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漪園時期

　　乾隆九年（1744年），作為皇帝長期居住的離宮御苑圓明園擴建工程告一段落，清高宗弘歷寫了一篇《圓明園后記》。文中夸耀這座園林規模如何宏偉，園景如何綺麗，譽之為“天寶地靈之區，帝王豫游之地無以逾此”，暗示自己不再建國，并且明白告誡“后世子孫不舍此而重費民力以創建苑囿。”然而，事隔不久，另一座大型的皇家園林——“清漪園”，又在圓明園的西面破土動工了。

　　弘歷之所以甘冒自食其言的非議而興建清漪園，足證此園必然有其不能不建的原因。也就是說，作為建國基地的西湖和甕山具備著西北郊先已建成的皇家諸園所沒有的優越的地貌條件。這個地貌條件對于以享用園林之樂作為奢靡生活主要內容的弘歷而言，實有著十分強烈的吸引力。

　　西北郊先已建成的諸園之中，圓明、暢春均為平地造園，雖然以寫意的手法縮移摹擬江南水鄉風致的千姿百態而作集錦式的大幅度展開，畢竟由于缺乏天然山水的基礎，并不能完全予人以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受。香山靜宜園是山地園。玉泉山靜明園以山景而兼有小型水景之勝，但缺少開闊的大水面。唯獨西湖是西北郊最大的天然湖，它與甕山所形成的北山南湖的地貌結構，不僅有良好的朝向，氣度也十分開闊，如果加以適當的改造則可以成為天然山水園的理想建園基址，這番意思在清漪園動工的時候弘歷為董邦達所繪《西湖圖》的題詩中已經約略透露出來了。若干年后，弘歷又在《萬壽山清漪園記》中提到“然而暢春以奉東朝，圓明以恒蒞政、清漪、靜明，一水可通，以為幾清暇散志澄懷之所……。園既成，過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嘗度昏，猶初志也”。就是說，清漪園離他居住的圓明園和皇太后居住的暢春園都很近，又介于圓明園與靜明園之間，與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此四者若在規劃上貫聯起來，即能構成一個功能關系密切，景觀又可以互為借資的整體——一個包含著平地園、山地團、山水園的多種形式的龐大園林集群。可謂一園建成，全局皆活，對于這一點，弘歷是能夠理解并早有矚意的，此其一。

　　其次，圓明、暢春、靜宜、靜明諸園都是在上代的基礎上擴建而成，規劃設計不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既定格局的限制，牽就拘礙的情況在所難免。而甕山西湖的原始地貌則可以完全按照弘歷的意圖加以改造，園林的規劃建設也能夠按照他的想法自始至終一氣呵成。

　　這兩點，大概就是弘歷所以繼圓明諸園建成之后，”又復在甕山西湖興建清漪園的真正原因。

　　既然自食其言而不惜再耗國家另建新園，勢必要尋找適當的借口以便杜絕朝野的清議。當時，正好有兩件與甕山西湖有關的事情促成了弘歷建園愿望的實現。

　　第一件事情是建佛寺為母后祝壽。

　　乾隆十六年適逢皇太后鈕祜祿氏六十整壽，一向標榜“孝治天下”的弘歷，為慶祝母后壽辰，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選擇甕山圓靜寺舊址興建大型佛寺“大報恩延壽寺”。同年三月十三日發布上諭，改甕山之名為“萬壽山”。與佛寺建設的同時，萬壽山南麓沿湖一帶的廳、堂、亭、樹、廊、橋等成片的園林建筑已經作出設計估算，陸續破土動工。

　　第二件事情是西北部水系的整理。

　　乾隆初年的北京西北郊，隨著圓明、暢春等大小園林陸續建成，水量消耗與日俱增。當時，園林供水的來源除流量較小的萬泉莊水系外，主要依靠玉泉山匯經西湖之水。而后者正是供給北京大內宮廷的主要水源，也是溝通北京城與大運河之間的通惠河的上源。如果上源被大量截流而去，則不僅宮廷用水不濟，漕運也將要受到影響。另外，明代以來西湖堤經常潰決，危害農田，威脅暢春園。為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乃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開始進行西北部規模最大的一次水系整理工程。工程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修整玉泉山、西山一帶的泉眼和水道；二、疏浚、開拓西湖作為蓄水庫，并建置相應的閘涵。

　　工程開始之前，弘歷曾派人詳細考查通惠河的水源情況，并撰寫《麥莊橋記》一文。文中談到“寸之伏脈者其流必長，亦如人之有蘊藉者其德業必廣……。如京師之玉泉匯而為西湖，引而為通惠，由是達直沽而放渤海。人但知其源出玉泉山，如志所云巨穴歕沸隨地皆泉而已。而不知其會西山之伏流，蓄極湓涌，至是始見，故其源不竭而流愈長……。蓋西山、碧云、香山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壯，以數十計。然唯曲注于招提精蘭之內，一出山則伏流不見矣”。這就是說，西湖之水源除來自玉泉山泉眼之外，尚有西山的“伏流”可資利用。不能白白地浪費掉。欲增加下游的供水量，勢必廣開上源，為此，將西山一帶的大小泉流全部集中起來并利用石渡槽導引東流，與玉泉之水匯合再經過輸水干渠“玉河”而匯入西湖之中。水源增加了，作為蓄水庫的西湖勢必要開拓、疏浚，以便承納更多的水量。這是整個工程中的重要環節，弘歷對此非常重視，因而把疏浚、開拓西湖的施工提前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農閑期間，雇用民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十三日，弘歷在易名萬壽山的同一份上諭中正式宣布易西湖之名為“昆明湖”。

　　疏浚后的昆明湖，湖面往東拓展直抵萬壽山東南面的一條南北走向的舊堤。利用浚湖土方堆疊、改造萬壽山東半部的山形，保留原東岸上的龍王廟成為湖中的一個大島——南湖島。這條舊堤原來是康熙時為防衛地勢較低的暢春園免受西湖水患泛濫而修筑的，以其在該園的西面故名為“西堤”。昆明湖往東拓展之后就利用這條舊堤加固、改造而成為湖東岸的大堤，改名“東堤”。于是，西堤便成了東堤，弘歷特為此事寫了一首名為《西堤》的詩以說明其原委：

　　東堤的北段建三孔水閘“二龍閘”，控制昆明湖往東流泄的水量。于是，堤以東、暢春園西墻以西的一大片低洼地得以受灌溉之利而開辟為水田，這就是詩中所謂“堤與墻間惜棄地，引流種稻看連畦”。至于弘歷所說的‘其西更置堤”，則指湖中新筑的縱貫南北的一條大堤——“西堤”而言。西堤以東的水域廣而深，是昆明湖水庫的主體，以西的水域比較小一些，淺一些，則是輔助水庫的性質。

　　在昆明湖的西北端，開鑿河道往北延伸繞經萬壽山的西麓，通過青龍橋沿著元代白浮堰的引水故道連接于北面的清河，這就是昆明湖水庫的溢洪干渠。青龍橋下設閘門，以備霖雨季節湖水驟漲時提閘往北渲泄。此閘是至關重要的溢洪樞紐，弘歷稱之為“昆明湖之尾閭”，由內務府委派官員專門管理。干渠繞過萬壽山西麓又分出一條支渠兜轉而東，沿山的北麓把原先的零星小河泡聯綴成一條‘后溪河”又叫做“后湖”。后溪河于山的東北麓分為三股流出宮墻外，往東匯馬廠諸水而入于圓明園。

　　與此同時，對“玉河“和”長河”這兩條輸水干渠也分別加以疏浚。前者連接玉泉山和昆明湖，后者連接昆明湖和北京城，亦即元代開鑿、明代沿用的那條故道。

　　在玉河以南，利用原來原來的零星小河泡開鑿成一個淺水湖名叫“養水湖”作為聚蓄這一帶的天然水之用。為把養水湖之水匯注于昆明湖而在玉河西端開鑿一條短渠與之聯通，但養水湖的地勢略高于玉河，因此在短渠與玉河的交接處建閘橋一座以節制流量、穩定養水湖的水位。這樣，玉河兩岸又獲灌溉之利而陸續開辟為稻田。

　　長河由于年久失修多有淤塞之處。為了保證輸水通暢、通航和附近的農田灌溉，專門設立“長河工程處”于乾隆十六年（1751）初步完成清挖河底、局部拓寬河道和整理泊岸的工程。

　　西北郊的水系經過這一番規模浩大的整治之后，形成了玉泉山——玉河——昆明湖——長河這樣一個可以控制調節的供水系統。這個供水系統圓滿地解決了大運河上源的接濟，提供了農田灌溉和園林用水，開辟了從西直門直達玉泉山的水上游覽路線，同時也為清漪園的建設作出先期的地形整治。

　　于疏浚、開拓昆明湖的問時，接造園意圖進行山水地形的整治，隨著興修大報恩延壽寺而展開了全面的園林建設，并根據其以水景取勝的特點而命園林之名為“清漪”。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漪園”的名字便正式公諸于世。同年，建立管理機構并由朝廷頒發印信。

　　所以，清漪園的興建并非像弘歷在《萬壽山清漪園記》一文中所說的“蓋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臨湖，既具湖山之勝概，能無亭臺之點綴乎？”而是事先就有通盤計劃，按部就班地進行著。弘歷的習慣，每當皇家一園甫建成，例必撰寫園記一篇詳述建園的情況。唯獨清漪園則不然，乾隆十六年所寫的《萬壽山昆明湖記》只談治水和建寺祝壽，口避建園的事。直到十年之后又寫了一篇《萬壽山清漪園記》，該文一開始便談到萬壽山清漪園“成于辛巳而今始作記者，以建置題額間或緩待而亦有所難于措辭也。夫既建國矣，既題額矣，何所難而措辭？以與我初言有所肯，則不能不愧于心”。最后也不得不承認“分之清矣園非重建乎？非食言乎？以臨湖而易出名，以近山而創園囿，雖云治水，誰其信之？”無非聊自解嘲而已。

　　不過，從客觀效果看來，清漪園確乎是造園與水利工程相結合的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弘歷為此亦頗自鳴得意，他在《萬壽山昆明湖記》中寫道：“及湖成而水通，則汪洋漭沆，較舊倍盛……。今之為閘為壩為涵洞，非所以待汛漲乎？非所以濟溝塍乎？非所以啟閉以時使東南順軌以浮漕而利涉乎？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則三尺矣。昔之海甸無水田，今則水田日辟矣”。

　　弘歷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很懂得農田水利的重要性。況且西北郊一帶的水田多屬內務府所有，農事的豐歉直接關系到皇室的利益。他事先既把水利與建園結合起來，事后仍然經常關心昆明湖的水情，過問閘門的啟閉，這在他的《御制詩》中曾多次提到過。

　　以上所述，大抵就是清漪園基址的地形整治的梗概。

　　至于國內的建筑情況，迄今尚未發現乾隆時期的圖紙、燙樣，只能根據間接的材料如像《欽定日下舊聞考》一類的官書、內務府有關清漪園的各種檔案嘉慶以后繪制的部分圖紙、弘歷的御制詩文以及某些建筑遺址的現狀，來大致作出復原的推斷。

　　內務府大臣蘇赫納于乾隆十九年閏四月初九日奏請增加清漪園管理人員編制的奏摺中附有一個“副件”。副件按園內各管理地段分別開列出這一年已建成和剛竣工的建筑名錄，這是一份記錄清漪園建筑情況的重要文件。以它為基礎，參佐上述各項間接材料，可以初步考訂乾隆時期清漪園內的建筑物和建筑群組共有一百零一處。除此之外，散在園內的零星值房花房，庫房以及園林小品、碑碣、摩崖石刻、小型橋梁等均未計入。一百零一處建筑中，八十處建成于乾隆十五年到十九年這四年間。乾隆二十年以后建成的只有二十一處，而且絕大部分是在萬壽山后山。這個情況亦足以說明清漪園建設工程的計劃性和一貫性。

　　如果按這一百零一處建筑的功能、性質加以分門別類，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十三類：

　　一、宮殿，共二處：勤政殿、二宮門。

　　二、寺廟，共十六處：大報恩延壽寺、須彌靈境、云會寺、善現寺、妙覺寺、羅漢堂、寶云閣、轉輪藏、慈福樓、曇花間、重翠亭、山色湖光共一樓、治鏡閣、廣潤祠、五圣祠、蠶神祠。

　　三、庭院建筑群，共十四處：玉潤堂、宜蕓館、怡春堂、樂壽堂、養云軒、無盡意軒，小有天，蘊古室，石丈亭，味閑齋、嘉蔭軒、云繪軒、延綠軒、鑒遠堂。

　　四、小園林，共十六處：寫秋軒、樂安和、云松巢、邵窩、畫中游、賅春園、綺望軒、看云起時、構虛軒、繪芳堂、霧清軒、惠山園、暢觀堂、藻鑒堂、鳳凰礅、花承閣。

　　五、單體點景建筑，共二十處：知春亭、含新亭、夕佳樓、餐秀亭、對鷗舫、意遲云在、魚藻軒、浮青樹、曠觀齋、水周堂。石肪、延清賞、寄瀾堂、湖山真意、澄碧亭、南方亭、景明樓、廓如亭、望檐間、延賞齋。

　　六、長廊，共兩處：長廊東段、長廊西段。

　　七、戲園，一處：聽鵬館。

　　八、城關，共六處：文昌閣（兼作園門）、赤城霞起、寅輝、通云、千峰彩翠、宿云檐。

　　九、村舍，一處：耕織圖。

　　十、市肆，共兩處：西所買賣街、后溪河買賣街。

　　十一、大型橋梁，共十一處：十七孔橋、繡漪橋、界湖橋、練橋、鏡橋、玉帶橋、桑苧橋、柳橋、落荇橋、半壁橋、后湖三孔橋。

　　十二、園門，共五處（另有一處為文昌閣）：東宮門、進膳門、東北門、北樓門、如意門（西宮門）。

　　十三、輔助建筑，共五處：茶膳房、北船塢、耕織圖船塢、南船塢、后溪河船塢。

　　與園林建設同時，還進行全面綠化，改變了原甕山“童童無草木”的面貌。原西湖一帶向以垂柳荷花之盛著稱，清漪園保留了這個特色，在沿湖的堤岸增植柳樹，湖中的大部分水面廣蒔荷花。

　　清漪園水面遼闊，專供帝、后作水上游覽的御舟先后建造了“鏡中游”、“芙蓉腦、“萬荷舟”、“錦浪飛鹿”、“澄虛”、‘憬龍舟”、‘祥蓮艇”、‘喜龍舟”等。大型的“喜龍舟”船身長十三丈五尺，中寬三丈三尺，裝修陳設極其豪華。此外，還有備膳船、運水船、茶船以及各種運輸板船一共二十八只。

　　玉河和長河亦按照水上游覽航道的要求加以規劃。沿長河建置一系列的碼頭和點景的殿宇、園林，乾隆十六年（1751年）秋天正式通航。此后，弘歷往返于清漪園和北京大內之間，就經常使用這條水路。西直門外高亮橋畔的“綺虹堂”是水路和陸路的中轉站，從這里可以一直乘船到達玉泉山靜明園的東門。而長河–昆明湖–玉河–玉泉山這條供水體系，也就成為當年北京西北郊的一條長達12公里的皇家專用水上游覽線。

　　自乾隆十六年起，弘歷命建銳營兵弁定期在昆明湖舉行水操，調福建水師官員擔任教習。為此建造戰船十六艘，組成一支訓練船隊，這支船隊以南船塢為基地，游弋于西堤以西的水城。

　　清漪園的宮墻僅修筑在東、西兩座城關之間，東起文昌閣城關，往北折而西，繞過萬壽山北麓的后湖北岸，到如意門再折而南，止于西面的“宿云檐”城關。昆明湖的東、南、西沿岸均不設宮墻，園內園外聯成一片。因此，難于定出園林占地的確切面積，大體說來包括宮墻以內及昆明湖沿岸地段約為295公頃。

　　清漪園的管理機構隸屬于內務府，設總理國務大臣一員兼領靜明、靜宜二園事務。總理大臣以下設六品總領，七品副總領，八品副總領，委署副總領，筆帖式等若干員，下屬園丁、園戶、園隸以及各色匠役等二百余人分別管理萬壽山山前、山后和昆明湖的十三個區段。園丁、園戶、園隸是從上三旗中挑選出來的園林工人。匠役包括花匠、木匠、瓦匠、裱匠、搭彩匠等技術工人，專司養花及經常性的修繕工作。另有‘閘軍”一百余名分別負責昆明湖和長河、玉河的船只管理、擺渡、拉纖、看守橋梁涵閘、啟閉閘門、拉安橋板、打掃堤岸碼頭、巡夜打更等。昆明湖沿岸不建圍墻，安全保衛工作十分重要。為此，由步軍統領衙門所屬明園參將負責派兵警戒外圍，并沒堆撥（哨所）兩處。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漪園園工全部完成，前后歷時十五年，內務府奏銷共用銀四百四十八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九線五分三厘。這個數目并未包括直接從工部領用建筑材料（即“行取”）的折價、大臣被罰修房的款項、粵海關的報效銀兩等在內，而僅僅是建筑工程工料花銷的一部分，更非建園的全部經費。用地整治、花木種植、船只修造以及各殿宇的陳設、家具、佛像供器等用過銀兩遠比這個數目要大得多。

　　嘉慶、道光兩朝，清漪園仍然保持著乾隆時期的規模、內容和格局，只有極個別的建筑物的增損、易名，例如：嘉慶年間改惠山園之名為“諧趣園”并加建“涵遠堂”，霽清軒內加建“軍機房”，拆除“樂安和”，拆除南湖島上的“望蟾閣”改建為“涵虛堂”；道光年間平毀鳳凰墩上的‘會波樓”及配殿，為節約宮廷開支曾一度撤去各殿宇內的陳設、鋪墊等。

　　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聯軍“進犯北京，清文宗奕濘倉皇逃往熱河，十月五日、聯軍占項海淀鎮。六日占領圓明園。第二大便開始大肆劫掠圓明、暢春、清漪、靜明、靜宜諸園，繼而由聯軍統帥額爾金（Lord Elgin）下令將這些園林全部焚毀。完整存在了一百零九年的清漪園亦被付之一炬，前山中段、后山中段和東段、東宮門、南湖島等地段毀壞尤為慘重。這些地方除了個別建筑物之外，幾乎焚燒殆盡。“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銅犀守荊棘；青芝蛐里狐夜啼，繡漪橋下魚空泣”，這就是一代名園勝苑劫后凄涼景象的寫照。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由恭親王奕訴代表清廷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聯軍退出北京，劫后的清漪園仍由內務府原管理機構接管。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穆宗載淳親政，以奉養東，西百宮太后為名，下令重修圓明園。清漪園內殘存的部分建筑物被拆卸，將其舊料充作圓明園重建殿宇之用。但因工進行不久，終因國庫空虛，統治集團內部意見分歧而不得不于次年停止。

　　清德宗載活即位，西太后葉赫那拉氏垂簾聽政，又處心積慮籌備修復清漪園作為她長期居住的離宮御苑。然而，當時的清王朝已處于財政枯竭，捉襟見肘的境地，要在幾乎成為廢墟的清漪園大興土木，談何容易。乃不得不東挪西湊，強籌經費，開始園林的修復工程。

　　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月初一日，載湉頒布上諭：“萬壽山大報思延壽寺為高宗純皇帝侍奉孝圣憲皇后三次祝之嘏所，敬踵前規，尤征祥洽。其清漪園舊名，謹擬改為頤和園，殿宇一切亦量加茸詒，以備慈輿臨幸。恭逢大慶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盡區區尊養微忱。”清漪園這個名字，從乾隆十六年起至此一共使用了一百三十七年。這座園林本身在經歷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由古老的封建帝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折過程之后，又以“頤和園”的名字而進入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另一個時期。

清漪園被毀前的照片：清漪園文昌閣　1860　費利斯·比托 Felice Beato 攝

清漪園被毀前的照片：清漪園曇花閣　1860　費利斯·比托 Felice Beato 攝

清漪園被毀前的照片：清漪園寶云閣　約翰.湯姆森　1872攝

清漪園被毀前的照片：眾香界及智慧海　1870-1880　托馬斯·查爾德 Thomas Child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