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緒 論 |
一，被學術界忽視的游民與游民文化
讀者如果耐心地讀完本書之后，可能會親切地感受到游民、游民文化與中國傳
統文化、傳統文學關系之密切。游民文化對于文學創作、特別是對于通俗文學創作
影響之深刻；游民意識、游民情緒對于近世的文學創作的主體——知識分子也有不
同程度的熏染，有時甚至反映到文藝思潮的變遷上去。體現游民意識的通俗文藝作
品通過各種渠道散播到民間去，熱衷于組織起來以爭取自己利益的游民從中吸取了
許多政治和軍事斗爭的經驗。這些問題大多是顯而易見、不需要過多地探賾索隱就
可以發現的。然而，這個關系著中國歷史的演變、中國文化變遷和社會小傳統特征
的重要問題卻很少引起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史家的關注，特別是從文化學或
意識形態角度關心和考察游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則更顯得不足。而人口眾多的中
國游民在社會動蕩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思想意識、習慣作風，雖然缺少
典籍的記載和理性的論證為文人士大夫視而不見，但也因為通俗文藝流傳的廣泛而
深入到各個階層。
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思辨隨筆·游民與游民文化》中說：
杜亞泉在《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的原因》（1919）一文
中，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以大量的篇幅談到游民與游民文化問題。他
說游民是過剩的勞動階級，沒有勞動地位，或僅作不正規的勞動。 其成分包
括有兵、地棍、流氓、盜賊、乞丐等。游民階級在我國社會中力量強大，他們
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的一部分結合，對抗貴族階級勢力。他認為‘秦始以
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發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們自己也就貴
族化了。于是再建貴族化政治，而社會組織毫無更變。他說這不是政治革命，
也不是社會革命，只能說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識階級結合，就產生了游
民文化。這種文化以尚游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計，疾惡官吏，仇視
富豪為其特色。
王先生又說：
杜亞泉認為知識階級缺乏獨立思想，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游民為伍。
因而在文化上也有雙重性。一面是貴族性，夸大驕慢，凡事皆出于武斷，喜壓
制，好自矜貴，視當世人皆賤，若不屑與之齒者。另一面則是游民性，輕佻浮
躁，凡事皆傾向過激，喜破壞，常懷憤恨，視當世人皆惡，幾無一不可殺者。
往往同一人，處拂逆則顯游民性，順利則顯貴族性。或表面上屬游民性，根底
上屬貴族性。他說，以此性質治產必至于失敗，任勞動必不能忍。這些說法都
道人所未道。游民和游民文化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現象，很少被人涉及。但是
研究中國文化就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
杜亞泉先生可能是最早關注游民、游民文化在中國歷史上地位與作用的學者，王元
化先生所引的他那篇文章見《東方雜志》第16卷第4號（1919）。 該文是探討社會
文化發展演進的，在談到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問題時說：
我國社會中貴族文化與游民文化常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即貴族文
化過盛時社會沉滯、腐敗，則游民文化起而代之；游民文化過剩時，社會騷擾
紊亂，則貴族文化起而代之。此歷史上循環之跡也。
他認為由于“生齒過繁，天產不辟”中國過剩的勞動階級太多，“勞動之地位，或
為不正規之勞動”。又因為古代統治者以仕途引誘知識分子，使得知識分子知識狹
隘、能夠從事的職業極少，很少有特長。而且，他們在宋代以后又人數增長過快，
是亦過剩。他們
除美術文字以外，無他技能可以生活。少有財產者，安坐徒食，無營殖之
能力、無財產者，除少數為精神的勞動外，殆無有能為筋肉的勞動者，故與財
產階級、勞動階級均格格不相入，此為過剩的知識階級。
這些“過剩的知識階級”決不可能象農民一樣安份守己，在社會騷動時必然會因之
而起，給動亂以助力。杜亞泉又論及辛亥革命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中國“財產階級”
之不發達和“過剩的知識階級”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本來應該主持這場
變革的中國“財產階級”不了解
立憲共和為何物，初未嘗與聞其事，提倡之者，為過剩的知識階級中之一
部分，加入者為過剩的勞動階級中之兵。事實上與從前之帝王革命無稍異，其
模擬歐洲政治革命者，不過中華民國之名稱及若存若亡之數章約法而已。革命
以后，名義上不能建設貴族政治，實際上握政權之官僚或武人，大率為游民首
領之貴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決非吾人所能諱言。
辛亥革命未能取得其應有的成就，而“吾國今日尚輾轉于貴族、游民二階級之勢力
中而不能自拔”，知識分子尚不能置身于勞動階級之中，所以他斷定社會革命也不
能發生，即使發生，也是仿制品，如同辛亥革命一樣。雖然他的一些觀點難以令人
茍同，其論述過程也過于簡略，而且，還沒有結合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作深入細致
的分析和考察，但是他畢竟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以后的七、八十年中除了一些近代
史學家在考察秘密會社的人員構成時涉及到游民以外，在其它領域中連游民這個詞
都很少見到了。
我從八十年代中葉以后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首先引起我思考的是魯迅先生的
小說《阿Q正傳》。阿Q這個典型形象的代表性是個聚訟紛紜的問題，爭論了有數十
年之久。從“中國人品性的結晶說”、“人性的普遍的弱點說”到“革命的”或“
落后的”雇農說，幾乎各種言之成理批評和獨領風騷的奇談怪論都使用過了（見張
孟陽《阿Q新論·學史論》），而單單遺漏了一種最平實、最符合實際的分析， 也
就是說阿Q只是一個流浪于城鄉之間的一個游民的典型形象。 至于他的思想意識為
什么具有“國民性”，那是因為游民意識泛濫的結果。關于這一點，聞一多先生在
分析到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時曾說：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里，斗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
所謂“土匪”是游民中敢于冒險、敢于以激烈的手段進行反社會活動、以求得生存
的那一部分人。他們采取了非常手段在社會上進行無目的的掙扎，或者他們的追求
目的也就是他們的被打擊者的“現在”。當然，這里聞先生指的是“土匪”是“土
匪意識”，也就是我所說的“游民意識”。儒家奔走的是朝廷廟堂、道家向慕的是
山林歸隱，他們的思想意識既截然對立、又互相補充，并構成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識
的兩面。而游民土匪則是脫離主流社會秩序的，他們流落江湖，其思想意識也表現
出特殊性。自宋代以來由于通俗文藝作品的普及，游民的思想意識也通過通俗文藝
作品散播到一般民眾中去，因此，才使得許多不是游民的中國人的靈魂中也活躍著
游民意識，它與儒家意識和道家意識構成中國思想傳統，應該說這是極其可悲的。
由于游民及游民意識在中國社會史上的重要性，所以，我才考察了游民及游民文化
產生與發展的過程，研究了古代一些通俗小說所反映游民階層的思想意識，以及這
些思想意識在游民組織化過程中的指導作用。我把這些初步研究的成果寫成一本小
冊子于1992年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書名《中國流民》（本名《游民的理想與現實》
被編輯誤改成這個不倫不類的名子），是第一本考察游民、游民文化與中國文學關
系的專著。
應該說用游民、游民意識、游民文化這些概念解釋一些古代和現代的文學、文
化現象，甚至用它們來說明某段歷史發展與曲折是一種新的嘗試（本書不可能把文
化中凡是與游民有關的問題都拉來作一番考察）。由于筆者的理論修養和學識水平
限制必然還有許多不夠完備、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然而，我根據多年的考察
研究堅信：自宋代以來中國社會中的確存在著游民階層，這個階層由于它的獨特的
經濟與社會地位及其生活經歷，他們的確有屬于自己思想意識。這個群體中一些較
有文化與藝術特長的人們參與了最早的通俗文藝的創作與表演，他們的思想情緒和
生活閱歷不能不反映到這些作品中去。而反映游民思想情緒的文藝作品，不僅會引
起與他們同命運的人們的共鳴，也會給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其它階層的人們以震蕩，
這也就是前面所說的游民文化泛濫。使得并非游民階層的人們也受到游民思想的熏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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