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名剎、高僧簡介(八)
十八、四川
111、成都市昭覺寺???
位于成都市二環路外動物園背后的青龍場,198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也是我國重點的佛教活動場所,素有川西“第一禪林”之稱。
昭覺寺在代是眉州司馬董常的故宅,宅號“建元”。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改建為佛剎,名建元寺。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禪宗曹洞宗傳人休夢禪師任建元寺住持23年。他言峻機悟,啟人思維,曾應召為僖宗說法,僖宗賜他紫磨納衣三事,龍風毯一件,寶器盛辟支佛牙一函。主持期間,他興工構殿,擴建寺廟,并奉旨改寺名為“昭覺寺”,一直沿用至今。五代十國時,戰亂迭起,昭覺寺僅存“房舍五間,田土三百廛”。后殿堂衰頹,寺廟荒蕪。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休夢法師五世法嗣延美禪師住持昭覺,用了30多年的時間進行全面修復,殿堂房舍增至300余間,建有大雄寶殿、唱梵堂、羅漢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輪藏閣等主體建筑,塑像、畫像、碑記、寺額等恢復舊貌。寺內經濟實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覺寺記》中載道:“供食之豐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飯千眾,累茵敷座,未有一物,愛假外求”。神宗元豐末年(1085),禪宗臨宗禪師純白任昭覺寺住持,開堂說法,從者甚多,被稱為“西川第一叢林”。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年)及南宋產高宗紹興初年(1131年),高僧圓悟克勤(原號佛果克勤)兩度住持昭覺寺。南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在昭覺寺圓寂,圓悟禪師墓今日尚存。
日本佛教臨濟宗傳自我國,因此與昭覺寺有較深關系。圓悟克勤所著《圓悟心要》、《茶禪一味》傳入日本和東南亞各國,日本人至今把《茶禪一味》尊為茶道至寶。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命蜀獻王迎接智潤禪師任昭覺寺住持,并擴建寺廟。據清代李羽中靄《重修昭覺寺記》記載:“明蜀獻王又拓之,周圍墻垣繚繞七百余丈,紺殿綺云,金身撐漢,以致藏閣僧廊,諸天佛祖,莫不宏麗俱備。”崇禎十七年(1644)毀于張獻忠兵燹。清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師在此結茅禪居,籌款重建,先后修建了大雄寶殿、圓覺殿、天王殿、金剛殿、說法堂、藏經樓、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請佛經,恢復叢林大觀,并修筑石堰7.5公里,成為今日之規模。康熙十二年(1673),佛冤法師任昭覺寺住持,又繼建先覺堂、御后樓、五觀堂,客堂、鐘鼓樓及寮房300余間。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昭覺寺受到嚴重破壞,大雄寶殿、法堂被拆,佛像被毀,文物、法器也蕩然無存。1984年交給佛教團體管理使用。從1984年起,先后維修了大山門、八角亭、天王殿、地藏殿、觀音閣、御書樓、韋馱殿、藏經樓、五觀堂、石佛殿、普同塔、先覺堂等殿堂樓亭。天王殿內,新塑了彌勒佛、四大天王像、木雕接引佛像。觀音閣內,塑了三大士、四祖師及壁塑十八羅漢漂海像。韋馱殿中,供奉著地藏、韋馱和十二圓覺像。先覺堂,供奉本寺開山祖師破山、圓悟、丈雪法師塑像。藏經樓,供奉玉佛像、珍藏經典、文物。到1986年,有80多名僧人先后來到昭覺寺修持,現任方丈為慈青和尚。
四川昭覺寺有著全國漢族寺院少有的三大特色:
第一,兼有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兩種宗教儀典,是溝通漢族與藏族的文化橋梁。康熙十二年(1673),佛冤法師任昭覺寺住持,曾受清朝政府派遣,深入阿壩、松潘等藏族地區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群眾的尊敬。回川時,藏胞送他乳誨(椰飄)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覺寺后他把它的懸掛在大雄寶殿上,以示友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邁時,派弟子去松潘迎請藏族僧人格西竹峰入主昭覺,成為修復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傳藏傳佛教格魯派修法,在寺內設密壇,供蒙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漢化的藏傳佛教(即用漢語念誦藏傳佛教的儀軌,修法)。直至今日,藏僧來成都大都住在寺內。所以昭覺寺兼有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兩種特色,這在全國漢族佛寺內并不多見,這也是漢藏民族世代友好、文化共通的象征。
第二,歷代高僧有許多還是著名的詩僧,如:明代重建昭覺寺的丈雪禪師,內江人,俗姓李氏。十七出家,世壽八十四,涅槃時得舍利子無數。著有《青松詩》等多種。其《閣藏詩》云:“百歲光陰一剎那,縱延千紀又如何?軒窗且拭前人唾,數墨還操智慧戈。收得春風盈宇宙,鑿開混沌活禪和:乘閑欲系西山月,好把繩芒著意搓。”《萬年池》詩:“我屋旁池已有年,晨星日與水爭妍;群峰倒影波間浴,始信松門別一天。”又有《佚老關中作》八三首,其一云:“人生好似一秤棋,局局贏來何作奇;輸我幾分猶自可,讓他兩著不為遲。休將勝負爭閑氣,毋倚神機相戰持;埋伏不如休意馬,心王常湛即摩尼。”,頗有寒山拾得詩韻。清代傳藏傳佛教格魯派修法竹峰禪師,松州人,俗姓沈,周歲即送如山禪師為徒。及長,掩關兩次各三載,住持昭覺寺十余年,闡揚大乘,為西蜀宗主。亦精于詩,其自勵云:“寄錫間浮五十春,塵頭土面罕知聞;佩懸祖印評宗旨,欲望承先啟后恩。片片白云浮碧嶂,行行野鳥噪佳音;錦江對卓頻拈舉,那管前生與后生。”其《郭鎮戎過昭覺坐敘眉景》:“山南山北寺,燈火幾蕭條;杰閣無炎暑,危溪有石橋。云寒飛峻嶺,鳥倦上松梢;縱有登高興,相看去不遙”。清代魁元禪師,平素舉動從容,負性幽閑,禪悅為食,清凈自甘。亦工詩。其自勉云:“四十韶光捻指臨,死生關節甚非輕;而今了悟些些子,那得千巖萬壑平。”又幽居詩:“常掩清齋修福田,虛堂靜坐息悠然卜耳邊不聽塵凡事,渴飲饑餐倦打眠。”。另有釋禮汀憩昭覺呈道魁老人詩:“雙林唱道廿余秋,說法談經石點頭;一條白棒欽龍象,紹起宗風遍九州。”清代歸一大禪師,妙通禪旨,了悟佛心。亦工于詩。其《老人堂》云:“晚景都思安樂窩,光陰難返魯陽戈;;回頭想見青春在,顧影其如白發何?逃生仗佛須求福,正念南無自不魔;過去游人多笑問,此間可是老禪和。”歸一的弟子明照朗禪師,光緒年間人。任昭覺寺方丈十二年,善作近體詩,其《山居自適詩》八首,其一云:“三間茅屋一溪煙,雪覆云飛別有天;幾卷殘經浩歲月,數竿修竹舊因緣。閑邀野鶴探梅瘦,倦向孤松倚石眠;種種幽思情弗盡,潛光樓里意纏綿。”又有《閑吟》:“面壁功深不計年,塵襟洗凈湛心田;不思飛錫浮空去,只誦傳燈伴月眠。坐向一龠渾似佛,閑居方丈即如禪;有時扶杖尋芳去,結就平生山水緣。”楊炳鋰與明照方丈夜話詩:“法苑隱重巒,松杉面面攢;棲巖云入定,映水月生寒。樹宿聽經鳥,香浮薦佛檀:高僧清似鶴,妙偈說蒲團。”詩僧輩出,為昭覺寺另一大特色。
歷代名人或游覽或寄居,也多留有詩畫:宋代名臣范鎮游昭覺寺,有詩曰:“唐寺傳城北,春風引客游;殘碑橫竹徑,疏磐出僧樓。塔古苔花積,房深只樹幽;漫嫌人寂寂,好與客勾留。”劉道開游昭覺寺詩:“出郭尋幽十里賒,梵宮元是古宣華;寶函街貯高僧衲,王殿曾頒古佛牙。正法昔嘗傳五葉,虛堂誰復演三車;此來欲訪勤公跡,襲襲香風飄桂花。”釋印昌宿昭覺寺詩:“乘閑游勝地,杖策月明中;煙散山光淡,春深草木封。泉流分野色,溪度引長虹;難盡歸歟興,仍聞靜夜鐘。”曹禮先游昭覺寺詩:“偶尋仙梵識華宮,小向山幽折桂叢;晝永梵香宗定慧,雨余蒔藥悟參同。高城云壓千峰黑,野樹霜酣萬葉紅;憑眺移時成小憩,微聞鐘韻散松風。”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賜昭覺寺“法界精嚴”匾額,并題五言律詩一道贊之:“入門不見寺,十里聽松風。香氣飄金界,清陰帶碧空。霜皮僧臘老,天籟梵音通。咫尺蓬萊樹,春光共郁蔥”;1919年,朱德曾在昭覺寺避難,與當時方丈了塵法師相交甚深,他住在現寺內的八仙堂。離寺后曾贈“應世人間”匾額給昭覺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多次贈蘭花等物予寺;近代畫家張大千先生曾在昭覺寺住了4年,潛心研究繪畫藝術,也給寺內留下了不少珍貴手跡。
第三,寺內殿堂內留有不少寺內僧人自撰的贊詩:聚沙亭在寺南三里聚沙橋側,明蜀藩建。明代丈雪禪師有《聚沙亭》詩:“鎮日風和太古弦,聲前常見萬峰攢;沙浮水面人初集,雨洗芙蓉露未干。徑引小橋天上下,亭高半月鎖瑯殲;呼童漫把霜花葉,瀹茗炊成詩一聯”;涅盤堂,堂廣五楹,樸雅古潔,為誦經之所。清代歸一大禪師有《涅盤堂》詩:“生死關頭定不訛,伊誰解脫涅盤過;化身西向彌陀國,幻影南無法會羅。舍利子兮皆若是,須菩提也意云何;去來如果全滑滅,極樂隨緣自在鄉”;說法堂,堂廣五楹,規模闊大,為方丈說法之所。歸一大禪師《說法堂》詩贊曰:“功德莊嚴佛殿庭,法堂說法響雷霆;何須樹下跏趺坐,便可階前仔細聽。詮到無言花雨異,傳將有相石頭靈;宗門演教應如此,鄭重從來戴典型”。寺內僧人詠歌寺內法相并流傳千古,可以說是昭覺寺的第三大特色。
112、成都市文殊院
位于成都市城北文殊院大街。清代川西“四大叢林”之一,我國佛教禪宗著名的四大修持場所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定為全國漢族地區重點佛教寺廟。今為四川省佛協所在地。
文殊院始建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前身是唐代“妙園塔”,宋時名“信相寺”。據《成都縣志》記載,明朝末年,信相寺毀于張獻忠兵火,唯有10尊鐵鑄護戒神像和兩株千年古杉尚存。清康熙二十年(1681),慈篤禪師來到荒蕪的古寺,在兩杉之間結茅為廬,苦行修持。傳說慈篤禪師圓寂火化時,紅色火光在空中凝結成文殊菩薩像,久久不散。人們認為慈篤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從此改信相寺為文殊院,寺名一直沿用至今。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697—1706),官紳軍民捐資重修寺廟。嘉慶、道光年間,文殊院方丈本圓法師又采辦了82根石柱,改建、擴建了主要殿堂,形成了現今的規模。文殊院現任第十八代方丈為宗性法師,重慶潼南人。
文殊院是成都市內保存最為完整的佛教寺廟。同昭覺寺一樣,文殊院在近代有一部分是漢化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修法,即用漢語念誦藏傳佛教的儀軌,但是在歷史上是禪宗禪林。全寺共有房屋200余間,總建筑面積1.16萬平方米,僧人60多人。寺廟坐北朝南,十分珍貴五重大殿連同前后照壁,分布在長200米的中軸線上,各殿堂樓閣古樸宏敞,飛檐翹角,是典型的清代建筑。進山門往里走依次是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寶殿、說法堂、藏經樓。東西兩廂是鐘鼓相對,齋堂與客堂對稱排列。各殿堂之間有長廊密柱相連結。房舍為木石結構,柱礎石琢磨精細;柱上斗拱雕飾玲瓏。各殿堂的鏤空花窗式樣繁多,圖案精美,是研究我國古建筑雕飾藝術難得的實物樣本。藏經樓收藏有各種佛經上萬冊,其中有康熙皇帝御賜的《藥師》、《金剛經》等,殿堂之間,主次分明,錯落有致,疏密得體,大小相當,院中有園,園中有院,院中有景,環境極是清靜幽雅。
文殊院文物薈萃,寶物眾多。寺內供奉大小300余尊佛像,有鋼鐵鑄造,有脫紗、木雕,有石刻、泥塑,十分豐富。從年代而論,有出土的梁代石刻,有唐宋年間鐵鑄戒神,更有清代青銅鑄像,還有緬甸玉佛,這些塑像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為我們研究古代雕塑、鑄造等工藝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其中青銅鑄造的觀音大士像可稱雕塑精品。護法神韋馱像,為清道光九年(1829年)第七代方丈本圓用青銅翻砂鑄成,工藝精細,童顏神態,體現了“童子相貌,將軍威儀”。還有一尊列為“空林八觀之一”的緬甸玉佛,是院僧性鱗和尚于民國11年(1922年)歷盡艱辛,步行募化到緬甸請回的。寺內還珍藏明清以來書畫珍品,最著名的是康熙皇帝1702年御賜文殊院的“空林”墨跡,以及康熙臨宋代書法家米芾的《海月》條幅。此外,還有印度貝葉經、唐代玄奘法師頭骨、唐代日本鎏金經簡、千佛袈裟、發繡觀音、挑紗文殊和舌血含寶等佛教文物。印度貝葉經是1887年寺僧明寬法師從印度請回的一部佛經,十分珍貴。千佛袈裟為明代祟禎皇帝的妃子所繡,繡工細美,至今已有300多年歷史,仍保存完好。發繡觀音是清朝嘉慶、道光年間,陜、甘總督楊遇春之女用自己的頭發繡成的一幅水月觀音像,衣紋、毛林全用經文組成。是一件難得的藝術品。挑紗文殊為清代女信徒吳貞女用挑紗的方法制成,遠看煙水茫茫,很象是繪畫,十分精美。金剛經寶塔是清光緒八年(1882年),楊光坼用繩頭小楷抄寫《金剛經》,全部經文組成一座寶塔,遠看是圖,近看是經。舌血含寶是指清朝時有三位和尚用舌血書寫的《華嚴經》、《楞嚴經》和《法華經》等經書。
寺內珍藏的的唐代高僧玄奘的頭骨最為珍貴。得來也頗為不易:供奉玄奘頂骨的大報恩寺在清末毀于戰火后,玄奘頂骨便一直不知所蹤。1942年2月23日,當時篤信佛教的日軍隊長高森隆介在南京中華門外雨花臺旁建神社時,無意中挖掘到地宮,并從中找到一只石函,內有眾多佛像、佛器及珠寶。石函石函一側刻有銘文,記載了唐僧頂骨遷移的淵源:“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早因黃巢廢塔,今長干演化大師可政于長安傳得,于此葬之。天圣丁卯二月五日同緣弟子唐文遇、弟文德、文慶、弟子丁洪審、弟子劉文進、弟子張靄。”這與歷史文獻《建康志》、《新金陵志》所記載的完全相同。石函出土后,陪葬品被哄搶一空,高森隆介則將唐僧頂骨打碎,分成六塊掠至日本。唐僧頂骨重現于世,卻又落入日本人手里,國內要求歸還的呼聲日益高漲。1953年秋天,由章嘉大師、印順老法師及李天春居士向日本索取唐僧頭骨。日本私自留下的一塊頂骨,分別供奉在奈良市的藥師寺和琦玉縣的慈恩院,其余五份交還中國。這五份中方分給了四個城市:廣州、天津、北京各一份,南京得了兩份2份,分別供奉在玄武湖和保存在南京博物館。1955年,以郭沫若為團長的文化訪問團出訪印度,將天津的那份頂骨送給了印度,至今供奉在印度那爛陀寺。因成都是唐僧當年的受戒地,南京便將供奉在玄武湖一塊頂骨分給了成都一部分。1999年,供奉在南京靈谷寺的頂骨又分了1份給臺灣,這塊頂骨長2.8厘米、寬1.79厘米、厚1.42厘米。臺灣又分成兩份,分別供奉在臺灣新竹的玄奘大學和日月潭邊的玄奘寺。成都分得的頂骨最初供奉在成都南郊近慈寺。建國后,川北行署領導張秀熟與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怕頂骨散失,便派工作人員將頂骨保存到博物館。1962年,成都大慈寺開放,又將頂骨供奉寺中。1966年,頂骨移送到成都文殊院。文革中,文殊院前任方丈寬霖法師為保護頂骨終日將其纏在腰間,這才使頂骨度過特殊時期,至今無損。而北京和廣州分得的頂骨卻在文革中不知去向。近來,南京又將玄奘頂骨再分一份給西安大慈恩寺,因為玄奘法師曾在該寺翻譯佛經、弘法育人11年。??
113、新都縣寶光寺
寶光寺在全國有三座:北京通州、黑龍江寶清縣和四川成都市內。成都寶光寺在成都市北郊十八公里處的新都區,是我國歷史悠久、環境清幽的佛教寺院之一,清朝以來中國南方“四大佛教叢林”之一,也是四川保存得最完整的佛教寺院之一。1983年被國務院定為全國漢族重點寺院。
成都寶光寺始建于東漢。根據終南山道定律師撰《集神漩塔寺三寶感通錄》記載:隋代,蜀王楊秀在此掘地,得大石,知詵禪師遂于石上建九級浮圖。是時,每有旱澇,官民于此禮拜祈雨,軋有靈應,故寺名“大石”,塔名“福感”。隋代名“大石寺”并建有寺塔名“福感塔”。寶光寺至今保存著中國早期佛寺“寺塔一體、塔踞中心”的仿印度建筑布局來看,這座寺院最遲建于隋代,《集神漩塔寺三寶感通錄》的記載是可信的。
唐會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毀天下大寺4千6百余所,小寺4萬余所,寶光寺與“福感塔”均被拆毀。宣宗大中元年(847),寶光寺得以恢復,但寶光塔未重建。唐廣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881年元月8日),黃巢攻破長安,唐僖宗李儇在五百神策軍的保護下南逃入蜀。中和元年五月(881年7月)僖宗路經新都,曾“駐蹕”寶光寺。后來,覺得這里環境很好,又距成都不遠,便在寺后修建行宮。行宮露臺的兩個柱礎現存于寺內七佛殿前廊柱下。唐中和三年(883)三月初八日,僖宗幸蜀已近三年。據說有天晚上,他見福感塔廢址下放出祥光,唐會昌五年(845),唐武宗李炎下令拆毀天下大寺4千6百余所,小寺4萬余所,“大石寺”難免劫難,“福感塔”也被摧毀。唐大中元年(847),寶光寺得以恢復,但寶光塔尚未重修唐廣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881年元月8日),黃巢起義軍攻破長安,便問奉旨隨行的彭州九隴山的高僧知玄(后來封為悟達國師)悟達回答說:“此乃舍利放光,為祥瑞之兆,今黃巢已平,陛下可回長安了”。僖宗大喜,叫人挖掘,果然在塔宮內發現石函,函內有佛舍利十三粒,晶明瑩徹,光彩照人。于是,僖宗命悟達國師重修寶塔,擴建佛寺。寺成后賜名“寶光寺”,寶塔取名為“無垢凈光寶塔”。
寺和塔名一直沿用至今。但從1996年5月在寺內出土的唐代《施衣功德碑》最新資料表明,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這里已經叫寶光寺了。寺中的佛塔,亦稱“寶光塔”。
宋代,中國佛教禪宗臨濟宗第十一代祖師佛果克勤(宋高宗賜號圓悟國師)開法于成都昭覺寺。徽宗大觀三年(1109)又住持寶光寺,并拓展寺廟規模,請宋徽宗敕賜寶光寺名“大覺寺”。據清道光碑刻《寶光禪院創建重修端末記》稱:“宋圓悟禪師修持說法,接眾數千”。使此寺進入了宋代的極盛時期。
元代,寺廟一度殘破。明初,石子美等人捐資培修,復名“寶光寺”。永樂十一年(1413),心空和尚在寺內建造尊勝陀羅尼咒石經幢,后來寺廟毀于火災。明正德年間(1506—1521),寶光寺經當朝首輔大學士楊廷和與翰林院修撰、新都狀元楊升庵父子二人捐修,殿宇備極宏麗。
寶光寺在明末清初的戰亂中遭到毀損。清唐熙九年(1670),四川梁山縣雙桂堂破山和尚派他的弟子笑宗印密禪師來到寶光寺,新都縣知縣畢成英及地方縉紳的支持下,剪荊伐棘,重興道場,被稱為清代寶光寺中興第一代老和尚。從康熙到光緒的兩百多年間,由于不斷培修擴建,寶光寺一躍而起,與成都文殊院、昭覺寺、草堂寺并列為成都附近的“四大精舍”。與成都文殊院,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并列為長江流域的“四大叢林”,即所謂“上有文殊、寶光,下有金山、高旻”。
民國年間,寶光寺一直保持了佛教禪宗大叢林的崇高地位。寺內方丈和尚無窮和貫一在國內佛教界頗有影響,而在成都“四大精舍”間,寶光寺尤以執行禪門清規而聞名。當時在掛單僧人中,流傳著這樣順口溜:“要吃喝,到昭覺;要趕場,到草堂;要關豬,到文殊;要坐香,到寶光”。峨眉山僧人,一半以上都是在寶光寺受的戒,因此,寶光寺有“峨半堂”之稱。
一九五六年,寶光寺被列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國內許多寺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但寶光寺的殿堂、佛像、匾聯、書畫等文物古跡基本無毀損,成為“文革”中一大奇跡。寶光寺現任方丈為意寂法師,俗名傅世立,重慶市開縣人。
寶光寺占地面積120多畝,建筑面積2萬余平方米,殿宇深幽,古木蔥蘢,五殿十六院層層遞進。他不但規模宏大,藏經豐富,僧徒眾多,每年朝拜者在百萬人次以上,而且是國內為數不多的保存“寺廟一體,塔踞中心”早期佛寺典型布局的寺廟,也是經歷“文革”劫難后保護最完整、收藏文物最豐富的禪宗叢林之一。
寶光寺的建筑為木石結構,施用石柱400多根,主要由一塔、五殿、十六院組成,四面經墻環護,綠樹縈繞。中軸線上,福字照壁、山門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藏經樓、紫霞山依次而立;兩旁有鐘樓、鼓樓,客堂、云水堂、齋堂、戒堂、羅漢堂、禪堂,東方丈、西方丈相對稱。寺中舍利塔建于唐代,迭經培修,是一座高30米的13級密檐式方形磚塔。
山門創于乾隆年間,除供護法神、金剛力士等寺廟共有神祗外,還供有明代首輔大學士楊廷和其子翰林院修撰、著名才子狀元楊升庵父子和塑像,以紀念其助修寶光寺之功德。
天王殿建于清嘉慶四年(1799),道光十年(1830)重建。中供彌勒佛,兩側供四大天王,殿檐懸“一代禪宗”匾額。殿后因有明代永樂十一年(1413)石刻《尊勝陀羅尼咒》經幢,故此殿又名尊勝殿。
舍利塔?
位于天王殿與七佛殿之間。是國內為數不多的保存“寺廟一體,塔踞中心”的建筑格局。隋代為木塔,“木浮圖九級”,名“福感塔”。塔下有一殿。唐僖宗中和年間高僧知玄奉旨重建寶塔,改名為“無垢凈寶光塔”,已歷千余年,其間屢有殘破,屢有培修。現為密檐式十三級四面磚塔,高約二十公尺,每級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塔底護以石,底層正面龕內塑釋迦牟尼座像。對聯為“寺鎮牟尼青色寶,山飛舍利紫霞光”,為現代高僧太虛大師撰書。每級翹懸銅質風四個,全塔供銅、石、玉等質料雕鑄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塔剎冠以金銅寶頂,映日奪目,是佛教著名圣跡之一。清初著名高僧、寶光寺中興第一代老和尚笑宗印密曾賦詩贊曰:“寶塔凌空利似劍,幾經鏖戰圃周唐。清平天下無能及,留與業作棟梁”。
七佛殿
寬五間,深四間,單檐歇山式,殿前檐柱下有兩個浮雕盤龍石礎,是寺內唯一的唐僖宗時的遺物。明代才子狀元楊升庵曾以此礎題詩曰:“唐帝行宮有露臺,礎蓮幾度換春苔,軍容再向業狩,王氣遙從駱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蒙駕幸,不及胡僧渡海來”。殿內三龕高五十公分的須彌座上,供世間慶大威德自在光明如來、多寶如來、寶勝如來、妙色身如來、廣博身如來、離怖畏如來、阿彌陀如來等七佛立像,分別高4.4米和3.1米,神態壯嚴,造型宏偉,有較高藝術價值。佛龕前供1.36米漢白玉臥佛,系1991年緬甸佛教徒捐贈。此殿為清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真印和尚募建。
大雄寶殿
高五丈,廣五楹,面積七百平方米,清笑宗印密初建,乾隆年間恢章和尚改建,道光年間妙勝和尚重建。全殿用四十二根石柱支撐,雄偉壯嚴。殿中供奉釋迦牟尼佛。
藏經樓
全寺最大的一座殿堂,高17米、寬40米、深18米,全是石柱支撐,為該寺杰出建筑之一,清道光年間妙勝和尚修建。上為藏經樓,貯有敦煌藏經四十三冊,房山石經二十二冊,北藏經和頻伽藏經各一部,共七百二十八函,七千二百八十卷。殿中供千手觀世音菩薩像。四壁有諸天畫像,畫工精細,充分體現了清代藝術風格。藏經樓樓下為說法堂,乃歷代方丈說法處。
念佛堂
位于寺院東側自南向北的極樂堂后面,堂高10米,寬九楹,清同治年間真印和尚建。堂中有石舍利塔一座,高約5.5米,直徑2米,由三塊巨石鏤空雕成,呈六方宮殿式。塔內精細地雕刻有以釋迦牟尼佛的故事為中心的各式各樣人物、花卉和飛禽走獸,六根石上盤以飛龍,造形生動。整個石塔玲瓏剔透,是寺內藝術價值較高的雕刻之一,相傳為清代三個名工歷時三年刻成。歷代住持皆以此作凈土宗道場、寶光寺最有價值的之處是羅漢堂。羅漢堂建于清咸豐元年(1851年),內塑佛、菩薩、祖師59尊,羅漢518尊,每尊高約2米,其中還有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的形象。他們分別被塑成第295阇夜多尊者和第360直德福尊者。因康熙出天花臉上留下麻子,塑像的臉上也記得下了5個“梅花”狀麻點,真可謂“寫實”。這些羅漢塑像或喜或愁,或怒或嗔,或坐或立,神情不一,姿態各異,有較高的藝術鑒賞價值。它是中國現存四大羅漢堂(另三處在北京碧器寺、蘇州西園寺、武漢歸元寺)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泥塑羅漢堂。羅漢堂為抬梁式木石構架的正方形建筑,九進九楹,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因內有四個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羅漢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狀升起,寬闊的空間矗立著一尊高約六米,有二十八個頭、五十六只手、一百九十六只眼的觀音塑像。其他塑像圍繞“田”字,內外四層,中以“十”字相連,使得通道回環曲折,更覺堂內氣象宏深、變化莫測。因羅漢堂建筑結構奇特,塑像縱橫交錯,道路四通八達,宛若一座迷宮。前來數羅漢的人往往又為千奇百怪的塑像所吸引,邊數邊看,數來數去,結果總不一樣。所以有種說法:寶光寺的羅漢數不清。其實,塑像的安排很有規律:它以進門的孔雀明王、中央的觀音菩薩,里壁的三身佛為中軸線,左右對稱,前后呼應,內外協調,每層每排均有定數羅漢,共計為五百七十七尊。寶光寺羅漢堂的五百羅漢從何處而來?相傳唐代眉州青神縣出了一位高僧羅詎那,俗名羅堯運,他說法的道場在青神中巖。后來他帶了五百弟子從四川到浙江天臺山。據說,這五百弟子就是五百羅漢顯化人間的。因此,寶光寺羅漢堂的對聯說:“此處即是天臺,像顯阿羅五百。
清道光末年,寶光寺妙勝禪師共聘請了三批塑師:屬于北派的陜西幫、屬于南派的川西幫和川東幫。陜西幫塑的羅漢頭部肥大,肌肉豐滿,造型奇特,別有情趣。川西幫和川東幫風格相近,塑的羅漢頭部適中,表情自然,造型不同于一般的菩薩像,而更多地體現了雕塑藝術的高峰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性格。川西幫領頭的姓周,他技藝高超,憨厚樸實,將畢生精力都放在塑菩薩和教徒弟上,到了中年尚無子息。可以說,羅漢堂內技藝精湛的羅漢塑像,是中國南、北兩種流派的民間塑師匯聚一堂、分工合作、各顯神通的產物,可謂達到了當時最高水平。
寶光寺文物眾多,著名的有南朝梁武帝大同六年(1540)的舍利銅鼎千佛碑陶塔;唐開元二十九年(741)的施衣功德碑;唐僖宗行宮的遺礎,元代金銀粉書《華嚴經》;明永樂年間的“尊勝陀羅尼“石幢;清代《大藏經》、玉佛和石刻舍利塔;以及龍虎瓶、均窯瓶、鸚鵡圖、五馬圖和徐悲鴻《奔馬》圖等珍貴文物。各殿堂掛金匾176塊,嵌碑刻24通,石柱刻楹聯76副,陳列古代工藝品和名人字畫400余件,烘托了寶光寺的歷史文化氛圍。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馮玉祥來寺以及附近紫霞山游覽。寫有兩首著名的“丘八詩”。其中詠紫霞山大楠樹云:“高者六七丈,葉茂根本固;樹頭最特別,各不相連屬;此株與彼株,分得清清楚”;《寶光寺》詩開頭:“寶光寺,在新都,廟子大,柱子粗”,為寶光寺人文景觀增添一番別趣。?
114、樂山縣烏尤寺
位于四川省樂山東的沫水(大渡河)、若水(青衣江)和岷江匯合處的烏尤山頂,與凌云山(樂山大佛)并列。為著名的佛教寺廟,1983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漢族重點寺院。
烏尤寺創建于唐,原名正覺寺,開山祖師是唐代僧人惠凈,禪師結茅山中,十年不下山。現后山頂建有結茅亭,亭壁上刻著“唐惠凈上人結茅處”八字。當代高僧遍能和尚撰聯:“竹杖繩床開勝境,蓮花貝葉悟禪機”。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岑參任嘉州(今樂山市)刺史時,曾上山參拜惠凈大和尚,并作《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題惠凈上人幽居寄兵部楊郎中》詩,有“諸嶺一何小,三江奔茫茫。蘭若向西開,峨眉正相當。猿鳥樂鐘磬,松蘿泛天香”之句,說明岑參訪惠凈上人時,寺已建成。北宋時以山名寺,改名烏尤寺,一直沿用至今。明清時烏尤寺兩度毀于戰亂,現存建筑大多為清朝末年和近代所建。1984年交給佛教界管理使用。僧人成立了樂山市烏尤寺佛教協會,由烏尤寺住持遍能法師任會長。
烏尤寺寺內建筑結構森嚴,殿宇共有七座,都集中在烏尤山頭,現保存完整的殿宇有天王殿、彌陀殿、彌勒殿、大雄殿、觀音殿、羅漢堂等。
烏尤寺寺門正中書寫“烏尤寺”三個大字,兩側的對聯為:“寺門高開洞庭野,蒼崖半入云濤堆”。山門上還有“青衣別島”、“慈云”、“法雨”等題字。
入寺門為天王殿,新塑有四大天王像。穿過天王殿,迎面是彌陀殿,彌陀殿立于岷江斷崖旁的棧道上,建于1920年,依崖而立,風格迥異。內供一尊高約5米的阿彌陀佛像,泥塑金身端身站立,左手持金臺表示接引眾生,又稱接引佛。身后有48尊塑像,代表著阿彌陀成佛前所發的48愿。后為彌勒殿,清末咸豐(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年間重修。正中供奉彌勒佛像,兩側分列著四大菩薩。彌勒殿后為韋馱殿,正中塑韋馱像,左右兩側為伽藍、龍神像,這三者都是護法神抵,此殿又稱護法殿。
護法殿后即寺內主體建筑大雄寶殿,為1913年所建,重修于1930年。殿宇仿單檐式建筑單據式建筑,通檐外排列四根兩人合圍的楠木擺柱,上覆碧瓦,下介朱檻。兩相輝映,富麗堂皇,莊重雄偉。正中“大雄寶殿”三大字,字徑一米,為清末名書法家黃云鵠所書。正中檐柱楹聯,為清末御史趙熙撰書:“遍飛曼陀羅花,唯我獨尊,天上地下;此即寶莊嚴土,出門一望,山虛水深”。
寥寥28字,既高度概括了釋迦牟尼畢生之史事,又形象描繪出烏尤寺踞山臨水的地理形勝。趙熙,榮縣人,為清末進士、御史,近代著名詩人、書法家、詞人。民國時隱居榮縣,與烏尤寺傳度大師是至交,遍能大師又是其弟子,因此常在烏尤寺小住,留有眾多詩文書法真跡。大殿正中供奉釋迦牟尼、文殊和普賢三尊佛像,每尊都高達4米,具有唐代塑像風格。其中阿彌陀佛像為宋代用鐵鑄成,體態勻稱,妙像莊嚴,為寺中造像精品之一。大雄殿外左右分立著八角雙檐的鐘亭和鼓亭。鐘亭內懸鐘為明代永樂年間所鑄,亭外壁嵌有西南保存最完好的石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由清末名士趙熙書。
殿外左右分立著八角雙檐的鐘亭和鼓亭。鐘樓內懸鐘為明代永樂年問所鑄。殿左的廂房現辟為文物陳列室,展出自漢朝至清朝各種文物近千件。
大雄寶殿后為如來殿,為清末同治年間重修,雙層結構,上層為藏經閣,藏有《頻伽藏經》、《日本續藏經》各一部,約萬余卷。殿前兩個撐枋上,雕有凌云、烏尤兩山的全貌,玲瓏剔透、巨細盡致。殿正中供五尊如來像,代表著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又稱五方五佛,分別為阿閦佛、寶生佛、彌陀佛、成就佛和毗盧遮那佛。兩旁為二十四尊護法天神木雕像和十八羅漢泥塑像。如來殿右側西廊盡頭為觀音殿,重建于1925年。殿內觀音菩薩像,高3米,造型優美,儀態萬方。
由前殿西行還有怡亭和爾雅臺等勝跡。
爾雅臺
是漢代文學家郭舍人在烏尤山注釋《爾雅》的地方。《爾雅》是我國第一部按義類編排的綜合性辭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詞典,被列為儒家十三經之一。其作者為誰,歷來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孔子門人所作,有的認為是周公所作,經后人增益而成。但后人大都認為《爾雅》初稿成于戰國末年,經過代代相傳,各有增益,在西漢時被整理加工初有定稿。這位加工者就是犍為郡(今貴州遵義西)的郭舍人。史載郭舍人通經史、訓詁、音律,原為鱉國學士,犍為設郡后錄為文學卒史臣,后為漢武帝隨侍。
爾雅臺在烏尤寺內如來殿西側,烏尤山西面的懸崖峭壁處,原址在現在的曠怡亭處,1921年重建時遷至現址。爾雅臺原為三層,整體相連,曲折有趣。解放后維修時拆去第二層,保留了頂層和底層。頂層后又改名為聽濤軒,現在的爾雅臺僅余一層。爾雅臺臨崖而立,視野開闊,北望樂山城廓,下瞰三江,景色絢麗。臺內正中壁上傍書“漢犍為舍人注爾雅處”,下面鑲嵌著趙熙《爾雅臺記》碑文。右側臨江絕壁鑿有“中流砥柱”四字,字徑5米,為明嘉靖樂山人彭汝實所書。
爾雅臺是烏尤山著名古跡之一,歷代名人留下了不少關于它的詩文。
宋代文學家眉山人蘇轍在《初發嘉州》詩中寫道:“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箋注。區區辨魚蟲,爾雅細分縷。洗硯去殘墨,遍水如黑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傳說郭舍人長年勤奮寫作,洗硯的殘墨竟染黑了江水,染黑了魚頭。蘇轍在詩中引用了這一傳說。1936年(壬子年)夏,趙熙在烏尤山避暑,張元濟(菊生)、陳衍(石遺)、金松岑(天翻)、林思進(山腴)等海內名士,齊聚于此臺,是為著名的爾雅壬子之會。次年,諸老所著,匯集歷代詠頌,刻有《烏尤山詩》行世。1939年,郭沫若先生登臨爾雅臺,亦作《登爾雅臺懷人》七律一首。
景云亭
從爾雅臺經聽濤軒至山頂花園,西北角最高處有一座八角亭,語出“內景秀美,景星慶云”之意。亭柱有一對聯:“萬象凌空烏尤勝處;三處環翠海上蓬萊,”生動地描繪了烏尤山的秀麗景色。
景云亭是觀賞樂山風光的最佳景點之一,晚間可觀壯美的嘉州夜景。登亭向西北眺望,嘉州古城盡收眼底,三江繞廓奔騰而下,凌云九峰巍峨聳峙。這驚險壯觀的場面,自然使人想起烏尤山臨江峭崖上四個巨大的古代石刻題字—中流砥柱。真正“天開圖畫,江心一螺孤峭;如此江山,烏尤天下好”(趙熙《如此江山》詞)。
烏尤菩薩像
烏尤為印度語之音譯,漢譯為面然,為佛教密宗瑜伽部主尊之一。該像鑄造的年代,無確切紀元,寺院傳承為唐代鑄造。烏尤寺方丈遍能大和尚在《凌云烏尤史略》書中也提出為唐代鑄造。樂山現見諸文字記載的也都采用唐代說。但唐代說,目前無任何原始記載。此佛像為烏尤寺最早的佛教造像。佛像全身用青銅整體澆鑄,高兩米,重約三千公斤,造型古樸,威嚴生動,具有印度造像風格。佛像呈座像姿態,下體赤腳、上體赤身,胸佩骷髏項鏈,面部為寬口、獠牙、獅鼻,二目圓睜,前額現天眼,發如火焰,似傳說中鬼王面像。頭頂還有一小頭,為面容慈祥的觀音菩薩頭像。據佛典記載:面然為觀世音菩薩化身相,相傳觀世音菩薩見兩河沙岸,鬼魅啾啾,乃變面然像,貌甚奇古,近似鬼王,以鎮妖蜮。為觀音七十二化身,觀世音菩薩塑像一般都是顯女身,面目慈祥。而以鬼王顯身的觀世音菩薩塑像,在全國漢傳佛教寺院可能只有烏尤寺的“烏尤菩薩”鑄像。以印度佛像作為中國山川和佛寺的命名,是不多見。面然大士像原置羅漢堂中,世代遷流,銅像毀壞,棄諸草莽,幸得寺院住持遍能大和尚掩藏保護,后又蒙善信出資,修復面然大士像,使烏尤鎮寺寶像,得以復現于世。
樂山大佛
與烏尤山相距一華里便是凌云山,著名的樂山大佛就位于凌云山棲鸞峰下。樂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彌勒佛坐像。大佛依凌云山西壁鑿巖而成,坐東面西,佛像通高71米,體型魁偉高大,比例勻稱,神態端莊安詳,形神兼備,令人贊嘆。大佛頭寬10米,鼻長5.6米,耳長7米,眉長5.6米,眼長3.3米,嘴長3.3米,肩寬28米,腳背至膝高28米,僅腳背寬8.5米,赤腳上可圍坐百余人,享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譽。樂山大佛為唐開元元年(713年)名僧海通創建,后劍南川西節度使韋皋于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開鑿歷時90年,正值盛唐之世。這尊千古佳作也反映了唐代經濟文化的繁榮和佛教勢力的昌盛,是我國古代雕刻藝術的一個雄偉的實物標本。
遍能法師舍利塔
遍能法師(1906-1997),四川樂山人,烏尤寺方丈大和尚,中國當代高僧、著名佛學家、佛教教育家、四川省佛學院院長、峨眉山佛學院院長。法名宏善,俗家姓許,名旨光,四川樂山人。幼年受村塾教育,及長從川內名儒翰林趙熙受學。1920年投入烏龍寺禮傳度和尚為師。1923年在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并住文殊院學戒堂(1924年改為四川佛學院)學戒。畢業后受聘于川東佛學院任監學。1929年出川游方參學。1930年考入北京柏林教理院受學。1931年“九一八”事變,教理院停辦,遍能法師離京回川。1932年漢藏教理院在重慶成立,遍能法師任學監,1934年任教務主任并代理主持院務。1935年受重慶名剎華嚴寺之聘,任華嚴巖寺佛學院教務主任。1938年任樂山烏龍寺方丈。1966年“十年動亂”期間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生產。1978年重返寺院,繼續擔任烏龍寺方丈。1988年受請擔任成都市新都縣寶光寺方丈,同時仍擔任烏龍寺方丈。1992年,在寶光寺創辦了四川省佛學院。遍能平生專研《俱舍論》,能詩善文工書,辭氣清雅,于峨眉山、烏尤寺等地多有題詠。
烏尤寺坐落于烏尤山頂。據《史記》、《漢書》記載,烏尤山原與凌云山相連,蜀郡太守李冰治理沫水(大渡河),開鑿江道,引部分江水繞烏尤山而下,使之成為水中孤島,也稱之為青衣別島。現山上有“離堆”石碑,離堆即離岸之意。烏尤山四面環水,孤蜂兀立,山上林木茂盛,綠蔭重疊。臨江懸崖旁有曠怡亭,是曠覽江山勝跡、怡悅心志的好地方。從山頂景云亭遠眺,峨眉蒼郁的山巒,岷江滔滔的流水,遼闊的原野,三江環繞的樂山市,皆一一收入眼底。寺之周圍則竹木扶疏,樓閣亭臺錯落其間,更顯得格外清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