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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加授《尚書》課程的第二天，1925年10月16日，清華國學研究院召開了第二次教務會。梁啟超進了工字廳，便見吳宓、王國維、趙元任、李濟均在座。大家見了梁啟超，臉上都露出詫異的神色。梁啟超心中已知原因，且不說破，自管坐到桌前。果然，王國維笑道：“任公，見了你在《清華周刊》上的文章，可謂盡吐胸中塊壘。只是你在清華教書，一面卻又振臂高呼，恐怕聽眾未必云集呢！”
　　 趙元任等自忖年輕，不好隨便與梁啟超調侃，只是看著梁啟超發笑。
　　 原來梁啟超發在《清華周刊》的文章正是他原擬在“雙十節”演講的。這大概是他“中止”政治活動以來的第一篇政治性言論。全文洋洋乎一萬三千余言，似乎把憋了多年的牢騷通通發泄了出來。他罵****、罵國民黨、罵孫中山，大有“舉世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之勢。
　　 吳宓看梁啟超神色儼然，插上話頭道：“梁先生，您說民國是‘不滿十四歲的小祖宗'，這話說得可太好了！”
　　 梁啟超頷首道：“中國的政府，總是一丘之貉，變來變去，永遠沒有新意。說到底，大同之世渺茫無期。有時候想起康南海，覺得中國人太苦了！”
　　 梁啟超的這一番感嘆后來被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用一句詩概括：“最是文人不自由”。他們幾個人，可算是中國學術最高代表人物，然而后來畢竟顛沛流離，終身辛苦。這，便是社會對才人的饋贈！
　　 談話漸及正題，大家議定國學院不編刊物，以免蕪雜難精，且荒廢學生學業。
　　 轉眼又到了舊歷年底，清華國學研究院剛同美人畢士博（Bishop）議定一項協議，共同發掘中國的古物，又接待了荷蘭雷登大學漢文教授戴聞達。有朋自遠方來，給清華的新年更增添了喜氣。但是冰山底下的火山，終有爆發的時候，雷霆來臨之前，也有一段寧靜的時光。最先感受到暴雨之前的沉悶的，是吳宓。
　　 吳宓封好了幾封信，托校工寄出，這里頭分別給《學衡》的同人約稿、要錢。自一九一五年新文化運動以后，西學漸侵，《學衡》缺乏時代的氣息，帶有骸骨迷戀的色彩，銷路始終打不開。劉半農、魯迅、吳虞等人筆鋒犀利，直指《學衡》。《學衡》處境至為艱難。
　　 校工拿了信件出門，王國維就來小坐。兩人談及《學衡》，默默無言。王國維道：“雨僧，你可不能光顧事業忘了家。尊夫人很有德行呢。”吳宓正要辯解，王國維搖手說：“獨不見梅君光迪之事乎？”
　　 梅光迪其時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主任，也是《學衡》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夫人是鄉下人。卻說梅光迪自任主任后，即在南京租了一間大屋，把屋子里布置得美侖美奐，極具現代意味。夫人來后，手足無措，事事不合。一天梅光迪大宴賓客，呼夫人出見。梅光迪一看妻子仍穿著碎花的衫子，心中已自不喜，又見她萎萎縮縮地站在廳角，更是不滿。梅光迪素性虛榮，這時不免感到大失面子，就叫她去拿水果，不一時，水果奉上，梅光迪一看，臉“刷”地就紅了。原來，梅夫人不懂時髦的禮儀：把水果切成小塊，用竹簽插著。卻只是用水一洗，皮也不削，端在盤子里就奉上來。席間梅光迪的女友、女學生不少，又不好當眾發作，心中暗忿不提。
　　 此后，梅夫人即被遣回原籍，梅光迪不久即有新歡。
　　 吳宓聽王國維如此說法，紅著臉說：“心一不至于像梅夫人，宓也不比梅君。此事且由他。王先生，我這個研究院主任是不能做下去了！”
　　 王國維驚道：“怎么了？”
　　 吳宓苦笑說：“這些日來學生人心浮動不定，我開始還不知道什么緣故。后來有個學生直性子，找我談了幾次，我才知道曹校長要策動人反張先生！”
　　 王國維睜大眼睛，且聽吳宓說下去：“學校里上上下下都有曹校長的親信，他又不肯聽人意見，張先生當然很不滿，已經嚷了好幾次，說‘校政腐敗'，要到南開去。”
　　 王國維搖搖頭，黯然道：“學校不搞學術，專致心于這種齷齪之事，那不成了野雞大學？”
　　 吳宓也感慨道：“學生運動要鬧起來，往往就為政客所利用，殊失赤子本來心意。宓在東南大學，當時全國能講外國文學史的，只有我和周作人先生。最近看了周先生的詩《小河》，思想意境之深刻，令人嘆為觀止！”
　　 停了一會兒，吳宓續道：“清華設大學部，中文系也要我負責。要是梁先生，精力就不會成問題。宓當初在清華學校畢業，體育都沒有及格。再負責一系一院一刊，非‘鞠躬盡瘁'不可。好在國學研究院已步入正常軌道，諸先生也無甚雜務。”
　　 王國維一直燃著煙斗傾聽，知道事已不可挽回，就開玩笑道：“雨僧，我早年就說德智體美四育并進，不過假如我也在清華念書，撞到馬約翰的手里，決討不了好去。”說著“呵呵”地笑起來。
　　 吳宓笑道：“馬約翰先生太過嚴厲。當時我跳遠不及格，不得不延遲一年留美。幸好平時成績不壞，可以在學校文案處領一份閑職。一年里頗得周詒春校長之垂青，最終方得留美。我當時又有砂眼，每天醫生用方糖擦眼，血流了不少——有人說我們留美是‘流血犧牲'換來的，一點都不錯。”
　　 王國維沉思著，咬得煙斗一明一滅，說道：“現在清華又規定體育不及格只能叫結業，不能叫畢業，在北京工作的人還好，能方便來校補學分，倘若分到外地，真不知如何是好。”
　　 吳宓道：“人之稟性不一，又豈能一概而強！有的人天生體質弱，強迫他鍛煉，徒耗血氣，即使在短期內肌肉力量有所提高，就其一生而言，實弊多而利少，損重而益輕。我學生時代尚不覺得，現在回過頭看，讀書時營養本已不夠，還要強迫學生鍛煉，實為極不智之舉。”
　　 王國維連連點頭稱是。聊了一會兒，便端茶送客。
　　 打春前后，王國維請假一周，他要去天津給清遜帝溥儀祝壽。吳宓向校長遞交了辭呈，也獲批準。一切看來尚平靜，梁啟超先生卻于此時病倒了。國學研究院的老師陸續去探望，學生看視的也絡繹不絕。醫院診斷結果：腎炎，須割去一只內腎，手術后一個月之內不許旁人打攪。
　　 這時王國維已從天津回來，國學院的老師碰了一下頭，就著人把姚名達、周傳儒等學生叫來，細詢梁啟超病發前的情況。
　　 姚名達垂淚說：“早些日子先生說做學問的欲望太大，想集中精力專搞一點，就是治史。整個冬天，都在講中國文化史，當時談的是社會組織篇，晝夜不輟，讓我記錄，春天就病了。”
　　 周傳儒續道：“先生這部書要分三部，二十九篇，凡關中國文化之一切事務，幾無所不包。先生平時精力過人，誰知這一病，竟纏綿數月……”說到此，已哽咽不能成聲。
　　 王國維等互相對望，心中均已了然，梁啟超此病，實積勞所致。正在議論間，有人推門。大家看時，來人也不陌生，是《清華學報》的總編，教社會學的陳達。陳達進門便問：“老爺子怎樣了？”
　　 陳達是哥倫比亞研究院哲學博士，1916年由清華學校畢業，跟吳宓是同級的同學。民國十二年回清華任教。
　　 當時梁啟超的次子思永在陳達門下受業，陳達跟思永談及梁啟超，稱呼“老太爺”慣了，此時也就脫口而出。陳達一看姚名達、周傳儒他們淚眼婆娑的樣子，不由大驚。待知梁啟超病情沒有惡化，才吁了口氣。當下議定探視的日子，這才散去。 ……

轉自：智識論壇《戴家祥先生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