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春天的啟蒙
7-1 春天里韶華極勝
1981年前后，當代史家稱為"撥亂返正"時期，文學史家稱為"新時期"。人們的政治生活出現前所未有的亮色，聲討"四人幫"、反思文化大革命，一場思想運動表明：中國思想漸漸復蘇健康的理性、平正的人性。春天里韶華極勝，文學在其中的意味，猶如古代的啟示："齊一變，至于魯"，禮樂文明產生了孚萌新機之功。
王元化在這一時期的文章，主要涉及兩個大的問題。一是寫真實。那一時期的文學實質上是苦難文學，很多作品大量展現時代悲劇和中國人心中的苦難和創傷，麻木的中國心靈終于激活了對苦難的感應。然而總有一種聲音教導人民要"向前看"，他們說苦難和悲劇不是必然性，不是"藝術真實"，說真實性強了，傾向性就弱了。王元化的文字鮮明地為寫真實作理論辨護，他認為只要直面人生，寫出生活的真實本來樣貌，就一定體現出真正有詩意的思想傾向。王元化的"真實"觀無疑帶著黑格爾式的烙印：理性潛寓于現實之中并表現自己，然而卻有力賦予苦難文學的合法性存在。第二是人性問題。從謳歌領袖和英雄神話，轉向發現人性，從革命、斗爭神圣到反對精神奴役人性摧殘，新時期文學如解凍的春水浩蕩。理論界重新發現人性原則，但是理論界總是生活在語言套套中，突圍不易。所以人們總是在人的自然屬性、階段性、共同人性等概念中倚輕倚重。王元化寫《人性札記》，除了他深厚的思辨哲學素養，能夠在時代的語言套套之中游刃有馀，──更可貴的是他的生活經驗顯出理性清明：他非常重視經典作家在《神圣家族》中一段話："瑪麗所理解的善與惡不是善與惡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為她不曾害過任何人，她總是合乎人性地對待非人的環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為太陽和花給她揭示了自己的像太陽和花一樣純潔無暇的天性。"王元化還寫道："'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長'，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精崐辟地說明了文學作品中的人性問題。"──我們看到，深受黑格爾思辨方法影響的作者，絕不會將普遍人性從具體人性中孤零凸顯出來，但是，良知和理性的直覺，還是不得不使他實際上認同"善良"、誠實、"純潔無瑕的天性"等屬于普遍人性的存在；而這一直覺的認同，畢竟扣合了新時期文學最有光采的思想：人性的原則的發現與醒覺。
王元化的理論文字，既有周密沈深的學理（這來自于他在隔離時期沉潛思辨世界的收獲），又有良知體驗的洞照（這來自于他的現實人生感受與文學純正趣味）。放在那個時代，確只是意思端然，只是情理平正。這時卻引起一位文壇老人的注意。這位老人開始從糊里糊涂的狀態清醒過來，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去的不好，開始回歸一種端然與平正。然而，當他開始發出一點自己清醒的聲音時，卻又不料引起一場大的麻煩，王元化也卷入了這場麻煩之中，這須要細說緣由。
7-2《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一文緣起
1982年秋，王元化還在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擔任領導工作，忽然接到市委通知，說北京要他去。去做什么，通知說我們也并不清楚。九月底，中宣部派文藝局局長梁光第來接他，說宣傳部賀敬之副部長調他去一下，又說周揚同志有篇文章，希望王元化能幫他起草。王元化放下手中工作就去了。住在北緯飯店，第二天就開會，與會者：顧驤、陳誦、陸梅林、程代熙、王元化、梁光第。本來周揚和賀敬之要來，但不巧二人都生病了。
在這次會上，王元化得知，這次會是賀敬之安排的。周揚為這次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準備寫一篇大文章，為思想解放運動的進一步深化，疏理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梁主持的這個會上，大家首先研究為周揚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選，有人提出要王元化來擔任。王元化說他工作中斷了二十多年，復出不久，情況不了解，接受這項工作有困難。但是討論下來的結果，大家還是覺得由王元化負責最合適。提到是否要對理論界莫衷一是的人道主義與人性問題，作一次明確、肯定性的表態，陳誦因與王元化意見不同，在會上有爭辨。陳誦大意是說西方現在提的人道主義有反動的目的，我們不能跟西方走。
會后，顧驤陪王元化去北京醫院看望周揚。周揚見到王元化，卻問："你怎么來了？"王元化大為驚詫："不是說你要找人寫文章，要我參加起草么？"周揚這才記起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章的事，"前些時候，我曾說起要找幾個人一起談談，比如上海的王元化，可是現在我生病躺在醫院里，怎么能寫呢？"。這次王元化赴京，由于周揚生病，撰文一事就擱下了。
1983年初，王元化應邀到天津迎賓館，與王若水、顧驤共同起草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講話稿，題為《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由王元化統稿，周揚本人定稿。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遂引起很大反響。因為講出了理論界不敢理直氣壯地講的話。講得十分系統、深入。而且由周揚的口里講出來，增加了文章的權威性。文章的要害，是對人道主義有明確的肯定，對馬克思經典著作中關于"異化"問題的表述，有充分的正確闡述，實質上是承認和肯定共同人性。胡喬木找周揚等談話，對此文嚴加指責，以后遂引發為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一時間，凡提人性，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談人道主義色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的學位論文，上面規定一定要引用馬克思主義思想，要批判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不然就拿不到學位。
1983年10月，全國開始反精神污染運動。王元化在后來《讀黑格爾的思想歷程》一文說：
1983年初，我們在天津迎賓館為周揚起草那篇惹起一場風波的講話稿時，周很欣賞我對知性問題的闡釋，他堅持要我在講話稿中把這問題寫進去，我說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談過了，再寫入講話恐怕不妥。但他認為沒有關系，他說可以說明他對這一觀點的贊同。這篇講話稿后來成為引發一場運動的開端。在這場運動中，知性問題雖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對象，但也受到株連，被指摘為唱對臺戲，要回到康德去。
一個直接的行動，就是中紀委派人到上海調查王元化為周揚起草講話稿事，──雖然王元化問心無愧，他并沒有違反組織原則。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領導小組，由夏征農任組長。王元化的宣傳部長一職，已不大能起作用，他開始養病。事后，他說："宣傳部長多半是整別人的，可是我卻被別人整。
7-3 宣傳部長
這里要補敘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一段經歷。
粉碎四人幫之后，王元化被推選為黨的十二大代表。當時他正在黃山休假，上海方面打電話來，讓他提前結束假期，準備去北京開會。這次推選是偶然的，本來文藝界沒有代表，后來決定臨時補上，由上海市全市的黨代會投票，王元化的得票最高，大家反映他為人正直，敢說真話，理論文章寫得好。王元化的當選，也真能體現新時期的世風端然，情理平正。
四人幫曾在上海活動猖獗。張春秋、姚文元、王洪文的潛力，一時難以干凈清除。黨的十二大，鄧小平提出"攻碉堡"、陳云提出"挖根子"，中央對上海的新干部班子，甚為關注。在這一背景下，王元化開完十二大之后，不久即被提名作為市委宣傳部的人選。
王元化表示自己不能做。理由是自己長期脫離宣傳工作，人不熟，很多情況也不一定了解，再就是自己的性格也不十分適合，因為過于率直，有時會誤事情。請求組織給一點時間，能做點一些學術工作。
但是，組織派人說服王元化，主要理由是這是一段新老交替的過渡時期，希望王元化能出來主持工作，帶一帶年輕同志。于是，王元化終于答應了。
王元化上任宣傳部長沒有多久，就碰到清污運動，在上海萬體館開大會布置傳達，是王元化主持的，宣讀文件，半個小時散會。后來就生病，似乎再沒有主持什么正式的會議。但是，來自上面的壓力很大，要他寫檢討，他不想寫，就去了廣州療養。兩年一到，他就正好下臺。王元化后來回憶說，還是離開這個位子，能真正靜下心來讀點書，寫點東西。他畢竟是慣過獨立思考生活的人，畢竟是長期讀書生活，養成凡事須認真推究學理到底。紛繁瑣碎的日常事務性工作，以及僅僅依傍政策文件來指導行動，對一些人適合，而對于他卻未必適合，所以他會跟那種適合的人，格格不入；所以，適合做這工作的人，會怎么也看崐他不順眼，覺得他連做官的基本規矩、常識，都不能正常了解。而他覺得那一類人，有時不可思議，連基本的誠信都沒有，王元化一輩子做人做事，總是認為要拿出自家真實生命來面對，總覺得這樣付出才算是有力量有光采，有真實收獲的人生，可是這回他總算意識到，光這樣一廂情愿拿出自家真實生命來面對還不行，還要看自己是否適合，換句話說，就是要有真實的自知。
7-4
去北京參加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會議
王元化任宣傳部長期間，除了為周揚撰稿那次之外，就再也沒有赴北京開過會。當時的中宣部長鄧力群就十分不高興，說："為什么你們的部長不來？"
1981年12月，王元化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與王元化同時被聘的還有王力、王瑤、王起、呂叔湘、朱東潤、李榮、吳世昌、肖滌非、錢鐘書、鐘敬文等。這一年，他在北京京西賓館，參加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會議。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員制度的建立，是一件大事。她標志著我國恢復研究生教育和學位授予工作，從此走上正途。同時也標志著國家將高級人材的培養，學校專業建設的長遠規劃，以及對專業水平的評估等權利，不再由長官意志和外行官員決定，而是交給學術權威和專家教授決定，所以，可以說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最高學術決策機構，她的組成成員，皆是各專業學術領域深受眾望的權威學者，是教授中的教授。
是年，王元化六十一歲。他比呂叔湘（1904）小十六歲，比王力（1900）小20歲，比朱光潛（1893）小23歲，比朱東潤小24歲，比錢鐘書（1910）小10歲。
王元化一直珍藏著這張全體成員合影的照片。現在除了王元化和鐘敬文、李榮先生還在，其他老先生，都先后謝世，杜詩云："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政治人生的千種風光，王元化只是當作煙云過眼，而學術世界的故舊知交，他是這樣的相悅眷念。回憶起那次開會，王元化說：
老一代學人辦事認真，不循私情，完全為國家培養人材著想。王力是小組長，呂叔湘是副組長。王力見我時說，你的《文心雕龍》研究寫得好，你開了一個很好的頭。錢鐘書說："我可不承認我的書是比較文學，你呢？"當時，我的書和他的著作同被評為首屆中國比較文學榮譽獎。現在社會上有人喜歡以炒作方式標榜，說什么"北錢南王（元化）"，《南京日報》1998年7月26日吳崇明專門找我作電話采訪，我明確對他說此說不妥，錢是前輩，我只是做了一點學術工作晚輩，決不好這么提。學術界要反對浮夸之風，提倡老一輩學人的踏實嚴謹。這張照片，是當時呂叔湘、錢鐘書一把將我拉過去，所以擋住了王季思（起）先生。
在這次與會的專家學者中，王元化與北京大學王瑤教授最是神交。1989年冬天，王元化與王瑤通信，說自己心情不好。王瑤回信表示要到滬上開會，會后一定好好在一起談談話，并寬慰說：
來示所說的心情，彼此與共。晉人王弼曾云：圣人應物而無累于物，姑共勉之。
誰知這封信竟成絕筆。王遙在上海因病不治去世，王元化撰文悼念云：
龍華舉行的遺體告別一結束，他的家屬和北大來滬的同人就匆匆回京了。這時我才感到茫然若失。在寒冷的夜晚，白天的喧囂歸于沉寂，四周靜下來，我為國家推動這樣一個人才，為自己推動這樣一個朋友而感到悲痛。我想到他們中所說的"應物而不累于物"，大概對他來說，是表示了一種對生死處之泰然的態度吧。但是，我又不大理解，他這次動身之前就已感到不適，可是還要奔波于蘇州、、上海，為什么他這樣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呢？……我又想，他在信中，在電話中甚至住院躺在床上都和我提起敘衷曲的事。他的家人也和我說他向他們提過這事。但預定的這次談話永遠不能實現了，我不知道他要談些什么，我似乎可以預料到一些，但這些朦朦朧朧的的感覺一旦具化，又像陣陣幻影從意識中紛紛退去，無影無蹤了，這使我感到遺憾。
……
7-5 以《文心》為媒
《文心雕龍創作論》出版后，王元化除繼續發揮他提倡的"三個結合"的方法論之外，又在兩個方面做工作。一是推動《文心》研究會的成立，一是關注日本"龍學界"的情況。
《創作論》的影響甚大。一些高校將此書列為博士研究生必讀書目。有力推動了學術界對《文心》的研究。《文心》研究的廣泛興趣，又有力推動了古代文論研究，以及中外文論比較研究的興趣。作為中國古代文論中最具理論系統、最有文化思想涵量，同時又對文學創作有最大涵蓋面的一部名著，《文心》研究可以匯聚各種不同研究專長的研究力量，如文藝理論、美學、文藝心理學、六朝文學、詩學等，同時也可以匯聚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力量，如文字訓詁學、史學、文化學及思想史等，《文心》作為當時的一門顯學，是當之無愧的。
1982年10月，王元化參加了山東濟南舉行的首屆全國《文心雕龍》討論會。會議成立《文心雕龍》學會籌備小組，推舉王元化任組長。次未8月，王元化又出席在山東青島舉行的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大會，王元化、楊明照被選為副會長，周揚任名譽會長，會長為張光年。
此一時期王元化《文心雕龍》研究特點，是將視野擴及日本龍學界。1983年出版了由王元化編選，彭恩華譯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龍論文集》，收入吉川幸次郎、戶田浩曉、斯波六郎、興膳宏、岡村繁等日本漢學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十二篇。王元化在《序》中除了介紹日本研究《文心》的學術史之外，更對以斯波六郎《文心雕龍札記》一文為代表的一些具體學術問題，展開細致討論。這篇《序》文，可以說是中國"龍"學界與日本"龍"學界之間，由睽隔不通而對話交流的第一篇論文。
八十年代的"《文心》熱"，不僅是學術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敞開國門、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時代象征。它典型地表現了壓抑以久的中國文化與亞洲、與世界恢復聯系的渴望。
1983年9月，王元化作為中國社科院委派的學者訪問團團長，率團訪問日本，團員有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牟世金，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章培恒。王元化曾在京都、九州、廣島、東洋等七所大學發表演講，向日本學術界介紹中國《文心雕龍》研究的成果。在九州大學的演講，后來刊載于九州大學《中國文學論集》一書。在廣島大學，王元化與日本漢學家目加田誠、岡樹繁、古田敬一、小尾郊一、戶田浩曉、興膳宏等舉行座談，這次中日漢學界一次十分有意義的交流活動。此后，又于1988年，在上海舉辦首次國際《文心雕龍》研討會，以《文心》為媒，中日漢學界的交流進入一個十分和諧的階段。
7-6 母親的去世
對王元化來說，母親的去世是很大的打擊。雖然，那時母親畢竟已九十六歲高齡的人，也算是享其天年了，他還那樣深深地陷入了失去親人的悲哀之中。
他與母親的感情如此久久長長。自抗戰以后，就生活在一起。日偽統治下最艱辛的歲月，隔離反省最苦難的日子，他們都是如此相依為命地過來了。他一直以為，他們就會這樣久久長長親親密密地廝守一輩子。當宣傳部長，工作忙了，呆在家里的時間相對來說又少了些，誰知母親這時竟一病不起了。
母親的殯儀，是請牧師來主持，在衡山路的國際禮拜堂舉行的。之后還了發生了一件令元化難以釋懷的事情。殯儀館的人來運遺體，王元化根本不懂得這個時候要送煙、送錢，于是那人大聲呵斥他："你自己來抬！"那年已是六十六歲老人的王元化，就在后面很艱難地撐著，從三樓上踉踉蹌蹌地抬下來。到了車前，只見那些人把白被單一裹，使勁就往車廂里一扔，像是扔一件東西。王元化失去慈母，心情本來就悲哀，見此情景，內心更是大受刺激。
母親的一生，善于持家，能干、堅韌，從不向命運低頭。母親的性格，是他在許多不幸的日子里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母親的性格頗有幾分漢子氣。她喜長段背誦《三國演義》的回目，諸如"美髯公千里走單騎，漢壽侯五關斬六將"之類，鏗鏘有聲。王元化難忘：抗戰后，母親只身一人北上，將北京老家里的東西大部弄回上海。開門只見她，綁腿，扎腰，一身風塵仆仆，大眼炯炯有神，像個古代的女俠。1979年，時年九十三歲的老人，還親自寫信給周揚為長期遭隔離的兒子申冤報屈。當時周揚看了，也不得不松口，說："我應該為他證明一些事情的。"王元化后來看到母親那封信的底稿，為她的不折不撓，深受感動。
7-7 招收博士研究生
從1981年起，王元化就已經具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資格。可是，他一直沒有招生。這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不在學校，在具體事務操作等問題上有諸多不方便，另一方面作為宣傳部長，他也確有身不由已的任務。1985年，作為華東師范大學的兼職教授，他在友人和校方的一再勸說之下，開始招收首屆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研究生。
當年考入他門下的學生有兩名：陸曉光和蔣述卓；第二年為吳琦幸；1987年為胡曉明；1992年為傅杰。后來，陸曉光的胡曉明畢業留校任教。蔣述卓分配到廣州暨南大學，現為該校副校長、博士生導師，吳琦幸1988年赴美聯合培養，現留美工作。傅杰畢業后進入復旦大學博士后流動站，留校至今。
王元化指導學生有個最大的特點，即引導他們往基礎扎實和視野開闊的方向走。他常常引用熊十力先生的一句話："根柢無易其固，裁斷必出于己。"他認為乾嘉學派的文字訓詁工夫是文史學者不可少的基礎；反對基本文句都沒有搞清楚，就一上來講微言大義。為此他在不少文章中專門講這個問題，還特意針對某些海外學人不夠尊重中國原典的學風，寫過好幾篇論學札記。所以，王元化的幾個學生寫文章都比較注意根據充實，不敢輕易逞一己之意見歪批文史。在專門學問方面，王元化盡自己的努力教，同時也請學有專長的老先生指導，比如，介紹葉笑雪先生教蔣述卓佛學；介紹錢仲聯先生教胡曉明詩學等。
王元化在八十年代后的思考重心，就已不專門放在純文學、純理論上。他關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現象，在這些領域中撰寫一系列論文札記。于是他的學生也受其影響，多傾向于以文學批評史專業為原點，同時兼顧文化、思想、宗教、哲學、史地、學術史等領域，廣泛涉獵，以專帶博，以博輔專。幾位學生的學位論文，分別從佛教、中西早期哲學、儒家思想、上古宗教與神話、近現代學術史等角度，切入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域。發表后均受好評，有良好的社會影響。
王元化十分推崇古人那種書院式的教學風氣。所以他帶學生往往不拘形式。往往在散步、聚談、閑聊的當下，師生間就有親切、有意義的交流。所以他的家往往成為學生們比較隨意的去處。學生回憶文章寫道："最忘不了我當學生時每個周未到先生家去改善生活。師母總是換著花樣，把或烤、或燉、或蒸的雞、鴨，或魚、蛋搛到我的盤子里，然后在一旁愜意地看著我像一個災區的饑民一樣吞咽。還記得當師母站起來為我們分地，先生總是不高興：'你不能總這樣，人家有人家不吃的權利嘛。'……"
7-8 化學問為生命
王元化在八十年代時，每頓飯還能喝酒。白酒、洋酒和紅酒，他都能飲上一點。他喜歡與學生的年輕朋友在一起聚談，用他的話來說是"指天劃地"。談學問、談思想、也談社會現象、談改革、談國際國內新信息。話題不拘形式，思想自在遨游。從新思想到舊道德，從抽象的玄學推導到民間的京戲片斷，從文藝復興的經典到五四的思想人物。談到快意時，他會朗朗背誦莎士比亞的一段對白，老杜的一首七律，或干脆就是熊十力的一段語要。他聊天時無所顧忌，臧否人物往往不講情面。對于社會的不公、歷史的扭曲、人間的陰暗齷齪，更是聲色俱厲，一雙大眼睛圓睜著，里面快要噴出火來！這個時候，不由讓人會想起熊十力說過的話："做人做學問，都要昂首天外。這些家伙，理他做什么！"中國舊時士大夫說的"氣象崢嶸"，或云古意猶存一二。
然而他對學生講得最多的，還是要他們好好念書做學問。他常常講自己的過去經歷，尤其是隔離時期的讀書生活。他反復強調的一個意思：理論不僅是求知，學問不僅是博聞，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燒自己，讓學問融化到思想中去，讓生命放出光來，這才是求學的真諦。他說，他在遭受磨難時，最能夠體會到的一個歷史人物就是司馬遷。司馬遷受腐刑、下蠶室，本可一死，一了百了，卻忍辱負重，偷生茍活，為什么呢？難道他真的把生命看得太重？真是的好死不如賴活么？他絕不是的！司馬遷當時如果就那樣死了，他簡直就像一只螞蟻、一根干草，與糞壤土蛆同朽。然而人的生命不是這樣的。司馬遷真正懂得人格的尊嚴，生命的高貴。他把人的精神存在的意義，看得高于形體生命存在的意義，他視人格的力量，寄予在文化創造活動中的人格力量，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所以能戰勝逆境，戰勝屈辱。，戰勝人生的最大不幸。從糞土之中，終昂起不可屈辱的頭顱。司馬遷的生命氣質，是真正的高貴。
可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迅速變化的中國現實，似乎很難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7-9 《新啟蒙》的創刊
八十年代下半葉中國社會變動加劇。一方面，久被壓抑的經濟動因開始釋放，舊的體制開始松動，改革牽連著千家萬戶，社會出現經商熱；另一方面，知識界十分躁動不安，久被控制的思想激情開始尋找突破，學術思想空前活躍，一個以文化批判開路帶動現實批判為主調的潛流涌動著，傳統觀念在受沖擊而發生變化，醞釀著新的創造。在這個背景下，王元化主編了一個名叫《新啟蒙》的刊物。這個刊物后來成為一個八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標志性文化思想事件，既引起來自左的勢力的批判，又遭到九十年代一些人的詆毀。那么，王元化辦這個刊物的初衷究竟如何？在辦刊物過程中有什么想法，應該在這里如實追敘。
啟蒙》創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發行了四冊，分別為《時代與選擇》1988年10月，《危機與改革》1988年12月，《論異化概念》1989年2月，《廬山會議教訓》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化在第一期的"編后"中說明創刊緣起："沒有堂皇的目標，也沒有宏偉的抱負，只是希望在當前娛樂性消費性讀物正是迅速擠走有質量的嚴肅讀物時，為活躍學術空氣，推動理論探討做些工作。"又說："理論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誠，不屈服于權勢，不媚時阿世，這里發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樣高的水平，但我們力求學得認真，有心得，有創見，有新境界的開拓和探索，堅決屏棄一切空話、假話、大話，我們在探索過程中也會出現錯誤，但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學術探討以外的動機，或違反自己的學術良心。"這里再一次說出了王元化向來堅持的獨立思考權利與為學真誠信念。他的初衷是積極倡導一種不講空話、大話、假話的樸實學風，并從一種既有學理，又有思想關懷的立場，努力去經營一種有時代新意的學術空氣、文化精神。論叢籌備時擬定的名稱是"時與潮"，后來因得撰稿人之一包遵信的建議，才改名為"新啟蒙"。
啟蒙》的這一指導思想也貫徹于其后的"編后"文字中。由于論叢經濟條件下的限制，它無法出錢刊登廣告，而這對于一個剛剛問世的出版物的發行是十分需要。所幸當時有不少報刊以登載消息的方式相助。對此，《新啟蒙》第二冊"編后"中曾說："一些報刊完全是出于我們對文化事業做點有益工作的愚忱，義務地發表了我們送去的出版簡訊。"由于這些義務相助，出版社方面收到了許多詢問如何購書的來信，其中有不少是工人寄來的。接著王元化還從出版的角度考慮到當時學術文化滑坡的原因。在該"編后"中他指出原因之一是出版界在制定選課計劃時"以票房價值為準則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使得切切實實進行理論探討的讀物被視為無人問津的賠錢貨"，而實際上"讀者并不是像某些也是文化人的頭頭那樣趣味粗俗，知識淺陋，他們愛真理，有求知欲。"
7-10"都樂書屋"事件
《新啟蒙》創辦后受到的壓力在次年1月北京"都樂書屋"舉行的那次發行會后明顯地顯示出來。在此之前，論叢雖然引起一些報刊義務刊登廣告的自發支援，但由于發行渠道的不暢，第一冊10月出版后，至12月份編就第三冊時，出售情況依然不佳。為此編輯部做了不少努力，在《新啟蒙》第三冊的"編后"中，主編特意就發行工作上的問題向讀者致歉。"編后"中還談到當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上海上演優秀劇目時觀眾的熱烈反應，以此說明好的戲劇總會有觀眾，好書也應該會有崐讀者，出版工作者應該"動一動腦筋"，扭轉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質滑坡的局面，努力為社會提供"優秀的精神食糧"。次月王元化去北京參加"都樂書屋"為《新啟蒙》論叢而舉行的發行會，主要也是出于開通渠道的目的，雖然王元化并不贊成當時已經風行的用所謂"炒作"來招徠讀者的方法。據當時都樂書屋發行的參加者之一包遵信回憶說："宣布開會后，先由王元化講話，他倒沒有什么套話，一張口就崐開門見山，說：'我們辦《新啟蒙》就是要發表一些既嚴肅又有創見的論文，目的是要推動理論研究的發展，從文化的高度來探討人們關心的問題。'"
是自由發言。發言者有的由出訪東歐的感受談及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矛盾，有的從當時治理整頓談及有人想借機否定改革，也有的對出書難的現狀發感慨。會至途中發生一次波瀾，包的原文是這樣敘述的："差不多一個小時過去了。這時突然人們鼓起掌來，原來是方勵之來了。這時我們才發現緊挨著門旁的講臺邊，還有幾位洋記者，他們好象是專門等方勵之來似的，方一進門，閃光燈就亮個不停，方先生頓時成了當晚'明星'。"文中敘述方待記者們照相忙碌后，未經主持人有請便開始發言。他談的主題是最近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并說現在應該提出人權的斗爭目標。方的"慷慨陳詞"后"會場好一陣的鴉雀無聲"，"好久也沒有醒過來"。包遵信還寫道，當他聽了幾個人的發言了。會場由此進入"放羊"狀態，一刻鐘后就宣布散會了。
到會旁聽的許良英也提到此事："會上的發言并沒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實際上是《新啟蒙》叢刊的新聞發布會。""我理解新啟蒙的倡導者立意不過是要繼續五四運動的未竟之功，使政治向文化回歸而已。""方勵之出場以后，把座談會給攪散了，什么問題也討論不成"。
發布會的實際效果和意義當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評說，但是從《新啟蒙》的角度講，它所受到的曲解，其借口即據此。據說當時北京宣傳部中某人把"新啟蒙"視為一次"運動"，并作了這樣的論斷：五四啟蒙運動產生了共產黨，那么"新啟蒙運動"就是要建立反對黨！同樣的評論不久也出現在香港的報刊中，如89年2月5日的《快報》中以"反對黨的先聲"為題評論此會，甚至把方勵之說成《新啟蒙》創辦人。
《新啟蒙》的編輯工作主要在上海，而出版則是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這次發行會，湖南教育出版社打電話告知其地的公安廳要傳訊他們關于《新啟蒙》的事，編輯部當時估計是出于北京某些部門的指令。為使論叢得以順利進行下去，王元化曾特為寫信讓編者去北京到有關方面據理申訴。申訴的結果是，湖南方面不再受查問了。
7-11 后來的夸張
次發行會不無關系的是，大約在《新啟蒙》第三冊發行后，主編王元化鑒于讀者對論叢的熱心和有關報道失實的情況，在1989年4月的一次答記者問，特意把籌辦過程中曾經與理論界一些同志者商量而定的宗旨作了說明："叢刊不是時評性的，也不是純學術性的，而是從文化角度的高層次來探討人人關心的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關于論叢的名稱，他這樣說：早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一些進步的理論工作者就曾經提出并討論過新啟蒙問題，"把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思想解放運動稱為'新啟蒙'，無非是說現在的思想啟蒙不僅是繼承五四的啟蒙運動，而是深化了。"（《文匯報》1989年4月16日）《新啟蒙》自1988年10月創刊后，原計劃是每月出一冊，但是由于出版發行方面的種種障礙，實際上變成每兩個月才能出一冊，即在12月、次年2月、4月相繼共出了四冊。按這個周期，第五冊應是1989年6月出，而在五月初時編輯部的稿件已經大致編至第六冊。由于不久發生的事件，第五冊終于未能與讀者見面。王元化該年5月2日為論叢第六冊所寫"編后"，其中一段話頗反映出當時編者的苦心："這一本叢刊原打算在五四出版，但拖到現在才和讀者見面。（實際上還是未能和讀者見面）這不怪出版社，也不怪發行機構，編者只能感嘆現在力事之難。已出叢刊文字俱在。但還是引起許多以耳代目的責難。編者不得不放下編輯工作，忙于去打本不需要去打的交道。兩月多時間，身心俱疲，遑論其它？現在總算可以重理正業，但計劃打亂，出版拖延，這是要向讀者告罪的。"從中可見當時論叢所遇的障礙不僅僅是出版發行方面，更有"以耳代目的責難"。這種責難主要就是來自體制高層中某些人把"新啟蒙"與所謂"建立反對黨"聯系一起的夸張想象。
啟蒙》在89年出版了第四冊后，7月份原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人民日報》那篇關于"反暴亂"的長篇報告中，首先提到了那次本來只是為《新啟蒙》發行而召開的會，把它稱名為"新啟蒙沙龍活動"，將《新啟蒙》牽連到"六四"事件中去。不久上海方面也一度出現了類似的說法，把《新啟蒙》論叢1988年末在上海某大學所曾召開的一次題為"新啟蒙與現代化"的文化研討會，說成是上海動亂的起點。《新啟蒙》論叢停止后仍受到種種壓力和懲處。據告湖南的有關出版負責人因之受牽連被撤職，而掌管思想和文教大權的胡喬木特地來上海要對主編人下手（此事后受抵制而未實現）。這種情況在《新啟蒙》停辦一年后，又發展蔓延為由某些文化人出面的批判，其代表性文章就是程代熙和李希凡所寫的兩文。程的那篇文章崐中把《新啟蒙》定為"具有機關刊性質"，這種思路與當時把"新啟蒙"同"建立反對黨"聯系一起的夸張想象顯然是一到致的。這些情況才是《新啟蒙》在壓力下不得不停頓的背景。
86年，李銳書劉禹錫《浪淘沙》贈王元化："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十分珍愛此條幅，這里有友人對他的理解與勉勵，同時也恰是八十年代王元化心境的簡煉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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