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亦史，難割難舍“翰林”情

　　曾廣開：傅先生，您特別關心唐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一直都在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據我所知，最早注意到唐代科舉對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陳寅恪先生。后來，程千帆師在《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一文中，對唐代科舉制度作了詳細的說明。諸如進士的地位、考試的難易、考期的變化等，都作了考證。1980年又出版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深化了這一課題的研究。程先生后來說：“傅先生讀書范圍很廣，很博雅”，他說他在研究這一課題時所涉及的資料，您“都注意到了”，并且“把題目擴大了，寫成《唐代科舉與文學》”（《勞生志略》）。在您的影響下，文史學界開始關注相關課題。請談談您是如何展開這一課題研究的，這對深入研究這一課題會有很大幫助。

　　傅璇琮：1982底完成《李德裕年譜》后，我覺得自己前幾年重點是在做史料辨析方面的研究，想把筆放開一些，作一部稍具文采、略帶感情的輕松之作，于是又花兩年時間寫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約37萬字。我想通過科舉制度來展示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以進而探索唐代文學的歷史文化風貌。

　　此書于1986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學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幾位中青年學者，仿我的寫作格局，撰寫類似的選題。如王勛成教授的《唐代銓選與文學》、薛亞軍博士的學位論文《唐代進士與文學》、陳飛教授的《唐代策論考述》。也有學者在研究“宋代科舉與文學”。1992年，臺灣大學的學者徐志平，為這部書寫一書評，刊于臺灣的《漢學研究》第10卷第1期。文中詳細地介紹了這部書17章的每章內容，以便當地讀者有具體的了解。文中指出，當時臺灣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成果，他列舉了11種，如羅龍治《進士科與唐代的文學社會》（《臺大文史叢刊》）、臺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羅聯添《唐代進士科試賦的開始及相關問題》（收入《唐代文學論集》）等，都與我的這部書內容相切，但當時我都未看到。不過徐志平君仍認為：“但以上所列，對唐代科舉都只有片面的討論，沒有一本論文能較全面的對整個唐代科舉加以說明，即使將這些論文集合起來，也無法一窺唐代科舉的全貌。而傅先生此書，不但對唐代科舉有完整的討論，更將其與當時的文學、社會結合起來說明，使讀者讀后不只是對唐代科舉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的認識其真實面貌，這一點，實在是本書極為可貴的價值與特色之一。”

　　曾廣開：您的這部著作，是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來研究唐代文學的又一典范之作。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做綜合的考察，從而展示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努力再現當時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可以說為唐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背景。更為重要的是，程千帆師與您的研究，開拓了文學研究的領域，對后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傅先生，此后您繼續關注并深化這一課題，尤為重視“翰林學士”這一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先后出版《唐翰林學士傳論?盛中唐卷》、《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進一步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來揭示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態。請您談談“翰林學士”這一群體對唐代文學發展的特殊意義。

　　傅璇琮：我在《唐代科舉與文學》序言中寫道：”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唐代士人參加地方節鎮幕僚，人數很多，其在幕府的仕歷對文人的生活道路與文學創作也很有影響。不少翰林學士在其早期，也曾做過方鎮的文職僚佐。但翰林學士的社會地位與政治作用，是大大高于方鎮幕僚的。唐朝翰林學士是文士參預政治的最高層次。在盛唐設置的這一頗有文采聲譽的職位，一直延續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紀初。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作為封建時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舉制與翰林院，進士與翰林學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歷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唐翰林學士研究卻不如方鎮幕府研究成果多，功夫扎實。已有的論著，則大多屬于史學研究，有些則偏向于宏觀角度，對唐代翰林學士的政治作用作過高失實的估價。這當然還可另作專題探討。問題是，很長時期還沒有像研究唐代科舉與文學、唐代幕府與文學那樣，把重點放在當時文士即知識分子的生活境遇與心理狀態，并以此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以便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學進展的文化環境。正因如此，現在我們對唐代翰林學士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從我個人的治學思路著眼，我現在研究唐代翰林學士，注意這樣兩點：一是把重點放在當時文人參預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態，從而以較廣的社會角度來探討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學創作；二是著重于個案研究，避免籠統而又不適當的所謂宏觀概括。就第二點而言，我想按不同的時段，來探索翰林學士群體在不同時期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文化世態，并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種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總體性的、有學術價值的結論。從以上的考慮出發，我就計劃作“唐翰林學士傳論”的專題項目，為有唐一代二百幾十個翰林學士一一立傳。這可能更有助于提供全面情況，也可為整個中國古代翰林學士研究提供一個文史結合的實例。我在具體操作中，盡可能擴大史料的輯集面，除兩《唐書》及《全唐詩》、《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還較廣泛地涉及詩文別集、雜史筆記、石刻文獻等。這樣做，既可糾正史書中的某些誤載，又可從這二百余位翰林學士的經歷中獲取值得思考的歷史文化現象。眾所周知，兩《唐書》除“儒學”專傳外，又各列有“文苑”“文藝”傳，我希望也為當前唐史研究補一“翰學”傳，以使唐翰林學士自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建置起，至唐末哀帝天四年（907）止，有一個完整的列傳全書。這也算是新世紀所補作的一種唐代史書，堪為自慰。

　　曾廣開：由于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兩《唐書》的編纂、傳刻中有許多錯誤，然就體例而言，《史》《漢》以下，尚無“翰學”傳。自盛唐起，至清朝末年，翰林學士群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唐翰林學士傳論》的完成，不僅推進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兩《唐書》的修訂補充，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詳實可信的史料，繼而對廿四史體例的進一步完善都將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本身就是歷史文化建設的重大成果。

　　從這兩部書所呈現的學術風格來看，您的考據早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錢鍾書先生曾稱贊說：“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確是至評。您立志要繼承“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的傳統，這部《唐翰林學士傳論》充分體現那種深摯的人文關懷和寬廣的文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