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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給王獻唐信（1931/4/21）中談及學術流變，對明代學人有所肯定：“弟以為近千年來之實學，一炎于兩宋，一炎于明清之際。兩宋且不論，明中世后焦竑，朱謀珒，方密之實開實學之風氣。開風氣者能博不能精。然朱書一部分雖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書，實是偉大。朱氏《水經注箋》，亭林稱之為有明一部書者，久而愈覺其可信。方之見解亦有其博大處。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諸人，亦焉能早歲便即從事樸學也？大約開風氣者，必有大力，必多誤謬，后人但執一件一件之事而評明賢，轉忘其整個的立場，所系實大，斯后學者之過也。亭林百詩謹嚴了許多，同時亦將范圍縮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詩死于一物不知，實則百詩比其朱方諸人來見聞陋矣。）然此時問題仍是大問題，此時材料仍不分門戶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專題能精研之，而忘卻整個的立場。至于王段諸人，而樸學觀止。此后如再開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風氣，擴大其范圍，認定大題目。能利用乾嘉樸學之精詣，而不從其作繭自縛之處。否則流為瑣碎，而不關弘旨；流為今文，而一往胡說。瑣碎固是樸學，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無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