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1998年11月19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隆重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共有300余人，其中既有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印度、新加坡等國與港、臺地區的佛教和唐史研究的專家學者，也有印度、尼泊爾駐華使節，中國外交、文化和陜西等地管理部門的領導。會議收到論文168篇，以法門寺歷史和法門寺佛教為探討重點，它們包含了三個主題，即：

　　一、歷史（含考古）文化。唐代歷史文化，中國唐史學會第七屆年會，法門寺考古發掘和文物專題與交流，唐代佛教考古；

　　二、佛教文化。唐代佛教與文化，唐代長安佛教與文化，印度宗教與中國宗教，唐代密教的歷史、教相、事相與傳承。唐密與朝鮮、日本、東南亞佛教，近代中國密教，佛教與現代文明等；

　　三、文學藝術。

　　法門寺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的展示、研究與交流，法門寺唐代茶文化、中國茶道研究、表演和交流，法門寺國際茶會，法門寺書畫交流等。這次會議開的很好，獲得了國內外學術界、輿論界的一致好評。會議的召開正值法門寺和法門寺博物館對外開放十周年之際，因此也可以說是對法門寺過去的佛教和佛教文化學術研究的一次檢閱與總結，以及我國學術界對唐文化研究所取得成就的一次集中表現，也是集海內外學術界之力在世紀之交建立起更完善的法門寺佛教文化研究的一次新的部署和動員，明確了今后發展的方向。

　　與會代表指出，西安是唐代世界上最大和最繁榮的城市，“絲綢之路”從這里開始，也從這里結束。“絲綢之路”促進了唐朝東西方的貿易、交通和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融匯，這種交流與融匯也包攝了我國各地區、各民族和各宗教之間的交流與融匯，因此，形成了氣勢磅礴、燦爛輝煌，寓多元性于統一性的中華古老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還直接影響了我國周邊的很多國家和地區。唐代的中華文明可以集中在法門寺出土的大量文物和歷史記載之中得到證實。在法門寺出土文物中，我們可以看到巧奪天工、高度發達的我國工藝美術品，也可以看到印度次大陸乾陀羅和摩吐羅的莊嚴佛像，波斯藻井的繪畫，阿拉伯世界的琉璃器皿，所以融世界文化與我國唐代文化于一爐的法門寺文化堪稱我國唐代文化的精華，也是當時世界文化能夠達到的高度。法門寺文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有著眾多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唐朝初期采取了英明的對外開放政策，讓各國人民來我國自由交往，讓各國貨物在中國能夠集散，允許各種宗教和文化在我國傳播和發展，歷史證明，這種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經濟得以繁榮和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和途徑。法門寺的精神文明遺產無疑屬于佛教文化的一種，在佛教文化中法門寺的密教文化尤顯得突出的地位。有人說法門寺文化是一種自成系統的獨立文化，這種說法似乎有些偏頗，但把法門寺文化的內涵歸屬于密教文化則是言之有理的。

　　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中涉及佛教的有80余篇，約占論文總數的二分之一。這些論文圍繞法門寺佛教與佛教文化的主旨，切入政治經濟、國際關系、家庭社會生活、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大致可分成四類：

　　（一）圍繞法門寺與法門寺密教有關的問題，包括唐代密教的歷史、教相、事相和傳承，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印度密教與唐密的關系，唐密對日本、朝鮮、韓國的影響，唐密與藏密、東密、臺密的關系、密教與儒釋道的交流等專題研究，如《法門寺地宮唐密文化述略》（吳立民、韓金科）、《從法門寺地宮試論唐密教相法理體系及其曼陀羅》（唐普式）、《法門寺興盛原因及其發展的幾個階段》（梁子、謝莉）、《唐代密教與政治》（李克域、姚素嫻）、《武則天與法門寺》（周永衛）、《法門寺與敦煌》（廖原、任彩元）、《印度密教管窺》（唐普式）、《道教與密教》（黃心川）、《中日密教關系史上的重要文獻——〈回日本僧實慧等書〉及其價值》（呂建福）、《法門神韻》（黃震云）、《法門寺唐代鎏金銀器保護研究》（廖原、任彩元）、《法門寺地宮的茶器與日本茶道》等；

　　（二）唐代佛教與政治經濟、國際關系、社會生活、佛教的國際化、地域化，寺院經濟與世俗生活，排佛和法難事件的專題研究；如《唐玄宗時期的宗教政策》（薛栓）、《佛教與唐代物質文化》（傅玫）、《唐代世俗家庭的宗教生活》（張國剛）、《有關唐代寺院經濟的幾個問題》（霍俊江）、《隋唐寺院經濟手工業述論》（魏明孔）、《藏傳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唐文化的關系》（劉景春）、《唐代吐番時期的西藏佛教》（弘學）、《唐代長安與敦煌佛教文化之關系》（王書慶、楊富學）、《唐代吳地佛教文化》（高燮初）、《唐代揚州的佛教》（李廷先）、《圓仁會見的會昌法難》（俞剛）、《唐代新羅的高僧慧超》（崔正森）、《重新認識唐代批佛問題》（王炎平）、《唐玄宗諫佛骨事件》（李天石）等等。

　　（三）唐代佛教的文化藝術、茶道與世道、織繡與制瓷，佛教的史籍與翻譯等專題研究，如《論唐代長安佛教造像藝術形式》（常青）、《唐代龜茲佛教藝術》（霍旭初）、《武則天時期的密教美術》（王惠民）、《吳道子壁畫初探》、《唐代茶文化與漢藏友好關系》（陳全方）、《唐代詩人與大唐茶文化》（王澤農）、《從禪林茶宴、茶會看唐文化》（涂志宣）、《梅尼禪詩賞析》（周祝英）、《佛教史學與唐代佛教史籍》（謝保成）、《六世紀華嚴學傳承的研究》（馮煥珍）、《唐代文殊師利菩薩信仰的性質與意義》（古正美）、《唐代文化異動與黃檗宗禪學》（劉澤亮）、《唐代譯場的儒臣參譯》（張弓）、《瓷密色：唐文化的實物證言》（宋伯胤）、《佛教飲食的歷史演變與對唐代飲食文化的影響》（王子輝）等等；

　　（四）對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和法門寺歷史的回顧與展望。今年是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不少代表對佛教傳入中國后與法門寺建立后所起的作用和前途作了評價，例如《佛教的過去與未來》（方立天）將中國佛教的歷史經驗概括為：與世俗政治的協調，與固有文化的磨合，文化學術的創造，并認為中國佛教未來是走人間化的道路。很多代表在探討佛教中國化和法門寺的作用都持肯定的看法。在這次會議期間，專門召開的“法門寺學術研究前瞻”的專題討論時，極大部分代表都對法門寺的法門寺博物館建立十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學術研究的方針，即“以考古文物與歷史文化研究的高度結合，以開闊的文化研究視野，以多學科、多角度、高層次地結合，全面探索和展示了該學科豐富多彩的內涵”，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瞻望未來時，大家都信心百倍地要把法門學的研究推向全國，推向世界，使法門學成為國際關注的學科。

　　從以上的闡述中可以看出，這次會議是解放以后我國佛教學術史上的一塊豐碑，是一次繼往開來，拓展佛教學術文化前景的動員會議。這表現在參加這次會議的專家學者之多是空前的，既有國內外德高望重的學術泰斗，也有年輕有為的后學俊彥。值得高興的是，這次會議中有大批正在攻讀佛教博士、碩士學位的研究生參加，他們普遍反映，參加這次會議，學習了前輩的經驗，開拓了眼界，增加了專業研究領域的知識，確實為培養佛教研究接班人創造了條件。這次會議提出的論文數量和質量也是可喜的，不少論文提高了對法門寺乃至全國佛學和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1992年法門寺舉行了首次國際性學術討論會，那次會議雖然開的很好，但會議的中心議題一直集中在討論法門寺的歷史和佛學的一般理論，但這次會議則幅射到了與佛教相應地政治經濟、國際關系、社會生活、文學藝術等等各個領域，從多元的、廣闊的視野探討佛教文化問題，因此，本次會議提出的很多論文質量也較高，能切中要害，引人深思。例如唐密發展的線索問題、法門寺與唐王朝的深層關系、法門寺走向繁榮的宗教與經濟原因、唐密與藏密、東密、臺密的共同特征及其差異性、在世紀之交中國佛教與法門寺的發展前景等等，此外，某些研究的領域也擴展到了我國周邊一些國家如日本、韓國、印度等等，使法門寺的研究成為國際佛學界關切的問題。

　　法門寺之所以在近年來取得巨大的成就，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以韓金科館長為首的法門寺博物館充分重視學術研究和關心文化發展有密切的關系。從1987年法門寺地宮文物被發現到現在，短短的十余年間，法門寺的佛教及其文化的研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走過了一個三級跳的道路。先是就法門寺文物召開新聞發布會，繼而召開多種學科的國際會議，促進了法門文化的研究不斷地深入和發展，同時也奠定了法門寺文化研究的全面鋪開，呈現了多學科研究，齊頭并進的發展勢態。現在，有關法門寺的著作的文章不斷地出版，一些與法門寺有關的影視品也不斷地推出，這給法門寺的研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氛圍，也推進了法門寺的旅游，可以說，法門寺的文化和旅游已經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以旅游促進學術研究，以學術研究提高法門寺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法門寺在處理旅游與學術的關系上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值得各地旅游和文物單位重視。這次會議的召開，代表們就充分地指出了這一點，并且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如果沒有韓金科館長為首的組織委員會進行了兩年的精心準備，沒有他們不辭勞苦地向國內外呼吁，籌集經費，編輯出版了歷年來法門寺佛教文化研究的成果，就不會有在世紀末召開了這樣大規模的學術會議，而且由于他們的努力，使法門寺從一個市屬博物館上升為省屬博物館，法門寺的未來又會有一個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