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邦》譯案拾遺

胡玉娟

　　1864年，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一位青年歷史學教授努瑪·戴尼·浮斯泰爾·德·庫朗熱（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出版了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一書。該書在西方學術界頗受關注，一百多年來屢次再版，暢銷不衰，并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不僅被歷史學家視為古希臘、羅馬社會研究的經典之作，也被人類學家、法學家、宗教社會學家視為開先河之作。

20世紀30年代，我國學者李玄伯（宗侗）最早將此書譯成中文出版（《古希臘羅馬社會研究》）。近年來，該書在國內學術界再度升溫，先后出版了兩個新譯本[1]。目前的三個中譯本各有千秋，亦各存瑕疵，最主要的問題或許在于對版本的考證與選擇；對某些關鍵詞的理解與詮釋。筆者也曾嘗試過重譯此書，現將翻譯之余的一些思考雜陳如下。

一、關于作者名字的譯法

　　作者全名為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Coulanges是家族姓氏；Fustel是本人名；Denis是其祖父名；而Numa是借用古羅馬王政時代的第二位王Numa Pompilius而來。

　　相傳Numa統治羅馬時期，對外停止征伐，對內制訂一系列宗教、法律制度。九世紀的一位法國作家Fénelon撰寫的《亡人對話錄》（Dialogues des morts）曾以Numa和Romulus為主角，使Numa的仁慈君主形象深入人心，被奉為“以智慧與和平治國，而不以武力攻伐為榮”的偉大國王，法王波旁家族的成員也曾以Numa為名。在19世紀，Numa的形象獲得了一種特殊的政治含義：愛好和平的Numa與好戰的Romulus被用來影射路易十八與拿破侖。Fustel出生于正統派家庭（légitimiste）。其父以波旁家族的名字Numa為兒子命名，大約表達了該家庭親近波旁王朝，反對拿破侖·波拿巴的保守主義傾向。[2]

　　在西方人的著作中，凡提到這位學者時，一般不稱其全名，而是簡稱為Fustel de Coulanges，或者Fustel，極少數情況下也有只稱其家族姓氏Coulanges，或加前綴的De Coulanges的[3]。

　　目前所見的中文譯法“古郎治”（李玄伯）、“庫朗熱”（譚立鑄、吳雅凌）、“古朗士”（吳曉群）均出自其家族姓氏，與西方傳統的姓名稱呼法不大一致。

　　茲以為按Fustel de Coulanges譯出最佳（浮斯泰爾·德·庫朗熱）。但考慮到中文讀者的語言習慣，以及幾種中譯名在學術界已流傳多年，只能習非成是，不強求將作者本名Fustel（浮斯泰爾）譯出。本人傾向于遵循商務印書館頒布的《法國姓名翻譯手冊》，將Coulanges譯為“庫朗熱”。

二、版本問題

　　目前坊間的三個中譯本的根本區別在于：李玄伯和譚立鑄、吳雅凌的譯本出自法文原版，而吳曉群參考的是英文譯本（Willard Small譯《The Ancient City：A Study on the Religion，Laws，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只要對比兩種譯本的目錄，就會發現一些明顯的差別。例如，參考英譯本的，第三卷只有17章，而參考法文本的有18章；第二卷的第7章第6節，第10章第4節的標題也有所不同。問題就出在英譯本與目前所見的法文本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以下僅列舉目錄中所見差別，正文、注釋方面的出入更多，茲不一一列舉：

目錄不同之處	英譯本	法文本
第二卷第7章第6節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長子繼承權）	Antique indivision du patrimoine（古時家產不可分割）
第二卷第10章第4節	The family （Gens）was at first the only form of Society（起初家庭（氏族）是唯一的社會組織）	Extension de la famille, l’esclavage et la clientèle（家庭的擴大，奴隸和被保護人）
第三卷	共17章	共18章，增加內容為：XVI. Les confédérations; les colonies（聯盟；殖民）
索引	無	Table Analytique（索引表）

　　
英譯本與法文本不同的原因在于，英譯者Willard Small的譯本出版于1873年，之后被英語學術界不斷再版（吳曉群參考的是1980年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的重印本），并未根據法文修訂本而進行修正。然而，作者庫朗熱本人自該書出版后曾多次進行修改，而這些變化并未反映在目前所見的英譯本中。也就是說，英譯本并非一個完善的譯本，因為它不是根據作者的最終修訂本譯出的。奇怪的是，英語學術界至今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而國內的某些出版社和譯者似乎也不了解法文本的版本沿革，以及與英譯本的差異，輕率地依據英譯本重新譯出，結果這個“新”漢譯本所依據的底本，反而不如上個世紀30年代李玄伯譯本的新。

　　從某種程度上說，翻譯的質量首先取決于版本選擇。日本學者在這方面是比較謹慎的。20世紀20—40年代，庫朗熱的La Cité antique有三種日文譯本，均以法文最終修訂本為底本[4]。其中，田邊貞之助發現了英譯本的問題，同時指出法文版La Cité antique一書的各種版本在內容上存在差異，他在譯者序中特意說明譯著的底本應以作者的最終修訂本為準：

　　臺本にはアシェット版の第28版(1924年) をもちいた。原書は7版以前のものにはかなり相違があるらしく、それを臺本にした英訳本および鈴木錠之助氏の邦訳には、多少ちがう個所が散見される。しかし訳者は、書物の性質上、著者がわざわざ加筆訂正した新版によるのを妥當と考え、あえて舊版に拘泥しなかった。[5]

　　（本書采用的底本是Hachette版的第28版（1924年），這個版本與原書7版以前的舊版本差別較大，與以舊版為底本的英譯本和鈴木錠之助氏的日文譯本也有一些差別。然而，譯者認為，就書籍的性質而言，還是應當根據作者特意增補、修訂過的新版本為好，因此并不拘泥于舊版本。）

　　那么，庫朗熱究竟對該書做過幾次修訂呢？法國學者Fran?ois Hartog對庫朗熱的作品頗有研究，他隱約透露出了一點信息：

　　“《古代城邦》的第二版（1866）之后，書中引用的文獻更多了，增加了一個章節，許多段落被改寫，后來注釋也進一步調整（1879），但總體內容沒有什么大變化。”[6]

　　“……《古代城邦》第7版（Hachette, 1879）被修訂并有所增補。”[7]

　　這段話提到《古代城邦》至少出過兩個修訂本：1866年（第二版）修訂本與1879年（第7版）修訂本。不過，據筆者所見的《古代城邦》的幾個版本來看，除了Hartog提到的兩個修訂本以外，肯定還存在更多修訂本。僅以筆者所見的幾個版本為例，通過比較目錄的異同就可看出，作者至少做過4次修訂[8]。

有改動痕跡的目錄	1864年法文版	1866年法文版	1873年英譯本	1876年法文版	1883年法文版
第二卷第7章第6節	Le droit d’a?nesse（長子繼承權）	Le droit d’a?nesse（長子繼承權）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長子繼承權）	Antique indivision du patrimoine（古時家產不可分割）***	Antique indivision du patrimoine（古時家產不可分割）
第二卷第10章	共3節	共3節	共4節第4節標題：The Family(Gens) was at first the only form of Society（起初家庭（氏族）是唯一的社會組織）**	共4節第4節標題：La famille(gens) a été d’abord la seul form de société（起初家庭（氏族）是唯一的社會組織）	共4節第4節標題：Extension de la famille, l’esclavage et la clientèle（家庭的擴大；奴隸和被保護人）****
第三卷	共17章	共17章	共17章	共17章	共18章增加的內容：Les confédération ; les colonies（聯盟；殖民）****
第三卷第15章	Le droit des gens; la guerre; le traité de paix; l’alliance des dieux（氏族法；戰爭；媾和；諸神聯盟）	Relations entre les cités ; la guerre ; la paix ; l’alliance des dieux（城邦關系；戰爭；和平；諸神聯盟）*	Relations between the cities. War. Peace. The alliance of the gods（城邦關系；戰爭；和平；諸神聯盟）	Relations entre les cités ; la guerre ; la paix ; l’alliance des dieux（城邦關系；戰爭；和平；諸神聯盟）	Relations entre les cités ; la guerre ; la paix ; l’alliance des dieux（城邦關系；戰爭；和平；諸神聯盟）
索引	無	無	無	無	Tabe Analystique（索引表）****

　　1873年的英譯本很可能是根據1870-1873年間第3版或第4版法文修訂本翻譯的[9]。由于英譯本的目錄與法文的初版本（1864）和第2版（1866）的目錄都不相同，因此可知，在此之前庫朗熱至少對原書做過兩次修訂。

　　英譯本出版三年后，庫朗熱對《古代城邦》（1876）再次修改，從目錄可見有一處與英譯本明顯不同。但1876年的法文修訂本還不是終極本。因為，它與現行的法文本相比，不僅第三卷只有17章——缺少“聯盟與殖民地”一章，而且目錄之后缺少一個索引表（“TABLE ANALYSTIQUE”），這就說明，1876年之后，庫朗熱又出了新的修訂本，很可能就是，Hartog所說的1879年修訂本。遺憾的是，筆者未見到該版本，暫時無法確定該版本是否是最終修訂本。但據手頭掌握的1883年的一個版本來看，該版本與現行的法文本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此后該書再未被修改過。

　　為什么要弄清版本問題呢？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通過比較初版本與諸修訂本之間的異同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思想變化的理路。《古代城邦》一書出版后既受到了熱捧，也飽受爭議。庫朗熱是如何應對讀者和學術界的批評的？在該書出版后的10多年間，他對于古代城邦的認識有哪些修正和進一步發展？這些問題往往可以從作者在不同時期所留下的修訂痕跡中找到答案。

三、La Cité

　　《La Cité antique》書名中的cité一詞目前有三種中文譯法：或譯為社會，或譯為城邦，或譯為城市。

　　1930年代，李玄伯（宗侗）首次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但對書名的翻譯，并非直譯，而是根據他對全書主旨的理解，省略其副標題，將書名意會譯出——《古希臘羅馬社會研究》。無獨有偶，1970年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A.Momigliano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類似的見解[10]。

　　When one speaks of the ancient city (città) as of the society within which institutions functioned and ideas circulated, the first modern historian who comes to mind is Fustel de Coulanges.
　　（當人們談及古代城邦——這種制度與觀念在其間運行的社會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庫朗熱。）

　　那么，《La Cité antique》是否以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為研究對象呢？

　　庫朗熱在書中最后一章總結說：

　　Nous avons cherché à metre en lumière ce régime social des anciens…[11]
　　（我們旨在闡明這樣一種古代社會體制……）

　　Nous avons fait l’histoire d’une croyance. Elle s’établit: la société humaine se constitue. Elle se modifie: la société traverse une série de révolutions. Elle dispara?t: la société change de face.Telle a été la loi des temps antiques.[12]
　　（我們對一種信仰的歷史做了考察。它確立時，人類社會形成。它改變時，社會經歷了一系列革命。它消失時，社會也改頭換面。這就是上古時代的法則。）

　　可見該書研究的正是古希臘羅馬的社會制度，闡釋的是古代宗教信仰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因此，李玄伯將書名意譯為《古希臘羅馬社會研究》是合情合理的。

　　2006年，坊間又相繼推出兩種新的中譯本，一本名為《古代城邦》（譚立鑄、吳雅凌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一本名為《古代城市》（吳曉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Cité一詞究竟應該譯為“城市”呢？還是譯為“城邦”？

　　持“城市”論的譯者（吳曉群）的理由主要有二：

　　其一，譯者稱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在書中反復強調的是“‘城市’這一人類集合體的宗教功能，而非現代學術中‘城邦’的政治、經濟或軍事的功能”[13]；并且以為，“在古朗士的話語中，‘城市’一詞重在其精神含義，而非實在的地理或國家概念。”[14]

　　其二，譯者通過英譯本轉譯，而英譯本書名是The Ancient City。故而，譯者認為有理由譯為《古代城市》，因為“在英語學術界，凡提及此書時，學者們所使用的都是city（城市）一詞，而不是city-state（城市國家）或polis（城邦）。”[15]

　　這兩點都不能作為該書應譯為“古代城市”的合適理由。盡管，cité確有“城市”的意思，但在庫朗熱筆下，cité特指一種比家庭、胞族、部落更大的古代希臘羅馬的社會組織。

　　Plusieurs familles ont formé la phratrie, plusieurs phratries la tribu, plusieurs tribus la cité.
　　（許多家庭組成胞族，許多胞族組成部落，許多部落組成cité。）[16]

　　把cité這種社會組織譯為“城市”是否合適呢？我們看到，庫朗熱在書中還使用了另一個表示“城市”的詞ville，至于cité和ville的區別，庫朗熱做了非常明確的詞義辨析：

　　Cité et ville（中譯者參考1873年英譯本作civitas和urbs） n’étaient pas des mots synonymes chez les anciens. La cité était l’association religieuse et politique des familles et des tribus ; la ville était le lieu de réunion, le domicile et surtout le sanctuaire de cette association.[17]
　　（cité與ville在古人那里并非同義詞。cité是家庭與部落的宗教、政治聯合體；ville則是集會的場所，是該聯合體的居住地和宗教圣地。）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情況并非如中譯者所說——庫朗熱的Cité是只具有宗教功能，而非政治功能的集合體，相反，庫朗熱明確將Cité界定一種“家庭與部落的宗教與政治聯合體”，這哪里是什么“只重精神含義”的概念，它恰恰是“實在的地理和國家概念”。具體來說，La Cité antique指的就是在第三卷、第四卷中專門加以討論的雅典、斯巴達和羅馬等古代國家，這完全符合現代學術語境中“城邦”的含義。因此，我們認為，庫朗熱所說的cité相當于政治學意義上的“城邦”（city-state），而ville則代表空間意義上的“城市”。

　　其次，英語學術界至今沿用The ancient city書名，而未改為The ancient city-state，原因在于，自1873年Willard Smith翻譯之后，再也沒有被重譯過。將法文的cité轉寫為英文的city體現了印歐語系內部諸語種之間互譯的便利性，無論是否準確表達了作者的微言大義，從翻譯學的角度說都是合乎慣例的。然而，倘若將法文書名移譯為非印歐語，尤其是采用圖形文字的漢字，不可能找到詞形相似的對應詞，則必須從詞意理解基礎上尋找對應詞。那么，庫朗熱所說的La Cité antique與英語學術界所說的The ancient city究竟應理解為“古代城市”，還是“古代城邦”呢？

　　自1864年La Cité antique出版后，此后半個世紀之內，該書先后被譯成多國語言，基本情況如下：

1864	法	La cité antique
1873	英	The ancient city
1907	德	Der antike Staat
1924	意	La città antica
1941	葡	A cidade antiga
1947	西	La ciudad antigua
1930年代	中	古希臘羅馬社會研究
2006	中	古代城邦/古代城市
1923	日	希臘羅馬史論（古代市邦論）
1944	日	古代都市
……	……	……

　　值得注意的是，德文版書名為Der antike Staat（《古代國家》），而不再是意思含混的Der antike Stadt（《古代城市》）。這其實反映出了不同語系之間如何轉譯的問題。

　　屬于同一語系中的語言只須尋找同源詞即可實現對譯。故而與法語同屬羅曼語系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因循詞形對譯的原則處理書名翻譯問題。但不同語系之間，如果找不到對應的同源詞的話，則只能從同義詞中尋找，這就首先需要進行一番詮釋，確定其詞義之后，再配以對應詞。德語屬于日耳曼語系，與羅曼語的法文詞形相差較大，故而德文譯者可以不考慮詞形問題，徑直將cité翻譯為Staat（國家），這也說明，在德國學術界，學者們認為庫朗熱在這里研究的就是古代希臘、羅馬國家。

　　不過，即便是英語學術界，學者在使用city一詞時，心中所思之物仍然是city-state，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

　　首先來看，“城邦”（city-state）一詞是怎么產生的。英國著名古代史學者M.I.Finley指出，“City-state”一詞是從德文Stadtstaat演化而來的，而德文Stadtstaat則專門指代古希臘的polis，——這大約是英語學術界的共識，盡管他對Stadtstaat一詞何時產生不甚了然：

　　The phrase ‘city-state’ which I just used with reference to Aristotle is an English convention in rendering the Greek word polis. This convention, like its German equivalent, Stadtstaat, was designed (I do not know when or by whom) to get around a terminological confusion in ancient Greek…[18]
　　（我剛才提及亞里士多德時所說的“城邦”這個詞組是一個用來指代希臘語polis的英文譯名。該譯名同德文對應詞Stadtstaat一樣，都是用來專指一個易混淆的古希臘術語的（我不知道該詞是何時，由何人發明的）。

　　荷蘭學者Morgens Herman Hanson的考證比較清楚地說明了City-state一詞在歐洲學術界的流傳過程。他說：

　　The English term ‘city-state’ was probably coined in 1885 as a rendering of the German term Stadtstaa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J.Bluntschli, Allgemeine Staatslehre, 6th edn.(Berlin, 1886), 63= Theory of the state (London, 1885), 60. The German term Stadtstaat was probably coined in 1842 as a rendering of the Danish term Bystat (by=town; cf. Derb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into German of J.N.Madvig, Blik pa°Oldtidens Statsforfatninger med Hensyn til Monarkiet og en omfattende Statsorganisme (copenhagen, 1840)=Blicke auf die Staatsverfassung des Altertums, mit Rücksicht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Monarchie und eines umfassender Staatsorganismus,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Statistik, kunde der Verwaltung und Landesrechte der Heryogthümer Schleswig Holstein und Lauenburg (Kiel, 1842),42.The French term cité-état and the Italian term città-stato are both derived from Stadstaat and/or city-state, and neither is attested earlier than the 20th century ( Hansen(1998)15-16). The terms Bystat and Stadtstaat were first applied to Rom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only later transferred to descriptions of, primarily,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and the medieval Italian città. It was only from c.1950, in consequence of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urbanism as a global phenomenon, that the concept of city-state, Stadtstaat, etc. has spread to Mesoamerican, African and Asian civilization ( 30 CSC: 604 with nn.32-4).[19]
　　（英文city-state一詞很可能產生于1885年，與J.布倫特施利的《國家理論》一書被翻譯成英文有關，city-state就是由德文Stadtstaat轉譯而來的。德文Stadtstaat很可能產生于1842年，與J.N.Madvig的《古代國家憲政概覽：兼論君主制及各種國家機構的發展》一書被翻譯成德文有關，德文Stadtstaat就是由丹麥文Bystat轉譯而來的。法文cité-état和意大利文città-stato都是從Stadtstaat或city-state衍生的，都不早于20世紀。Bystat和Stadtstaat最初被用來指羅馬共和時期，后來才轉而專門描述古希臘polis和中世紀意大利的城市國家。大約自1950年代開始，把城市文明視為普遍現象的新認識導致城邦的概念被推廣到了中部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和亞洲文明中。)

　　原來，“城邦”這一概念最早產生于丹麥（1840），隨后傳入德國（1842），再輾轉被譯成英文（1885），進入20世紀之后，才又衍生出法文的cité-état，意大利文的città-stato。相應地，中文的“城邦”（或“城市國家”）、 日文的“都市國家” （或“市邦”），也由此而來。也就是說，庫朗熱著La cité antique（1864）時，以及英譯者Willard Smith翻譯此書時（1873），cité-état和city-state尚未被發明出來，所以不能強求他們使用“城邦”這一后來才有的概念。他們只能像亞里士多德用polis一樣，用cité，city來指代古代希臘羅馬“國家”。

　　德文譯本出版于1907，而Stadtstaat一詞至少在1842年已出現。德文譯者為什么采用Staat，而不用Stadtstaat呢？這種情況只能說明，直到20世紀初期，“城邦”在歐洲學術話語系統中還是個新鮮詞匯，尚未得到普及。

　　在cité-état和city-state產生及推廣之前，cité和city像古希臘語polis一樣，具有多重含義。正如Finley所說，狹義的Polis指的是“城市”（town），廣義的polis即“城邦”（city-state）。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的主題就是城邦，而不是城市，這也是目前德語、英語學術界為何一致將Polis譯為“城邦”（Stadtstaat，city-state），而不是“城市”的理由。Finley批評說，亞里士多得在《政治學》中數百次談及polis，都不會使希臘讀者誤解為狹義的城市，現代學者卻反而常常弄混淆。

　　…the word polis was employed in antiquity for both “town” in the narrow sense and “city-state” in the political sense. When Aristotle examined the right conditions for sitting a town, he wrote polis, the word he used hundreds of times in the politics for his main subject, which was the city-state, not the town. He had no reason to fear that his readers would be led astray, as modern historians allow themselves to be.[20]
　　（polis這個詞在古代既有狹義的“城鎮”之意，也有政治學意義上的“城邦”之意。當亞里士多德考察城鎮的設置時，他寫下polis一詞。這個用于表達《政治學》一書中的研究對象，數百次地在書中出現的詞語就是城邦，而不是城市。他沒有理由擔心他的讀者會像現代歷史學家那樣發生誤解。）

　　同樣，庫朗熱所說的La Cité antique也有廣義、狹義之分，但主要指“國家”意義上的共同體。Finley特別提醒讀者不要把這個詞的含義弄混淆：

　　Now the first, and for our purposes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be said of La cité antique is that its subject is the city-state, not the town.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ve not adopted the “city-state” conception, so that cité (or città), like polis, can mean either ville, an urban centre, or , in the words of the dictionary of the Académie, “La Constitiution de l’état.” Fustel clearly did not mean, or concern himself with ville. His subject was the origin of private property,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nd the “revolutions” within the ancient state…[21]
　　首先要說明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古代城邦》的研究對象是城邦，而不是城市。法國人和意大利人不采用“城邦”這一概念，那是因為cité (或città)，像polis一樣，既有城市，市政中心之意，也可根據《法蘭西學院法語大詞典》的解釋，意味著“國家政體”。庫朗熱明明不是在說城市，他所關注的也不是城市。他的研究對象是私有制、國家的起源，是古代國家的“變革”……

　　可見，以Finley為代表的英語學術界及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La Cité antique即《古代城邦》，非《古代城市》。然而，當“城邦”（或“城市國家”、“市邦”、“都市國家”）這一學術概念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之后，仍有譯者將La Cité譯作容易引起誤解的“城市”或“都市”，這就不太妥當。不獨中譯本（吳曉群譯，2006）存在這個問題，日譯本亦然。早在1923年，慶應義塾大學的西洋古代史學者鈴木錠之助翻譯La Cité antique時就曾聲明，此書比較專業的譯法應為《古代市邦論》，只是為了便于讀者理解，他才譯為比較通俗的《希臘羅馬史論》[22]。 “市邦”一詞今已湮沒無聞。在日本學術界，一般稱city-state為“都市國家”。但1944年，早稻田大學的法語教授田邊貞之助仍把La Cité antique譯為《古代都市》，而沒用“都市國家”這一概念[23]。外語系出身的田邊貞之助對cité一詞的理解顯然不如專攻希臘、羅馬史的鈴木錠之助準確[24]。

　　我們也許會進一步追問：既然La Cité antique以古希臘羅馬國家或社會為研究對象，為什么庫朗熱不直接用“古代國家”（L’état ancienne）或者“古代社會”（La société ancienne）作為書名呢？

　　我們知道，這本書脫胎于庫朗熱1862-1863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的課程講義《論古代的家庭與國家》（De la famille et de L’état chez les Anciens ）[25]，從講義到書稿，標題發生了變化，大約是出于修辭學方面的考慮。La Cité antique這個題目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柏拉圖的《理想國》（Politeia），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kon），以及西塞羅的《論國家》（De re publica）。這幾部傳世經典都以探討社會、國家、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演變為核心，并且書名中隱含古希臘國家形態Poli~和古羅馬國家形態res publica。庫朗熱則把古希臘和羅馬的國家形態（或社會形態）一并概括為La Cité，并以此作為書名，從而使這本書的標題與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西塞羅的《論國家》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書名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學術取向。如果把這問題放在當時的學術背景下看，就會發現“像這樣把希臘與羅馬放在一起，提出‘城邦’問題，是個大膽的舉動”[26]。因為在當時的古史研究者眼里，希臘與羅馬無論政治體制、文化類型，還是發展道路都很不相同：希臘的Polis國家以民主政體著稱，而羅馬的Republica國家以貴族共和政體聞名；希臘人在文學、藝術方面多有創造，羅馬人則精于軍事、法律和管理；羅馬建立了統一的帝國，希臘則一直處于城邦林立的分裂局面等等。庫郎熱卻將二者都納入La Cité antique體系中一概而論，頗有點別出心裁。他不是單純撰寫一部拘泥于細節和簡單比較的希臘、羅馬城邦的歷史，而是要總結、概括印歐民族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

　　庫朗熱通過《古代城邦》一書提出了一個新的學術概念“La Cité antique”，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城邦研究。他留下的這個觀念遺產在20世紀得到了繼承和發展，研究成果層出不窮[27]。從此，希臘羅馬世界被視為一個城邦（city）的世界[28]。

四、Le Culte

　　《古代城邦》一書的副標題（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中第一個主題詞Le culte。庫朗熱為什么選擇Culte，而不是Croyance或Religion呢？Croyance和Religion在書中隨處可見，使用率并不低于Culte。根據庫朗熱自己的說法，我們幾乎可以把這部書理解為關于古代信仰或古代宗教的研究。

　　“論欲認識古代的制度必須考察遠古時期的宗教信仰”[29]。

　　“我們對一種信仰的歷史做了考察……”[30]

　　“要了解政治的基本原則和規則當時發生了哪些改變，就必須回想古代社會是建立在一種古老宗教的基礎上……。這種宗教產生了法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宗教為人類確立政府，為家庭確立家父；為城邦確立國王和官員。所有這一切都出自宗教……。宗教、法律和政府融為一體，是同一個事物的三個不同方面。”[31]

　　據此，書名的副標題似乎也可以是“關于古代宗教（或信仰）、法律和政府的研究”（étude sur la religion( la croyance), la lois, le government de la Grèce et de Rome）。

　　那么，為什么偏偏是Culte這個詞呢？下面談談自己的認識。

　　首先看為什么不用Croyance。這是因為，庫朗熱研究的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而是沒有文獻依據可查的遙遠的古代的宗教信仰。對于這種無法直接描述的“消失的信仰”，他所采取的方法是通過考察希臘羅馬時期的宗教禮儀（Culte），間接揭示其背后所蘊涵的更為古老的宗教信仰——死者崇拜、圣火崇拜等。

　　由于我們在希臘羅馬興盛時代所發現的制度和信仰僅僅是從那些更古老的時代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從悠遠的古代尋根溯源。……

　　但是，有沒有認識遠古歷史的希望呢？誰能告訴我們，公元前10至15世紀之遙的人們在想些什么？我們能否重新發現如此不可琢磨且轉瞬即失的信仰和觀念？……

　　西塞羅同時代的人在獻祭，葬禮和婚禮慶典上皆舉行儀式；這些儀式要比他們所處的時代古老得多，這就證明了儀式為什么與他們的宗教信仰不符。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他們所遵循的儀式，或者考察他們所念誦的咒語，我們就會發現15或20個世紀以前人們的信仰痕跡。[32]

　　庫朗熱以Culte作為書名的副標題之一更能突出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這種視角早在他的博士論文《維斯塔圣火崇拜對古代公、私制度有何意義？》（Quid Vestae cultus in institutis veterum privatis publicisque valuerit？）中已經顯現，后來這種以宗教儀式為核心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為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其次談Religion這個詞。庫朗熱在撰寫《古代城邦》一書的過程中也曾參考過幾本以古代宗教為主題的專著，例如J.D.Guigniaut的《古代宗教》（Religions de l’antiquité，1852）和J.A.Maury的《古希臘宗教史》（Histoire de religions de la Grèce antique，1857）[33]。不過，庫朗熱的研究別具特色，他的研究對象不是古希臘、羅馬的神祇和神話傳說，也不是對這類古代宗教崇拜做直觀描述，而是以死者崇拜和圣火崇拜為核心由此延伸出的 “家庭宗教”和“城邦宗教”，并考察建立在這種宗教基礎上的古代社會，以及各種權利與制度。庫朗熱在書中強調說，這種古代宗教不同于后世宗教，它不是通過教義，而是通過一些蘊含宗教觀念的習俗和禮儀體現出來的，其根本特征是其獨立性與多樣性，沒有一神觀念，“各家自有其獨特的儀式、獨特的聚餐、祝禱辭與圣歌”。也許是為了與同時代的古代宗教研究相區別，或者是為了避免被讀者誤解的緣故，庫朗熱才不用Religion一詞。

　　再談culte一詞的翻譯問題。英譯本譯為religion，其他語種皆按同源詞譯出，例如德文本譯為Kult，意大利文本譯為culto，西班牙文本譯為culto等。中譯本譯作“祭祀”（譚立鑄、吳雅凌），或“宗教”（吳曉群）。李玄伯雖未將《古代城邦》一書的副標題譯出，但對于書中章節標題中出現的culte，他譯作“崇祀”[34]或“祭祀”[35]。

　　究竟該如何理解庫朗熱所說的culte？通覽全書可知，庫朗熱研究的culte具體指的是[36]：死者崇拜（le culte des morts）、圣火崇拜（le culte du foyer）、英雄祖先崇拜（le culte des héros indigètes）和建邦始祖崇拜（le culte du fondateur）。這里的Culte指舉行祈禱、獻祭等各種儀式行為[37]。前賢將Culte譯為“祭儀” （鈴木善之助[38]）、“崇祀” （李玄伯）、“祭祀” （譚立鑄、吳凌雅）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將Culte譯為“宗教”（Religion）是否貼切呢？

　　我們發現，在庫朗熱的筆下，Culte一詞的確可以用Religion代替。例如，在1864年10月25日致M.Perrot的信中，庫朗熱把他發現的死者崇拜與圣火崇拜稱為“兩種宗教”（deux religions）：

　　Tu peux croire combien j’ai été surpris moi-même, lorsquén regardant de près à la religion de anciens, j’ai vu (ou du moins cru voir) deux religions, et non pas une.[39]
　　（當我考察古代宗教時，我看到的是兩種宗教而不是一種，你知道我有多么驚奇嗎？）

　　在《古代城邦》一書中，存在“死者崇拜”（le culte des morts）與“死者的宗教”（religion des morts）兩種表述。

　　Ainsi s’établit toute une religion de la mort[40]
　　（如此就形成了一種與死者有關的宗教）

　　Cette religion des morts para?t être la plus ancienne qu’il y ait eu dans cette race d’hommes.[41]
（這種關于死者的宗教看來是該種族最古老的信仰。）

　　同樣，也存在“圣火崇拜”（le culte du feu sacré）和“圣火宗教”（La religion du feu sacré）兩種說法：[42]

　　Ce feu était quelque chose de divin; on l’adorait, on lui rendait un véritable culte.[43]
　　（這火是神圣的。人們愛慕它，真心誠意地祭祀它。）

　　Ce culte du feu sacré n’appartenait pas exclusivement aux popula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l’Italie.[44]
　　（圣火崇拜絕不僅僅限于希臘和意大利民族。）

　　La religion du feu sacré date donc de de l’époque fort reculée…[45]
　　（圣火宗教發端于遠古蒙昧時代）

　　除了“死者宗教”、“圣火宗教”之說以外，還有“家庭宗教”（La religion domestique）和“城邦宗教”（La religion de la cité）的提法。第二卷“家庭”（La famille）中的“家庭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圣火崇拜，還延伸出“婚禮”、“葬禮”這類“神圣的儀式”。第三卷“城邦”（La cité）中的“城邦宗教”（La religion de la cité）包含建城者崇拜、公餐儀式、宗教節慶、全民滌罪祭、議會選舉時占卜、抽簽選舉、出征、凱旋時的占卜、獻祭、建立聯盟、殖民地時舉行的儀式等。這種宗教不以教義、圣經為核心，而是由各種宗教禮儀（culte）構成和維系的。

　　英文版和和日文版[46]譯者田邊貞之助將《古代城邦》副標題中的culte譯為“宗教”雖然無可厚非，但未能很好地傳達出作者寓于其中的微言大義，即通過考察后世的宗教禮儀來揭示古代信仰的研究方法。相比而言，將Culte譯為“祭祀”、“崇祀”或“祭儀”則更接近作者的意圖。

　　Culte的這種含義不僅使人聯想到中國先秦時期的“禮”。 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宗教與社會》一文中談到，他發現在古代中國，祖先崇拜之類的古代宗教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但先秦思想家幾乎不用“宗教”這個字眼，而多用“禮”字稱之。

　　據許慎《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段玉裁注曰：“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故禮字從示。豊者，行禮之器。”[47]。大意為，“禮”就是舉行宗教活動，以侍奉神靈，求神降福。“禮”字由兩部分組成，其左邊的“示”表示這個字與宗教活動有關，其右邊的“豊”為象形字，描摹一種盛放著祭品的禮器。可見，“禮”原意為祭祀之禮，引申為社交之禮俗、禮節、禮貌等。同樣，culte也由“宗教祭祀”衍生為“文化”（culture）。“禮”可算是culte的對應物。正如，拉德克里夫—布朗所說，“我們可以把‘禮’ 字譯作‘宗教禮儀’ （ritual）”[48]。同樣，我們也不妨把庫朗熱的這部書副標題中的culte理解為“宗教禮儀”。

注釋：

[1]吳曉群譯：《古代城市：希臘羅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譚立鑄、吳雅凌譯：《古代城邦：古希臘羅馬祭祀、權利和政制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2] Bertrand Hemmerdinger, Fustel de Coulanges et la Lutte des Classes, à Athenes et à Paris, Belfagor, XXXIV,5,1979, p. 551. “la famille de Fustel de Coulanges était légistimiste, puisqu’elle l’avait prénommé Numa, et que Numa était un prénom bourboniste…Au XIXe siècle, c’était une épigramme contre Buonaparte. En d’autres termes: plut?t Numa Pompilius que Romulus, plut?t Louis XVIII que Napoléon.”

[3] 例如在一篇英文評論中，作者在標題中稱之為Coulanges，在文章中或稱Fustel de Coulanges先生，或稱De Coulanges先生。參見Coulanges’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Franc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20:2(1875) pp.455-460.

[4] La Cité antique一書的日譯本包括：鈴木錠之助的《希臘羅馬史論》（東京：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3），該譯本省略了原著中大量注釋和索引；中川善之助的節譯本《古代家族》（京都：弘文堂1927）；田邊貞之助的《古代都市》（東京：白水社，1944）。

[5] フュステル·ド·クーランジュ著、田邊貞之助訳：《古代都市》，東京：白水社1961重印本，第13頁。

[6]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aris : Champs Flammarion 1984, préface XII

[7] Fran?ois Hartog, Le XIXe Siècle et l’histoire: 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 : édition du Seuil 2001, p.420

[8] *為歷次改動的痕跡。

[9] 據第1版（1864）、第2版（1866）、第3版（1870）、第5版（1874）推測。

[10] Arnaldo Momigliano, The Ancient City of Fustel de Coulanges,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ed. G.W.Bowersock and T.J.Cornell, Univ.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162

[11]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57

[12]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p.464

[13] 吳曉群譯：《古代城市：希臘羅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頁。

[14] 同上書，第14頁。

[15] 同上書，第14頁。

[16] Fustel de Coulanges，La cité antique, p.143.

[17]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151

[18] M.I.Finley, 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9, No.3. (Jul. 1977), p.306

[19] Mogens Herman Hansen, Po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147-148.

[20] M.I.Finley, 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9, No.3. (Jul. 1977), p.306

[21] M.I.Finley, 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9, No.3. (Jul. 1977), p.311.

[22] 鈴木錠之助訳：『希臘羅馬史論』，國民図書株式會社1923年版、第3頁“邦訳の辭”：“此書、題して『古代市邦論』といふも別に、『希臘羅馬の祭儀、法律、制度の研究』の小題あるにより、『希臘羅馬史論』と名づけたのである。翻訳は、つとめて原意に忠実ならんと欲したるも、時にその意味を敷衍して易解に便ならしめた。”（本書標題為《古代市邦論》，但此譯本根據小標題《希臘羅馬的祭儀、法律、制度之研究》取名為《希臘羅馬史論》。翻譯本應絕對忠實于原意，但有時為了便于理解只得敷衍其意）。

[23] 田辺貞之助訳：《古代都市》，東京：白水社1944。

[24] 鈴木錠之助于1916年畢業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為慶應義塾大學專門部歷史學講師，專攻西洋古代史（希臘史、羅馬史）；田辺貞之助1928年畢業于東京大學外文系，為早稻田大學法語教授。

[25]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Annexes, p.465-474.

[26]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réface, p.14.

[27] 例如，G.Glotz, La cité grecque(1928); G.Busolt & H.Swoboda, Griechische Staatskunde (1920-1926); V.Ehrenberg, Der Staat der Griechen (1965); M.Hammodn, 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1972); S.C. Humphrey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cient city,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1974; E.Ch.Welskopf, Hellenische Poleis(1974); Architekurreferat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 Die antike Staat und ihre Teilbereiche (1974).

[28] 例如，英國歷史學家Finley說：“希臘羅馬世界……乃是一個城邦的世界”（The Graeco-Roman world …was a world of cities.），見The ancient city: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9, no.3(July,1977), p.305

[29]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1

[30]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64

[31]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57

[32]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4-5

[33] Fran?ois Hartog, Le XIX siècle et l’histoire: 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 éditions du Seuil 2001.p.34.

[34] 卷一，第二章“死人的崇祀”（Le culte des morts）

[35] 卷三，第五章“建城人的祭祀”（Le culte du fondateur）

[36] 據作者所做索引條目。Fustel de Coulanges，La cité antique, “table analytique”，p.484.。

[37] 據《拉魯斯法漢雙解詞典》（Larousse Dictionaire de la Langue Fran?aise avec Explications Bilingues）：“Culte，Hommage rendu à Dieu, à une divinité, à un saint, etc. （對上帝、神、圣人）的崇拜”，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第492頁

[38] 鈴木錠之助在譯者前言中把該書的小標題譯為“《希臘羅馬的祭儀、法律、制度之研究》”。參見：《希臘羅馬史論》，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3，第3頁。

[39] Paul Guiraud, 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96, p.3 note 2.

[40]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15.

[41]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0.

[42] 此章標題僅見“圣火”（Le feu sacré）二字，但其實與前一章“死者崇拜”呼應，其中暗含culte一詞，實為“圣火崇拜”（Le culte du feu sacré）。

[43]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2.

[44]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5.

[45]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é antique, p.26.

[46] 參見《古代都市：ギリシア·ローマに於ける宗教?法律?制度の研究》，田邊貞之助譯，東京：白水社，1944年。

[47] 《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2頁。

[48] A.R.Radcliffe-Brown, Religion and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75, No.1/2 (1945), p.35： “we may therefore appropriately translate li as ‘ri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