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傅璇琮先生訪談錄
亦文亦史,難割難舍“翰林”情
曾廣開:傅先生,您特別關心唐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一直都在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據我所知,最早注意到唐代科舉對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陳寅恪先生。后來,程千帆師在《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一文中,對唐代科舉制度作了詳細的說明。諸如進士的地位、考試的難易、考期的變化等,都作了考證。1980年又出版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深化了這一課題的研究。程先生后來說:“傅先生讀書范圍很廣,很博雅”,他說他在研究這一課題時所涉及的資料,您“都注意到了”,并且“把題目擴大了,寫成《唐代科舉與文學》”(《勞生志略》)。在您的影響下,文史學界開始關注相關課題。請談談您是如何展開這一課題研究的,這對深入研究這一課題會有很大幫助。
傅璇琮:1982底完成《李德裕年譜》后,我覺得自己前幾年重點是在做史料辨析方面的研究,想把筆放開一些,作一部稍具文采、略帶感情的輕松之作,于是又花兩年時間寫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約37萬字。我想通過科舉制度來展示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以進而探索唐代文學的歷史文化風貌。
此書于1986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學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幾位中青年學者,仿我的寫作格局,撰寫類似的選題。如王勛成教授的《唐代銓選與文學》、薛亞軍博士的學位論文《唐代進士與文學》、陳飛教授的《唐代策論考述》。也有學者在研究“宋代科舉與文學”。1992年,臺灣大學的學者徐志平,為這部書寫一書評,刊于臺灣的《漢學研究》第10卷第1期。文中詳細地介紹了這部書17章的每章內容,以便當地讀者有具體的了解。文中指出,當時臺灣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成果,他列舉了11種,如羅龍治《進士科與唐代的文學社會》(《臺大文史叢刊》)、臺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羅聯添《唐代進士科試賦的開始及相關問題》(收入《唐代文學論集》)等,都與我的這部書內容相切,但當時我都未看到。不過徐志平君仍認為:“但以上所列,對唐代科舉都只有片面的討論,沒有一本論文能較全面的對整個唐代科舉加以說明,即使將這些論文集合起來,也無法一窺唐代科舉的全貌。而傅先生此書,不但對唐代科舉有完整的討論,更將其與當時的文學、社會結合起來說明,使讀者讀后不只是對唐代科舉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的認識其真實面貌,這一點,實在是本書極為可貴的價值與特色之一。”
曾廣開:您的這部著作,是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來研究唐代文學的又一典范之作。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做綜合的考察,從而展示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努力再現當時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可以說為唐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背景。更為重要的是,程千帆師與您的研究,開拓了文學研究的領域,對后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傅先生,此后您繼續關注并深化這一課題,尤為重視“翰林學士”這一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先后出版《唐翰林學士傳論?盛中唐卷》、《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進一步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來揭示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態。請您談談“翰林學士”這一群體對唐代文學發展的特殊意義。
傅璇琮:我在《唐代科舉與文學》序言中寫道:”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唐代士人參加地方節鎮幕僚,人數很多,其在幕府的仕歷對文人的生活道路與文學創作也很有影響。不少翰林學士在其早期,也曾做過方鎮的文職僚佐。但翰林學士的社會地位與政治作用,是大大高于方鎮幕僚的。唐朝翰林學士是文士參預政治的最高層次。在盛唐設置的這一頗有文采聲譽的職位,一直延續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紀初。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作為封建時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舉制與翰林院,進士與翰林學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歷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唐翰林學士研究卻不如方鎮幕府研究成果多,功夫扎實。已有的論著,則大多屬于史學研究,有些則偏向于宏觀角度,對唐代翰林學士的政治作用作過高失實的估價。這當然還可另作專題探討。問題是,很長時期還沒有像研究唐代科舉與文學、唐代幕府與文學那樣,把重點放在當時文士即知識分子的生活境遇與心理狀態,并以此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以便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學進展的文化環境。正因如此,現在我們對唐代翰林學士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從我個人的治學思路著眼,我現在研究唐代翰林學士,注意這樣兩點:一是把重點放在當時文人參預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態,從而以較廣的社會角度來探討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學創作;二是著重于個案研究,避免籠統而又不適當的所謂宏觀概括。就第二點而言,我想按不同的時段,來探索翰林學士群體在不同時期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文化世態,并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種典型性的剖析,然后可以作出總體性的、有學術價值的結論。從以上的考慮出發,我就計劃作“唐翰林學士傳論”的專題項目,為有唐一代二百幾十個翰林學士一一立傳。這可能更有助于提供全面情況,也可為整個中國古代翰林學士研究提供一個文史結合的實例。我在具體操作中,盡可能擴大史料的輯集面,除兩《唐書》及《全唐詩》、《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還較廣泛地涉及詩文別集、雜史筆記、石刻文獻等。這樣做,既可糾正史書中的某些誤載,又可從這二百余位翰林學士的經歷中獲取值得思考的歷史文化現象。眾所周知,兩《唐書》除“儒學”專傳外,又各列有“文苑”“文藝”傳,我希望也為當前唐史研究補一“翰學”傳,以使唐翰林學士自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建置起,至唐末哀帝天四年(907)止,有一個完整的列傳全書。這也算是新世紀所補作的一種唐代史書,堪為自慰。
曾廣開:由于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兩《唐書》的編纂、傳刻中有許多錯誤,然就體例而言,《史》《漢》以下,尚無“翰學”傳。自盛唐起,至清朝末年,翰林學士群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唐翰林學士傳論》的完成,不僅推進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兩《唐書》的修訂補充,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了詳實可信的史料,繼而對廿四史體例的進一步完善都將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本身就是歷史文化建設的重大成果。
從這兩部書所呈現的學術風格來看,您的考據早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錢鍾書先生曾稱贊說:“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確是至評。您立志要繼承“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的傳統,這部《唐翰林學士傳論》充分體現那種深摯的人文關懷和寬廣的文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