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楚辭研究仍有廣闊的天地
——關于建立楚辭研究系統工程和楚辭學體系的初步設想

云南大學中文系　殷光熹

　　在新世紀到來之際，筆者對楚辭研究的前景曾有一些思考和設想，提出來供諸位參考。

　　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經濟與文化必須協調發展，否則改革必遭挫折。楚辭研究是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要從祖國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認識建設中國式的、民族化的新文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然，更重要的是加強宣傳，取得社會上多數人的共識。

　　凈化學術空氣，抵制歪風邪氣對學術園地的侵襲。

　　當前社會上存在“經濟上升與道德下降的巨大反差現象”。經濟上升是好事，道德水準下降則令人憂慮。對此，楚辭研究者要形成群體意識和凝聚力，共同維護學術領域的純潔性，抵制或清除一切有害的精神垃圾，為凈化學術空氣出力，為學術文明園地的健康發展做出貢獻。

　　加強隊伍的自身建設，做文化建設的生力軍。

　　楚辭研究者要不斷提高思想水平，人格修養和文化修養，諸如愛國愛民的

　　思想感情，堅持真理的品格，長期奮斗的精神，不斷學習新知識的進取心，務實、求真和創新的治學態度等，只有加強隊伍的自身建設，才能形成一支有朝氣、有實力的學術隊伍。

　　規劃楚辭研究系統工程，建立當代楚辭學研究體系。

　　根據楚辭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結合楚辭研究對象的特點，規劃未來的楚辭研究工作。

　　實證性的基礎研究。

　　這是不可缺少的基礎工作，如古籍整理、校勘、補遺、輯佚、辨偽、注釋、集釋、資料匯編、版本目錄、歷代楚辭要籍提要、楚辭詞典、各類數據索引等。做到真實可靠，準確有據，資料齊全，編排科學，檢索方便。

　　以欣賞和批評方式出現的應用性研究。

　　要在解讀作品原義的基礎上，以審美為主，按照一定的標準，多角度、多層面地對作品進行高水平的賞或批評，作出價值判斷，指出它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以探討文學發展規律為主要方向的理論性研究。

　　要在全面深入掌握資料的基礎上，對復雜紛繁的現象進行抽象性分析、思考，提煉總結，理論概括，認識和掌握文學發展規律。

　　文藝性創作及其成果的研究。

　　根據《楚辭》有關題材進行文藝創作或改編工作，如文學傳記、小說、詩歌、戲劇、音樂、繪畫、影視及其它一切可以利用的文藝形式。也可以根據以上文藝創作成果進行研究，或稱文藝再創作的研究。使《楚辭》這個古老的文學遺產在現實生活中重放光彩，讓民眾受到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

　　其它。

　　如交叉學科之間的綜合研究，“邊緣問題”的研究，楚辭研究的再研究，《楚辭》及其研究成果的翻譯介紹（中外文化交流）等等。

　　總之，我以為今后楚辭研究工作仍有廣闊的天地，要建立當代楚辭學體系，有許多工作可做。

異端思潮和明中后期楚辭學

北京大學中文系　周威兵

　　“異端派”楚辭學在明中后期楚辭學界占居主導地位。此派學者對于朱子成或褒或貶，貌似矛盾的態度正說明化們在心理深層的共同趨向，即對自身的個性、人格和情感的充分肯定和表露。時代對個體存在進一步的自覺，使得此派學術呈現出“六經注我”、“自出心裁”、“獨標心曲”的特色。李贄和焦竑對于異端派楚辭學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李贄的“童心說”，為情感和個性提供了哲學本體論的支持，從而確立了“異端派”楚辭學美學原則和審美理想。焦竑主張文藝表現性靈獨抒情感，是對李贄學說的發展和補充，焦氏也因此成為聯系李贄與異端派《楚辭》學之間的中介和紐帶。

《洛神賦》的寫作年代與屈宋文學傳統

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院　程水金

　　《洛神賦》的寫作年代，曹植自題為“黃初三年”，前人皆以為實是“黃初四年”之誤。但這一年代誤題，卻暗示著《洛神賦》既不作于“黃初三年”，也不作于“黃初四年”，而是魏明帝太和五年奉詔朝京師之前追述往事而作。《洛神賦》繼承了屈宋以來的比興象征文學傳統，以夢遇洛神宓妃而無交歡之情的愛情悲劇，寄寓著詩人思報國無門的深沉哀怨以及人生意的惆悵情懷。由于“雙刃劍”式的比興象征文學本身所具有的鑒賞與批評的雙邊兩可性，導致了《洛神賦》解讀的兩歧現象。而“感甄說”的產生及其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遠影響，均與《昭明文選》“情賦”的編選分類以及《文選》本身在中國古代士林的廣泛流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的再認識
——兼評屈原否定論者對歷史文獻的誤讀

趙敏俐　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

　　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我們研究屈原的重要的原始材料之一，但又是近百年來屈原否定論者攻擊的對象。本文從漢人的思想觀念入手對這篇作品進行了新的解讀，說明了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司馬遷把懷才不遇當作為屈原傳的一條主線來寫，這說明在此篇作品中包含著作者對屈原的理解，它既是我們認識屈原的第一手材料，同時也可以當做抒寫漢代文人懷才不遇思想的文獻來讀。第二，司馬遷在這篇傳記中寫出了自己的思想困惑，同時也寫出屈原和賈誼之間時代思想的差異，讓我們了解了兩個時代不同的文化精神。第三，屈原否定論者之所以犯錯誤，除了歷史虛無主義的作怪之外，對早期歷史文獻的求全責備、不理解司馬遷的著書體例與寫作精神，也是他們在思想和方法論方面的致命缺陷。司馬遷的偉大之處就在于，他不但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屈原的物質史料方面的基本真實，同時也寫出了屈原在文化精神上的真實。這恰恰是證明屈原其人可信的有力證據司馬遷給我們留下的研究屈原精神思想的最可靠材料。

《國殤》一詩與《九歌》諸問題

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　黃鳳顯

　　本文從桂西北地區壯族等少數民族“師公”鬼祭風俗的考察中認為，屈原的〈九歌〉產生于古代楚地巫術習俗中祭祀兇鬼冤魂的儀式和活動，而非一般的祭神敬鬼以祈求福佑行為。屈原對民間演唱的祭歌進行了改創，在“二湘”諸篇中，仍可發現民間祭歌的若干原來痕跡。〈九歌〉在內容、形式和風格特征上與屈原諸作有異，其根源乃在于此。〈國殤〉則是屈子個人的完全創作，它是〈九歌〉中的主祭歌，代表著〈九歌〉的主題，同樣體現著作者鮮明的愛國思想。它用出殯時對靈的祭悼和贊頌，與〈九歌〉其它篇演唱時場合和用途有所區別，但卻標志著整個鬼祭活動和儀式的核心。〈九歌〉諸篇的請神、娛神內容是為了讓諸神接納 “國殤”兇魂、冤魂，是為〈國殤〉的中心主題服務的。同時，〈九歌〉11篇除去主祭歌的〈國殤〉和送神曲（或安魂曲）的〈禮魂〉，其余9篇祭歌即據其數目而當稱之“九歌”，其稱名與古代典籍中的“九歌”無涉。

從“兮”字用法看楚辭《九歌》的音樂特色

深圳大學師范學院中文系　郭杰

　　楚辭中“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語言現象，這在《九歌》中尤其明顯。本文結合先秦時代詩歌作品的大量材料，從《九歌》中發掘出充足的內證，揭示了詩、樂、舞三位一體的《九歌》中“兮”字的音樂特性，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緩、浩蕩宛長的效果，而這又是與《九歌》作為民間祭神樂歌的性質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所以不同于其它來源于荊楚民間一般歌謠的楚辭作品，其根源也在于此。

“宇宙、神、人、我”與屈原詩歌的不可超越性

中南民族學院文學院中文系　羅秉武（羅漫）

　　屈原作品已在詩史上創造了不可超越的偉績，這不是指眾所周知的所有的楚辭體詩歌無出其右，而是指他的詩歌主題、詩歌形式和詩歌質量的不可超越。本文認為“宇宙、神、人、我”是文學世界的四大主題，也是中國先秦文學依次萌生、發展和完成的四大主題。屈原的成功和偉大，在于他生當四大主題形成第一個完整系列的時代終端，身處頻繁面對宇宙、神、人、我的社會角色位置，有神游天地，精鶩八極，來去古今的非凡情智，故能將歷時分布的四大主題，獨家鋪展成共時的格局。屈原之后，宇宙主題演化為表現自然山水的文學，神主題演化為虛構神怪的文學，人主題演化為表現社會歷史的文學，我主題演化為自傳體文學或內心獨白式的抒情詩文。迄今為止，四大主題一并超越屈原的作家尚未產生。隨著產生《天問》、《九歌》的歷史文化氛圍的不可再現，屈原詩歌將成為一個詩人獨唱四大主題的絕響。

西漢士人閱讀屈原的價值取向探釋

湖北大學中文系　蔣方

　　由西漢而至東漢，士人對“不遇”問題有一個由感傷而走向思考的情感歷程，而他們對屈原的閱讀評價也有一個從感性向理性的提升。在“不遇”問題中，屈原的遭遇常常是他們動情的觸媒，思考的參照，屈原的作品由此而引起他們特別深切的關注，而這樣一種關切的感情也影響著他們對屈原的閱讀和理解。于是，他們的情感活動中，閱讀屈原與思考自身既相互聯系，又相互激發，促動著情感活動的深入，他們在閱讀屈原時的價值取向就隨同對“不遇”問題的認識而發生變化。隨著大一統政權的持續，隨著儒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力量的強盛，士人在“不遇”問題上的激憤情緒漸漸轉向出路的探求而趨向平靜，他們并不能逾越忠君的道德域限，遂汲取儒學尊道自貴的人格力量，將退避自守的無奈轉化為持文娛道的自覺，而提倡以明哲的平靜來面對命運的坎坷。這樣，他們的閱讀屈原也就從最初的同情與共鳴而轉向理性的闡釋，將個人情感的會悟納入儒學的倫理范圍，由士不遇的命運感傷而轉變為忠君眷國的道德表彰，屈原形象中的個人疾世之情被弱化，而忠君眷國的道德意義被張大宣揚，并從此而深深地影響了后來人對屈原的閱讀和理解。

試論屈原的人格魅力

深圳大學師范學院　傅騰霄

　　本文從《離騷》入手，通過對屈原詩作的杰出成就，詩人的雖九死其未悔的堅定意志，以及他的因思想超前而造成的“孤獨”，深刻地剖析了屈原詩作的人格魅力。千百年來，人們通過“端午節”吃粽子、劃龍舟等舉動，表現出對這位“世界級”詩人的深切懷念，同時也充分說明了屈原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民俗的巨大影響。獨特的視覺和精當的征引，是本文的明顯特色。

再論楚墓祭祀竹簡與《楚辭·九歌》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湯漳平

　　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和荊門包山二號楚墓中分別出土了一批祭祀竹簡，從而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楚人祀神體系。三座楚墓均在郢都附近，墓主人生活年代與屈原相近，身份也與屈原相當。因此，它們所記載的竹簡文字資料，正是屈原同時代人所提供的第一手真實的史料，對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無疑具有特殊的價值。司馬遷《史記·封禪書》中也記載了漢初的一組祀神體系。

　　將上述兩組祭神體系與屈原的《楚辭·九歌》進行比較，不難發現，三組祀神體系之間具有驚人的完整性與對應性：一是三組神祇同者多而異者少；二是祭祀順序相同。其最大差異的是作為配祀的“人鬼”種類較多，且明顯不同。搞清其異同之處，對我們認識《楚辭·九歌》性質很有幫助，它使我們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開長期以來使研究者爭論不休的一些問題。

　　從三組祭神系統的比較后可以清楚認定，《楚辭·九歌》確為楚國的國家祀典，它產生于楚國的郢都，所謂“沅湘民歌說”不過是一種望文生義的無根之談。至于〈九歌〉的作者，只能是楚國偉大詩人屈原。

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考論——兼論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

南通師范學院　周建忠

　　一些學者根據“漆耳杯銘文”與“鳩杖”推測墓主是“楚太子的老師”，至于具體歷史人物又有“陳良”、“屈原”、“慎到”三說。由此，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為“東宮太師”說，目前已風靡考古、哲學、文學諸領域。本文根據金文、包山楚簡、曾侯乙墓竹簡、望山楚簡、信陽楚簡、郭店楚簡、帛書對“不”、“　”二字不同寫法的比較，考定漆耳杯銘文應為“東宮之杯”，而非“東宮之師”；進而據《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考定楚國太子的老師應稱為“傅”或“太傅”。通過對《周禮》、《禮記》、《呂氏春秋》有關“杖”的禮制考釋，論定所謂“八十九十，加賜鳩杖”之禮始于漢代，主要證據有三：一、《后漢書·禮儀志》有明確記載；二、《呂覽》高誘注中引證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之俗；三、漢墓中有鳩杖出土。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種“杖”的形制特點，亦可證明此墓“鳩杖”不是手杖。至此，則推翻了“東宮之師”說的兩大力證文章進而論定：屈原未擔任過太子太傅；郭店一號楚墓墓主與屈原無關；屈原生平事跡中的三大關節（從政、放逐、沉江），在漢人記載中是大致清晰可信的；應本著有根有據、“宜粗不宜細”的原則，梳理出屈原生平的基本線索。

《九章·惜誦》集校集釋——兼論屈原生平研究的困惑

浙江大學中文系　林家驪

　　《九章》是屈原作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歷來對屈原是否擁有《九章的全部著作權卻頗有異議，因為九篇文章之風格頗有差異。姜亮夫師認為這是“因為《九章》中的九篇作品本來就不是一時一地之作，而是分別于懷王和襄王時寫成的。對一個作家前后所有的作品都要求完全一致，這不大可能”（《楚辭今繹講錄》）。筆者完全同意姜師的看法，為了更有力地說明問題，筆者承擔了《九章集校集釋》的科研任務，希圖在盡可能多地占有資料的前提下，對《九章》原文的異文及歷代注釋本中出現的差異作出合理的客觀的解釋。并將各種具有創見的觀點提供給讀者，以供深入研究之用。

　　筆者向本次研討會提供了《九章》首篇《惜誦》三條集校集釋之修訂稿，以征求意見。《九章集校集釋》努力做到以下三點：（一）、盡可能全面地搜集資料；（二）、對于各種首次出現的觀點和意見，均予以收錄，即使這條意見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也不例外；（三）、出書時為繁體字，為了方便起見，本次會議論文暫用簡體。本書是《楚辭學文庫》中第一卷《楚辭集校集釋》中之一種。《文庫》在總主編崔富章教授直接指導下展開的，崔先生對本書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次提交的會議論文，目的是拋磚引玉，希望與會者能給予批評、指正，如能提供一些筆者尚未見到的資料，更加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