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2010級碩士研究生

　　用現代道德準則和西方文藝理論來重評水滸是新時期文學研究的特色，新式解讀一方面可以將一部古典名著在現代語境下發(fā)掘出更多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也可以發(fā)現作者的創(chuàng)作與讀者的接受之間存在矛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之間的矛盾，甚至會造成在違背大的歷史背景的前提下對古代著作誤讀。當品評水滸的陣營脫離了純粹謳歌或純粹批判這樣一種“一邊倒”的思想方法時，質疑的觀點也隨之產生了，主要在水滸聚義是否農民起義？一百零八位英雄是否都是好漢？梁山好漢是否全是被官府所逼？這些問題上糾纏不清。從宋江領導下的梁山頭領在壯大梁山勢力時采用的手段表現出的正義與殘酷的雙重性，也可以發(fā)現這中間存在著一些不易察覺的悖論。

一、梁山頭領為什么要設計賺某些人上山

　　提起《水滸傳》，人們自然會聯想到“逼上梁山”這句名言。既然叫“逼上梁山”，也就是存在著“被逼”的對象和“逼”的主體兩方面。長期以來，許多讀者都在慣性思維下，認為是貪官污吏將他們逼上梁山，實際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將在梁山上落草是可以分為四種情況的：第一是被黑暗的社會所逼，如林沖、魯智深、楊志、武松等；第二是被自己所逼，因自己犯了事，惹了官司，逃上梁山避難。最典型的是智取生辰綱的晁蓋等八個人；第三是義氣相投，這類人所占的比例最大，包括不少原官軍將領和江湖上各色人物，如神行太保戴宗、呼延灼、施恩、阮氏三兄弟等；四是被梁山所逼，這種情況不多，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對梁山好漢的形象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時，被梁山所逼的幾個事例就成了批判梁山頭領的幾大罪狀之一。

　　以宋江為首的梁山頭領曾使用過非常殘忍的手段來逼迫秦明、朱仝、盧俊義這三個武功高強的人物上山。從英雄座次來看，秦明、朱仝和盧俊義都是武藝了得，名列前茅的真英雄。玉麒麟盧俊義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坐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霹靂火秦明，排名第七；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云長模樣的美髯公朱仝排在第十二位。在三個人之中，尤其以盧俊義的武藝最高強，盡管這個形象已被公認塑造得并不完美，但從作者給他出場的次數，仍舊可以看出他是梁山軍的中堅力量。他在標題中出現的次數僅次于宋江、李逵和吳用，共有6次（不計第61回），包括“盧俊義活捉史文恭”（68回）、“盧俊義大戰(zhàn)玉田縣”（84回）、“盧俊義兵陷青石峪”（86回）、“盧俊義賺城黑夜”（91回）、“盧俊義分兵宣州道”（112回）、“盧俊義分兵歙州道”（116回）、“盧俊義大戰(zhàn)昱嶺關”（118回）。標題的結構內容十分相似，都是以盧俊義為主語，以戰(zhàn)斗方式為謂語，以地名或人名為狀語或者賓語，可見，盧俊義是這六次戰(zhàn)斗的主帥，從側面反映了他有杰出的軍事才能和高超的武藝，以及招安后在征遼國，平方臘兩大戰(zhàn)役中為梁山屢立戰(zhàn)功。秦明、朱仝的出場率和武藝雖然沒有盧俊義高，但在重要的戰(zhàn)斗中，他們都是主將，秦明是馬軍五虎將第三，跟他平級的五虎將另外四員分別是關勝、林沖、呼延灼、董平，在除去頭領軍師的武將排名中，實力位居梁山第四；朱仝是馬軍驃騎兼先鋒使，戰(zhàn)斗力僅次于花榮，略勝于魯智深。梁山將領人數眾多，作者在戰(zhàn)斗場面的描寫中不可能把108位英雄都盡數寫到，只能突出主將，有詳有略，秦明和朱仝，作者在重要戰(zhàn)爭中大都沒有忘記留給他們一些筆墨。為了吸納良將，為梁山賣命，增強梁山的軍事實力，達到足以和朝廷抗衡的地步，宋江、晁蓋等梁山頭領只有不惜一切代價要“賺”他們上山，而這三位戰(zhàn)將在沒落草之前，與梁山均是處于敵對或仇視的地位：盧俊義是河北巨富，素恨梁山這些打家劫舍的賊寇，曾揚言道：“梁山泊那伙賊男女，打什么緊！我觀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抓他”；秦明本是青州指揮司總管，奉慕容知府之命圍剿清風山，抓拿花榮，在被花榮和宋江設計活抓后，仍然不肯背叛朝廷，明確表示：“秦明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而朱仝也是官吏出身，任職山東濟州城鄆城縣知縣的馬兵都頭，也是本處的富戶，因私放雷橫被刺配滄州牢城，吳用勸他入伙，他并不同意，而是希望“一年半載，掙扎還鄉(xiāng)，復為良民。”還認為吳用等人是“陷我為不義”。因此，宋江等人只好采取不仁不義的手段來逼迫他們落草。

二、梁山頭領怎樣賺這些人上山

　　經典名著被反面解讀是新時期重評水滸的一大特點，不少專家紛紛起來揭露批評《水滸傳》中存在“濫殺無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之類的一些違背道德，違反人性的陰暗面。梁山首領“劫富”不“濟貧”、打仗時不管男女老幼盡皆殺戮、對婦女態(tài)度殘忍、喜吃人肉、梁山好漢至少有四十幾個不“好漢”這幾條罪狀被提舉得最多。沿著這樣的思路，秦明事件、朱仝事件和盧俊義事件也成了批判水滸的幾樁公案。

　　第三十四回，為了賺霹靂火秦明入伙，宋江定下計策，讓燕順、王英化裝成秦明，連夜帶領五十余人將青州城外數百戶人家都“燒成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以此嫁禍于秦明，離間他和慕容知府的關系，讓兩人反目成仇，結果秦明的妻子被慕容知府殺害，還被軍士“把槍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槍上，教秦明看”，一方面激起秦明對慕容知府的仇恨，一方面還截斷了他的退路，在宋江的誘說下，秦明不得已歸順了梁山。如此卑鄙惡劣的手段與滿口道義的梁山好漢形象實在不相符合。

　　第五十一回，為了賺朱仝上山，宋江、晁蓋下令，教吳用、柴進、雷橫、李逵進滄州城，趁朱仝不留神，讓李逵抱走滄州知府只有四歲的兒子小衙內，到樹林里用斧子將頭劈開兩半個。斷了朱仝的去路，只得上山，但朱仝心中仍然恨不得殺了黑旋風，出一口氣，對宋江一干頭領的所作所為，他實在是有苦難言，最后只得無奈地說了句：“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忒毒些個”是真心話，“好情意”恐怕就不能茍同了，也許朱仝他本人也是不敢得罪梁山人馬，才迫不得已說了句違心話。為了換取朱仝的上山，梁山竟派一個身強力壯的黑旋風斧劈開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四歲小孩子的腦袋，是何等的殘忍與人性泯滅。

　　第六十一、六十二回，宋江聽說“北京城里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何怕官軍緝捕，豈愁兵馬來臨。”吳用便獻計與宋江賺盧俊義上山，自己打扮成算命先生，讓李逵打扮成道童，來到盧俊義家中，幫他算命，騙他有血光之災，哄他上梁山避難。同時，又在盧俊義家中墻壁題下反詩，利用盧的妻子賈氏和情夫李固的關系，向官府高發(fā)，抓拿了盧俊義，使他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困境中。被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以外的沙門島，途中受盡董超、薛霸的折磨，幾次想逃走都未能成功，最后被梁中書囚禁在京師的死牢中。六十三回至六十七回寫為了救盧俊義和石秀，梁山出兵去攻打北京城，梁中書戰(zhàn)敗，宋江等人救出盧俊義，同時擒獲并招降了關勝和索超兩員大將。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是，盧俊義被救出后對待梁山的態(tài)度截然不同，在第六十二回，盧俊義拒絕宋江等人的勸降是何等堅決“寧就死亡，實難從命。”、“生為大宋人，死為大宋鬼，寧死實難聽從。”顯示的是真英雄的氣概；而到了六十七回，盧俊義受了梁山有所圖謀的恩惠后，就主動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深感眾頭領之德，齊心并力，救拔賤體，肝膽涂地，難以報答。”試問，當初的堅定意志何在？英雄氣概何在？盧俊義是誤中梁山設下的圈套才淪落至此，他心中自然是清楚明白的，在被官府抓拿的時候，他就喊出了自己的冤屈：“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卦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掇賺到梁山泊，軟監(jiān)了兩個多月。”與李固、賈氏對簿公堂時，他的憤怒沖著梁山泊；獲救后，他的憤怒就完全轉向官府、李固和賈氏了。雖然，李固和賈氏出賣了他，但這一切的始作俑卻是梁山，盧俊義竟然忘了，忘掉了自己顯赫的地位是怎樣被梁山毀于一旦。當作者在為天罡地煞齊聚而歡呼時，是不是也應該為盧俊義從此開始漂泊悲劇的一生而落淚呢？

　　以上三樁公案是現代評論家們常常征引，用來批判宋江等梁山頭領打著替天行道的忠義大旗下的卑鄙惡劣行徑。這三件事情的人物、情節(jié)雖然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出他們有著相同的內在結構：梁山頭領需要某人上山——設計陷害——使他們與官府形成對立關系——被逼上梁山。作者用了一個障眼法，將罪惡不知不覺之中從梁山轉移到官府身上去了。

三、目的的正義性與過程的卑劣性之矛盾

　　人們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總是由目的、過程和結果三方面構成的，考察一件事情是否合理，必須將三者聯系起來綜合分析，即分析它的目的（動機）是否正確，過程（手段）是否得當，結果是否合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三者往往是不均等、不一致的，通常不屬于同一個利益方向，即使利益方向一致，結果的范圍通常也總是大于目的。

　　前文已探討了梁山頭領設計賺秦明、朱仝、盧俊義上山是出于鞏固梁山軍事實力的需要，在官府強大的軍事勢力下，梁山面臨著隨時被剿滅的危險，吸納優(yōu)秀的軍事人才關系著梁山的安危。盡管書中一再強調“上界天罡地煞契合”是日后這些重要的頭領紛紛歸順梁山的原因，但撇開神話因素，用生活的真實邏輯推理，梁山頭領需要這些人才壯大自身實力才是隱藏在背后的深層原因，即梁山頭領的直接目的（動機）。在直接目的實現后，梁山軍才有可能舉起忠義的大旗，接受朝廷的招安，再平定遼國、征討方臘，實現作者賦予梁山軍的最高理想。因此，從大局出發(fā)，梁山頭領前面的占山為王，賺人上山，也都是基于良好目的的行為了。

　　為了實現直接目的，梁山頭領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三打祝家莊一戰(zhàn)吸收了扈三娘、解珍、解寶、顧大嫂等八名好漢；攻占高唐州一戰(zhàn)解救了被高廉的內弟殷天賜欺侮的柴進，并將恃勢行兇，殘害良民的高廉殺死。引發(fā)了梁山與高俅的沖突，有了下面三山聚義打青州一戰(zhàn)，在此次戰(zhàn)斗中，成功擒拿了呼延灼，增添了秦明、徐寧等十幾個武功高強的頭領，二千余兵馬和無數錢米糧草，梁山實力大大增強，官府勢力被削弱；兵敗曾頭市是梁山的一個轉折點，晁蓋魯莽行事、不納善柬導致中毒箭身亡，宋江開始接替梁山的領導權；智取大名府一戰(zhàn)，吳用賺了盧俊義上山，同時將燕青、關勝、索超等散處各地的好漢一起拉上了梁山。經過這五次大規(guī)模戰(zhàn)爭，梁山才實現了從幾個頭領到一百零八將的規(guī)模，從晁蓋、吳用、林沖時期的幾百個小嘍啰發(fā)展成為一支擁有馬軍，步軍，水軍，情報系統(tǒng)，后勤系統(tǒng)的十萬大軍，完成了從通常的“打家劫舍”到“懲治貪官”的蛻變。

　　從大局出發(fā)，秦明、朱仝、盧俊義事件穿插在上述五大戰(zhàn)斗中，客觀上推動了情節(jié)的發(fā)展，促進了正義目的（動機）的實現，起到了壯大梁山實力，產生了后文抗擊外敵，消除內患的良好結果。從局部上來看，這個目的的實現卻是建立在對一大批善良無辜百姓的殘殺，對一個又一個幸福家庭的破壞和對安分守己的官吏良民的侮辱殘害之上的，過程（手段）充滿了暴力和血腥，極其骯臟卑劣。因此，這就形成了目的的正義性與過程的卑劣性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透過上述現象本身，可窺探到蘊藏在其中的以暴力為美的民族文化心理，同時這也是《水滸傳》具有被多層面多角度解讀價值的原因。

四、藝術真實與道德缺陷之矛盾

　　長期以來，解讀《水滸傳》都是從全書的主題出發(fā)，“忠義說”、“忠奸斗爭說”、“農民起義說”、“為市井之民寫心說”是認可度最高的幾種。它們雖然是從不同的側面對水滸的中心進行宏觀概括，但相同之處就是都先驗地將水滸里的人物分出了優(yōu)劣品質和階級派別，人為地拔高了書中的人物和事件。正確的解讀應該是排除一切先入為主的觀念，以最客觀的眼光還原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

　　《水滸傳》本寫一個在梁山的民間軍事群體逐漸發(fā)展壯大，最后形成足以與朝廷正統(tǒng)軍隊對抗的勢力，在這個過程中梁山軍曾多次與朝廷的奸臣進行斗爭，所以具有了某些“俠義”色彩。宋江帶領全伙梁山軍接受朝廷的招安，平遼國、征方臘是梁山的轉折點，也正因為有了抵抗外敵，平定內亂的貢獻，才使梁山獲得了“忠義”的美稱。但這并不能改變梁山隊伍大部分是地主、惡霸、賊寇出身的劣根性，有專家就曾分析指出，梁山一百零八將至少有四十多個“不好漢”；金圣嘆也曾評點：“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壯，皆殺人奪貨之行也；其卒，皆揭竿斬木之賊也。”“豺狼虎豹之姿”形容梁山頭領外貌性情兇惡；“殺人奪貨之行”暴露了梁山頭領殺人搶劫的罪行；“揭竿斬木之賊”揭示了梁山軍打著忠義旗號與朝廷抗衡的賊寇本質。

　　為什么作者要保留書中“濫殺無辜”、“打家劫舍”、“強搶民女”、“喜吃人肉”等一些不符合好漢標準的情節(jié)呢？為什么作者不將梁山頭領都塑造成毫無缺點、名符其實的好漢呢？這就涉及藝術真實的問題。藝術真實直接來源于社會生活。藝術家以生活真實為基礎，按照生活發(fā)展的必然邏輯和自己的美學理想，對生活進行提煉加工和集中概括，以反映生活的本質真實。它的真諦在于藝術形象與社會生活內在規(guī)律和內在邏輯的藝術吻合。《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依據歷史記載、民間傳說、作家的真實生活體驗，再經過藝術加工而成的。宋江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東都事略·侯蒙傳》記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可見，作者雖然給宋江一伙冠以忠義的美名，但并沒有主觀地抹去梁山頭領和小嘍啰們出身賊寇的屬性，這樣才能使作品建立在歷史真實和生活真實的基礎上，不會失真。

　　可惜的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在遵循藝術真實的原則上卻忽視了一點，就是作者可以按照生活發(fā)展的必然邏輯和自己的美學理想，對生活進行提煉加工和集中概括，對生活真實進行凈化、深化和美化。要揭露丑惡而不是欣賞丑惡。但水滸常常以一種欣賞的態(tài)度來寫這些丑惡，如四十一回梁山頭領抓住黃文炳，宋江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吃。’”晁蓋說：“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廝，燒來下酒”。前文所說的秦明、朱仝、盧俊義事件與此相似，也是存在道德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