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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故事之一 自由：不是為了反自由

胡適派知識分子們認為：五四以來的中國學生運動是政治腐敗造成的，是關心國計民生的正義行動，但是，學生不應淪為黨派斗爭的工具。有些學生集會不尊重少數人的權利，不準反對自己意見的人發言，甚至發展到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報館燒掉，把政敵的房子和家具燒掉，這就已經脫離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軌，轉化為暴民專制

傅斯年 (1896～1950)是什么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風云人物，一個敢說敢罵的山東漢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人和終身所長，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代理校長(1945～ 1946)和臺灣大學(1949～1950)校長。一個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奉為上賓的社會名流，把蔣介石的兩個行政院長 (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憶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他做了兩件大事：

一是組織新潮社和辦《新潮》雜志。胡適后來曾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說：“《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盡管公平地說，就社會影響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為《新潮》雜志的主任編輯，傅斯年對這份雜志的貢獻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領導了5月4日的愛國大游行。當天上午13間學校籌備游行示威的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點半左右開始的游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后來也是他率領隊伍沖到趙家樓。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堅決退出學生運動。然后他就出國留學，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國。

傅斯年第二次同學生運動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廣州，正是學生運動風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學左右兩派學生勢同水火，4月政變以后執政當局橫暴地捉拿學生。當時，傅斯年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 和中文、歷史兩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當時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職教授，是堅決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對的第四次學生運動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長期間。

最具典型意義的是他對1945年學潮的處理。傅斯年在給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11月25日，學生有會，地方當局(關麟征、李宗黃、邱清泉)禁止，學生仍開，遂在校外大放槍炮，幸未傷人，次日罷課。學校當局一面向地方當局抗議，一面勸令學生復課。乃李宗黃(代理主席)所組成之‘聯合行動委員會’竟于1 2月1日派大隊人分五次打入聯大，兩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鋸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輕傷十余人，此等慘案有政治作用者豈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個棺材一條腿，真奇貨可居，全昆明鬧得不亦樂乎……我對于李宗黃等之憤慨不減他人。同時也希望學校能恢復常軌。”“總括說：(1)地方當局荒謬絕倫，李宗黃該殺，邱清泉該殺，關麟征代人受過。(2)學校內部有好些不成話之事”。

從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傅的態度：

1.對抗當局的橫暴，救助學生，顯示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本色。

2.反對學生陷入政治斗爭，力求維護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

這是他的一貫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學的整頓，認為在結束學校混亂狀態、改進教學等方面的確起過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見體現著胡適派知識分子對五四以來中國學生運動的反思。

他們認為，學生干預國事是政治腐敗造成的，是關心國計民生的正義行動。但是，頻頻發生的學運已經出現不正常的現象：動輒罷課，學業損失太大，對大學和國家學術文化發展不利。學生不應淪為黨派斗爭的工具。有些學生集會不尊重少數人的權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準反對自己意見的人發言，甚至發展到把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報館燒掉，把政敵的房子和家具燒掉，這就已經脫離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軌，轉化為暴民專制。

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們的意見，有兩條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是這些意見同流行已久的對中國學生運動一味歌頌的習慣大相徑庭，它對人們反思歷史，認識已經深入中國社會骨髓的反自由的極端思想十分有益；二是如何讓中國人真正養成民主、自由的習慣(其應有之義是尊重少數人的權利)。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極的暴民專制，不正是“五四”以來各種極端思潮的流毒嗎？

傅斯年故事之二 大學校長的應有之義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二是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這本來是辦大學的常識，但在當年國民黨實行專制統治的歲月里，維護這些原則是非常艱難的

傅斯年只活了55歲。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臺灣大學校長。他的教育生涯的頂峰則是1949至1950年任臺灣大學校長期間，把一個頗為混亂的大學整頓、引導進入正軌。

一走進臺灣大學校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被稱為傅園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學者所說：“臺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 )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制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二是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保持高度的學術水準。這本來是辦大學的常識，但在當年國民黨實行專制統治的歲月里，維護這些原則是非常艱難的。

早在1932年，面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或所謂三民主義教育，他就尖銳地指出：“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

1947年1月15日，蔣介石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介石提出要當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傅斯年極力反對，說“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系北方學界前途甚大。他(指蔣——編者注)說可以兼著。我說不方便，且不合大學組織法。他說不要緊(此公法制觀念甚微)。”后來胡適也沒有答應。這件事也體現了傅、胡二人要維護大學獨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更加肆意地踐踏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推行聯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傅斯年一面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一面對國民黨當局聲明，臺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聯保制度在臺大無法推行。

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絕權貴子弟可以降格入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臺灣大學時寫道：“這一年半大學有驚人的進步……學校在一切環境下，尚能維持其應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學的自由傳統)。雖然不是沒有麻煩。”在當時的環境下，可以說是了不起的成就。

學術自由是大學不可或缺的條件；但光有這一條也遠遠不夠。他還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見解：

1.辦學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義為主宰。他說：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強之目前功利為主宰”，而且“直到民國初年，大學只是一個大的學堂。”“今之大學制度仍不能發展學術，而足以誤青年、病國家。”如此狀況，必須改弦更張。

2.嚴格挑選校長和教授，不能讓政客和不學無術之輩混跡其間。“做校長的必須教員出身，否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為當每近于政客。”。而“大學以教授之勝任與否為興亡所系，故大學教育之資格及保障皆須明白規定，嚴切執行”。

3.嚴格區分大學和中學的教學方法。“大學教育是則是培養一人入于學術的法門中的。”“大學生之訓練正是研究室之入門手續也。”不能將“大學化為中學”！

這些話是在20世紀30年代說的。幾十年后，發達國家大學教育逐步大眾化，以職業訓練為宗旨的社區學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學莫不以通識教育為大學課程的基礎，不以短期的功利為導向。而中國的大學盲目跟隨蘇聯標榜以培養“專家”、“工程師”的惡果歷歷在目；今天官員們利用權勢撈取學位和教授頭銜的事情時有所聞；回頭再看傅斯年當年的針砭，深感這些直抒胸臆的話不失為警世箴言。

傅斯年故事之三 知識分子的辦報夢想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再辦報刊議論時政，留下不少抨擊專制、腐敗和推進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們的皇皇大文，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他不但在學術事業中卓有成就，而且參政、議政，在履行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中也寫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國共兩黨分裂后，身為自由主義者何去何從？蔣介石力圖把胡適等人吸納到他的政府中去。作為胡適摯友的傅斯年做出一個判斷：“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須受到獨立力量的監督。這既是他吸收的現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經驗的總結。

傅斯年辦報是從新文化運動中辦《新潮》開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懷著“所想所學，不致枉費”的愿望，決心“嘗試一回”，結果辦出一份僅次于《新青年》的優秀刊物。而這次嘗試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支持。

這一群自由知識分子們盡管一再受挫，但辦報辦刊的夢想卻始終沒有放棄。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適等人出版《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出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籌辦之初，他和胡適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幾個月內籌得4205元，就把這份周刊辦起來了。而且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間，胡適他們辦《努力周報》，用的也是這個辦法。《獨立評論》出版244期，發表1309篇文章，涉及對日方針，訓政還是憲政，民主還是獨裁，民族自省，如何統一等等外交、內政等領域的重大問題。不論他們的意見是否正確，但他們確實無所顧忌地講出了自己的真心話。

以傅斯年來說，1932年，他直截了當地發表言論：“今日國民黨的領袖，曰胡(漢民)、曰汪(精衛)、曰蔣( 介石)……胡之人格堅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蔣之意志有強力……然而說汪先生之政務精練，或蔣先生的近代知識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務之精練，近代知識之充分，確是今日主持一個國家所應有的。”這等于指斥汪精衛和蔣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領袖。汪、蔣雖然沒有因而迫害他，卻不能虛心受教，埋下了他們后來或覆沒或失敗的禍根。

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后成立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 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咨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被聘請為參議員和參政員。在參與這些機構的活動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那些腐敗官員；特別是不顧蔣介石的關照，持續炮轟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將這兩位行政院長趕下臺，成了名副其實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與報刊結合中顯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難找到一些骨鯁之士，但他們的命運如何，就與當時的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了。民國時期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所以能夠發揮前所未有的影響，重要原因是當時以《大公報》、《獨立評論》和《觀察》等為代表的獨立報刊堅定不移履行傳媒的職責，拒絕同流合污；他們的聲音也因通過現代傳媒廣泛傳播而廣為人知；其次是國際輿論頻頻施壓，特別是國民政府的主要盟國——美國對其腐敗和專制統治的不滿日益增長。執政的國民黨雖然專制，還是不能不考慮利害得失，努力爭取這些獨立的自由知識分子與自己合作。

可是，在當時那樣的專制制度下，輿論的壓力又是有限的。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胡適及其周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再辦報刊議論時政，留下不少抨擊專制、腐敗和推進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統治者對這些諍言有時不得不聽，有時不但不聽還視若寇仇，而總的說來還是無視民意的情況居多。因此，他們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傳承的文本，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當時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大局而言，依然無補費精神！

“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傅斯年這句話是1947年說的。而當時的國民黨已經再次選擇武力統一全國，除了依順自己的政黨和報刊外，不準組黨和辦報的極端道路。它的結果是卷起包袱，逃離大陸！（完）　(文/袁偉時 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