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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貞年間翰林學士考論

  永貞是唐順宗年號,實際是他讓位于太子時所補立的年號,時為公元805年。這年正月下旬德宗死,子李誦即位,后稱順宗。他即位就病風瘖,說話、行動不便,他就重用在東宮時所信用的翰林待詔王叔文,來實際主持朝政。王叔文于二月由待詔升為翰林學士,與同為學士的王伾、凌準一起,外廷聯結劉禹錫、柳宗元等有識之士,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歷史上即稱為永貞新政或永貞革新。關于永貞時期的政治措施與王叔文的為人,有些論著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上對此還是肯定的。由白壽彝先生擔任總主編、史念海先生擔任分卷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明確標出“永貞革新”,與其后憲宗時的“元和中興”并列,認為順宗即位后重用王叔文等人,在政治上進行了改革(注:《中國通史》第六卷《中古時代·隋唐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近一、二十年來,論述永貞新政,以及與之相關的王叔文、劉禹錫、柳宗元以及韓愈等著作已經不少,有些還相當深入,如2000年出版的查屏球著《唐學與唐詩——中晚唐詩風的一種文化考察》(商務印書館),胡可先著《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安徽大學出版社),以較新的視角,從南北學風、南北地域的不同來考察永貞新政,很有見識。但現有的論著似忽略一點,即王叔文是翰林學士,他是想發揮唐代翰林學士的特殊職能來進行改革的,那末中唐時翰林學士的發展情況如何;順宗朝的翰林學士有多少人,其政治表現如何;永貞新政行施不過半年,就遭失敗,這與翰林學士的職能、作用有何關系,等等,一般都未論及。

  我于1984年撰成《唐代科舉與文學》后,曾在自序中提到唐代的翰林院與翰林學士,認為翰林學士與唐代科舉進士、明經,以及地方方鎮幕僚,都是研究唐代知識分子生活的重要方面。(注:《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后我為戴偉華先生《唐方鎮幕僚文職考》所作的序中,又說及翰林學士,認為唐代翰林學士是以文采名世的政治型知識分子,他們接近于朝政核心,“寵榮有加,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險境叢生,不時有降職、貶謫,甚至喪生的遭遇。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多,但看看這一類知識分子,幾經奮斗,歷盡艱辛,得以升高位,享殊榮,而一旦敗亡,則喪身破家。”(注: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幕僚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我覺得,永貞時期以王叔文為代表的翰林學士參預政治,在整個唐代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這之前,還沒有一個翰林學士像王叔文那樣直接把握朝政,而且大膽提出措施,要把唐朝中央兵權從宦官手中奪過來,但由此也就遭到徹底的失敗。這是中庸社會文人參預政治而遭致慘敗的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例,也是文人生活與政治聯系的一種文化現象。
為避免重復,本文不擬全面論述永貞一朝的政事,謹就王叔文如何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來參預政事,重點來探討唐代翰林學士究竟能在中樞機構中發揮什么作用,以及所謂參預高層次政治會給文人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王叔文,《舊唐書》卷135、《新唐書》卷168有傳;其事跡又見韓愈《順宗實錄》。比較起來,柳宗元的《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志文》(《柳宗元集》卷133)、劉禹錫《子劉子自傳》(《劉禹錫集箋證》外集卷9)所記較為確切。(注:《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劉禹錫集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柳、劉與王叔文共同參預新政,柳文作于永貞元年六、七月間,(注:據柳宗元所作這篇志文,王叔文之母劉氏卒于貞元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后“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而后又云“是年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則此文似作于八月。但憲宗于八月庚子(初四日)即位,壬寅(初六日)即下令貶謫王伾、王叔文。柳文不可能作于八月,可能即作于六、七月間,其“八月某日袝于兵曹君之墓”,乃預設之詞。)此時王叔文雖已失勢,但尚未貶謫;劉文作于武宗會昌二年(842),時年七十有一,且距永貞已37年,故對王叔文均不會有所諱避。

  兩《唐書》本傳及《順宗實錄》都說王叔文為越州(今浙江紹興)人。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稱“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君諱某”。所謂北海,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曾言及“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遠祖風”,也就是說這北海人是王叔文自言的,還是唐代借重名門郡望的習俗。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54也說:“此云北海者,舉其族望也。”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記王叔文之父曾應明經舉及第,授任城尉(任城為今山東濟寧)。又云:“今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可能安史之亂起,即歸居山陰,隱居不仕。柳文連其名字也未記,可見王叔文家世確是薄寒的。

  《順宗實錄》稱王叔文“以棋入東宮”(卷五),與王伾 “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棋”(卷一)。劉禹錫《子劉子自傳》也說“時有寒雋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博望苑為漢武帝為其子衛太子所建交接賓客之所(見《漢書》卷63《戾太子劉據傳》及注)。這就是說,王叔文雖門第低微,但卻因善棋得入于太子宮中。又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稱王叔文“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順宗李誦于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柳文說王叔文在太子宮中有十八年,則其入宮當在貞元四年(788)。(注:《柳宗元集》百家注本引孫氏曰,也說“叔文善棋,貞元初,出入東宮,娛侍太子”。)按據柳氏所記,作此文時王叔文為53歲,則當生于玄宗天寶12載(753),其于貞元四年入宮侍侯太子當為36歲,這時太子李誦為28歲。(注:據《舊唐書·順宗紀》,李誦生于肅宗上元二年(761),德宗建中元年(781)正月立為皇太子,時年二十。)

  唐玄宗即位之初,即建翰林院,設置翰林待詔,也稱翰林供奉。《新唐書·百官志》及唐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李肇《翰林志》都有所記敘。《資治通鑒》卷217天寶十三載正月有所記,比較清晰:“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清顧炎武《日知錄》卷24有《翰林》一條,即據兩《唐書》,記唐代歷朝工藝書畫之徒,及僧人、道士、醫官、占星等,均入“翰林待詔”之列,而這些人又稱之為翰林供奉。這就是說,當時翰林院有兩類人,一是屬于文學之士,主要為皇帝起草文書,并陪侍皇帝作詩文唱酬,另一類是書畫琴棋等才藝之士及僧道醫卜等,也屬于宮中陪從的行列。后至開元二十六年(738),玄宗另建學士院,把上述第一類的文士移入學士院,稱翰林學士,“專掌內命”;(注:見《新唐書·百官志》一。)第二類人則仍在翰林院,稱呼未改。在唐代,其社會聲譽和政治待遇,翰林學士是明顯高于翰林待詔或翰林供奉的,但待詔、供奉中仍有出色的人才,如玄宗時著名書法家蔡有鄰、韓擇木,書寫有不少碑文,見宋佚名《寶刻類編》;中唐時書法家唐玄度、韓秀實,見宋陳思《寶刻叢編》;唐玄度還是一位字體專家,于開成時曾據《說文》,勘正古今異體字,覆定九經字樣,見《玉海》卷43。大歷時江南著名詩人張志和,也曾為翰林待詔,顏真卿《張志和碑》記張年輕時受到肅宗的賞識,“令翰林待詔,授左金衛錄事參軍”。(注:《顏魯公文集》卷9。)至于大詩人李白于天寶初在長安入為翰林供奉,已為大家所知。可見翰林待詔、翰林供奉,在唐代與翰林學士一起,應是一個有較高層次的文化群體,我們今天不應以其品位低而仍輕視之。

  由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可知王叔文在李誦的太子宮中時間是相當長的,在這18年中,不只是以棋陪侍太子,還“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也就是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所說的“因間隙得言及時事”。太子李誦是很關心時事的,常與左右議論,但王叔文對此卻很謹慎。如《順宗實錄》、兩《唐書》本傳都記有一事:太子曾有一次與諸待讀談論當時的宮市之弊(即宦官利用專權強占市場之利,詳后),就表示要向皇帝進言,在座諸人都極贊同,獨王叔文不言。事后李誦單獨問王叔文為何不表態,王叔文就說:“皇太子之侍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輙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舊唐書》本傳)王叔文的這段話是很合乎情理的,在德宗當時對朝臣常有猜忌的情況下,這番話尤有識見。王叔文在東宮雖常與太子議及時政,但正如劉禹錫《子劉子自傳》所說,“如是者積久,眾未之知”,就是說王叔文與太子議及朝政時事,十分謹慎,時間雖久,外界卻并不知。這應當是符合實際的。韓愈在《順宗實錄》中記述此事時,把王叔文訾為“詭橘多計”,應當說是出于嫉視偏見。

  王叔文在此時期也注意交結外面一些有識之士。如他較早就注意結識當時任翰林學士的韋執誼。《舊唐書》卷135《韋執誼傳》:“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第,召入翰林為學士,年才二十余。”又據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璧記》,韋執誼于德宗貞元元年(785)即入為翰林學士。此年翰林學士共8人,年令最高者為歸崇敬,年74,顧少連年45,陸贄年32,其他如吳通微、吳通玄兄弟,吉中孚、張周,當都較陸贄年令為高,而韋執誼則二十歲剛出頭,這是中唐時入翰林學士之年令最輕者。不只如此,韋執誼在入院的第二年,即貞元二年,撰寫《翰林院故事》,把自開元二十六年建院以來的學士姓名都按入院先后記錄下來,這是唐代有關翰林學士第一部系統著作,可見其很有識見。同時,韋執誼也是德宗一朝翰林學士任期最長的一位。據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及岑仲勉《注補》,他于貞元元年入院,貞元十六、七年間因母卒丁憂出院,十九年服闕官吏部郎中,則任翰林學士有十六、七年。

  《舊唐書·韋執誼傳》載韋執誼入充學士后,得到德宗皇帝的信賞,“相與唱和歌詩”,并記:“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為畫像,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據此,則韋執誼在貞元十六、七年丁憂出院前就與王叔文“交甚密”了。正因如此,貞元二十一年(即貞元元年)正月下旬順宗即位,二月韋執誼就因王叔文推薦,任命為宰相,共同行施新政。

  王叔文是很重視翰林學士對朝政的作用的。他在貞元末,德宗將去世前,又設法引進凌準為翰林學士,從而使其成為順宗時新政的參預者之一。丁居晦《重修翰林學士壁記》記凌準“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六日自侍御史充”。又《舊唐書·德宗記》,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朔,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丙子,以浙東觀察判官凌準為翰林學士。”再過十幾天,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即去世。而至貞元二十年年底,當時在任的翰林學士已有6人,為什么這時又要加進一個呢?這確如《舊唐書》卷135《凌準傳》所載,是“王叔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凌準與王叔文同為浙江人,凌準也家世微薄,(注:《唐書》本傳都未記凌準的籍貫,柳宗元《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志》(《柳宗元集》卷10)記其為富春人,“以孝悌聞于其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于鄉”。)也是“有舊”的原因。

  這里再補記一事。有些論著說王叔文早年曾在江南作一小吏,引述《通鑒》的一段話及胡三省注為證。按《通鑒》卷236曾記竇群在謁見王叔文時,向其進言:“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葢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元人胡三省于此處有注:“叔文本蘇州司功,故云然。”按此事《通鑒》所記在永貞元年三月,當時竇群為侍御史,揚言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往見王叔文,說了上面一段話。據此,則所謂“去歲李實怙恩挾貴”,即指貞元二十年,這時李實正在京兆尹任上,確如《順宗實錄》于永貞元年二月貶詞中所譴責的“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因此新政實施后貶其為通州刺史。竇群以李實的下場來諷喻王叔文。不過若以竇群的話,說那時王叔文只不過為江南一吏,則不合事實。按柳宗元《河間劉氏志文》記順宗即位后,王叔文“由蘇州司功參軍,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通鑒》卷236永貞元年二月壬戌也記:“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表面看來,王叔文的確在蘇州做過司功參軍的,實際上則不然,這牽涉到唐代翰林學士、翰林待詔官階設置的情況,似乎為現在有些研究者所忽略。

  唐代的翰林學士,實際上只是一種差遣之職,并非官名。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五謂:“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耳。”清人錢大昕講得更清楚:“學士無品秩,但以它官充選”,“學士亦差遣,非正官也”(《廿二史考異》卷44);“亦系差遣,無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則有品,官有遷轉,而供職如故也”(同上卷58)。《石林燕語》卷四還舉家中所藏的唐碑,引錄兩個例子,一是《李藏用碑》,撰者為“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一為《王巨鏞碑》,撰者為“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其中“戶部侍郎”、“守中書舍人”都是官名。葉夢得原意為唐代翰林學士的結銜,有時官名在學士之上,有時在學士之下,無定制,但不管在先在后,是一定要帶有官銜,沒有只稱翰林學士的。因為只有帶正式的官銜,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在翰林學士任期內,經過考核,也可以升遷官位。翰林學士如此,翰林待詔、供奉也是如此。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六載《大唐龍角山慶唐觀紀圣之碑》,碑陰有撰者呂向署銜,為“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集賢院學士、翰林院供奉……”,又宋《寶刻類編》卷五載唐玄度所篆的碑記,其名下署為“翰林院待詔、梁王府司馬、沔王友”。其“尚書主客郎中”、“梁王府司馬”都是任翰林待詔時的官銜。可以注意的是,所署也有地方官銜的,如《金石萃編》卷107《閣國公(梁守謙)功德碑》,篆額者為翰林待詔陸邳,其銜為“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又白居易有《侯丕可霍丘縣尉制》,此侯丕原也是翰林待詔,現在則為“可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注:《白居易集箋證》卷5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這就是說,侯邳此時仍在長安宮中任翰林待詔之職,不過給予壽州霍丘縣尉的官銜。白居易在制詞中說得很明白,這是“既寵之以職名,又優之以俸祿”,因唐代中期以后地方官的薪俸是高于京官的。

  由此可知,王叔文之蘇州司功參軍,即為他任翰林待詔時所帶的官銜,并不是他真的在蘇州任過此官職。蘇州司功,按唐時官階,當屬于中州諸司參軍事,為正八品下(見《舊唐書·職官志》一),品階較低,因此竇群故意以輕視之語,諷其為“江南一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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