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屈原的生命觀

北京大學中文系　蔡艷

　　生命觀探求生的由來和死的意義，以生命價值觀為基本內容，關懷人生，構成哲學思想的靈魂。稷下學派推崇精氣說，用精氣解釋生命，對當時思想界產生很大影響。屈原吸收這種思想，將之與傳統的天命觀結合在一起，闡釋生命，臧否古今。其涉及面之廣，從神到人，從古到今，無所不包。天命觀構成屈原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的理論支柱，并成為其文學創作的堅實基礎，使其文學作品矗立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終成一代之絕唱。

《楚辭》校勘文獻概論

淅江大學西溪校區古籍所　崔富章

　　楚辭校勘文獻，是楚辭學文獻的基礎。姜亮夫師《楚辭書目五種》暨拙作《續編》，受目錄學體例之限制，未能單獨列目，致使校勘文獻散處各類目中，既不集中又不完善，故作本論以探討之。

　　楚辭校勘文獻，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善本，即比較早、比較好的《楚辭》版本（含集類典籍中的楚騷專卷），包括寫本、刻本（影印本）、批校本等；第二類是校勘著述，包括專著、筆記、札記等；第三類是四部典籍所引之楚辭文句及王逸注文。

　　本文論述的，是一、二類文獻，計二十種。（一）王逸《楚辭章句》十六卷，撰成于公元120年前后。今日得見善本三種：? 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吳郡黃省曾（勉之）校、高蜀高第（公次）刊本；- 明隆慶五年（1571年）豫章朱多煃（用晦）夫容館重雕宋本。? 日本寬延三年（清干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莊允益（子謙）刻本，以夫容館本為底本，校以日本所藏仿宋寫本，孫詒讓譽之為《章句》之善本也。（二）蕭統主編《文選》三十卷，公元526-531年間編成，輯入《離騷》、《九歌》六首、《九章》一首、《卜居》一首、《漁父》一首、《九辯》五首、《招魂》一首、《招隱士》一首。《文選》傳世善本，有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宋刻本《文選》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多種，皆具校勘價值，且不限騷類專卷，其余各卷李善注（含沿用舊注）引楚辭正文和王逸注文，皆不應忽略。（三）隋釋智騫《楚辭音》殘卷，隋寫本（出自敦煌）。（四）洪興祖（1090-1155）《楚辭考異》一卷，原本失傳，后人抄撮散入《楚辭章句補注》之“補曰”前后，傳世刻本有明嘉靖間翻宋刊本、清干隆元年（1662年）毛氏汲古閣刊本、日本寬延二年（清干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柳美啟校刊本、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重刊汲古閣刊本等。（五）朱熹《楚辭集注》八卷《辯證》兩卷，完成于南宋慶元年間（1195-1200），傳世善本有嘉定六年（1213年）章貢郡齋刻本，端平二年（1235年）朱監刻本等。（六）錢杲之《離騷集傳》一卷，有南宋刊本及其影印本。（七）汪　《楚辭集解》十五卷《考疑》一卷，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汪文英刊本。（八）毛晉《屈子》七卷《參疑》一卷，“參疑”即校勘記，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毛氏綠君亭刊本。（九）汪梧風《屈原賦音義》三卷，清干隆二十五年汪氏刊戴震《屈原賦注》末附。（十）毛祥麟《楚辭校文》三卷末一卷，清稿本。（十一）王念孫、王引之《讀書雜志．余編》下，清嘉慶刻本。（十二）孫詒讓《札　》十二卷，卷十二有楚辭二十八則，清光緒二十年刻本。（十三）劉師培《楚辭考異》十七卷，1935年寧武南氏校印《劉申叔先生遺書》本。（十四）陸侃如《屈原集》二卷附《校勘記》，1923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十五）劉永濟《屈辭通箋》五卷，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十六）聞一多《楚辭校補》，完成于1941年，1948年輯入《聞一多全集》。（十七）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七卷，1957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十八）沈祖　《屈原賦證辯》三卷，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1。（十九）陳直《楚辭拾遺》一卷，1943年石印本;1958年增補入《文史考古論叢．楚辭解要》，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二十）朱季海《楚辭解故》正、續、三編，1980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全本。

《楚辭》選自“屈原賦之屬”考論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周禾

　　作為總集之組的《楚辭》，它的成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今本《楚》實則來之于《漢書藝文志》之“屈原賦之屬”。至于王逸《楚辭章句》題為“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此顯系為后人所加。經由自己所編之書而題前賢之名，這已是自古以來的通例。今本《楚辭》所收作者共10家，作品73篇，其作者一般都可以在“屈原賦之屬”中找到主名，其每一作者作品的篇數一律小于或等于“屈原賦之屬”中相應作者作品的篇數。所以可證《楚辭》，是“屈原賦之屬”的選本。

圍繞屈原說考古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所　張正明

　　與屈原誕生的地方有關的考古信息

　　從宜昌經秭歸到巴東，東周時期是楚國的西塞。宜昌是楚文化遺存占壓倒優勢，秭歸是楚文化遺存略多巴文化遺存，巴東是巴文化遺存略多于楚文化遺存。過了巴東，巫山迤西，是巴文化遺存占壓倒優勢。

　　秭歸廟坪已發掘的一座春秋中期墓，墓制從楚俗，所出陶罐為楚式，然而所出銅劍、銅矛、銅鏃俱為巴式。秭歸天燈堡已發掘兩座戰國中期墓，所出陶器鼎、敦、壺和銅器劍、勺、刻刀為楚式，然而所出扁圓形甬鐘、六棱形實柄鉦、柳葉形劍和虎鈕錞于俱為巴式。

　　如果屈原確實出生在秭歸，而且成年以后還在秭歸住過，那么，他對巴人一定非常熟悉。秭歸西面有巫山神女，秭歸南面有鹽水女神，對此，屈原想必耳熟能詳，至少不會全不知情。“山鬼”的原型，或許就是那位“神女”或那位“女神”。〈山鬼〉所描寫的深山老林的景色，則與三峽或清江兩岸的景色都相像。

　　與屈原生存的時代有關的考古信息

　　湖北迄今已發掘的楚墓群，其墓數在百座以上且已見正式發掘報告的，有當陽趙家湖、江陵雨臺山、江陵九店三處，合計發掘墓葬1452座。除去時代不明的371座，尚得1081座。分而計之，西周晚期有9座，春秋早期有13座，春秋中期有47座，春秋晚期有89座，戰國早期有192座，戰國中期前段(約前400年至約前351年)有212座，戰國中期后段(約前350年至約前301年)有284座，戰國晚期前段(約前277年至約前221年)有34座。從出土遺物來看，戰國中期后段的最多而且最精，戰國晚期前段的次之。其墓群之密集和遺物之豐富，在并世列國中無與倫比。

　　此外，包山楚簡足以證明，當懷王在位時，楚國法制比較修明。傳世的文獻則足以證明，當屈原在世時，楚國無言論罪和思想罪。

屈原與端午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所　蔡靖泉

　　端午節，本與屈原無涉，當源自先秦的夏至節、即先秦民眾在夏至日舉行祈禳活動的節日。

　　漢代，民間始于端午紀念屈原，但端午節活動仍禳災祛害、祈求平安為主。

　　魏晉南北朝，紀念屈原逐漸成了南方端午節的主要內容，一些本為祈禳活動也與紀念屈原聯系起來，關于屈原與端午節的民間傳說也不斷得以豐富。

　　隋唐社會統一，南北文化匯融，南朝文化成為了隨唐文化發展的主導。盛行于南方的以紀念屈原為中心、以食粽和競渡為主要內容的端午習俗，逐漸北傳成為全國性的端午習俗。屈原成為端午節活動的主角，紀念屈原成為端午節活動的中心，龍舟競渡和食粽子成為端午節活動的主要內容，同時端午節活動又因承古老夏節的祈禳傳統而采用著各種祈禳方式，如民間長期流行的喝雄黃酒、桂艾葉菖蒲、采藥草煎湯沐浴之類，由此構成的端午節習俗大概在唐代就基本定型了，并且流行至今、盛而不衰。

　　端午為屈原，是中國人民歷史選擇；屈原聯端午，是中國文化偉人與中國傳統節日的結合。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重大傳統節日，竟然成了紀念一位詩人的節日，這種文化現象在世界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端午習俗的演變和定型，典型地反映了楚文化精神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深巨影響。端午競渡的形成和流行，充分地表明了楚文化代表人物屈原逐漸成為中國人民心目中的詩魂、國魂和民族之魂。

楚聲、楚辭與樂府詩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郭建勛

　　戰國楚聲、楚辭的音樂特性使其具備了孕育樂府詩的重要條件，劉邦等漢初統治者對故楚文藝的熱愛是早期樂府詩由楚聲萌生的契機，因此而產生了《大風歌》、《房中歌》、《郊祀歌》等一大批漢代楚聲樂府和以皇室成員為主體創作的楚歌體樂府詩。楚聲、楚辭是樂府詩產生的土壤，也是后世樂府詩的重要資源，其中尤其為相和歌辭、琴曲歌辭、清商曲辭、雜歌謠辭等門類所汲取者最為突出，其方式主要有五種：一是漢代早期樂府歌詩直接承繼戰國楚聲，二是東漢魏晉故楚地區的土樂大體保留著古代楚聲遺音，三是六朝以西曲為中心的南方新樂在原初楚聲的基礎上有所創變，四是魏晉以來的文人樂府詩由《楚辭》某一篇目或詩句派生而成，五是唐人據楚地傳說或漢魏樂府楚聲改造而成新樂府辭。同時，楚聲、楚辭的悲怨風挌導致了漢魏樂府以悲為美的音樂特色，楚騷“兮”字句被廣泛運用于樂府詩中，并漸次演變成三言與七言這兩種樂府詩的重要句式。此外，楚聲、楚辭對后世樂府詩的篇章結構、對歌行體“散漫縱橫”的風格也有很大影響。

釋“來吾道夫先路”

北京廣播學院語文部　姚小鷗

　　〈離騷〉中“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句，于詩篇大意及屈原早期思想經歷的探索關系甚大。然古來研究屈騷各家多未得正解。其誤解之處在于將“先路”一詞解為“前面的道路”，如此，影響到詩中上下文句之解釋并及屈子身份及經歷之推測。本文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首先用文獻考辨的方法，證明“先路”為先秦時期天子諸侯專用之乘輿，則〈離騷〉中“來吾道夫先路”意為：“來，讓我引導那王之乘輿”。以此為出發點，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們論證了屈子的身份。根據《史記·屈原列傳》中言屈子任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候。王甚任之。”我們以為左徒之職約相當于《周禮》中的〈太仆〉和〈小臣〉（據前人考證，諸侯以小臣兼太仆，實主傳君之命）。本文中又據金文〈令鼎〉與〈穆天子傳〉有關材料，論證導先路者的身份及乘騎之良驥等其它細節。并由此分析〈離騷〉中用中原文化典故之情況。在本文的結尾處，提出由“來吾道夫先路”一句之內涵，還可分析詩篇主人公早年思想經歷中曾經矛盾之一部分。

《九歌》語詞訓釋商榷

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　李大明

　　古今以來之〈九歌〉研究雖已取得很多成果，但關于〈九歌〉的語詞訓釋仍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研究。今讀〈九歌〉，擬就古今注釋的某些疏失略作商榷，以就教于學術界。

　　本文所討論的〈九歌〉語詞（加重號者）如下：

　　一、〈東皇太一〉“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二、〈云中君〉“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云中”。

　　三、〈湘夫人〉“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四、〈大司命〉“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

　　五、〈大司命〉“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六、〈東君〉“思靈保兮賢姱”。

中國士人的屈原情結與人生困惑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李家欣

　　后代士人把屈原作為士人的典范及命運舛錯的知己來謳歌、贊美，造成了中國士文化心理的顯著特色──屈原情結。解讀屈原情結，便能揭示中國士文化的深層內蘊：正是依附與獨立的雙重心態、功名與詩名的價值選擇以及執迷而不知解脫的情感特征，造成了中國士人的人生困惑與人生痛苦。

王觀國《學林》楚辭釋義舉隅

京語言文化大學　郭鵬

　　王觀國是與洪興祖同時的一位南宋學者，其所著學林是宋代著名的學術筆記。書中考辨文字名物頗為精核，有一些內容涉及楚辭音義，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觀國釋《離騷》“攝提”為攝提星；據《山海經》釋離騷“若木”；辨《九歌·云中君》“周章”為舒緩優游之態；據《周易》王弼注釋《離騷》“沬”為晦昧；辨《鵩鳥賦》“單閼”之閼音謁，等等。本文把它們揀擇出來，并將其分別與王逸、五臣舊注以及洪興祖、朱熹、汪瑗等人的注解相比照，闡發其中的異同得失，以呈現楚辭某些字句的釋義發展過程。本文在完成這些任務之后還想指出，從《學林》楚辭釋義的操作方法、闡釋資源等方面，可以了解到南宋初中期注解楚辭時所面臨的共同背景與問題，當時注家已經開始從新的音義、文學化的以及義理化的角度，對楚辭進行多側面的認識。文章就這些方面將洪興祖與王觀國作了簡略的比較。

論楚辭體的內在特質兼說楚騷傳統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龍新文

　　本文認為，宋人黃伯思對楚辭體特征的論述只是對這一文體語言外殼的描述，未能涉及問題的本質。筆者指出，楚辭是一種內容和形式相密相關的一種特殊的文體，而濃烈的抒情性是則楚辭體最突出的本質特征。文章從情感內涵、情感特征、抒發方式等方面進行了具體解析，同時還從文學史的角度對楚騷傳統展開論述，以為愛國主義文學傳統、“士文學”傳統、“騷文學”（騷體詩形式）共同構成了楚騷文學傳統。文章最后還對屈原以后楚辭體文學為何輝煌不再的原因進行了簡要探索。

“帝高陽之苗裔”解——兼論屈原的愛國思想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彭慶生

　　“帝高陽之苗裔兮”，乃是《離騷》的首句，開宗明義，意蘊深長。前賢諸解，多屬皮相之談。按其本義當為：我是黃帝的子孫。自古以來，楚人一直被視為“蠻夷”。屈原敢于向歷史的偏見挑戰，排除華夏士大夫的傲慢和歧視，突破楚人由來已久的自卑心態，理直氣壯地宣告：我是黃帝的子孫，自應分享黃帝子孫的一切權利和光榮，承擔黃帝子孫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此中洋溢著詩人的民族自豪感，更蘊涵著詩人振興楚國。統一中華的歷史使命感。

　　據《史記》《大戴禮》，是黃帝首次統一了中國，而高陽則拓展了黃帝的統一大業（“南至于交趾”）。屈原既以黃帝和高陽的子孫為驕傲，自必以繼承和光大黃帝與高陽的統一大業為己任。《離騷》之“及前王之踵武”等句，適與“帝高陽之苗裔”相呼應。《天問》總結夏、商、周三代及吳楚秦治亂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旨在探索振興楚國、統一中華的道路。《大招》的作者問題雖有爭議，但說它反映了屈原的思想當屬可信。其主要價值在于具體地描繪了屈原施行美政、統一中國的理想藍圖，而其所言大一統中國的疆域，竟然和《史記》、《大戴禮》所載高陽版圖幾乎全同，實非巧合。

　　屈原畢生追求的振興楚國、統一中華的政治理想，不僅形諸篇詠，而且付諸實踐。楚國“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故自春秋中葉以來，楚國在統一中國的征程中發起過三次進擊：一是楚莊王問鼎，二是吳起變法，三是楚懷王和屈原一方面改革朝政，以求“國富強而法立”；另一方面連齊抗秦，通過屈原使齊（本文考定屈原使齊有兩次，一在懷王十一年，一在懷王十七年至十八年），促成六國聯軍攻秦，懷王為從長。

　　屈原的政治理想雖然破滅了，但他偉大的愛國精神，光輝的愛國詩篇及其“帝高陽之苗裔”的民族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必將永遠激勵海內外的炎黃子孫。

試論屈原悲劇的必然性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杜道明

　　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人生結局是一出壯烈的悲劇，它有著歷史的和內在的必然性。

　　首先，屈原一心要讓自己所的楚國來統一天下，這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楚國作為一個代表落后勢力的封建莊園制國家正日益走向沒落，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秦國卻不可阻擋地興盛起來，由秦國而不是由楚國統一天下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趨勢。

　　其次，屈原的修、齊、治、平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卻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國君昏聵，奸臣當道。面對忠君與罪君的巨大矛盾，屈原無法擺脫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

　　其三，屈原所處的時代并不講究死守一國、國忠一君，他完全有機會擇主而仕。但由于他與楚國王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他來說又是不可侵害的整體，他無法割舍生他養他的祖國，更不甘心由其它國家來統一天下。這使屈原處在與留的矛盾之中，始終無法解脫。

　　其四，屈原接受了儒家修、齊、治、平的觀念和理想，卻拒絕了“窮則獨善身其身”的人生智慧。盡管理想無法實現，也絕不放棄；屈原也拒絕了道家消極避世的處世態度，始終執著于人間的善惡、美丑、是非，“雖九死其猶未悔”。在失敗時選擇死，是楚民族歷來的傳統，面對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巨大矛盾，效仿楚民族以身殉義的壯舉，便成了屈原唯一的選擇。

文化融合中的楚辭接受
——論《楚辭章旬》中的擬騷作品

黃松毅

　　關于《楚辭章句》中擬騷作品的探討，多局限于對其藝術的評價，且對于擬作的文學史意義，只從楚辭影響角度來論述。

　　從文學接受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現象，可將原來關于楚辭的影響研究轉變為被影響者的接受研究，從被影響者主動接受這一方面來認識擬作的意義。

　　基于上述思想，文章從漢代作家接受的角度，分析其如何有意識地吸納或排斥屈原作品的某些內容，探討了漢代一統背景下，擬作創作與文化融合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