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楚竹書《周易·頤卦》“融”字及相關的幾個字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臺灣彰化　50007）

　　摘　要：楚簡“融”字以往多分析為從“蟲（蟲）”聲，筆者曾主張聲符應從“毓”。今由《新蔡》簡“融”及新出老簋“池”字的“也”旁可以證明楚竹書《周易·頤卦》“融”字所從的「口」形并非飾符，而是“子”字頭部圈形替換為“口”形，從而可以說明楚簡的“融”字應分析為從“毓”聲。同時《說文》籀文“融”所從的“蟲”旁應是一種訛變的寫法，并非原貌。另外，楚簡“鬻”字亦應分析為從“毓”聲。

　　關鍵詞：融；鬻；楚竹書；周易；老簋

　　劉樂賢先生曾撰文指出：“在楚文字中從雙‘蟲’得聲之字的字形分析方面，目前存在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雙‘蟲’是三‘蟲’即‘蟲’之省，另一種則認為雙‘蟲’是由甲骨文‘毓’的右部演變而來。我們認為，除‘流’字以外，其余從雙‘蟲’得聲之字仍以前一種分析較為合適。本文對、的討論，也可以說是為此說提供了新的支持。”[1]劉先生文中列的后一種說法所加的注腳是筆者的文章。[2]筆者文中以為：楚簡“鬻”、“融”二字應分析為從“（毓）”得聲。最近看到《上博文字編》在“融”字條下也注解指出：“按：‘’為‘’之變形音化。此字雙聲符，楚‘祝融氏’之‘融’。”[3]又說：“右側偏旁‘’、‘’ 等，皆‘’之訛變。”[4]與筆者看法相同。今在舊說的基礎上再補充新的材料論說“融”、“鬻”二字構形：

　　楚簡“融”字一般作：

　　（《新蔡》甲三188、197）、（《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簡7）

　　當時之所以認為“融”字應分析為從“（毓）”得聲，主要是因為右旁也寫作“”，如：

　　（《新蔡》乙一：22）（《新蔡》乙一：24）（《新蔡》零：288）

　　這種寫法見于“” ，而與“”顯有不同。何琳儀、劉釗、李天虹、曾憲通等先生以為“”是由甲骨文“毓”右旁所從倒子之形演變而來，演變過程如下：[5]

　　（《甲》1760，“毓”所從）ú（毓且丁卣，“毓”所從）ú（中山王壺，“流”所從）ú（《性情論》19，“流”所從）ú（《性自命出》31，“流”所從）

　　看得出來，“”象倒“子”，所從的圓圈是倒子的頭部，其下為“羊水”。而圓圈脫離倒子，移位在旁，乃至脫落，就剩下上下兩個“蟲”形相疊了。[6]換言之，“”可以省“○”作“”形 。反過來說，“”卻不能作形。這種現象也見于楚先鬻熊之“鬻”作[7]：

　　（《望山》1.121）（《包山》217）（《新蔡》甲三：188、197）

　　也應該理解為從“（毓）”聲。“鬻”、 “毓”二字古音同為余紐覺部，通假自無問題。[8]郭永秉先生也指出：“我們知道，文獻中的‘鬻熊’在楚簡中就經常寫作‘熊’（‘’有時也寫作‘’，從‘示’可能是要突出其為受祭先祖之義），‘’其實就是從‘毓’字演變而來。‘毓’、‘鬻’古音相同，都是余母覺部字，在表示生育的意義上，二字通用無別。……筆者懷疑‘熊’之‘（毓，鬻）’有可能與殷墟甲骨文的‘毓’字相似，也可以讀為‘戚’。”[9]陳劍先生亦贊同“鬻”從“毓”得聲，并舉出楚金文「曾毓朱姬簠」“毓”或作：

　　、（《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183頁圖一七五：1、圖一七五：2），

　　正是由“毓”變為“”之中間環節。[10]學者將楚簡“鬻” 、“融”釋為從“蟲”（定紐東部）聲，聲音自無問題，但是還是不及與“毓”的聲音密切。“融”，余紐冬部；“（毓）”，余紐覺部，二者雙聲，韻部陽入對轉。況且字形上只能解釋為“原來的‘’形也會增益圓圈而變成帶圈的的‘’符。”[11]也就是將這些“”形體都解釋為增添飾符“○”，這在數量上不太合理，況且飾符添加的位置也很少見。當然從西周中期鐘的“/融”作、；邾公鐘的“”作來看，“融”字似乎從“蟲”。但從楚簡的書寫情形來看，分析為從“（毓）”在構形上還是合理的。

　　以此觀點，再看《上博三·周易》簡25頤卦：“六四：顛頤，吉，虎視融＝（眈眈），?（其）猷攸＝（逐逐），亡咎。”的“融”作：

　　整理者注釋說：“‘’，疑‘蜳’字，與‘眈’音近。”[12]孟蓬生先生認為：“此字實即字，從，（蟲之省）聲。右上之口當為附加的裝飾符號。”[13]

　　謹按：一般將楚簡的“融”字隸作“”，其左旁由字形來看是合理的。所以《周易》該字字形左旁不應隸作“”，而仍應隸作“”。這種“”旁如同曾侯乙鐘的“”作，裘錫圭、李家浩先生釋為“墉”。[14]何琳儀先生分析說是墉或郭之初文。[15]《楚文字編》亦同時歸于“郭”下與“墉”下。[16]又如《上博（一）·孔子詩論》28“墻”作、《郭店·語叢四》2“墻”作，季師旭升已指出字應分析為從“”（郭、墉）丬聲。[17]《上博（五）·三德》19“勿增”，季師旭升讀作“墻勿增”。[18]《上博（四）·曹沫之陣》18“城”，無疑應讀作“城‘郭’”[19]，而非“城‘敦’”。[20]相似寫法亦見于“厚”字偏旁，如（《孔子詩論》15）、（《郭店·語叢一》7），馮勝君先生指出形體下部所從就是“”字，可參看哀成叔鼎（《集成》2782號）字所從“”（墉）旁。[21]而從“”可以理解為《上博文字編》所說的“此字雙聲符”。聞一多先生曾引《山海經·東山經》“（獨山）其中多，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認為邾公鐘的“陸”和文獻中的“祝融”，就是《山海經》的“”。《鄭語》的“光照四海”與《東山經》“出入有光”合，火正與“見則其邑大旱”合。[22]郭永秉先生認為聞氏之說應屬可信，可見祝融的得名應該和“光照”的關系密切。[23]而由聞氏所說的“祝融”異文，亦可見“融”、
“庸”的確音近可通。

　　其次，字形右旁孟蓬生先生以為是飾符，筆者上引文以為應分析為從“（毓）”得聲，不過所從的“○”旁誤寫成“口”形。[24]今案：1995年新出老簋銘文曰：“漁于大△”，“△”字作：

　　張光裕先生隸定作“”，將字形左下的偏旁釋為“號”，解釋說：“形，其上實從‘口’，下半仍像兩手上張之形，與‘子’之分別，僅‘Ｏ’、‘口’之異，倘‘口’乃強調‘子’之張口號叫，則正可以解釋該字構形之原意。”[25]李家浩先生則認為字應釋為“也”。并指出：“也”的初文象“子張口啼號之形，疑是字的象形初文”，并說“因為早期寫法的‘也’字與‘子’形近，為了避免混淆，故把‘也’的兩臂筆劃省去，以便區別。”并將“△”字讀為“池”。[26]體會其意，寫作從“口”的子形也是有可能的，否則便不會與“也”有形混的可能。根據此觀點，筆者懷疑《上博三·周易》簡25“融”字只是將“”旁的倒子頭部“Ｏ”形寫作“口”旁，或是說它所繼承的根本就是寫作“口”形的“子”，之后再位置移動，便成為形。換言之，《周易》“融”的寫法正好可以證明應該分析為從“（毓）”聲，而不從“（蟲）”聲。所以《周易》字應該隸定作“”。[27]

　　此外，《郭店·老子甲》簡21：“又（有）（狀）成，先天（地）生。”整理者認為（蟲）是“”之訛，“”即昆蟲之“昆”的本字，簡文中用為“混”。[28]劉釗先生認為此字“可看作‘’字的繁體，字可讀為‘混’。”[29]楊澤生先生則認為：“但‘蟲’為‘昆’的錯字只能是一種可能。我們懷疑簡文‘蟲’應讀作‘融’。《說文》‘融’字籀文從‘鬲’‘蟲’聲，‘融’是個從‘蟲’省聲的字，因此‘蟲’和‘融’相通是沒問題的。……讀作‘融’，熱氣蒸騰之狀態，與‘混’意思相去不大。”[30]這樣是否會構成筆者上述說法的反證呢？所幸相同用法的“蟲”亦見于《上博五·三德》簡14，簡文曰：“天（災）＝”，字形可以隸定作“”。范常喜先生指出：“‘’字右部從三‘蟲’， ‘蟲’亦見于《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簡21：‘又（有）（狀）蟲〈〉（混）成，先天（地）生。’整理者認為‘蟲’是‘’之訛，‘’即昆蟲之‘昆’的本字，簡文中用為‘混’。‘’從‘蟲’得聲，所以我們認為亦當讀作‘混’。‘混混’一詞文獻較為多見，亦作‘渾渾’。用來表示水奔流不絕的樣子，亦用于其它事物的連續不斷。”[31]此說正確可從，亦可反證上引《老子》仍應從帛書本、傳世本讀作“混”。至于《說文》籀文“融”寫作從“蟲”，出土文字似未見，不排除是“”省作“”后，進而繁化為“蟲” 。當然也有可能是“后來的抄寫者按照自己的書寫習慣改變了原來的寫法。”[32]

　　再回到一開頭劉樂賢先生所說的問題。筆者以為《孔子詩論》的（讒）以及《周家臺秦簡》的（蠶），分析為從“蟲”聲是可以的，目前字形上沒有出現反證。但并不表示其它從“”旁的字只能分析為從“蟲”，本文所舉楚簡的“融”與“鬻”則是應該分析為“（毓）”聲的。

　　附記：本文原刊登於《周易研究》2009年第3期。近見李家浩先生大作《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與拙文的某些觀點有雷同之處，則本文或還有參考價值，故不揣鄙陋借【學燈】一隅刊發小文。

注釋：

[1]劉樂賢：〈讀楚簡札記二則〉，簡帛研究網，2004.05.29，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207。后以〈讀楚簡札記（三則）－楚簡的「讒」與秦簡的「蠶」〉為題，發表于趙平安等主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與學術史－李學勤教授伉儷七十壽慶紀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6.11）第112-113頁。

[2]蘇建洲：〈試論《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關的幾個字〉，「簡帛研究」網站，2004.5.8，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sujianzhou02.htm。

[3]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137頁。

[4]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284頁。

[5]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第222頁、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第79頁、李天虹：〈上海簡書文字三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2.3）第380-381頁、曾憲通：〈「子」字族群的研究〉《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6]曾憲通：〈再說「」符〉《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10）第247頁。

[7]參李學勤：〈包山簡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8，亦刊載于《李學勤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1）第331頁、陳偉：〈讀新蔡簡札記（三則）〉，簡帛研究網，2004.01.30、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第180頁。

[8]蘇建洲：〈試論《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關的幾個字〉，「簡帛研究」網站，2004.5.8。

[9]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第215-216頁。

[10]2009年2月20日覆信內容。

[11]曾憲通：〈再說「」符〉《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10）第243頁。

[12]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第171頁。

[13]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040426，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mengpengsheng01.htm。后以〈上博竹書《周易》字詞考釋——三〉為題，發表于《華學》第八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8）第122-123頁。

[14]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與考釋〉，《曾侯乙墓·附錄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7）第559頁注21。

[15]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9）第492頁。

[16]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3.12）第327、775頁。

[17]季師旭升：〈讀郭店、上博簡五題：舜、河滸、紳而易、墻有茨、宛丘〉，《中國文字》新27期第120頁。

[18]季師旭升：〈上博五芻議(下)〉，簡帛網，2006.2.18。

[19]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第254頁。

[20]以上例證可見拙作：《〈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楚文字訛混現象舉例——與》（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8.1）第177-180頁。

[21]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4一版）第82-83頁。亦參李守奎：〈楚簡文字四考〉，《中國文字研究》第三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0-196頁、魏宜輝：〈讀上博簡文字札記〉，《上博館藏戰國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3）第393頁。

[22]詳見聞一多：〈伏羲考〉《聞一多全集·神話編·詩經編上》第92-93頁。

[23]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9）第213頁。

[24]蘇建洲：〈試論《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關的幾個字〉，「簡帛研究」網站，2004.5.8。李家浩先生亦有相同的意見，見氏著：〈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第7頁。

[25]張光裕：〈新見老簋銘文及其年代〉《考古與文物2005年古文字學專輯》(西安：陜西省考古研究所) 第65頁。

[26]李家浩：〈釋老簋銘文中的「」字〉《古文字研究》第27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9）第246-247頁。

[27]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2）第673頁亦作如此隸定。

[28]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5）第112、116頁注51。

[29]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12）第17頁。

[30]楊澤生：〈郭店簡幾個字詞的考釋〉《中國文字》新27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12）第166頁。

[31]范常喜：〈《上博五·三德》札記三則〉，簡帛網，2006年2月24日。

[32]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8）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