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經處創辦130周年”學術研討會

　　1997年5月14日至16日在南京金陵刻經處舉辦。主題是“金陵刻經處與當代佛教”。來自北京、南京、上海、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市佛教界、學術界人士5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38篇。代表們圍繞“金陵刻經處與當代佛教”、“楊仁山振興佛教的理念”、“楊仁山佛學思想研究”、“金陵刻經處與近代佛教的復興”、“金陵刻經處與佛學研究”五個方面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代表們認為金陵刻經處不僅以流通經典、弘法利生為職志，而且集中居士道場、經論收藏、圖書出版、發行以及學院教育四者于一身，尤使之成為中國近世人才之淵藪。內學院、法相大學既是近世居士佛學勃興的根據地，也向中國學術界、教育界提供了探討國家、民族興亡，宇宙、人生之本真的新的思維模式。這里培養出許多人才，不但是中國佛教界的精英，也應屬于中華民族的精英行列。楊仁山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興辦教育，講述佛學，培養人才；

　　二是搜刻、校勘、編纂佛典，整理文獻，保存遺產，并廣為流通；

　　三是研治佛學，教宗賢首，行在彌陀，融通各宗，但擇有所重；

　　四是針貶時弊，關注現實，關心人生，志在救教；

　　五是聯絡各邦，廣交朋友，增進交流，但堅持原則，不卑不亢。

　　楊仁山認為儒釋道三家可以圓通無礙的。但他批評孟子的性善論、批評宋明理學，而肯定孔顏心法可與佛法融通。就他的佛學思想而言，在以佛學為最高的宗旨下，他企圖和發揚賢首這一傳統，且欲由賢首上溯到馬鳴，強調了大乘各派在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他的凈土法門的理論，綜合經論，融會教宗，提倡自性彌陀與西方彌陀、唯心凈土與佛土凈境不二之旨，宣揚截斷前后際，以當前一念，現前一句為往生之正因。而于具體實踐法中，則突出地強調了以觀想、持名兼修為上，以必讀經論為津梁，以自他二力并重為不易之定論。這是把禪宗頓悟見性的功夫融入念佛法門，以華嚴教理來解釋《觀經》的表現。他由于注重強調的是佛教在出脫生死這一大事上的價值，便擺脫了任何一宗一派的門戶之見。

　　從眾生與業果與證無所有的層次來對佛法分類，稱之為“佛法之總綱”，以此總綱來劃分一切宗教、一切空有之說的是非利弊。他從佛教的整個歷史上發掘出一個馬鳴宗來，在《大乘起信論》中發現了人所不易見到的價值。學者還將楊仁山與斯里蘭卡佛教界的達磨波羅大師作了比較，指出這兩位偉大的佛教活動家，不僅在復興佛教的理想上興趣相投，而且在一些具體的做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學者們對歐陽竟無的思想和于佛教的貢獻也多有論述。有人說，面對20年代反宗教、反迷信活動的大社會背景，歐陽漸堅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學、科學外，另外為一學。在佛法非宗教非哲學這一前提下，將內學院定為非宗教性質。他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現代教團的意義。他繼承了楊仁山“講學以刻經”的傳統，不僅具有為佛法存亡繼絕的文化傳遞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開辟了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次科學整理藏經的道路。他的生平所學，主要體現在對佛典的選編校訂及敘論中，故治學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討，而是善于歸納，扼其大意。他深通程朱陸王之學后的古人佛學，然后以佛攝儒，闡孔、佛之同歸，本內外之兩明，故將一生著述編定為內外學。并強調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在近代唯識哲學獲得一定發展時，熊十力出版了《新唯識論》，將佛家學理移用于儒家重建，顯然是代表了近代中國思想的新傾向。從這以后的中國思想歷程來看，這一新傾向大抵上是顯示著新儒學揚儒斥佛的傳統再現，同時也隱約暗示著由金陵刻經處濫觴的近代新佛學，在歷經歐陽與太虛的唯識學爭異之后，這場儒佛之爭依舊未能走出宋明理學儒佛交涉的陳舊框架。新佛學與儒學由此分道揚鏢。呂澂的“性覺”思想，主要是厘清心性本凈與心性本覺的思想界限，指出本凈是明凈、寂凈之意，不是囂動的煩惱同類，而本覺則是指自性具有智慧、真知而言。由此，就解脫成佛的角度講，本凈是“可能的”、“當然的”，而本覺則是“現實的”、“已然的”。就佛教實踐角度講，本凈說必然主張革新，本覺說則提倡返本，兩者是根本不同的。這場現代佛學史上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它觸及佛教理論與實踐的核心問題，涉及在佛學中知識論與本體論孰為優先的問題，還關系如何看待佛教思想的演變、中印佛學的區別，以及佛典的真偽等方法論意義的重大問題。學者們還就金陵刻經處的未來作了討論，認為今后的刻經處，有著極為廣闊的前景，刻經處的“研究、講學、印經”的優良傳統，將會進一步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