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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第二時期（1925年-1949年）

劉復《敦煌掇瑣》的出版，標志著第一階段第二時期的開始。《敦煌掇瑣》雖亦為敦煌文獻資料集， 但其中的資料均系作者直接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獻中選錄。繼劉復之后，胡適、向達、王 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慶菽等陸續(xù)赴巴黎、倫敦調查、抄錄、拍照、研究敦煌文獻。這一時期我國學者 已能接觸巴黎所藏敦煌文獻的大部分和倫敦所藏敦煌文獻的一部分，與前一時期相比，資料來源發(fā)生 了根本變化。他們介紹、公布或帶回的敦煌文獻錄文、照片的范圍也更加廣泛，其中與歷史有關者亦 明顯增多。

同時，我國學者加強了對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許國霖《敦煌石室 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1937年）輯錄了不少有關歷史的資料。而羅振玉又推出了《貞松堂藏西陲秘籍 叢殘》（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獻，其中亦包括一些與歷史有關的文書（有些已 公布過錄校本）。

陳寅恪《敦煌劫余錄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O年）和《敦煌石室寫經 題記匯編序》（《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僅具體介紹了北圖所藏敦煌文獻的史料 價值，還從學術發(fā)展安的高度對敦煌文獻之類的新材料與學術新潮的關系進行了精辟論說，并呼吁國 人利用敦煌文獻以研究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陳氏的這兩篇序文特別是前一篇影響深遠，指引 數(shù)代學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獻的行列中。在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問題方面，陳氏也率身垂 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商務印書館，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探討李世民在 玄武門事變中取勝的原因，以實例向學術界展示新史料可“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贊 普名號年代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寫本吐蕃詔書以印證詐者的 結論；《秦婦吟校箋一卷》，則以詩證史，每有所得。

關于歸義軍和金山國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在這一時期又有進展。

孫楷第《〈敦煌寫本張義潮變文〉跋》（《圖書季刊》3卷3期，1936年）、《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7本3分，1937年）初步探索了歸義軍政權周邊的 吐渾、吐蕃、回鶻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情況，將歸義軍政治史的研究范圍擴大 到了西北各民族變遷史的廣闊領域，并開創(chuàng)了以文學體裁的文書研究歷史問題的先例。向達《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遼海引年集》1907年），對沙州陷落和收復的時間及張淮深死因等問題進 行了討論，其結論對國內學術界影響很大；該文還首次利用莫高窟供養(yǎng)人畫像題記探討歸義軍史的有 關問題，擴大了歸義軍史的史源。王重民《金 山國墜事零拾》（《北平圖書館館刊》9卷6期，1935年），依據(jù)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書，對金山國史 事進行了考證。使“千載墜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紀”，填補了張氏歸義軍和曹氏歸義軍之間的一段歷 史空白。唐長孺《白衣天子試釋》（《燕京學報》35期，1948年），認為張承奉“白 衣天子”名號是受到彌勒教的影響。 此外，向達《玉門關陽關雜考》（《真理雜志》1卷4期1944年）和《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 壽昌縣邊境》（《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新5卷4期，1944年），開辟了利用敦煌文書結合傳世文獻和實 地踏勘研究敦煌歷史地理的新途徑。董作賓《敦煌紀年——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年表》（《說文月刊》3卷 10期，1943年），開始嘗試利用敦煌寫經題記考察敦煌世族。史巖《敦煌石室畫像題識》（1947年）則利 用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名和歷史文獻，對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張、曹、陰等大姓做了探索。

對歷史典籍的介紹和研究仍是這一時期我國學者致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 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中。《巴黎敦煌殘卷敘錄》先是以系列論文的形式陸續(xù)發(fā)表，后由北平 圖書館匯為兩輯印行（第1輯刊于1936年，第2輯刊于1941年）。此書雖以介紹新發(fā)現(xiàn)的古代典籍為 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對其進行考證、研究或與傳世本對勘的結果。該書介紹的歷史佚籍有《春秋后語》 之《秦語》上、中、下和《趙語》上、下、《閫外春秋》卷一和卷二 （部分）、《帝王略論》、《古文尚書》等等，對這些文獻的內容、作者、版本、抄寫年代進行了細致的研究。

此外，潘重規(guī)《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志林》2期，1941年），通過對比寫本與傳世宋本的異 同，考察宋人刪改《尚書釋文》的情況。越政《敦煌左傳殘卷校記》（《藝觀》4期，1929年），勘對了李鳴南 藏敦煌寫本《左傳》與宋本的異同。

宗教史方面。

董作賓《敦煌紀年——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年表》依據(jù)寫經題記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 窟窟寺之創(chuàng)建與寺觀之名。史巖《敦煌石室畫像題識》“自序”利用敦煌文獻結合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考 出了15所寺院的名稱，并對這些寺院的寺址與興建存廢等情況進行了初步探索。胡適《神會和尚遺 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錄校了《神會語錄》、《普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頓悟無生般苦頌》等 神會的著作，并撰有《荷澤大師神會傳》，開整理敦煌禪籍之先河。陳寅恪《武曌與佛教》（《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據(jù)敦煌本《大云經疏》考出武則天所頒《大云經》，乃薛宗義取后涼曇無 讖舊譯《大方等大云經》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舊史所記武氏時有沙門偽撰《大云經》的說法；《大乘稻 芊經隨聽疏跋》（《國學論叢》1卷2號，1923年），依據(jù)敦煌寫本題記考出了吐蕃譯經大師法成的史跡。

道教史文獻的研究仍是圍繞《老子化胡經》進行。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國學季刊》4卷2號， 1934年），在比較徹底地清理有關材料的基礎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經》在“化胡說”發(fā)展過程中 的歷史地位。劉國鈞《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學報》4卷2期，1935年），指出《化胡經》與三張道派有關。 牟潤孫《宋代摩尼教》（《輔仁學志》7卷1、2期，1938年），指出十卷本《化胡經》已列入唐官方道經。逯 欽立《跋（老子化胡經玄歌）》（《中央圖書館館刊》復刊2號，1947年），認為《化胡經》卷十中含有太武 帝滅佛的背景因素，并推斷此卷為北魏時作品。朱維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及尊經考》（《基督教叢 刊》14期，1946年）及《景教經典一神論》（《基督教叢刊））18期，1947年），結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 書反映出的問題。

社會經濟方面，這一時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資料為主，但也有少量相關論文問世。

《敦煌掇瑣》輯錄 《宅舍圖》、《戶狀》、《戶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經濟關系的各類契券、憑據(jù)、案卷、牒狀等二十余件。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輯錄各類契券近二十件，有關社邑的文書數(shù)件。《貞松堂藏西陲秘籍 叢殘》影印了羅氏收藏的兩件戶籍、一件戶狀、一件有關長行馬的案卷與一件《枝頭白刺頭名簿》。《食 貨》4卷5期（1936年）是《唐戶籍簿叢輯》專刊，將當時見于中日文書籍、雜志的二十件敦煌戶籍、差科 簿（時稱丁籍）收集在一起。陶希圣《小序》指出戶籍、丁籍是重要的經濟史料，對研究均田制、百姓負擔 和社會組織都有重要意義。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貨》4卷2期，1936年）是最早嘗試利用敦煌戶籍 研究均田制的專題論文。雖然他據(jù)之得出的結論為現(xiàn)在一般學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們 對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學術史上亦有積極意義。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貨》4卷7 期，1936年），利用敦煌寫本《水部式》結合唐代文獻探索了唐代關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碨管理、 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運輸?shù)挠嘘P規(guī)定。

對法律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此期亦有進展。

董康依據(jù)內藤湖南提供的照片校錄了《神龍散頒刑部 格》，并與唐律做了比較研究（《書舶庸談》，1926年）。羅振玉也對該文書作過探討。王重民《巴黎敦煌 殘卷敘錄》介紹了《唐律》和《唐律疏議》各二件，考證了各件的書寫年代，指出了寫本與今本的異同。王 氏還據(jù)寫本律疏考出傳世本《唐律疏議》中之“疏議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義“連疏于議”所致，發(fā) 數(shù)百載之覆。金毓黻《敦煌寫本唐天寶官品令考釋》（《說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最早對 P.2504 號文書進行了校錄和研究，據(jù)《舊唐書·職官志》考定該件為《天寶官品令》，指出該件可與《職官志》、 開元令互相印證，并列表具體展示其可補《職官志》之漏、誤處。雖然此文對文書的定名未能成為定論， 但作者的探索對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義。

從文獻學角度研究地志類文書，此期趨于沉寂。

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介紹了一件新發(fā)現(xiàn) 的帶有原題的《沙州都督府圖經》，考證其年代在證圣二年，不同意羅振玉的定年。王氏還介紹了兩件 《大唐西域記》殘卷，附有與今本對校的校勘記。

縱觀第一階段的兩個時期，我國學者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很大成績。前一時期我國學者 所能接觸到的敦煌文獻十分有限，但他們不遺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guī)缀跞�部公布了他們見到的有關 歷史的文獻。雖然在今天看來他們所公布的資料在文字錄校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但這些資料在此后 幾十年內一直是史學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獻的重要材料來源。由于這一時期我國學者掌握的資料很不 系統(tǒng)，其研究成果不免帶有時代的局限性，但他們對歸義軍史的探索和對歷史典籍、宗教史文獻、法律 文獻、地志類文獻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我國學者所做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處于明顯的領先地位。羅振玉父子在這一時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貢獻最大。

后一時期我國學者所接觸的敦煌文獻大為增多，他們所介紹的敦煌文獻的范圍也比前一時期廣泛得 多。在此基礎上，他們將歸義軍政治史的研究范圍擴大到了西北各民族變遷史的廣闊領域，開展了對 金山國史的專題研究，對宗教史的研究也開辟了新的領域，對歷史典籍和社會經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則更加系統(tǒng)化，開始出現(xiàn)按類或按專題搜集資料進行整理的趨向。在研究方法上，這一時期創(chuàng)造的用 文學體裁的文書研究歷史問題和將文書與實地踏勘相結合等新方法，都對以后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 影響。這一時期應以王重民和向達的貢獻最大。但后一時期我國學者接觸敦煌文獻的主要方式是親 赴巴黎、倫敦查閱，他們拍照、抄錄的大量文書除《敦煌掇瑣》外，大多未能像前一時期那樣公開出版。 這樣，不能出國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時期公布的資料或出國者贈送的照片進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 范圍受到很大限制。而這一時期我國赴歐洲訪求敦煌文獻的幾位學者的治學重點又均不在史學方 面，這當然會對歷史研究在整個敦煌文獻研究中所占的地位產生影響。就整體而言，后一時期國內對 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的重點在古籍，熱點在文學，對歷史典籍的重視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與同 期的日本學界相比，我們的研究領域有待拓寬，如那波利貞對寺院經濟文書和社邑文書等世俗文獻的 整理和研究，在我國尚無人涉足；一些方面的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現(xiàn)如《沙州歸義軍節(jié)度使始 末》那樣全面、深入、細致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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