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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不僅在情節構思上盡量避免描寫幫會的弱點與丑惡之處；而且，在處理幫
會領袖人物時很少用匪氣十足的江湖黑話、幫會切口，避免玷污幫會的群體形象。
《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舵主、香主們很少講黑話，總舵主陳家洛更是如此。他
儒雅風流，是位才子加學者類型的人物。而那些統治階級的鷹犬如鏢客、捕快卻滿
口黑話、粗話、贓話，匪氣十足（如鏢師童兆如、捕快吳國強、馮輝等人皆如此）
。《鹿鼎記》中天地會的領袖人物也很少講會內流傳的隱語，只是寫到他們之間接
頭辦事時，才偶一用之。即使這時，作者也極細心地挑選了一些較為雅訓的搬入小
說。如“五人分開一首詩”“三點暗藏革命宗”等。至于那些讀起來油腔滑調（如
前面所引的《稟進詞》），使人一聽起來就感到非常可笑的的隱語、聯絡詞皆在摒
除之列，那些類似演戲一樣的幫會活動也為作者所不取。這樣作的目的就是為了使
敢于對抗朝廷的幫會更富于理想的光輝。
第三，金庸筆下的幫會更富于文人士大夫色彩。上面我們說到金庸在描寫幫會
時不是按照現實生活的本來面貌，而是賦予它很多理想色彩。談到歷史題材的文學
形象的理想化，大陸讀者馬上就會想到近十多年來一些歷史小說把歷史人物或歷史
事件現代化，有些作者有意無意地把古代農民起義的領導集團寫得比近世革命團體
還要先進。金庸的武俠小說并非如此，他雖然把幫會理想化，但并未脫離其所處的
時代特點。作者并未用現代思想去改造幫會，只是盡力抹去它的游民性質，另外涂
上一層文人士大夫色彩。
前面分析天地會“反清復明”口號時指出它是該會剛成立時的旗幟。那時天地
會的領導人有許多是強烈反滿的文人士大夫和游民知識分子。隨著清統治的逐漸穩
固和游民在天地會中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反清復明”這個純政治的口號、沒有考
慮到游民的實際需要不僅不能吸引廣大會眾，甚至也不能激起其領導者的興趣，逐
漸“反清復明”的口號變成了天地會反秩序與反現政權行為發展之結果，而不是它
的反抗的宗旨與初衷了。金庸筆下的幫會都是嚴守民族界限的，堅決反對少數民族
入主中原，主張實行以漢族為中心的一統主義。這與歷代一些“農民起義”擁護“
好皇帝”反對“壞皇帝”是大不相同的。這些幫會最看重的是皇帝的種族與血統。
《書劍恩仇錄》中乾隆皇帝明明是“內多欲、外施仁義”的偽君子。他對人民的盤
剝壓榨、對一些少數民族的血腥鎮壓，再加上奢侈糜費、荒淫好色、心毒手狠，反
復無常等品格都足以排入“壞皇帝”之列，可是因為他是大學士陳世涫、是漢人血
統（魯迅曾嘲笑江南關于乾隆是陳世涫之子的傳說，并說這是生殖器官的“革命”
），所以紅花會還是想通過他把滿人趕出關外、建立陳姓王朝，由他來作“仁孝英
明的開國之主”。康熙皇帝的能力品格是勝過明朝所有皇帝的，但是以“順天行道
，恢復明朝，報仇雪恥”為宗旨的天地會仍然認為“滿漢之分，那是頭等大事”，
非得把他推翻不可。這種想法既非農民的，更非游民的，而是繼承了原儒學傳統的
士大夫意識，因為春秋大義就主張“內諸夏而外狄夷”的（《公羊傳·成公十五年
》）。孔子也感慨地說：“狄夷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
最使儒者們痛心的是“以夷變夏”，使生民“披發左衽”，而清代恰恰是這個時代
。這個變革給文人士大夫內心造成的創痛形成了一個情結，它直到清代末年也沒有
完全消失。章太炎清末民初所穿的奇怪的衣服和所留的發式，就反映這一點。因此
，盡管清統治者把他們的血統與古代圣王堯舜聯系起來，雍正皇帝還說：
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
嘗損圣德乎？
（見《大義覺迷錄》）
這些狡辯只能自欺，欺騙不了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士大夫。清初有較大成就的
思想家幾乎都對民族問題發表過意見。王夫之說：
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所知所行蔑
不異矣。
（《讀通鑒論》）
他指出“夷狄”是與漢族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習慣。漢族統治者之間
“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黃書》）。從根本上否定了少數民
族統治者有權參與中央權力的競爭。顧炎武也十分激烈地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
而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其保國。保
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日知錄》）
實際上，這些思想意識如果不與現實生活中的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和剝削同步，那么
就很難令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匹夫匹婦”所理解、所認同。康熙中葉以后，由于社
會相對安定，，民間的民族意識在逐漸銷融，只有那些孤傲的、沉浸在圣賢書中的
士人，才會念念不忘驅逐韃虜，恢復漢人政權。這點薪火，一直燃燒在不慕名利、
有民族自尊的士人的心中。金庸把他放大為火炬，讓幫會的英雄們把它高高擎起，
而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以保持和發揚人間正氣。這種思
想與行為不是遠離游民，而近于文天祥了嗎？
從一些幫會的領袖人物的思想行為、英雄人格來看，他們也更象儒生、士大夫
。象“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的陳近南。他作為天地會的
總舵主、為實現反清復明的宗旨、以天下為己任、仆仆風塵奔走于全國各地。他不
嚴格的操守，有點跡近于“愚”（如對臺灣鄭家的態度”）。這正是提倡“忠義”
的儒家思想長期熏陶的結果，而缺少原則意識的游民對這些感到很難理解。紅花會
總舵主陳家洛也是一名文武雙全的士大夫形象，在江南他與乾聾皇帝的幾次會見中
充分表現出其性格的多面性，但貫穿其中的還是士大夫意識。例如，陳與乾隆的第
一次會面是在靈隱飛來峰下，二人談詩撫琴，辯論人生出處。乾隆誘之以仕祿，陳
峻拒之，并表示“與其殘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耳”。此時陳家洛簡直就是一個
既風流蘊藉，又狂放不羈的在野狂士。第二次是在西湖賞月。除了紅花會的豪杰與
清廷的侍衛較量之外，陳家洛與乾隆談論《貞觀政要》，發揮唐太宗的“水亦載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而且理直氣壯地揭舉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
中對封建社會皇帝自私自利本性與殘民以逞行為的批判文字。這時陳家洛表現出的
是一個堅持民本主義思想儒生的本色。第三次是在海寧陳世涫墓前及海濱；此時陳
家洛的身份已為乾隆皇帝所知。他警告陳家洛，說紅花會已經跡近叛逆，希望他們
能夠改弦更張。陳堅決表示“我們為國為民，所作所為，但求心之所安。”乾隆說
將來剿滅紅花會后可以免陳家洛一死。陳也針鋒相對地說：“要是你落入紅花會手
中，我們也不傷害你。”這些正體現了“說大人則藐之”的儒家游說人主的風范。
第四次是在杭州六合塔上會見乾隆，此時乾隆皇帝已經成為紅花會的階下囚，陳家
洛向他挑明他本是漢人血統，并用儒家傳統的忠孝觀念、華夷之辨和建功立業的思
想去說服他，還以兄弟之間的愷悌之情打動他，在紅花會的軟硬兼施之下、也在擔
心個人生命安危的忐忑之情的支配下，乾隆在口頭上答應了與他們一起共舉大事—
—把滿人驅逐出關外，恢復以漢人為中心的統治。此時的陳家洛表現出封建政治家
的膽識和才略。可見這位紅花會總舵主的思想意識、學識修養，乃至氣質性格皆與
游民不相干。他的種種表現呈現出乃是一個具有叛逆思想與俠義性格的士人的典型
形象。如果我們把《鹿鼎記》的陳近南與陳家洛等文學形象與乾隆之間清統治者所
抓獲的天地會領袖和成員如嚴煙、張破臉狗、賴阿恩、賴娘如、陳彪、許阿協、林
功裕等人加以比較的話（他們多有審判記錄在案），兩者差別之大，判如天淵。這
些人多是小商販、江湖藝人、游民等，其參加天地會的動機也多是要弄點金錢或保
障行路安全、遇到困難有人協助之類（不排除這些人的口供有避重就輕、不肯交待
實際動機之意）。現實中秘密會社的領導人的素質與金庸武俠小說中幫會領袖是無
法比擬的。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金庸小說中陳家洛、陳近南等不是現實生活
的摹寫，而是作家頭腦中理想的產物，而且是帶有文人士大夫色彩的。
這是金庸筆下的幫會，已經和鄭證因筆下的幫會有了根本的差別。他們也有共
同之處，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對于秘密會社的游民性質缺少認識，而是從不同的角
度加以闡釋，實際上是做了歪曲。
4，又一個典型的游民形象——韋小寶
我們這里必須談一下《鹿鼎記》的韋小寶的形象。他是自魯迅先生的《阿Q 正
傳》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個游民的典型。他確實是一個不打折扣的游民， 他的媽
媽是揚州麗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為誰，在揚州妓院長大成人，養成一派游民習氣
。由于偶然機遇被任命為天地會青木堂香主。他是一個福將，一生無往而不通。他
打入清宮，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睞，被封為一等公；被擄到邪教——神龍教的巢穴
，反而被拔擢為地位僅次于教主與第一夫人的白龍使；后來到少林寺出家，又成為
輩份最高的長老。這個單槍匹馬的小流氓因為沒有任何內在的約束和外在的規范，
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隨著機緣而變，因此，他的成功率極高。韋小寶獨
自辦成功過許多大事，僅對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鰲拜，參與平定
吳三桂的叛亂；打敗羅剎入侵者；多次幫助江湖好漢擺脫困境等等。他還為康熙皇
帝建立了許多功勛，而那些嚴謹遵守儒家的價值觀念的人們卻一事無成，哪怕他們
有出眾的武功和嚴密的組織團體。這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它說明在封建主義體系內
部與封建制度和封建專制對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則的立場與手段。原則與規范只能
帶來失敗。
天地會內的英雄好漢、特別是總舵主陳近南受到許多原則的束縛，既有儒家倫
理，也有江湖道義。他有所為，也有所不為，這種帶著鐐銬的奮斗最終不免要以失
敗的命運告終；韋小寶生在妓院，長在皇宮，用作者的話說：
妓院皇宮兩處，更是天下最虛偽、最奸詐的所在。韋小寶浸身于兩地之中，其
機巧狡獪早已遠勝尋常大人。
無論是在政治斗爭中，還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
該做的；什么是應該說的，什么是不應該說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揚的，什么
是做了，要加以隱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揚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揚了而必
須去做的。這些界限失之厘毫，是謬以千里的，而韋小寶卻能掌握得恰到好處，應
付裕如。金庸還設計了一套只屬于韋小寶的武功——“神行百變”，這是逃跑功、
也是他處世術，雖然他還沒有學精、學好，這可能是因為他還存在一份良知的緣故。
韋小寶在深入了解封建社會與官場黑幕的基礎上，還擅長揣摩術，這是處理人際關
系——特別是上下關系的一門藝術。
揣摩術是封建專斷制度的產物，它是封建主義政治學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韋
小寶對此無師自通。他對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師陳近
南，、九難等人的喜怒好惡都揣摩得特別透徹，因此，他根據不同的所揣摩到對方
的心態而采取不同的對策，往往是十拿九穩，百不一失的。
先秦諸子里的韓非子就感慨過說動君主的難度之大，并為此寫了《說難》和《
難言》。為什么“難”？“難”就難在君主的內心很難揣摩，如其所說：“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不知對方的心，便很難采取恰當的“說”（
學理）以應付。那樣重視揣摩術的韓非，最終也因對秦始皇的和他周圍的權臣內心
揣摩得不夠到家、而慘死在監獄之中。而韋小寶卻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話說，
他是“不學不術”的。毫無學問，又沒有什么高強的武功的小流氓卻懂得借助他人
的武功為自己創造一切。這些就是游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貴、嬌妻美妾、放縱
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義和朋友們的信任。《鹿鼎記》的結尾有點令人掃興，
韋小寶沒有爬上權力的巔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隱姓埋名，在大理城過
那逍遙自在的日子”。這種向往是離游民太遠了，真有點士大夫氣了。書中曾寫到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勸韋小寶拋開清統治者，自己作皇帝，這實際上
是不可能的。韋小寶聽了黃、顧等人的勸告之后，大吃一驚說：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罵人賭錢，做了將軍大官，別人心里已然不
服，哪里能做皇帝？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氣的。
這也許是韋小寶最初聽到此議時所引起的心理震動。實際上自漢代以來每個朝代的
開國創業之君多是游民出身。劉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們都屬于帶有流氓
氣的游民。本書的前面已經介紹了五代十國之間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
、流浪漢。作者沒有讓韋小寶作皇帝為小說的結局，也許是受到歷史真實的限制，
因為在康熙皇帝之后，很難嵌入一個“韋氏王朝”；也許這也正是韋小寶性格發展
的結果。與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過一下皇帝癮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宮數載，
又與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從生活實踐他感受到“也皇上時時不快活
。皇帝雖然威風厲害，當真做上了他也沒有什么好玩”。除了沒作成皇帝外，韋小
寶確實實現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質上的只有皇上才可比擬的享受（如七個老婆之
類）。精神上做到顯性社會的最高爵位（韋小寶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屬于第一
級），隱性社會天地會的總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輩份極高的長老，邪教——神
龍教中地位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龍使（后來還教主夫人擄為自己的老婆）。這
些許多是做了皇帝也達不到的境界。
韋小寶藉以克敵致勝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義，團結
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強大的群體勢力，可以一呼而百諾。他靠的是諸如欺騙說
謊，竊聽盜竊，哄騙訛詐，撒潑耍賴，溜須拍馬，出爾反爾等等流氓手段。這些看
似下流，但是它們也如煌煌典籍一樣都是專制制度的產物，是封建社會傳統文化中
最腐朽的一部分。當然，它們出現時還是頂著各種美名的。只要這種文化背景存在，
韋小寶們還會一代代繁殖生長，而且，無往而不通。；只要中國還沒有全面進入現
代社會，韋小寶悶還會無往而不勝，甚至成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們”愛
戴、尊崇。
有人說韋小寶是“中國人的鏡子”（見《俠之大者——金庸評傳》），這種說
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他和阿Q反映了中國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質方面。如同阿Q
精神是具有國民性的話，韋小寶精神也是帶有國民意識的某些特點的。如缺少原則
性和適應環境的能力等。如果說阿Q這個形象所訴說的是中國人失敗的一面的話,韋
小寶這個形象所訴說的是中國人的成功的一面，雖然這種成功缺少現代性，也不值
得今人贊美。
我們還應該看到金庸在塑造這個形象時突出了其“可愛”的一面（如果我們在
現實生活中遇到到了這等人，給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這反映了作者
也如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一樣深感所屬群體的懦弱，從而看到游民對于主流社會的叛
逆乃至于反抗，由欽佩到羨慕，甚至有鼓勵他人群起惡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
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進步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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