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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俠小說中的幫會：
武俠小說是指以武打技擊、行俠仗義和江湖恩怨為描寫內容的通俗小說。 雖
然在戰國末期韓非子就說過“俠以武犯禁”，但是“武俠”二字連用， 并特指一
種文學作品，在中國出現得還是很晚的。究其源流還是從日本傳入的，1900 年押
川春浪所寫的《武俠艦隊》引起轟動， 后來他又寫了《武俠之日本》《東洋武俠
團》，并創辦了《武俠雜志》。由于梁啟超倡導“尚武”精神、 又提倡小說對群
治的作用，武俠意識傳入中國。最早標明“武俠小說”的是林紓1915 年在《小說
大觀》上發表的《傅眉史》。 真正符合現代人們對武俠小說理解的作品是向愷然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 武俠小說的創作時代和作者的思想意識的不
同可以分為舊派武俠小說和新派武俠小說。 我們所說舊派是指從二十年代末至四
十年代末在大陸（主要是京津滬地區）生活作家所創作的武俠作品； 新派是指五
十年代以后生活在香港、臺灣和海外作家所創作的武俠作品。 有的研究者不以此
分法為然。他們認為作為一種小說類型的基本精神和敘事方式前后沒有什么變化。
實際上文學史研究從來不單純是文體變遷史的研究， 作品的思想內容及其傾向從
來是文學史家考慮的對象， 更何況新派武俠小說在藝術形式比起舊派武俠小說有
很多創造呢？ 就是我們在本節所要論述的武俠小說對幫會生活的描寫新舊兩派也
有很大的差別。幫會的傳奇式的生活， 及其帶有文藝色彩的活動方式都成為新舊
武俠小說作家描寫對象，但也由于新舊兩派作家的世界觀、 藝術觀都有很大差別
，因此他們筆下的幫會的群體形象也就迥然不同。 下面我們就這兩派作家所寫到
的幫會生活的特點作一些分析。
1，舊武俠小說中的幫會
舊武俠小說的作者極多，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寫了有一千余部作品， 在
城鎮中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這類作品的出現是有極復雜的背景的，總的來說， 它
是文學作品商業化的結果，還有其它的社會歷史原因，此不具論。 這里只談武俠
作品對幫會的態度和它們是如何描寫幫會的。
舊武俠小說的讀者群除了好奇心盛而閱歷甚少的青少年學生之外， 就是接近
游民生活地位的小市民。他們生活在動蕩不安的城市之中， 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由于不斷的天災人禍，城市中的游民數量陡增，幫會組織惡性膨脹。 幫會在城市
里數量眾多、勢力極大，幫會分子不僅為非作歹，欺壓百姓，而且， 在政治與經
濟活動中都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生活沒有保障、 前途出路又很渺茫的小市民與
游民大眾對于活躍在城市之中的幫會十分恐懼，但是又不免幾分歆羨。 他們不滿
幫會分子無法無天，欺壓良善；又羨慕他們有幫會團體依靠， 有朋友同道相助，
而且，他們還在社會上叫得響、吃得開。 因此以小市民為基本讀者群的舊武俠小
說的作者們必然要考慮到他們的好惡傾向。
武俠小說中的幫、派的含義是不盡相同的，“幫”指江湖幫會， 也就是秘密
會社組織，也包括秘密教門。它們在舊派武俠小說中幫會基本上是負面形象， 而
新派則不確定；“派”多指武功門派。 在舊派武俠小說作者和新派作者看來它都
是一個中性概念。
應該看到舊派武俠小說作者多是沒有受到過新文化洗禮的舊式文人， 他們即
使是留學生（如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大學生（如白羽）、 報界（還珠樓主李壽
民）出身，當他們拿起筆寫作武俠小說時也是舊觀念。例如， 上面說到的小市民
對幫會的心態他們就不能正確地分析，在武俠小說中迎和這種不健康的心理。 而
且，他們在寫到幫會時竟與小市民讀者一個水平， 例如對他們的違法亂紀的行為
是持批評態度的，可是又對幫會的強大充滿了敬畏之心、 并且著重描寫幫會的道
義規范和江湖的切口暗語以滿足小市民的好奇心。 這就顯示出作者內在的矛盾。
舊派武俠小說作家不象新派作家那樣能夠支配自己所寫的內容。 這種傾向在姚民
哀的會黨小說中已露端倪，在舊派武俠小說中就更為嚴重。 不過在舊派武俠小說
作家的筆下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間。無論是黑道的綠林盜匪， 還是白道的俠客鏢
師、乃至官府衙門的差役捕快都是江湖中人。他們之間盡管有著難分難解的矛盾，
但是他們是共生的，缺少了一方，其他方面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 他們一般
都要遵守江湖規則的，否則就要形成全江湖之人起而共討的局面。 各種門道的人
們的品德素質、文化教養也都差不太多，他們粗野、蠻橫、殘忍、好殺、 沒有教
養，這與與新派武俠小說常常喜歡把俠客寫成俠骨柔腸，文質彬彬是大不一樣的，
與新派強調正邪之分也是不同的。 在舊派武俠小說作者筆下的江湖也不象新派筆
下那么色彩繽紛、那么具有浪漫氣息。他們的江湖比較近于實際， 它充滿了刀光
劍影、陰謀詭計、苦難、艱險，總之，在這里真正是在“闖江湖”。
舊派武俠小說眾多，不可能盡述， 這里只能用較為典型的武俠小說作家鄭證
因的作品為例作些說明。鄭證因（1900—1960）原名鄭汝霈。天津人。 武術師出
身，曾經公開獻藝，武藝頗高。平生結交江湖朋友甚多，諳熟江湖門道， 對于幫
會的組織、規則、戒律非常熟悉，因此他的小說中所涉及的綠林道上的規矩、 切
口、門檻，莫不皆有所本，決非向壁虛構。他一生寫小說八十八部， 其作品主要
以描寫武打技擊、江湖行幫為主。 其代表作品是長篇武俠小說《鷹爪王》正集二
百多萬字，另有續集一百回， 旁集《天南逸叟》《子母金梭》《子母離魂圈》《
五鳳朝陽刀》《女屠戶》《黑鳳凰》《回頭崖》《淮上風云》《鐵拂塵》《萬山
王》《邊城俠侶》《塞外豪杰》等等。他的許多作品中正面寫到幫會， 而以《鷹
爪王》中的鳳尾幫寫得最為精彩。
《鷹爪王》的故事并不復雜， 書敘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王道隆派其門人華云
峰接義兄楊文煥攜家眷從陜西到淮上清風堡綠竹塘躲避戰亂，不料， 書信被華遺
失，楊文煥一家被誣通匪而下獄。 道隆早年仇敵鳳尾幫趁機擄走華云峰和楊文煥
之女及西岳掌門人慈云庵主的弟子楊鳳梅，下落不明。王道隆、 慈云庵主為救弟
子掃蕩鳳尾幫在西北一帶的分舵。 鳳尾幫主武維揚派人到淮上清風堡邀請王道隆
和慈云庵主等人到浙南鳳尾幫總舵比武較量。王等應邀， 又請了幾位武藝高強的
師兄弟和鏢師一同趕到雁蕩山分水關，經歷了許多艱難， 終于到達了鳳尾幫內三
堂和總舵之所在的十二連環塢。鷹爪王的武功雖然勝過武維揚， 但是卻很難沖出
結構復雜、步步是陷阱的十二連環塢。這時江湖異人鐵蓑道人現身為眾指引道路，
鳳尾幫內部又出了奸細，帶領官兵打入鳳尾幫總舵，十二連環塢一片火起， 武維
揚倉惶逃躥，鳳尾幫遂被殲滅。
從上述可見， 此書中的鳳尾幫是作為全力歌頌大俠——王道隆和慈云庵主的
對立面來寫的。作者是舊式文人，他是維護舊時的官府制度的， 只要反抗官府或
與之對立都是盜匪。寫作這部作品已經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了，頭腦尚如此封建，
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因此，太平天國、鳳尾幫在鄭證因眼中都是匪類。與此相反，
對于站在官府一邊的、維護封建法紀的武俠、鏢客，一一加以肯定。 從書中所寫
的一個情節可見作者鮮明的愛憎。如第八回的“石猴驛火窟釋仇讎”， 寫鳳尾幫
衡山分舵尚春陽等五人與鏢師聶昆結仇之事。聶昆保鏢路過衡山，沒有拜山， 鏢
銀被衡山分舵搶去。事后聶昆又未按照江湖禮節去討鏢， 而是傷了江湖的和氣，
以武力奪回鏢銀，殺死了尚氏結義兄弟二人，傷了一人， 并且挑了鳳尾幫分舵的
巢穴。后來尚氏找到聶家去報仇，殺了聶氏的全家。 這件事如果就當時的江湖道
義去分析，其曲在聶。因為他違反了當時走鏢的規范。 熟悉清末民初掌故的齊如
山先生曾經著文介紹當時鏢局的情況說：
在鏢局子開辦之前，先與鏢車經過的沿線城鎮之英雄豪杰，土匪頭等，取得聯
絡。每年三節送禮，如此聯絡妥協后，鏢車經過，他們不但不截，倘遇他幫之匪，
或小夥強梁路截，他們一定出來幫助，所以不容易丟失。
（《齊如山全集·鏢局子史話》）
可見聶昆雖然全家被殺，但冤孽之起，實由于他。可是從書中所寫來看， 似乎過
惡全在尚春陽為首的“江湖五惡”一邊。 這是因為作者心目中對于維護封建秩序
的鏢師是完全肯定的。 那么他對占山為王的綠林豪強或與主流社會對抗的幫會分
子自然就會根本否定。在形諸筆端時則不免就會有所偏袒。
鄭氏筆下的鳳尾幫也是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的。如嚴禁會眾殺人放火、 胡作
非為等等，因為他們依靠開辟鹽田、建立鹽倉、 販賣私鹽以養活幫內數千會眾和
維持會內的開支，不必干侵漁百姓的勾當。如果照此而行， 并不違反老百姓的利
益。鄭氏對他們的討伐完全是站在官方立場， 在他看來鳳尾幫干犯了國家法紀，
破壞了鹽政，自然就在口誅筆伐之列。 如果我們從文學角度來看鄭氏筆下的幫會
有下面幾個特點：
第一，整體的虛構的和細節的真實。鄭氏所寫的會黨雖然并非面壁虛構， 但
是他所寫的會黨如鳳尾幫也不就是現實存在的幫會。這一點與姚民哀的筆法不同，
他所寫的青幫就是青幫，興中會就是興中會。 而《鷹爪王》中的鳳尾幫是綜合了
許多幫會的特點虛構出來的。 從它的“十大幫規”“護壇十戒”以及他們販“海
砂子”來看鳳尾幫似青幫； 從它的內外“三堂”“刑堂”“禮堂”“執堂”等建
制來看，又有些似哥老會或紅幫。從它的總舵分舵隸屬之嚴格、 總舵可以號令大
江南北的支屬來看，它又似清代中葉以后極其活躍的秘密宗教。 如果從它的堡塢
建設和防范措施的細密和嚴謹來看，又類似清末占山為王、 與清政府相對抗的武
裝集團。這種四不象的現象說明鳳尾幫什么也不是。 作者不是按照現實生活中某
個幫會為模特來塑造它的，它是一個典型， 是作者根據現實生活綜合加工出來的
幫會的典型。鳳尾幫是虛構的，但是讀者卻不覺其“假”、 反而感到特別真實。
這主要是因為作者在描寫他的細節時十分真實如在幫會分子的對白中運用大量的
江湖切口（為了便于讀者理解多有注明）間也根據情節進展的需要時時涉及幫會
的秘聞與暗號（如使用天地會、哥老會闖蕩江湖時常常擺的茶陣等）， 把讀者帶
入了一個幫會分子活動的氛圍之中，讀者在閱讀過程里，仿佛置身于其中。 如第
十五回的“正幫規慘刑戮叛賊”寫刑堂舵主胡森按照幫規處理姜建侯， 第五十九
回“遇宿仇舊日冤家重會面”寫武維揚開香堂、整肅幫規， 這些故事全都寫得細
膩、生動、真實，因而，使讀者認為作者對鳳尾幫的描寫是可信的。 鄭氏運用文
學手段對鳳尾幫這個負面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他的一個愿望：即不論幫會有多么強
大，主持者多么富于才智，其組織結構多么嚴密， 由于其內部的矛盾不能避免，
而且， 幫規越嚴與下面不能忍受任何紀律約束的盜匪之間形成的矛盾便越尖銳，
最后在俠客和官府的雙重夾擊下必然是全體覆沒的命運。
第二，鄭氏在寫幫會生活時，注重它的多面性。也就是說，在他的筆下， 幫
會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富于立體感的真正存在的組織。 作者是把幫會作為負面形
象來處理的，但是并沒有把它簡單化， 特別是在寫到其組織者和領袖人物時則更
是這樣。例如作者沒有把鳳尾幫的幫主、舵主、堂主、香主寫成面目猙獰、 行為
怪異、違反倫常、十惡不赦的人物，與此相反，他們往往是各有所長的杰出人物。
金雕堂香主胡玉瑩待人謙恭而有禮，但又工于心計；在天鳳堂香主謹守幫規， 維
護大局；青鸞堂香主尚毅為人淳樸、待人寬厚、謹慎誠篤。 特別是寫到鳳尾幫主
武維揚時突出了他作為一個大幫幫主的領袖魅力、領導方略和組織才能。 作者通
過江南鏢客伍宗義的口說：
自從現在這位天南逸叟武維揚重建鳳尾幫，再立內三堂，移遷總舵到浙南，聲
勢大振。這天南逸叟不僅武功出眾、藝業驚人，更有壓服人心的本領。不論多么囂
張、乖僻的綠林巨盜，只要和他盤桓上一天，這人就能死心塌地的為鳳尾幫賣命，
絕不會輕易叛離。所以自從這位龍頭幫主中興了鳳尾幫之后，各處成名的綠林好漢
、以及積案如山、無處立足的江洋大盜，投奔他舵下的，不計其數………據說只
天鳳堂、青鸞堂、金雕堂，這三個所在用了兩年功夫才修建齊了。 對于這鳳尾幫
主壇，除非是身負內三堂職習的，旁人全部無法入內，
武維揚的能力、魅力維持著遍及大江南北的一百多個分舵。他恩威并施，嚴格執行
紀律、指揮與號令各個分舵如臂使指，運用自如。第五十七回“天鳳堂四雄深宵談
秘徑”、第五十九回“遇宿仇舊日冤家重會面”、第六十回“大禍潛伏正幫規棒打
鮑子威”，這些回目中的情節均再現了武維揚作為幫主、總舵主的風采。他老謀深
算、嫻于辭令、深孚眾望，為了維護危機四伏、即將覆滅的鳳尾幫，他做了所能做
的一切。
作為一個有組織的群體，僅有嚴格的規范和品質較好的領袖人物是遠遠不夠的
。它的“中層干部”和廣大會眾的素質也很重要。作者寫到鳳尾幫分舵舵主時則指
出他們多是生性殘忍、手辣心黑的江洋大盜、綠林慣匪。如斷眉石老幺陰險狡詐，
公報私仇；坐地閻王尚春陽得理不讓人，對仇家必趕盡殺絕而后快；女屠戶陸七娘
水性楊花，毒如蛇蝎；已經退隱福壽堂的要命郎中鮑子威更是性情偏激，手黑心狠
……。鳳尾幫的中層頭目盡是這類人物，他們在江湖上胡作非為慣了，不僅不受江
湖道義的規范、就是鳳尾幫的幫規也不能遵守。鳳尾幫的覆滅固然是因為當時主流
社會勢力尚很強大，而作為隱性社會的幫會的力量尚不足以對抗，但也是其內部破
壞幫規的“中層干部”越來越多、最終爆發了他們與總舵主的沖突的結果。作者通
過對幫中不同階層人物風貌的描寫展示了鳳尾幫的多面性，并且使讀者感到它的興
盛與最終的衰亡都是可信的。
第三，突出了幫會之奇。《鷹爪王》是武俠小說，因此，作者著重寫“武”、
寫“俠”。鄭氏喜歡以大段的文字描寫他所熟悉的武打技擊，這種描寫容易流于枯
燥乏味、使讀者感到沉悶。寫“俠”主要是寫抑強扶弱、行俠仗義（如萬柳堂救紫
云）和感恩圖報（如王道隆救楊文煥一家），但總的說來，鄭氏的小說中缺少義薄
云天、感人肺腑的俠情（可能與鄭證因的武師出身有關、他感情比較粗糙）。如《
鷹爪王》中慈云庵主并不是音容藹然具有佛心俠骨的老尼，燕趙雙俠藍氏兄弟也令
人感到刻薄、缺少俠義的風范，總之，鄭氏小說所寫的俠客、俠情缺少感人力量，
如果把它與金庸、梁羽生所寫的俠客、俠情相比真是天差地別。《鷹爪王》的吸引
人之處反而是對鳳尾幫的描寫，作者帶著有幾分歆羨的口吻描寫鳳尾幫之奇、突出
鳳尾幫之趣。
鳳尾幫不是烏合之眾，它的總舵在浙南，其分舵遍及大江南北。僅與浙南總舵
遙遙相對的陜西一帶就有十二分舵。它的總糧臺設在陸家堡。總舵分為內三堂、為
中樞機關，參議幫中大政；外三堂是執行機構，負責具體事務。刑堂執掌監察與刑
罰，禮堂執掌外事與典禮，執堂總攬庶務。還特設了一個福壽堂，作為安排年高有
德的老會眾休息與頤養天年之所。鳳尾幫組織嚴密、結構復雜，仿佛就是一個地下
微型政府。
作者還著力描寫了總舵所在的十二連環塢形勢之險要。它本身就處于山環水抱
之中，再加上數年的人工的人工修建，其水旱兩路，皆極奇險。它的秘密連內三堂
的香主都未必知情。作者用數十萬寫群俠至分水關會合、踩探分水關內匪巢的布置
安排，乘飛鸞船隊公開闖分水關，最后被龍頭幫主武維揚的代表迎入十二連環塢，
直達內三堂主壇。一路上道路時隱時現、埋伏忽有忽無，而危險、艱辛則時時存在
。作者藉此突出鳳尾幫的總舵在“封閉絕地”之中。無怪武維揚頗有些躊躇滿志地
說：“因為這種天生奇險奧秘之地，平庸的綠林豪客，你讓他進來，他全不敢進來
；沒有機智過人、統率大幫口的本領那掌得起這么大的垛子窯來？”鳳尾幫分舵散
布在全國各地，沒有什么奇特之處；而其總舵所在的十二連環塢卻肅穆神秘、充分
表現出一個特大幫派的氣象。
秘密會社之所以引人矚目就在于它的神秘性， 武俠小說作家們也抓住這一點
以吸引讀者。 鄭證因在描寫幫會時特別注重渲染其神秘的奇趣、并運用了文學上
的夸飾的手段，把鳳尾幫寫得仿佛是神龍在天、見首不見尾。 這與姚民哀的“會
黨小說”有很大區別，民哀描寫幫會活動采取了事無巨細、有聞必錄的手法， 因
此，他的小說可以作為幫會史料讀。鄭證因的武俠小說則略去了關于幫會具體知
識的記述與介紹，而著重描寫幫會活動的氛圍。 《鷹爪王》有許多描寫鳳尾幫的
活動的章節，其中有一段開香堂的文字最為精彩。
這時忽聽得朱門旁“當、當、當”三聲玉磬響起，這種玉磬聲韻悠長， 跟著
從神幔后的兩旁便門中走進十六名青衣童子，年紀最大的不過十五六歲， 目不斜
視的從旁走到神幔前。由兩名青衣童子徐徐把幔帳向兩旁分開， 只見里面高大的
神案上供著一堂古銅的伍祀，全是三尺多高；兩只粗如兒臂的巨燭， 及吊懸在神
案上的萬年神燈，互吐著火光，爐中先前燒剩的殘香尚在青煙縷縷的冒著。 迎面
伍祀后羅列著三層供品，后面是祖師的神位， 只是那神位卻仍用一副較小的黃綾
子神幔遮住，依然看不出鳳尾幫祖師是何人。
在神案前有木制短梯，形如石階，用作司香司燭接腳之用， 當中鋪著一個紅
緞繡金龍的拜墊。神案左右近神位兩旁單有兩個金漆的木架， 左邊的上面用黃袱
子蒙著不足二尺長的一件東西；右邊卻是一枝四尺長的竹杖， 竹子已經成了深紅
色，不知經過若干年月，上面也有一個黃袱子，只是蒙著頂端。
神案前一切全是凈無纖塵，唯獨這兩邊金漆木架，似經年累月，久未移動。
再靠祖師的神位前，供品后也有兩個特別扎眼的物事；一架玲瓏小巧的木托子，
上面插著一枝比較三堂旗令還略小一些的黃旗，隱約的上面有朱書的字跡。 這枚
旗子也有了年代，非常陳舊。還有一塊竹簡，上面也有字跡，竹簡也是作殷紅，
和那枝令旗全看出是多年之物。
這時由一名青衣小童從那神案前短梯上去，把蠟蕊剪了剪， 零一名取來一束
粵東的旃檀香，這束香有二尺多高，每束有茶杯粗，香上下全用紅絲束著。 在神
壇左右丈余外架著鐘鼓，兩名青衣童子司鐘司鼓。 這么偌大的一座天鳳堂雖有百
余人，鴉雀無聲，一片莊嚴肅穆之氣。
在這靜悄悄的氣氛中，鐘鳴鼓響，左邊的鐘連響了九聲， 右邊的鼓連敲過三
通；這時由那司香的童子把那束旃檀香燃起，容到香火著起來， 才送到龍頭幫主
手中。
天南逸叟武維揚，把這束檀香接過來，在手中捻了捻，立即煙火熊熊， 香氣
全部散開，令人如入莊嚴的道場。武維揚舉著香也從這神案前短梯上去， 把這束
香往爐中一插，兩邊鐘鳴鼓響。武維揚退到紅緞墊上， 肅然向祖師的神位行參拜
大禮，叩拜完，往旁一閃身。
《鷹爪王》第五十九回
雖然有的情節也寫得十分瑣細，如竹杖、木架、令旗、竹簡、旃檀香等， 但也非
姚民哀式的“實錄”。姚氏是為了介紹幫會知識、為幫會保留史料； 鄭氏是為了
渲染幫會的奇趣，所以他對所寫的具體事物都是有選擇的。 從上面所引述的文字
可見其所寫的事物都是容易引起莊嚴肅穆聯想的。 通過這些描寫挑動讀者的好奇
心，把讀者帶到幫會活動的氛圍中去。
2，新武俠小說中的幫會
新武俠小說是指自五、六十年代興起于香港、臺灣、海外，八十年代蔓延于大
陸的以武俠為題材的通俗小說。這些小說的作者的政治背景、世界觀、 思想意識
有很大差別。但是他們都是現代知識分子、 許多作者還受到西洋文學和文化的深
刻影響（如金庸、古龍）。他們的眼光、見識是根本不同于舊式文人的。因此，
新武俠小說中對幫會的描寫也呈現出與舊武俠小說迥然不同的特點。 在這個時期
，大陸已經取締了幫會，作為秘密組織的幫會已經不復存在。而且， 由于新小說
的影響大陸的們對于幫會的認識也已有了固定的模式， 新武俠小說中多姿多彩的
幫會形象在改革開放也難于為大陸讀者所接受。香港、臺灣雖有幫會存在， 但其
威勢也遠不能與大陸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紅幫相比。 特別是青紅幫在政治上的
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社會影響更是現代的海外幫會所不敢想象的。 這時海外幫會只
是作為黑社會存在，干的也是一些見不得天日的勾當。因此， 此時的作者在描寫
幫會時沒有了三、四十年代舊武俠小說作者描寫幫會時的那種矛盾心態， 但是也
缺少了現實直感，所以許多新派作者在描寫幫會時流于簡單化、空殼化。 甚至有
些新武俠小說中的幫會只是作者頭腦中幻想的產物， 溫瑞安武俠小說《神州奇俠
系列》中的幫會就是違背歷史真實的，因為作者愛好拉幫結派、 熱衷于組織富于
凝聚力的小團體，而屢屢失敗，甚至遭到官方的通緝。因為他不懂得， 發展到現
今社會，人和人的關系主要已經從中世紀的依附關系發展成契約關系。 在現實生
活中不能存在的東西，溫瑞安便把它移植到他的武俠小說之中。 小說中的幫會也
只是表面上熱鬧好看、沒有絲毫的歷史感。 當然一些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和高深的
文化素養的作者不在此例，盡管他們也寫歷史上根本上不存在的東西， 但是卻能
從社會發展的態勢、 文化趨向和人性的復雜上為它們的可能存在鋪寫出歷史背景
。因而使幫會的出現具有其合理性。
新武俠小說與舊武俠小說一樣都是文學作品商業化的產物。 為了擴大銷路、
增大讀者的覆蓋面，武俠小說作者必然注重刺激讀者的好奇心，光怪陸離的人物、
神秘離奇的情節共同組成了荒誕詭異、引人入勝的故事，使讀者欲罷不能， 從而
“上癮”。在處理幫會故事時也是如此， 幫會本來就是異于顯性社會的人們常規
生活的，作者在描寫它們時是在奇上加奇，突出其怪異性， 特別是在處理否定形
象——邪派或邪教人物時則更是如此。 許多邪教和邪派的領袖人物都有一種控制
本幫本派徒眾的手段。 例如幫派頭子往往讓徒眾或會眾服用一種有毒和令服用者
產生依賴性的藥物，解藥掌握在教主或幫派頭子的手里， 這樣就使會眾或徒眾成
為馴服工具，不敢越雷池一步。邪派所使用的武器、暗器， 所擅長的功法也往往
是集“怪、奇、毒、狠”之大成。這種寫法如有寓意、尚還可取， 如果只是為了
刺激讀者的好奇心而追求怪異荒誕，則是等而下之了。
新武俠小說的數量極大、作者極多，而且，仍在不斷地增加。 在本書之中以
金庸作品為主分析一下金庸武俠小說中所寫幫會的特點。
金庸是學國際法的、受歐美文化影響很深， 除了創作武俠小說外，還寫了許
多電影劇本和并撰寫了大量的政治評論和社會評論，可見其知識是很廣泛的。 金
庸的武俠小說寫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共創作了十五部，除了三個短篇外， 其它都
是長篇和超長篇。金庸自七十年代初宣布“封刀不寫”，至今尚未開戒， 我們可
以為他的武俠小說作定論了。 評論家們認為在新武俠小說創作中金庸取得了最高
成就，人們戲稱為“武林至尊”。 金庸的長篇作品中大多涉及到秘密會社——包
括會黨和秘密宗教。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重視引入秘密會社的題材呢？ 是不
是像其他武俠小說作家一樣看重秘密會社的傳奇性， 從而把它引入武俠小說以招
徠讀者呢？當然，武俠小說是很重視可讀性的， 描寫和創造秘密會社的迥異于常
理、常情的故事是可以吸引一大批讀者的，但是金庸的目的不單純在此。 我們知
道金庸的武俠小說具有濃郁的政治色彩的，不僅那些歷史背景鮮明的作品， 就是
歷史背景不太鮮明， 似乎是以純粹江湖生活為題材的《笑傲江湖》也是具有豐富
的政治內涵的。為了把政治內涵寫得有聲有色， 并在武俠小說中樹立一支足以與
朝廷官府抗衡的民間政治力量。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統治者不給下層社會的人們一
點自由的空間，專制制度決定了統治者可以任意支配人民。 人民從物質上到精神
上都被剝奪反抗的能力，而游民在精神上是富于反抗精神的， 而游民組織——秘
密會社是封建社會里極其稀有的、有組織的對抗政府的力量。 秘密會社在封建社
會末期已經成為與顯性社會相對立的隱性社會。 它是不可忽視的一支政治力量，
金庸首先是從政治角度把它寫入武俠小說的。金氏作品中涉及的歷史背景， 其年
代最早的是宋金之間的《射雕英雄傳》，其中寫到丐幫。 丐幫雖是乞丐所組成，
但是他們頗明大義，堅持民族主義立場，反對民族投降， 這在其幫主黃蓉的身上
有極鮮明的表現。他的小說大部分都涉及到幫會，而且， 多是從政治角度來考察
他們的。這是金庸小說敘及幫會時的第一個特點。
2，古代的游俠列傳和以武俠為題材的小說都是寫個別俠客在社會抱打不平、
行俠仗義，孤軍奮戰。他們都是孤獨的英雄，郭解、劇孟雖然朋友遍天下， 但是
在行俠時都是個人的行為。梁山泊的英雄們組成了武裝集團， 所反抗的也多是貪
官污吏、土豪劣紳，后來還受了招安，去攻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 舊武
俠小說中的正面意義的“俠”大多不參與秘密會社的組織和行動。 結成秘密組織
的幫派被作者稱為“綠林豪強”，或稱為“幫匪”， 他們是“大俠”們征討殺伐
的對象。“大俠”們的組織是師承關系出現的，他們組成的幫派或者團伙， 叫做
某某派。如《鷹爪王》中的大俠王道隆是“淮陽派”的掌門人， 慈云庵主是“西
岳派”的掌門人。這些“派”都光明正大地存在著，屬于顯性社會的一部分。 它
之所以能夠為主流社會所允許， 一來是因為這些“派”都帶有一定的地域性質（
非全國性的，所以統治者認為他們鬧不了大亂子）和宗法性質（師徒如父子）的，
規模狹小，不會對統治階級構成威脅力量。二來它們不僅不反對朝廷、官府， 反
而協助朝廷、官府去鎮壓和剿滅秘密會社，充當朝廷的鷹犬， 因此它們——武林
幫派取得了合法存在的權利。至于新武俠小說的作者大多具有反封建、 反專制的
思想意識，因此，他們在自己作品中盛贊的俠客都具有反抗專制、 反抗壓迫的品
格。新武俠小說中夠得上俠客資格的多是為民除害的英雄、 為民族解放而不懈努
力的斗士。對于朝廷官府的鷹犬，新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是持否定態度的， 而且往
往加以打擊。俠客們對抗的最強大的目標乃是擁有軍隊、官吏、法庭、 監獄等鎮
壓機器的統治集團，也就是說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力量， 單槍匹馬
的獨行俠無論如何是不能與之抗衡的（除非是無限度夸大俠客武功或神力）。 一
些靠師傅徒弟、師兄師弟組成的小集團、或占據了某個山頭、 或湖河港汊的武裝
團體也無法與國家力量挑戰。為了塑造能與朝廷官府旗鼓相當的群體形象， 新武
俠小說的作者們是把秘密會社視為與朝廷抗衡力量的。
金庸在五十年代寫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就專力描寫了
一個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秘密會社——紅花會。它擁有一股強大的、 有組織的力
量，有第一流武功的俠客， 其總舵主陳家洛還具有高貴的出身（大學士陳世涫之
子、與乾隆皇帝是兄弟）、風流儒雅的氣質、多材多藝的品格。 這些與清統治集
團、乃至最高統治者相比都占著上風。第七回“琴音朗朗聞落雁， 劍氣沉沉作龍
吟”；第八回“千軍岳峙聞千頃，萬馬潮洶動萬乘”。 這兩回以酣暢淋漓的筆墨
寫出這一點。 當微服私訪的乾隆皇帝在大批的御林軍簇擁下公開自己的身份的時
候，人們的反映并不強烈，沒有形成萬眾歡呼的場景。總兵李可秀十分不忿， 便
向紅花會的群雄大叫：“喂！大膽的東西，見了皇上還不磕頭？”可是， 此時紅
花會的頭領：
徐天宏手一揮，馬善均、馬大挺父子取出火炮流星，嗤嗤數聲，射入天空，
如數道慧星橫過湖面，落入水中。驀地里四下喊聲大起。樹蔭下、屋角邊、橋
洞底、山石旁，到處鉆出人來，一個個頭插紅花手執兵刃。徐天宏高聲叫道：“
兄弟們，紅花會總舵主到了，大家快來參見。”紅花會會眾歡聲雷動，紛紛擁了
進來。
御林軍各營軍士箭在弦、刀出鞘，攔著不許人過來。雙方對峙，僵住不動。
李可秀又吹起胡笳，只聽得蹄聲雜沓，人喧馬嘶，駐防杭州的旗營和綠營兵丁跟
著趕到。李可秀騎上了馬，指揮兵馬，將紅花會群豪團團圍住，只待乾隆下令，
便動手捉拿。
陳家洛不動聲色，緩步走到一名御林軍軍士身邊，伸手去接他握在手里的馬
韁。那軍士為他目光所懾，不由自主地交上馬韁。陳家洛一躍上馬，從懷里取出
一朵紅花，佩在襟上。這朵紅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絲和紅絨繞成，花旁襯以綠
葉，鑲以寶石，火把照耀下燦爛生光。那是紅花會總舵主的標志，就如軍隊中的
帥字旗一般。紅花會會眾登時呼聲雷動，俯身致敬。
旗營和綠營兵丁本來排得整整齊齊，忽然大批兵丁從隊伍中蜂擁而出，統兵
官佐大聲吆喝，竟自約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陳家洛面前，雙手交叉胸前，俯身
彎腰，施行紅花會中拜見總首領的大禮。陳家洛舉手還禮，此去彼來，好一陣才
完。原來紅花會在江南勢力大張，旗營和綠營兵丁有很多被引入會，漢軍旗和綠
營中的漢人兵卒尤多。
這個情節的構思很顯然受到清末左宗棠統軍西北時、 其部下的哥老會會眾迎接和
參拜大龍頭而不聽左宗棠指揮調遣故事的啟發（見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
》第三講），然而哥老會那位大龍頭對抗的僅僅是一個清兵將領， 而陳家洛所面
對的是整個皇權，沒有龐大的有組織的力量作為后盾、 僅憑個人或幾個人的才能
、智力、勇武是不可能形成與帝王、朝廷勢均力敵力量的。 《書劍恩仇錄》中的
乾隆是被作為無道之君來塑造的，盡管他有足夠的才智、聰明、學問， 但是缺少
為儒者所認同的“道”。 作者通過描寫乾隆這樣多才多藝而有殘酷無情的皇帝以
鞭撻封建專制制度。而紅花會則是人間正氣的代表， 他們以群體的力量與社會的
主流勢力相對抗。 這種把主流社會與反主流社會（也可以說是顯性社會與隱性社
會）一分為二，并簡單地定格為正邪的故事， 在其他新武俠小說中也是常見的。
從這一點上來看新、舊武俠小說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 只不過是所肯定與否定的
人和事正好相反罷了。
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記》則為讀者展示了另外一種情況。 此書中的康
熙皇帝是作為英明、謹慎的圣君來塑造的。他不僅知人善任，而且，有自知之明；
他不僅痛恨“逢君之惡”的佞臣，而且，關懷百姓，愛惜民力； 甚至同意明末思
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對君權和專制主義的抨擊，贊成他所說的：
以為天下利益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
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這種見識不僅超越了唐宗宋祖，而且，“德邁”三皇五帝了。 從封建社會里的圣
人為帝王定的最高尺度來看，他也是合格的。這樣的人作皇帝就是孔孟再生， 也
挑不出毛病來，從封建觀點評論,他作皇帝是合理的。但是作者又在書中塑造了反
抗清王朝統治的天地會的群體形象,他們的反抗同樣具有合理性。天地會作為一個
有嚴格紀律地下組織，其會眾遍及全國。第八回寫天地會前后五房香主聚會， 十
堂香主分別掌管著福建、廣東、廣西、湖南、云南、江蘇、直隸、山東、 北京、
貴州、湖北、四川、河南、浙江的數十萬會眾， 可以想見這個秘密組織的強大。
這就暗示了天地會是受到廣大民眾擁護的秘密組織。 第三十三回寫韋小寶率領的
送親隊伍離開云南到貴州、廣西， 一路上分別受到所在省份天地會組織的保護的
情況,使讀者感到出來個別的省份外中國簡直成了天地會的天下。隱性社會被寫成
強大到完全可以與主流社會相抗衡的地步（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
是這樣，它就去奪取政權，轉為地上了）。 書中還以許多篇幅描寫天地會會眾的
英雄氣概，他們為了反對民族壓迫和洗雪民族之恥辱，前撲后繼，不怕犧牲， 成
為民族的脊梁。由此可知，作者并未因為上有有道明君的君臨天下， 就否定了民
眾反抗朝廷的正義性。這種模式在俠義小說和舊武俠小說裝是沒有的。 那種小說
在寫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斗爭時往往只能肯定一方，如果政治黑暗，君昏臣濫，
則反抗者為“替天行道”；如果天下有道，君圣臣賢， 則反抗者必為亂臣賊子。
《鹿鼎記》打破了這種簡單的模式，表現了生活的復雜性， 并且指出不管君王如
何“圣明”，但他們畢竟不是人民的代表， 下層社會的人民仍然有權利組織自己
的力量反對他。《鹿鼎記》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反傳統品格， 使讀者很難深入分辨
其真正的內涵。
第二，金庸筆下的幫會被理想化了， 他寫幫會的目的似乎不在于反映幫會存
在這一現實，而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作者不愿意讓他的讀者看到封建
專制統治君主一統天下、“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躊躇滿志、 人莫予毒的
情景，因此， 他才要寫一支足可與之抗衡的力量（不管這支力量是否在現實生活
中存在），要擾得最高統治者“睡不安席， 食不甘味”（《書劍恩仇錄》中陳家
洛對乾隆皇帝說的話）。金庸筆下的幫會很少有寫實性， 大多帶著濃郁的理想色
彩。這是與姚民哀、鄭證因等人的根本不同之處。
幫會作為游民群體的秘密組織自然有它的弱點和丑惡之處， 例如追逐眼前利
益、野蠻殘忍、眼光狹小、易起內訌、對人對事不擇手段等等。對于這些， 金庸
往往略去不寫，專門褒美其長，把他們塑造成為為了民眾、 民族而奮斗的英雄群
體，代表了下層社會人民的希望。 在金庸心目中沉淪于社會底層的幫會是組織完
善、有明確政治目標、有為之獻身的杰出領袖與廣大會眾的團體。《書劍恩仇錄》
中的紅花會，《鹿鼎記》中天地會都是以反清復明、 恢復漢人政權的政治組織。
此外，他們——特別是其領袖人物——還行俠仗義、抱打不平、 解民倒懸做了無
數于民于國有利的事。在為了實現政治目標上，他們不屈不撓，鞠躬盡瘁， 死而
后已；作為俠客，他們也是先人后己的。 實際上活躍于清代的游民組織很少具有
此種品格。它們還是把牟取個人或幫派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組織紀律上， 雖然
各種秘密會社都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但是執行起來非常難， 游民的散漫性決定了
這一點。天地會按說是一個統一的組織，它的分支機構遍及江南各省， 但是很難
形成統一的力量、從而策劃成遍及全國的武裝起義,直到清末仍然如此。
咸豐以后天地會、哥老會遍及東南、西南各省，山頭林立，堂口遍地， 但是
都是各干各的，其間很少聯絡。咸豐間兩廣發生了多次武裝起義， 有的甚至建立
了政權。例如咸豐初由天地會領袖朱洪英,胡有祿建立的升平天國，轉戰于湘、桂、
粵之間，取得了許多戰果，終因缺少接應而失敗。咸豐四年（1854 ）陳開在廣東
佛山率眾豎旗起義，建號“大寧”，轉戰于兩廣之間， 咸豐五年陳開打入廣西，
占領潯州，建立國號“大成”。咸豐四年，廣東開建人陳金剛圍攻三水， 與林大
年所率義軍匯合后合力攻陷清遠，隨之而建立“大洪王國”， 其勢力也蔓延到兩
廣。這么多股的反清的武裝力量，相距距離又不遠， 但是他們之間又不見有什么
聯系，坐待敵人各個擊破。此時清室已衰，太平天國也正處于鼎盛時期， 也是各
種反清力量最活躍時期。 在這個時候以游民為主的秘密團體尚且只顧小幫派的利
益、缺少合作意識；那么在統治特別嚴密的清中葉、更不易出現統一的、 紀律嚴
明的秘密組織。金庸筆下的紅花會、天地會則是分舵遍及全中國的、 又有著統一
號令的秘密組織。而且，其成員的俠義意識、利他意識特別強烈、 全無游民的擾
民、殘民自逞的心態。這是根本不存在的。歷來戰亂之中，最倒霉的乃是老百姓。
不擾民、不殘民， 以救民于水火自任（按：“救民水火”本身就是個士大夫觀念
、最初出自儒家）的“農民起義”只是文人或現代知識分子的幻想。 魯迅說過多
次“流寇”“流官”都會令老百姓心生畏懼的，因為官軍來“剿匪”， 要把老百
姓當“匪”來屠殺；“流寇”反擊官軍，也會把老百姓作為“官”來殺戮。 “簞
食壺漿，以犒王師”也許只是勝利者所編造的神話。 而金庸在寫紅花會攻打提督
府要用火攻之時還考慮到對周圍群眾的影響， 武諸葛徐天宏對杭州分舵主馬善均
說：“馬大哥，你派人把興隆炮杖店的老板伙計全都請來， 不必跟他們說什么原
因。事完之后，加倍補還他店的損失。”這種對于周圍群眾的關切， 如果發生在
現代是不奇怪的， 因為戰爭中考慮到與交戰者無關人們的安全問題是近代文明發
展的標志。古代、特別是專制時代，人們的思力尚不及此。 《水滸傳》中寫李逵
在江州劫法場時，掄起板斧“排頭砍去”， 絲毫不考慮其中大多是與官府無關的
老百姓。這與徐天宏的做法是有天壤之別的。那一個更真實一些呢？顯然， 《水
滸傳》是真實的。金庸的寫法不免有太理想化之嫌。
在描寫幫會生活時還有一個其經費來源問題，姚民哀、 鄭證因都不回避這個
問題。在他們的小說中細致地描寫幫會或門派的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 他們有的
作品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他們寫“俠”、寫“義”往往與生計密切相關.
金庸小說多以政治為主題，他關注所寫人物及群體的大是大非， 經濟問題似乎被
忽略了。游民組織的經費問題是最被人們詬病的。天地會、 哥老會都有“糧臺”
一職，負責“糧臺”者，平時集聚“香儀”（會費），用以招待外碼頭的過客,以
及宴集拉場之用。但是游民本多窮困、生活無著， 他們交納的“香儀”必定是有
限的，經費不足時就不免要采取非法手段，如聚賭行騙，搶劫勒捐等等。 即他們
常說的“文差事”“武差事”。金庸筆下的幫會活動頻繁、 組織龐大又遠非現實
社會中的幫會所能比。小說中的紅花會、天地會都是全國性的組織， 會眾都在數
十萬以上。紅花會以陳家洛為首的十四位香主從安西到江南、又從江南到新疆，
從新疆到福建，從福建到北京，他們的足跡遍及中國的東西南北， 還常常派人到
處打探消息。這些需要多少費用？陳家洛過的又是貴公子的生活，手面非常闊綽.
《鹿鼎記》中的十堂主在北京、長沙的聚會，在河間召開“殺龜大會”， 其總舵
主陳近南也是天南地北地到處奔走活動，這些都是需要大批經費的。 如果按照寫
實主義原則去寫，必然要觸及到他們經費的不正當來源問題，而且， 這往往也是
幫會中特別富于傳奇色彩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舍去這些極可能吸引讀者
的情節,其目的就是為了保持筆下幫會的純潔性，使之符合作者的理想，不愿意讓
經費——金錢——玷污自己塑造的與封建專制相對抗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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