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是著名的思想史學者，他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思想通史》，被譽為“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總結幾千年思想遺產的巨著”。但是，當有人提及侯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時，他卻誠懇地說：從《資本論》吸取的營養，一生受用不盡。有人說我以翻譯《資本論》起家，其實是《資本論》永遠引導著我前進。
侯外廬翻譯《資本論》，還與革命先驅李大釗有些關系。上世紀20年代初，侯外廬在北京同時讀兩個大學：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法政大學攻讀的是法律，師范大學修研歷史，在這里，他認識了李大釗。認識李大釗是由侯外廬的朋友高君宇介紹的。后來侯外廬記述了第一次見面的情形：“他（李大釗）對我們幾個年輕人很熱情，既談思想，又談學術。我向他討教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認識，和對各種理論的見解，他都一一作答。與大釗同志的接觸，使我的思想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開始以更高的自覺性和更大的熱情參加學生運動。從他那里感染到對理論的濃郁興趣，對我一生都有影響力。”
認識李大釗之后，侯外廬就常向李大釗借一些外界不大能見到的書籍。此時的侯外廬，閱讀廣泛，對各派學說都努力涉獵，希圖從中尋出濟世救國的思想、理論。但是，當時馬克思主義原著及譯本極難見到，就連李大釗當時借給侯外廬的，也只是布哈林所著《唯物史觀》的英譯本，以及羅莎·盧森堡等人的著作，這在當時也屬不可多得。
1926年，為呼應南方革命形勢，侯外廬與幾位朋友想獨立辦一個刊物。但等付印時，卻湊不齊印刷費。侯外廬去向李大釗求援，李大釗當時也不寬裕，他轉向鄰近的李石曾借了一筆錢交給侯外廬。這筆錢援助了這幾位熱血青年，使他們編輯的秘密刊物《下層》終得以問世。
由于《下層》顯而易見的色彩和立場，當時的軍閥政府立即下令取締。這年冬天，侯外廬為還借款，在北京東交民巷道升洋行與李大釗見面。侯外廬向李大釗介紹了《下層》發行后的反映和被查禁的情況。李大釗說，刊物即使被查禁，也是一場勝利。李大釗還鼓勵侯外廬參加國民黨組織，希望為它做一些實際工作。侯外廬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向李大釗談到自己對理論很有興趣，很想先在理論上追求真理。他表達出自己的一個心愿：想翻譯一點馬克思的重要著作。這樣一則可使自己深入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二則可以為國內廣大探求真理的讀者提供營養。這個想法得到李大釗的贊同。
但是，這個心愿在當時很難實現。因為侯外廬在北京幾年也未找到一本馬克思的原著，更遑論翻譯了。接下來，時局驟變，張作霖對進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廬因為接觸過李大釗，主編過《下層》刊物，也被列入黑名單中。面臨逮捕危險的朋友各奔前程，侯外廬也決定取道蘇聯，赴法國勤工儉學。
為進入蘇聯，侯外廬在哈爾濱等候簽證達半年之久。在這里，他出乎意料地在街頭書攤發現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資本論》，如獲至寶，立即買了下來。回到旅館，他天天使勁鉆研，由此，他甚至為自己規定了赴法的使命———學習德文，從原著直接翻譯《資本論》。
也就在這段時間，傳來了李大釗同志被北洋軍閥政府殺害的噩耗，悲憤之余，侯外廬更堅定信心，發誓要譯出《資本論》，以此祭李大釗同志英靈，“以酬他對我的蒙師之教”。
到了法國之后，侯外廬一面在巴黎大學聽布克萊教授講“唯物史觀”，一面從字母開始學習德文。其余時間，幾乎全部用來自修鉆研《資本論》。
但是，侯外廬幾乎沒有經濟來源，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此久留。為了珍惜這里的“自由空氣”，他充分地利用著每一天時間。據侯外廬后來回憶：“那時候，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除了上圖書館，幾乎足不出戶。”巴黎是世界文化薈萃之都，可侯外廬在此三年，竟然一次也沒去參觀過盧浮宮、凡爾賽等名勝，連埃菲爾鐵塔也只是遠望，無暇登臨。他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獻給了學習和翻譯《資本論》工作之中。
到法國一年之后，經過充分研讀準備的侯外廬，開始試譯這部偉大的社會科學著作。當時侯外廬所依的藍本，是《資本論》德文第四版。為了譯得確當，他還參照英、法、日文幾個譯本。據侯外廬自己講：在語言方面，我幾門外文的水平都不高，僅英文較有基礎。在理論方面，自認對馬克思主義知之不多，還須從頭學起。而《資本論》，是馬克思以四十年心血所系的巨著，它不僅是人類寶貴的精神成果，而且僅就其中的內容，也是一座包含了豐富人類知識的寶庫。侯外廬遇到的翻譯難度，大到難以想象。
世上的事，常常是由那些敢挑重擔，肯下苦功夫，甘付笨氣力的人干成的。這一點，在侯外廬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證。在試譯《資本論》的過程中，雖經長時間準備，可仍常常存在障礙。怎么辦？停筆補課。補一段時間，再往前譯。而補的這一部分，也都是自學。補習的內容，除去最基本的德文、法文的語言、語法，還必須深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常常涉及的西方古典哲學、政治經濟學等學科；之外，還有西方文學，如馬克思喜愛，并在文中引用到的莎士比亞戲劇，歌德的詩歌等；甚至還得旁涉數學、機械學等等。侯外廬最下大功夫的是補讀了馬克思哲學及經濟思想來源一脈的黑格爾哲學，亞當·斯密經濟學的幾部大塊頭著作。這些補讀，收益甚大，以至侯外廬后來說：回想起來，多虧了十年翻譯《資本論》期間受到知識貧乏的壓力，若不是那十年為擺脫知識貧乏的壓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會有機會那樣廣泛地閱讀和學習。
在法國三年，侯外廬付出了幾乎全數的時間和精力，得來的成果，是譯完了《資本論》第一卷二十章。帶著這些成果，侯外廬于1930年回國。回國之后，他依然沉浸于這項艱巨的工作之中。但是，他感覺自己所譯的文字方面應當有所改進，便與曾在英法留學的經濟學家王思華合作，又重新開始移譯；并與書店簽訂了出版合同。
1932年，侯外廬與王思華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一至七章）由生活書店出版；1936年第一卷合訂本出版（這個譯本出版后，侯外廬曾托請紅軍駐太原的代表周小舟轉呈一部給毛澤東。解放后一次到中南海開會，毛澤東還對侯外廬提到自己在延安見到過他所譯的《資本論》）。再后來，侯外廬仍獨自以全力進行第二卷和第三卷關于地租部分的翻譯。這期間他時時受到坐牢的威脅，并且就在監獄里，仍以“匹夫不可奪志也”為誓言，努力深造德文，為出獄后繼續翻譯做準備。
就在侯外廬翻譯《資本論》的同時，中國也有人正在進行著這方面的努力。1930年時，由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陳啟修先生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一、二、三章，由昆侖書店出版；1928年，王亞南與郭大力兩個不足30歲的青年也開始合作翻譯《資本論》。抗戰開始后，生活顛沛流離的侯外廬才被迫中斷《資本論》的翻譯。后來王亞南、郭大力的譯本出版，侯外廬才與生活書店解除了翻譯出版合同。此時，距他開始與《資本論》結緣，已經整整十年。
侯外廬在《資本論》的譯稿首頁寫過這樣一句話：“外廬有志為他人無志所為。”正是這樣的信念，支撐他與《資本論》相攜度過了生活上貧困，而精神上富足的漫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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