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學術研討會

　　1998年12月23至24日在廣州市舉行，來自北京、上海和廣東的僧俗兩界及學術界的代表共70余人參加了會議，與會者有學術界的吳立民、黃心川、湯一介、巫白慧、方立天、樓宇烈、楊曾文、方廣锠、龔學增、王志遠、丁明夷、何勁松、黃夏年、張總、張偉然、周齊、馮煥珍、楊鶴書、龔雋、周禎祥、陳天國、易行廣、鄧格偉和佛教界的云峰、明生、圣凱、靜波、清遠、宏明、智賢等，以及其它各界人士余慶斌、馬建釗、張朝發、孫九霞、陳延超、黃細軍等。會議收到論文30余篇，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涉及中國佛教和嶺南佛教的歷史、文化、經典、高僧等各個方面。

　　代表們對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做了較為深刻地闡述，認為佛教以其教理的多樣性和融攝性、行為規范的忍讓和協作精神，處世應變的“巧智”(“方便”)，善于將世與出世、王法與佛法、戒律與倫理等會通，從而使佛教不僅能夠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和場合一次又一次地擺脫危機，而且能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長期會通與結合中，逐漸發展為中國的富有鮮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有人進一步提出，我們還應從非宗教學的角度，即宗教儀式、教義、宗教情感等宗教自身諸要素的內在理路去考察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從解經的佛學到實踐的轉移，應視為印度佛教中國化的第一重要因素。“即將佛教的宗教踐履生活化，從而大規模普世化、民眾化，正是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說佛教中國化的真正完成。”也有人認為，重人倫、對祖宗及傳統權威的崇拜等中國傳統文化模式使中國的民族心理具有講求實用、實效，崇尚簡易、方便的特點，對佛教的中國化有著巨大的影響。

　　嶺南佛教是本次研討會的特色和重點。代表指出，唐宋以前，嶺南佛教的發展難與中原、西隴、江浙等地相比，佛教在地域上的分布很窄，明顯地受到交通路線和羅浮山的影響。但是嶺南文化有吸收、兼融外來文化開放性；顯著的創新性；較強的世俗性和實用性幾個特點，因此它能一方面以兼容的態度吸納了中原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對儒家正統文化有較強的游離性和獨立性，使嶺南人在文化觀念上凸出一種較濃厚的個體傾向，這正是慧能改造傳統佛學，使之進一步平民化、世俗化的思想基礎。另有人則認為，嶺南文化的人文源流受制于孔孟儒學，而向之于道家的傳統，更接近于莊子的人生哲學，一種對心性自得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這一地區的市井平民僧侶階層多居家，守戒不嚴，是弘法的主要力量。在文士中多流貶者，他們的心理很易與老莊的退隱、與追求自在適意的人生觀相契合；嶺南人又長于直觀短于推理，這些因素決定了南宗禪在這一地區問世，而且它的產生，強化了嶺南文化多元、兼容、開放的特征，影響深遠。自唐宋以后，嶺南佛教開始興盛，表現在：創建寺院多，僧人多，高僧輩出，中外佛教交流活動活躍。究其原因有：

　　一、中國佛教自身成熟，傳教能力加強，形成了大氣候；

　　二、嶺南地區開發加快，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提供了溫床；

　　三、南宗禪創立，影響加大；

　　四、受戰亂和法難的影響較小；

　　五、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催化和流貶仕人對佛教的直接推動。

　　就嶺南高僧對佛教的貢獻，慧能大師堪為第一。代表強調，作為中國禪宗實際創始人的慧能，他的歷史地位反映了中國禪宗發展史的真實情況，這是不容懷疑的。而且，在初期禪宗發展史上，只有慧能一派才真正與民間百姓結緣，并在中國大地廣為傳播，形成了中國禪宗的五家七宗，所以慧能是爾后中國禪宗的真正始祖。學者指出，在敦煌本《壇經》大量被發現的今天，純粹采用敦煌本互校，做成一個敦煌本《壇經》的精校本，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可能更有意義。《壇經》的出世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使外來的佛學最終變成了地道中國的佛學，是中華文化融匯能力的容納張力的生動體現。學者進一步認為，就當前的慧能研究狀況而言，如果沒有什么新的材料發現，關于慧能生平的研究可能不會再有新的突破了。對《壇經》的版本和內容研究而言，由于日本和中國已經出版了多本《壇經》的對堪或校本，因此在內容上再做過多的梳理，也顯得價值不大，除非再有新版本出現，或許能夠取得重大的突破。所以，就今后言，對慧能的研究應該更多的是放在中期禪宗的整體范圍內來做全面的考察，如慧能本人的地域性格特點，他與荊楚大地的文化背景的關系，嶺南佛教與慧能的關系，以及由此而幅射出在全國的影響等等。關于《壇經》，它的重點研究而不是經文本身的文字，重要的仍是它的思想，特別是它對中后期禪宗的思維模式和禪宗祖師的個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值得我們討論的重點。總之，面對未來，我們在慧能研究方面也應有一個新的開拓，使我國的佛學研究能更加深入，取得佳績。

　　學者對3至6世紀時來廣東弘法的印度高僧做了梳理，認為他們的活動主要在三個方面。

　　一是建立寺廟。

　　二是傳布佛教。

　　三是翻譯佛經。

　　有人提出，印度來華僧求那羅陀羅和與求那跋陀羅不是一人，理由是：

　　一、二人在廣州時間不同，前后相差15年；

　　二、在廣州事跡不同。前者在廣州譯經，后者在建康譯經；求那羅陀羅“后事不可查”，求那跋陀羅在《高僧傳》中有詳細記載。

　　對真諦大師，學者認為，他對唯識學說在中國的建立，至今看來還有必要再加以評價，為什么當時地處京華的南方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建康卻不能容忍唯識學的弘揚，只能在廣州的寺院里開展這方面的傳譯，然后再播向華夏大地，這說明了中國早期法相唯識學的弘揚，光孝寺的作用是不可埋沒的。來廣州的扶南國的僧伽提婆和曼陀羅仙二位僧人譯出了《文殊般若》，此經在山東摩崖石刻中出現最多，表明了南北朝佛教的交流。學者統計了曹溪禪門和粵籍僧尼，指出上自慧能，下至1997年為止，共有圓寂的279位粵籍僧尼，其中有185人屬于青原系，曹洞宗105人，云門宗63人，來自偏僻山區者居多。他們中既有一方領袖人物，也有中興的勇士。廣東禪宗僧人中，天然大和尚“教化之深，影響之大，為六祖慧能大師之后，廣東佛教史所罕見。”元代藏傳佛教的膽巴帝師來廣東潮州弘法，當時在潮州掀起了一股藏傳密宗崇拜的熱潮，是為潮州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潮州佛教史上，大顛禪師最為引人注目。明代憨山禪師在廣州與市舶太監李鳳交接，客觀上促進了明代文化的發展和嶺南佛教的弘揚。天然和尚在廣州海幢寺講經說法，促使廣東佛教的中興。海幢寺的前身是南漢的千秋寺，它實際經歷了道獨、含今無、今錫、古云四代五人創建而成的。天然和尚的書法以行草見長，彌漫著一種山林、煙霞之氣。六榕寺在乾隆年間中興，成為廣州五大叢林之一。陽江的佛教通過水路從肇慶鼎湖山新興兩地傳入的，從法脈傳承看，石覺寺、慈云庵皆源于慶云寺，屬曹洞宗。廣東佛教音樂有潮州區和廣州區兩大塊，前者流行香花板與禪和板；后者主要流傳廣府板。此外，代表還就6世紀的華嚴學、沙門不拜王者論、佛教的生態理念與實踐、佛教考古學百年的回顧、僧肇思想、《梁皇懺》及其作者、印度佛教與中國等問題做了闡述。

　　與會代表最后強調，面對人類大踏步進入現代化，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高科技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影響的世界局形勢，面對建設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中國成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已見曙光的國內形勢，中國佛教只要不斷發揮優勢，加強建設，適應社會，就能跨入自己的第三個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