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樂府·雜曲歌辭

董妖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采桑。
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揚。請教彼姝子：何為見損傷？
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
秋時自零落，春日復芬芳。何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
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這是一首文人樂府，始見于《玉臺新詠》，郭茂倩把它收入“雜曲歌辭”。作者宋子侯，東漢人，身世不詳，《玉臺新詠》把他放在班婕妤之后，班是漢成帝妃，宋子侯應是生活在成帝或成帝以后的人。這首詩是文人對民間樂府一次成功的仿作。詩中以花擬人，傷悼女子命不如花。表現了當時社會上嘆時惜老，虛無幻滅的時代氛圍。

　　詩中的女主人翁叫董妖嬈。此女的身世亦不詳，疑是當時的著名歌姬。但在唐詩中，董妖嬈常作為美人的代稱，而且是歌姬一類，如杜甫的《春日戰題惱郝使君》：“細馬時鳴金腰裹，佳人屢出董妖嬈”；溫庭筠的《題柳》：“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妖嬈午袖垂”。溫詩中說的“靜婉”是羊侃的歌妓張靜婉。由此看來，“妖嬈”也是位歌女。未提董姓，只是為了與“靜婉”對稱而已。

　　漢樂府《董妖嬈》是描述她在一次春游中賞花、折花及與花的對話，以花擬人，設為問答，傷悼女子命不如花。以此來反映她對生活的思考和人生態度。開頭六句是描繪洛陽城東的一派爛漫春光。在陣陣春風的吹拂下，城東路上桃李芬芳，花與花相映，葉與葉相襯，它們隨著春風自由款擺、隨意低昂，一副春風得意之態。這段描繪在全詩的結構上產生了以下兩個作用：（1）渲染了環境，為主人翁的出場製造了氣氛。大自然中是春風吹拂、春花爛漫，女主人翁是青春年少、自由活潑，璟境氣氛與即將出場的主人翁的年齡與心理十分合拍。（2）以花喻人，為后面寫入花問答、人不如花埋下了伏筆，詩人強調“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實際上是在暗示人面桃花相映，青春與春天相當。女主人翁就像這盛開的桃花與隨風低昂的花葉一樣，處在青春美好之中。它就像《西洲曲》中的蓮花與飛鴻一樣，既是主人翁情感的寄託，也是主人翁本人的化身，可以說“景即是情”。清人張玉谷說這段是“寫景之中，逗出盛年歡愛影子。”（《古詩賞析》）

　　環境描寫后，主人翁出場了。這是一位采桑的姑娘，她提著桑籃、沐著春風，披拂著桃李，行走在城東道上。從“不知誰家子”到“歡愛永相忘”，是敍述她和花的問答，從而得出“人不如花”的消極結論，反映了作者嘆時惜老、人生虛幻的時代傷感。這場爭論是由女子折花引起的：“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這位姑娘為什么要折花?看來不是由于喜愛，也不是為了簪戴，因為從她折花的動作來看，是對花的損傷：枝被折斷，花朵墜落到地上。那麼，她損傷花的動機是什么呢？詩人用擬人的手法讓花提出責問：“請謝彼殊子，何為見損傷？”請謝即請問，這是用恭謙的方式提出責難。這位年輕的女子沒有直接回答自己的動機，而是繞個彎指出花的必然結局：“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終年即年終，意思是說等到八、九月天高氣爽、百露鋪地時，你終歸要飄零墮落的，又哪能長久保持你的青春芳香呢？既然早飄墮、晚飄墮都是一樣的結局，現在受點損傷又何必介意呢?看來，這位年輕女子是因為看透了花的歸宿，才毫不珍惜眼前的春花美景的。但是，這也并非是女子折花的真正動機，應當還有更隱秘的原因在內。也許這位年輕女子在愛的長河中遇到了波折，浩盪的春風更增添了她的煩惱，燦爛而得意的春花更引起了她的妒嫉，心想你開得倒頗自在得意，于是隨手將它折下；也許，愛神的翅膀還未撲閃到這位女子的心屝，眼看嬌艷的春花將要和自己的青春年華一道逝去，愛之舟至今卻還泊在那靜靜的港灣，因此她折花也是自傷；她說花，也是自嘆。也許我們猜測得都不對，但詩人這種透過人物的動作、語言，來刻劃人物的微妙心理，及讓我們懸想猜測她更隱秘的內心世界的表現手法，確是很高超的。

　　這場問答還繼續下去。這位女子用花的結局為自己折花辯護，花也抓住其結局對女子反擊譏諷，它的論點是花還可以再開：“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但人的青春卻不能再來：“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從而得出結論：女子命不如花。當然這個結論在邏輯上也是站不住唧的，因為它偷換了概念：再開的花已不是當年謝下之花，此花已非彼花，就像是今天的紅顏少女不再是白髮老嫗當年的模樣一樣，在這點上，花與人是一樣的。但詩人偏偏讓花問倒了人，從而答出“人不如花”這一的結論。詩人為何要如此？在詩的最后四句，詩人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圖公開表露了出來：“吾欲竟此曲，此曲斷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歌者對人生易老、紅顏難再充滿了感慨，也充滿了憂傷，以至無法把此曲唱完（其實，此曲已唱完了，如真的再去寫女子的續答或行動，就是畫蛇添足了），只有飲美酒以消愁，登堂高歌以解憂。作者對生活的悲觀消極態度，和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至此完全公開表露了出來。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些學者為了肯定這首詩的積極意義，認為作者的正面主張不是什么及時行樂，而是“相當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婦女的悲慘命運”。其實，這首詩篇皆是喻體：以花的凋零喻紅顏易老固然是比喻；但紅顏易老、命不如花又何嘗不是比喻?詩人實際上是藉這位女子與花的答對，來反映他的人生態度和政治傾向，

　　首先，宋子侯是在代女子立言，他同情封建社會女子的悲慘命運。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中，女子是作為男子的附屬物而存在，盛年一去，歡愛永絕。西漢的陳皇后被漢武帝拋棄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作者的這個思想，這個感慨不是生硬抽象地塞給讀者，而是在抒情詩中融入敘事詩的情節，以詩人的所見所聞來引出人生感慨。通過春天盛開，搖曳多姿的桃李被折損，同女子青春消逝的對比中，告訴讀者一個結論：青年女子命不如花。有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對話，帶著敘事性、情節性的鮮明特點。

　　其次，也表現了當時士大夫的思想傾向和時代精神。那麼，作者為什么會表露出這種消極虛幻的人生態度呢?這當然與當時的時代有關。東漢后期，土地兼併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復雜，廣大農民淪于豪族地主的佃戶，“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狀，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崔寔《政論》），統治層內部的政治傾軋也愈演愈劇，朝政愈來愈昏暗。一方面宦官專政，大興黨錮，政壇上風波迭起，僅靈帝建寧元年（公元二八》被宦官追捕、殺戮的黨人就達一百余人，被株連而死、徒遷廢禁的又達六、七百人；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集團開始形成，門閥姻親把持朝政，寒素有才之士無法上進，形成“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昏暗政局（趙壹《刺世嫉邪賦》）。這種昏暗的政局，兇險的仕途，當然影響了一些正直士大夫對人生、社會的看法。他們或是崇尚清議、抨擊時政，或是感到人生虛幻、清極傷感。《董妖嬈》作者所抒發的正是后者的感情，這種感情固然是消極頹傷的，但它卻是那個時代的產物。透過它，我們嗅到了那個時代的氣氛，也瞭解了當時部分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從這點來說，是有一定認識意義的。

　　這首詩在表現方法上也有不少出色之處。有的手法是對漢樂府民歌的借鑒，如在敍事詩中穿插對話，用擬人的手法來寫花，這是對《陌上桑》、《東門行》、《烏生》、《枯魚過河泣》等成功的模仿。有的也是對漢樂府民歌的發展與創造，如在人物出場前，先進行環境描寫和氣氛烘托，使景即是情，這在樂府民歌的敍事性作品中是不多見的。樂府敍事詩喜歡開門見山、直詠其事。如《孔雀東南飛》、《陌上桑》等都是劈頭就寫主人翁的形貌和動作，《董妖嬈》和上篇的《羽林郎》在這方面，都豐富了樂府詩的表現形式。另外，這首詩主要是心理描寫，這與靠動作或情節取勝的民歌表現手法不同。這首詩的主體部分是花與女子間的問答，這部分的心理描寫極為細膩，把女子折花的動機及掩飾動機的詭辯，寫得異常生動逼真，而且還留出余地，讓讀者對她更微妙、更隱秘的內心世界，進行聯想和猜測，因而使全詩顯得“婀娜多姿，無窮搖曳”（沈德潛《古詩源》）。

　　《董妖嬈》較早的文人五言詩之一，對后世曹植、劉希夷等人仿樂府創作有一定影響：曹植的《種葛篇》、《浮萍篇》、《明月照高樓》等篇，都以怨女思婦的口吻，藉夫婦相棄，寫君臣的相間，表白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曲。唐人劉希夷《代悲白頭吟》詩的前半寫洛陽女子感傷落花，抒發人生短促、紅顏易老的感慨：“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好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更是對《董妖嬈》的繼承與創新。明代胡應麟說：“漢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趙一輩，詩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樂府，妙絕千古，信詩有別才也”。（《詩藪》）可見此詩影響之大。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郁郁累累。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恩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漢樂府中的《戰城南》、《十五從軍征》、《巫山高》、《傷歌行》和《悲歌》等詩章，就像是一組各具特色的電影鏡頭，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漢代無盡的兵役和徭役帶給人民的苦難。《戰城南》是寫戰死者拋尸荒野；《巫山高》是寫兵士有家難歸；《艷歌行》寫遠方的游子思念故鄉的親人；《傷歌行》則是寫家中的親人對遠方游子的惦念。《悲歌》所反映的內容與《巫山高》相近，也是抒發有家難歸的憂怨和對家中親人的深長思念，但在情節上更具體，結構上也更工整一些，看來是漢樂府民歌后期的作品。

　　詩的一開頭就是強烈的感情抒發：“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主人翁思念著故鄉和故鄉的親人，悲從中來，傷感不已，但無盡的兵役或徭役又使他無法返家，甚至也不敢公開表白自己的傷痛和懷念（后面提到了“心思不能言”），因此，只好長歌當哭，遠望當歸。但長歌畢竟不是哭，遠望也代替不了歸，而且還會激起對家鄉更深長的思念。所以主人翁的以歌代哭、遠望當歸，只是一種自我安慰，感情上顯得更為深沉辛酸。有人認為，“可以當歸”應當是“何以當歸”，是一種反問（徐仁甫《古詩別解》》，謂不能當歸。這就意思的理解是對的，但如改成反問，主人翁的這種自我慰解就不見了，感情上反不如這樣深沉。這位游子遠離故鄉又無法還鄉，只好以望鄉來代替還鄉。真的“可以當歸”嗎？只能是聊以解憂，無可奈何之舉罷了。這兩句把許許多多人的生活體驗作了典型的藝術概括，是最能引起讀者共鳴的，所以成為千古名句。

　　既然遠望不能當歸，自己又不能歸，那麼這種思念之情只能寄託在對家鄉的緬懷和遐想之中了。“思念故鄉，郁郁累累”就是表現這種寄托。“郁郁累累”一般的說法是形容心中憂愁郁結之狀。郁郁，愁悶貌；累累，失意貌（《漢魏南北朝詩選》）。但我認為，這里是對家鄉環境的遙想。從下句的“欲歸家無人”來看，主人翁對家鄉親人的離散死亡是很清楚的，這句正是想像家鄉由于親人離散死亡造成的蕭索荒涼之狀。“累累”，是荒塚重疊之狀；“郁郁”，是墳地松柏重柯蔽日之貌。另一首漢樂府《十五從軍征》，寫一個老兵回家后看到的場面就是“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那是實寫。“相和歌”中的《梁甫吟》也寫到：“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漢代趙臺的詩：“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等也都屬此例。透過這兩句，把詩的場景從眼前的服役之處，推到千里之外的故鄉，場面闊大，更襯出心潮不平。宋代學者胡仔認為“漢詩氣象恢宏，尺幅之間覺有千里之遙”（《苕溪漁隱叢論》），這也是例證。

　　那么，主人翁為什么不能返家呢?又為什么只能遠望當歸呢？“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則以明說和暗示這兩種方法，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欲歸家無人”是明說，不僅是有家不能歸，而且還是無家可歸。這在意思上又更深了一層。家中為什么無人？詩人在此沒有點破，但在《十五從軍征》中卻交代了原委：“十五從軍征，八十始來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正是當時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使得《悲歌》中的主人翁家破人亡，從有家難歸到無家可歸。如果說“欲歸家無人”是明說，那么“欲渡河無船”則是暗示，用一種含蓄的手法道出由于徭役在身，有家難歸。從另一個角度對當時的兵役、徭役制度進行抨擊。對這句詩我們并不陌生，因為在西漢鐃歌《巫山高》中就有類似的描寫：“我欲東歸，害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盪盪回回？”同樣是一種比喻和暗示：由于這種無休止的兵役和徭役，使他無法回家，即使是家鄉親人離散亡故，也只好用遙念和遙望來寄託自己的哀思，無法去拯救和庇護。這樣一明一暗，一直接指斥、一含蓄暗示，從不同的角度，把當時兵役制度的罪惡和游子的憤懣、憂思，深刻而形象地表現出來。張衡在《四愁詩》中說：“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連用東西南北四個比喻來象征自己有志難伸，憂傷失意。李白在《行路難》中說“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以行路難象征人生道路的艱難。也都是這種手法的化用

　　最后，詩人還進一步指出：這位主人翁的生活悲劇不僅在于他有家難歸和無歸可歸，還在于他連動一動的念頭和吐一吐懷親的心聲都不可能。也許是當局怕動搖人心，不允許他吐露這樣的心聲，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使他不愿吐出自己的心聲，總之他是“心思不能言”，因此滿腹的愁腸、滿腔的思念，只能憋在心中，就像車輪在腸中滾來滾去一樣。這首詩和《古歌·秋風蕭蕭愁殺人》在思想內容上相似。最后兩句均是“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但《古歌》是觸景生情，而這首詩，既不寫景，也不敘事，它以肺腑之言，真摯的感情痛苦的體驗而動人心弦。可以說，抒情詩的意境，并不在于寫景和敘事，只要感情真摯感人能引起共鳴，那么詩的意境就在不同的讀者的腦海中幻化為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了。

　　《悲歌》的題材和表現方式對后代詩歌產生的影響很大：東晉陶潛《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南朝宋代謝靈運《擬魏太子詩·徐干》：“行觴奏悲歌，永夜系白日”；唐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宋蘇軾《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后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紅樓夢》第二七回黛玉的《葬花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皆是承緒“悲歌”的題旨，至于王粲的《登樓賦》中“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以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從詩句到表達方式皆有近似之處。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枯魚遇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枯魚過河泣》始載于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十“古辭”一類。與《烏生》、《蛺蝶行》一樣，這又是一篇很奇特的寓言詩。一條遭橫禍死去多日的枯魚，在過河時居然哭了起來，又居然寫信告訴自己的同伴——魴與鱮，要他們引以為戒，謹慎小心，免遭橫禍。關于它的主題，歷來說法不一，清代學者朱乾認為是“悔過之詩也”，追悔當年行為孟浪，不知進退，而罹此難（《樂府正義》）。張蔭嘉則認為是“規友之詩”，要友人以“出入不謹”為戒（《古詩賞析》）。蕭滌非認為這是反映士大夫身處亂世，要求全身避禍的一種思想傾向（《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我認為蕭先生的分析是正確的，不過含義更應擴大：它還曲折地再現了東漢末年黑暗社會狀況的再認識，和由此得出的處世經驗和人生哲理。《后漢書。陳留父老傳》就記載了一個栢似的史實：

　　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復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令官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

　　《枯魚過河泣》正是用寓言這種荒誕不經的形式，來反映張升等人所說的漢末社會動亂現實，及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性命之不免”的隱憂。

　　俄羅斯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中曾寫到：“幻想里有優于現實的一面，現實里也有優于幻想的一面，完滿的將是前者和后者的合一。”（《古典文藝理論譯叢》）。《枯魚過河泣》在表現手法上，正是出色地做到了這個“完滿”，它用短短的四句二十個字，為我們勾畫出一個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的苦難世界。魚可以哭泣，可以追悔，甚至可以像人一樣的寫信傳書，這當然是幻想，但枯魚見河而泣，枯魚要告之的是魴與鱮，這又符合魚的生活習性。魴即鳊魚，鱮即鰱魚，詩中用它們代指魚類，它們皆是枯魚的伙伴。牠追悔的內容——因為自己孟須輕率，出入不小心而陷羅網，還不正是一切遭到不幸的人們常有的心理狀態嗎？所以它又異常符合生活的真實。這種似幻非幻、似真非真，用幻想的形式來反映真實生活的表現手法，當然使入耳目一新，在新奇中又加深了對當時社會生活的理解。

　　這首詩雖止四句，結構式卻很有講究：開頭兩句突兀而起，奇峭警拔。詩中說：一條枯魚過河時，不禁傷心痛哭，悲嘆現在后悔已來不及了。既是枯魚，何以又會過河？又何以哭泣？何以悔恨？這一切，詩中先不說明。“何時悔復及”，意思是說：什么時候失悔還來得及啊！這是用反詰語表示否定，以加強悲嘆的語氣，加重表現沉痛的心情。先說結果，后敘原因，可以突出結果。詩中這樣處理，不僅可以突出悔恨，還可避免平鋪直敘，使內容富有曲折。

　　三四兩句仍然不直接回答何以過河，何以泣，何以悔，而寫枯魚作書(寫信)給魴、鱮，但枯魚何以過河，何以泣，何以悔，卻在書的內容中自然透露出來，構想非常巧妙。書信內容僅“相教慎出入”五字，內容卻極豐富。“相教”即相互告誡；“慎出入”是說無論外出還是歸來，都要謹慎小心，千萬不可粗心大意。首先是盡量少外出；即使不得已外出，也要處處留心。這里不但表現了枯魚對伙伴們的關切，還透露出枯魚之所以泣、悔，就是由于當初麻痹大意，以致被人捕去，此刻被人攜過河去，看到過去在里面游嬉過的河水，以后卻再也不可能回到那里面去，不禁傷心痛哭，悔恨萬分。它用自己的慘痛教訓告誡伙伴，希望它們不要再蹈自己的覆轍。這既是對伙伴的警告，也是枯魚對自己的悲悼。此詩通篇全用比喻，想象新奇，結構精巧。清人沈德潛評論此詩說：“漢人每有此種奇想”（《古詩源》），確實顯示了漢樂府的高度藝術表現力。

　　這首漢代民歌在郭茂倩《樂府詩集》后，被《文選補遺》（卷三十四）、《廣文選》（卷十二）、《詩紀》（卷十二）等詩文集轉錄。其內容和尤其是表達手法，更引起后來許多著名詩人的仿效：李白有擬作《枯魚過河泣》：“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而為魚，徒勞訴天帝。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誡”，全詩共十句五十字，舉白龍、鯨鯢為喻，并以漢高祖于柏人警惕免禍為例，言天子出入當謹慎慎勸戒唐玄宗不要微服出巡。陸龜蒙的《射魚》則著重描寫射魚場面的殘酷，魚被射中后鮮血淋漓的慘狀：“彎弓注碧潯，掉尾行涼沚。青楓下晚照，正在澄明里。抨弦斷荷扇，濺血殷菱蕊。若使禽荒聞，移之暴煙水”。作者以魚擬人，對統治者“矢民”——魚肉人民表達不滿。至于王安石《魚兒》：“繞岸車鳴水欲干，魚兒相逐尚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哪知世界寬”，更是一首以魚喻志，表達自己的民生關懷以及改革現狀的愿望：池塘即將干涸了，魚在其中還渾然不覺。他希望自己成為將魚兒“挈入滄江去”得到改革者，讓人們知道天地曠闊的很，不必死守著即將干涸的池塘。

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哪知世界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