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師轍，字少濱，1879年4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黔縣一個書香門第之家。其祖父朱駿聲、父親朱孔彰都是晚清著名學者。朱師轍本人則是民國時期著名經史小學和詩文詞曲家，曾受聘于北京中國大學、輔仁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著名高校。也就是在中山大學期間，他與文史大家陳寅恪、冼玉清等成為好友，而后者還曾給當時經濟困難的朱師轍以經濟資助，朱師轍為此寫有《長相思》詞答謝：“嶺南游，燕北游，執教中山歷王秋，育才慚末酬。憶良儔，念清修，惠我雞膏佐索？深情感涕流！”至于陳寅恪，更是多次與朱師轍詩詞唱和，現存陳寅恪詩集中，題目點明是寫給朱師轍的詩就有八首。其實應該更多，只是有些已經散失而已，感興趣者不妨看看《中華文史論叢》第58輯，其中收錄了他們兩人詩詞往來的現存全部作品。
其實，說來他們二人的關系可以算是世交，其歷史則可上溯到清代的桐城古文時代。朱師轍之父為朱孔彰，朱家世習桐城古文，中有朱師轍堂兄名為朱方飴者，是桐城派中堅人物。時有江陰夏孫桐，其母姚太夫人為姚鼐后裔，既為桐城名家之女，又嫻文史。因此夏孫桐自也為桐城大將。后他將其女適朱方飴，故朱師轍應稱夏氏為“夏閏丈”。此外，時河南秦樹聲亦為桐城派傳人，朱師轍則為其門下弟子，后又進一步，成為貴婿。而秦樹聲又與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柯劭忞等同為光緒十二年進士，他們入仕后即詩詞唱和，直至秦樹聲去世。據朱師轍晚年自敘，當年他在北京時曾拜訪過陳三立，后來打算移居杭州時也曾表示要去瞻仰陳三立之墓。陳寅恪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古代文人的師生門第關系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作用，而在日常交往中，他更是看重這種世家子弟之間的友誼，他與朱師轍的交往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
上個世紀50年代初，退休后的朱師轍得以到杭州養老，引起陳寅恪的羨慕，也滋生了將來到杭州頤養天年的念頭。他寫給朱師轍的詩中，就有“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詩結后緣”這樣明確表白想到杭州的句子。以后，他又在和朱師轍的詩中再次表露出對廣州居住氣候環境的不滿以及對杭州的向往：“粵濕燕寒俱所畏，錢唐真合是吾鄉”。所謂“粵濕燕寒”，除了暗示當時的政治氣候外，也是實寫。相對于北京的寒冷和廣州的濕熱，杭州的確不失為老年人居住的福地。事實上，當年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晚年都居住于杭州。而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在整個20世紀中，也都把杭州當作休息療養的好地方，那些至今遍布于西湖沿岸的大大小小的別墅行宮療養院之類，就是最好的說明。
其實，陳寅恪之所以想到杭州安度晚年，不僅僅是因為杭州的氣候和生活環境好于廣州，更是因為杭州是其父母之墓葬所在地。此外，在我看來，陳寅恪之所以希望到杭州安度晚年，恐怕還和另一個人物有關，這就是那位以寫《再生緣》知名的才女陳端生，因為她的故居就在西湖之濱。倘若再擴大一點范圍，則應還有另一位才女柳如是——她也長期生活于江浙一帶，而杭州更是她常常往來之地。從20世紀50年代起，她們先后成為陳寅恪筆下的主人公，應該不是一個偶然。至于那位在歷史上很有名氣卻系子虛烏有人物的蘇小小，是否也在陳寅恪先生心目中有一個小小的地位，我們只能去猜測了。不過，說陳寅恪有一種濃郁的“才女情結”，應該大致不差。而當這種才女情結與杭州聯系在一起時，就會轉化為強烈的“杭州情結”。
可惜陳寅恪沒有朱師轍那樣的幸運：即便是在他去世后，雖然其家人多方面努力，但陰差陽錯，其骨灰最終也沒有能夠安葬于杭州。
且說朱師轍早在中青年時期，就數次到過杭州，美麗的的西湖和舒適的生活環境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從而產生晚年在杭州定居的念頭。1933年，朱師轍第三次來杭州，寫下了“重渴湖山夙愿酬，西施欲載苦無由。”這樣的詩句，對杭州的留戀之情溢于言表。
接下來的事情陸鍵東先生在其《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中有精彩的記敘：1950年，時在中山大學任教的朱師轍已經是71歲高齡。年底，負責領導廣東高校工作的廣東省文教廳長杜國庠，派人詢問其退休后愿到何處安居養老，朱師轍提出愿去杭州。杜國庠就此向主持廣東和華南工作的葉劍英匯報，葉劍英即致電上海市長陳毅，請他對此事予以關照。陳毅便立即通知浙江省有關部門做好接待安置工作。1951年10月底，朱師轍順利地前來杭州定居。后曾寫信給陳毅以表示感激，從此二人遂有書信來往。據浙江圖書館的丁紅先生說，1962年6月，陳毅寫給朱師轍的一封親筆信，至今仍保存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見其發表于《縱橫》2000年第6期的有關文章）。
朱師轍到杭州后，本來給他安排的住處是在黃龍洞附近。此處風景絕佳，只是離市區稍遠，朱師轍看后說“風景甚佳，惟地僻離(市區)太遠，家人買菜小孩上學皆不便”而謝絕。他轉而請求最好能在湖濱一帶安置。后經有關方面關照，他得以入居市區岳王路30號。朱師轍對這個地方還比較滿意，曾作詩一首:“小屋三間草草屋，岳王路畔任虛徐。碧梧濃蔭涼消暑，朱墨新磨靜校書。高臥優游客寄傲，狂吟快意便軒渠。山人不羨瓊樓美，覓得幽棲志亦舒�！�
為了傳承家學，朱師轍曾編輯出版了祖、父兩代的部分遺著。1951年，就在從廣州遷居杭州前夕，他直接上書毛澤東，并寄奉其祖父及本人已出版的著作，用意顯然在于指望最高當局能夠幫助自己完成傳播家學、刻刊遺著的心愿。可喜的是，毛澤東收信后竟然很快就親筆復函問候：
少濱先生：
9月25日惠書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謝先生的好意。
謹此奉發，順致敬禮!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毛澤東的回信讓朱師轍驚喜萬分，他沒有想到自己的晚年還能受到最高當局如此厚愛，感激之情使他寫出了“瑯函飛下九重天，堯舜都俞在眼前”這樣衷心贊頌毛澤東的詩句。
由此看來，陳毅當年對朱師轍特殊關照，除了他本人一向對知識分子特別尊重外，說不定也與毛澤東有一定關系。這樣說的另一個證明就是，在有關部門的特殊關注下，朱師轍家族的著作在50年代也確實出版了幾種。
朱師轍以一位歷經數朝知名學者的身份，又備受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照顧禮遇，退休后來杭州定居，自然引起了浙江省和杭州市領導的重視。當時的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譚震林、杭州市長吳憲等，都曾直接過問對他的生活安置事宜。當然，在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關心還是政治上的關心：不久，他被安排為浙江省政治協商委員會的委員。1962年，省文化局還提議請省人民政府聘任他為文史研究館的館員，此提議很快便得以通過。由此，退休后的朱師轍又可以經常以省政協委員的身份到全省各地視察，并應邀出席各種學術討論會和紀念活動。
不過，有關部門對于朱師轍雖然關心有加，卻也沒有放松對其學術及其他活動的關注，特別是在50年代反右運動及其以后。從現存浙江省政協的有關檔案看，朱師轍歷次在政協組織的有關會議和活動中的發言，基本都被記錄在案，特別是他的一些在當時看是屬于“出格”的論調，更是被冠以“密”字樣記入檔案。如今，隨著政治環境的寬松，這些當然早就不是什么“機密”，不過看看這些材料還是很有意思的。讓我們摘引兩段：
5月2、3日，分別了解馬一浮、朱師轍，何燮侯的近況。……朱夸耀中國文化的優越，充滿大國沙文主義情緒，主張發揚民族文化，可使世界免于災難（他反對文字改革）。又說老年人是想過和平安定的生活的，在談到各國領導人物時，何說，尼赫魯、鐵托、納賽爾、赫魯曉夫都是人才。但是，他尤其推崇尼赫魯，說：“印度是佛教國，主張化敵為友，而我們現在去要敵我分明，劃清敵我界限�！苯又�，何又說：“其實，我們中國過去也是講中庸之道的，孔子講‘忠恕之道’。‘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但現在兒子可以揭發老子�！庇终f，“有人說我有溫情主義，我想是有的�！�
（《情況反映 》 政協浙（58）密字13號。浙江省政協秘書處：1958年5月5日）
朱師轍委員看到“八大“文件中提出文化革命中要積極進行文字改革，他說，劉少奇同志是管黨內事務的，不懂文字。蘇聯只有300年文化史，斯大林不提倡文字改革，何況中國有3000年文化史，那文字更不能改革了。
（《情況反映》 1958年6月12日，出處同上）
呵呵，我們又一次看到了“文如其人”這個說法的正確，朱師轍不愧為文史大家、性情中人，其言必稱孔子，并極力反對當時的文字改革。在那個時代，僅憑他這些發言已經完全夠格被打成右派了！想來朱師轍能夠幸免于難，除了他當時年已八十的年齡因素外，除了反右運動當時基本已經完成的客觀環境因素外，是否還與毛澤東、葉劍英、陳毅等對他的特殊關照有點關系呢？
自然，朱師轍當時根本不會知道這些可能會發生的劫難，他還是照樣研究他的學術，發發他的牢騷。然后，在從事研究工作之余，他還會盡興暢游西湖名勝。在杭州期間，他寫下大量有關游覽西湖名勝的詩詞，如《西湖雜詠八章》、《西湖閑步》、《蘇堤閑眺》、《湖畔》、《春來》等等，不僅豐富了杭州西湖的人文歷史景觀，也給后人留下值得懷念和記誦的詩篇。
晚年的朱師轍更加注重朋友之間的交誼，除了繼續保持這與陳寅恪等外地老友的書信聯系外，他在杭州的一個經常性活動就是遍訪名士學者，例如當時也在杭州安居養老的馬一浮、黃賓虹、張宗祥等。朱師轍和這些名士學者相聚晤談，彼此吟詩唱和，倒也其樂融融。當時，馬一浮先生住在西湖蘇堤蔣莊的二樓上，平日里足不下樓，卻單單為來訪的朱師轍送行，破例陪行到樓下的庭院中，可見他對朱師轍的敬重。朱師轍非常黃賓虹的畫，曾專門題詩贊頌黃賓虹的作品:“老筆縱橫意氣豪，輕濡淡墨患揮毫。形神像外山林渺，珍重詩人畫品高。”在朱師轍遺留的詩稿中，就有很多這類與名人唱和的詩作。
如果朱師轍能夠就這樣安度晚年，當真稱得上是一位幸福老人。可惜，伴隨著1966年的到來，長達十年的“文革”開始了。在那樣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像朱師轍這樣一個歷經幾個朝代的封建遺老式舊知識分子，自然難以逃脫被抄家、揪斗的厄運。那是1966的一天，一伙紅衛兵闖進了他的大門，粗暴地抄走了他家歷代收藏的文物字畫，并宣稱次日還要來搬走當天來不及運走的大量藏書。朱師轍眼看世代祖傳的珍貴字畫文物被洗劫一空，而自己珍愛的圖書資料也要被抄，不禁心急如焚。情急之下，他忽然想到：紅衛兵來抄家也不要緊，毛潤之(澤東)主席不就是紅衛兵的總司令么，他老人家的話紅衛兵不能不聽吧？于是他趕快把毛澤東195.1年寫給他的那封親筆信用鏡框裝好，高掛在自家大門口。次日紅衛兵看到后，果然十分驚訝：沒想到這個朱師轍居然和毛主席有來往！他們不敢造次，悄悄地從朱家退出。一個奇跡就此產生：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很多大圖書館的藏書都遭受浩劫，而朱師轍的家藏書籍卻得以完好地保存下來。
而且，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朱師轍依然念念不忘幫助后進，鼓勵他們在艱苦的條件從事學術研究。著名楚辭研究專家黃靈庚先生對此有感人的回憶：1968年夏天，年輕的黃靈庚在盲目地參加紅衛兵活動一段時間后，開始感到厭倦而成為所謂的“逍遙派”，以閱讀古籍消磨時間。出于對屈原高尚人格的敬意，他開始了研究《楚辭》的艱辛歷程。一開始，黃靈庚不知道該從何處入門去讀懂它們，更不知道到何處才能找到這些當時屬于禁書的古籍，因為從圖書館是借不出來的。然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以認識一位酷愛讀書的朋友，他家藏有清代以前的十幾種《楚辭》注本，后來才知道他的生父就是精通漢學的朱師轍先生。可是，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老人一開始不敢把書借出，只允許在他家里查閱。后來看到黃靈庚如此好學，在其兒子的“擔�！毕拢鞄熮H才允許黃靈庚每次可借一種，但必須在十天內歸還。顯然，要在十天內看懂《楚辭補注》這類書是絕對不可能的，黃靈庚只得采用鈔書的辦法，不管是否看懂，先鈔下來再說。后來，黃靈庚在回憶自己的治學生涯時總結說：他的《楚辭》研究，就是從鈔書開始的。
藏書雖然暫時得以幸免于難，但年邁的朱師轍卻已經不能再忍受“文革”大浩劫的沖擊和摧殘——他懷著對那個時代的憤怒和痛苦，于1969年永遠離開了他喜愛的人間天堂——杭州，享年90歲。
更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幸免于難的珍貴書籍在朱師轍去世后，其家人由于失去了生活來源，不得不一點一點地把它們按破爛廢紙給賣掉了，朱師轍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不知當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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