匠雕刻而成的。康熙、乾隆兩位皇帝曾為石戒壇分別題過“精持梵戒”、“精進正黨”之匾額，乾隆皇帝還曾撰寫過“地控秣金殿香浮華曼動、山蟠句曲石壇月朗戒珠圓”的對聯，意境十分優美。清人趙時揖稱“寶華山戒壇為天下律宗第一”；薛正平則更進一步，稱之為“天下戒壇第一”。可惜這戒壇在“文革”中已被徹底毀壞，今人已無法見其真跡。現存的石壇是1987年寶華山第二期修復工程中，工匠按照原樣重建的，戒壇全部采用大理石，石上所雕花紋，系工匠仿照原壇碎石片上留下的花紋繪制雕刻而成的。

2009年10月8日，經中國佛教協會批準，由江蘇省佛教協會以及鎮江句容寶華山隆昌寺主辦的寶華山2009年秋季傳戒法會封堂，來自全國各地的400多位男眾和300多位女眾，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成為了該期傳戒法會的新戒弟子。

　　銅殿

　　相關史料表明，明代僧人曾造三座銅殿：一座在四川峨嵋山“金頂”，第三座在五臺山顯通寺，第二座本來是要送到普陀山，結果卻被安置在江蘇句容寶華山隆昌寺，明代高僧憨山德清在《憨山老人夢游集》最早記載了此事的緣由：憨山說，他的好友妙峰福登于隆慶元年（1567）至南海禮普陀。他發下宏愿，要建佛菩薩像三座、銅殿三座，分別送給峨嵋、五臺和普陀三大名山。萬歷二十七年（(1599），妙峰得到藩王資金資助，首先為峨嵋鑄造銅殿。“殿高廣丈余，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絕倫，世所未有。”妙峰把銅殿運到峨嵋，引起轟動。四川總督王象乾是位虔誠的佛教徒，請見妙峰咨詢佛法。他欣然同意資助妙峰鑄造送往普陀山的觀音像和銅殿，從四川采銅，運到湖北荊州制作。“工成。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于南都之寶華山”。龍江即今南京市區西北的下關。這里江面不太寬闊，水深流緩，是官商水運和修造船舶的要地。普陀僧為何沒答應妙峰的好意？憨山沒說，后來的《普陀山志》補充寫道：“蓋恐海寇誤認為金，防搶劫耳”。海寇即倭寇，明代中期，普陀山多次遭到倭寇蹂躪。不過，此時海上已大體平靜，浙江沿海防務已得到很大鞏固。影響普陀山重新崛起的最大阻礙是地方官員。他們希望繼續維持自明初以來實行的海禁政策，反對開放普陀山。萬歷二十九年，普陀寺住持一乘真表還在為此赴闕請愿，病卒于京。送往普陀山的觀音像和銅殿不能成行，怎么辦呢？有史料說，金陵（今南京）各寺僧眾經充分醞釀后，決定供奉于寶華山。寶華山位于江蘇句容縣，距南京約40公里，海拔高431.2米，為周圍群山之冠。大小山頭峰峰形如蓮花瓣，整個寶華山象朵蓮花，隆昌寺便端坐于蓮花蕊中。但在此時，“寶華頗衰敗，遂奏懇敕修，得以安置。”僧人請“以庵基山場約百余畝，獻請妙峰大師置殿，聿建梵剎，于明萬歷三十三年佛誕日，安置銅殿”。據說當夜寶華山山鳴如獅子吼，緊接著滿山大放光明，持續了一個月。后來為銅殿奉安大士觀音像時，又有類似現象。隆昌寺有幸與普陀山觀音結緣，名聲大振。明萬歷帝生母慈圣皇太后送大藏經一部，添金塔一座，并給金錢助其修葺，建無梁殿兩座，敕賜“護國隆昌寺”額。其后，聲譽益增，成為佛教律宗祖庭。

　　第三座銅殿于萬歷三十三年鑄成，“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上聞，遣御馬太監王忠，圣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赍帑金往視。卜地于寺，建殿安奉。”

　　寶華山隆昌寺銅殿遺址存于該寺后院。據《寶華山志》記載：原銅殿“高二丈三尺，闊一丈五尺，進深一丈三尺五寸，梁、棟、櫨、桷、窗、瓦、屏、楹悉范銅為之”。后經多年戰亂，最后的一塊銅板也在五十年代被盜。銅殿現為磚木結構，內為單室，頂為歇山式。與銅殿配套的是東西兩座無梁殿，為樓閣式，現保存完好。2005年11月2日重新對游人開放。

明代寶華山隆昌寺銅殿圖

陳友冰編寫

參考資料：杜繼文《佛教史》、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薛林平《中國佛教建筑》、張馭寰《中國佛教寺院建筑講座》、曹昌治、羅哲文《中國古代建筑：佛教》、周維權《中國園林史》、陳友冰《《應用美學》、《文化專題電視系列片：中國寺廟》、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