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漢字革命

王志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一、啟蒙思想下的“漢字改革”運動（1918—1928）

　　1．錢玄同的“廢除漢字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進而引出了“漢字革命”的主張。“漢字革命”的緣起要從錢玄同的“廢除漢字論”說起。

　　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號上發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一文，首先提出：“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他認為，“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這一層近二十年來很有人覺悟；所以創造新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

　　他試圖從學理上證明漢字的缺陷：“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事新理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廢掉漢文之后，錢玄同主張采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的人造語Esperanto（世界語）來代替漢文。由于Esperanto尚在提倡之時，漢語又一時難以馬上消滅，在過渡時期，可用外國文字，如英文、法文作為國文的補助。而國文則限制字數，多則三千，少則兩千。

　　2．學術淵源及觀點回應

　　其實，“廢除漢字”的激進思想也是其來有自。據錢玄同自己后來說，他主張文字改革，推行Esperanto（世界語），是受到了李石曾、吳稚暉、褚民誼等人的影響。這些人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雜志，宣傳無政府主義，鼓吹進化論。他們也主張“文字革命”：“棄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即世界語）之尤較良文字”。“象形、表意之文必代之以合聲之文，此之謂文字革命。”他們宣稱，“從進化淘汰之理，則劣器當廢，欲廢劣器，必先廢劣字。”（李石曾）“漢字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無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此乃關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輩亦認為遲早必廢也。”（吳稚暉）錢玄同在文章中還引用了吳稚暉的原話，斷言“中國文字，遲早必廢”。

　　對于錢玄同“廢除漢字”，采用世界語的激烈主張，陳獨秀、胡適先后撰文回應。陳獨秀質疑錢玄同說，“僅廢中國文字乎，抑并廢中國言語乎？”他認為，漢語與漢字性質不同，漢字可以廢除，但漢語不可以廢除。“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極贊成”陳獨秀的辦法，認為“凡事有個進行次序。我以為中國將來應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將來中國的拼音文字是否即用羅馬字母，這另是一個問題。”

　　當然，也有贊同錢玄同的。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五卷五號上發表了《渡河與引路》一文，文后附錄的唐俟（魯迅筆名）通信說：我是贊成Esperanto（世界語）的，“要問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所以贊成Esperanto。至于將來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卻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Esperanto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是只有這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為預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

　　魯迅早年對漢字改革的看法，還可以從他1921年寫作的《阿Q正傳》里略知一二。他在第一章《序》中說：因為不知阿Q究竟是阿桂還是阿貴，“生怕注音字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這近于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語言雖然詼諧，但是魯迅贊成漢語拼音化的態度已經躍然紙上了。

　　其實，錢玄同的改革主張是經過深入考慮的。他認為，只改漢字的形式，采用所謂簡字、羅馬字之類的拼音文字，而不廢漢語，是極為困難的。“中國語言文字，極不一致，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固萬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紛歧多端，二也。”這在當時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文言與白話不一致；第二，各地方音不統一。“言文、音讀不統一，即斷難改用拼音。”事實上，也只有在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取得成功之后，漢語拼音方案才能提上議事日程。

　　3．傅斯年的回答

　　錢玄同還指出，漢文根本上尚有一無法救療之痼疾，則單音是也。單音文字，同音者極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別？對此，傅斯年的回答是：漢語不是純粹的單音節，漢字絕對應當用拼音字母代替，漢語也絕對能用拼音字母表達。

　　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一卷三號，發表了《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一文，大肆咒罵“中國文字的起源是極野蠻，形狀是極奇異，認識是極不便，應用是極不經濟，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進而提出了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看法。文章的內容分五個方面：（1）“漢字應當用拼音文字替代否？”他認為：“絕對的應當！”文字是表現語言的工具，工具就要求方便，漢字難學、費時、難寫，效用低，遠不如拼音文字方便。（2）“漢語能用拼音文字表達否？”他認為：“絕對的可能！”漢語不是純粹的單音節，以詞為單位，可以用拼音文字表達。（3）“漢字能無須改造，用別種方法補救否？”他認為：“絕對的不可能！”（4）“漢語拼音文字如何制作？”他認為字母以羅馬字母為藍本，字音用藍青官話，文字結構以詞為單位。（5）“漢語的拼音如何施行？”
他認為：“先從制作拼音文字字典起。”

　　4．“漢字改革”的討論

　　從1918年起，錢玄同先后在《新青年》發表了《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四卷四號）、《漢字革命之討論》（五卷五號）、《羅馬字與新青年》（五卷六號）等，繼續鼓吹“漢字革命”。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六卷三號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又在《平民教育》上發表《漢字改良的第一步——減省筆畫》，主張改良漢字，減省筆畫，推行簡體字。這時他的主張也逐漸由采用世界語、反對羅馬字母之類的拼音文字，轉為推進國語、支持羅馬字母的拼音制了。

　　1918—1923年，關注漢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之外，還有《東方雜志》、《學燈》、《國語月刊》等十余種。討論的內容包括漢字改革、國語推廣、拼音方案、新式標點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5．“漢字改革”專刊

　　1922年，錢玄同在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由黎錦熙、楊樹達聯署。提案全文最終刊登在1923年出版的《國語月刊》一卷七期“漢字改革號”特刊上，胡適為本期專號撰寫了“卷頭言”。

　　胡適指出，二千年來的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欲提倡。“錢玄同、黎劭西（錦熙）諸位先生們對于古來這些破體字，曾經細細研究過，認為很有理由的改革，不是退化。他們覺得這些破體的‘新字’不是小百姓印曲本灘簧的專有品，乃是全國人的公共利器。所以他們現在以言語學家的資格，十分鄭重的對全國人民提出他們審查的報告，要求全國人采用這幾千個合理又合用的簡筆新字來代替那些繁難不適用的舊字。”

　　錢玄同在卷頭“附志”中特別說明，“字體改簡，只是漢字改革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中的一種方法，而且只是第一步中的一件事；此外應該研究的問題很多很多。”錢玄同所說的第一步，就是專刊上刊登的《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在“漢字改革”專號上，還刊登了蔡元培、黎錦熙、傅斯年、趙元任、沈兼士等人的論文，為漢字改革吹響了號角。

　　錢玄同在《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中指出，現行漢字筆畫太多，書寫費時，是一種不適用的符號，是學術上、教育上的大障礙。改用拼音是治本的事業，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但是，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錢玄同考察了漢字的歷史進化，發現漢字的字體，在數千年中是時時減省的。他分析了以前簡體字的八種構成方法，認為應當承認它們是現行漢字的改良之體。

　　6．“漢字革命”

　　同一專號上刊登的錢玄同《漢字革命》一文更為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理論主張：“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于國語故。”錢玄同指出，“從漢字的變遷史上研究，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的可能的事。”

　　從學理上看，“漢字應否革命”已經不成問題，但是“漢字能否革命”恐怕還有人懷疑。換言之，“國語能否改用拼音文字表示？”他認為，“漢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而“漢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應該采用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即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錢玄同認為，在漢字革命的籌備期內，還不能完全脫離漢字。他主張這時對于漢字“補偏救弊”：（1）寫“破體字”，即所謂“簡體字”。錢玄同認為，凡筆畫簡單的字，不論古體、別體、俗體，都可以采用。（2）寫“白字”，即今天所說的“同音替代字”。（3）有音無字或漢字表音不真切者，改用注音字母。（4）外國詞兒，直寫原文。萬不得已要譯音，可用注音字母，不用漢字。“音譯”盡量少用。（5）注音字母獨立施用，與漢字同等價值。

　　7．黎錦熙與“國語運動”

　　早在1916年，黎錦熙已經認識到要普及教育、開發民智必須改革中國文字，于是他和教育界同仁86人等一起創建了“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積極提倡“國語統一”、“言文一致”。1917年，“國語研究會”委托黎錦熙擬定了一個《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詳盡地規劃了音韻、詞類、語法等三個方面的調查研究。1919年，“國語研究會”的會員發展到九千八百余人，該會的“國語統一”、“言文一致”運動，與《新青年》的“文學革命”潮流完全匯合了。“國語統一”、“言文一致”的標語口號甚至一度登上了天安門。

　　1919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簡稱“國語統一會”）成立，由張一麐出任會長，吳敬恒（稚暉）任副會長。會員有蔡元培、胡適、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劉復（半農）、沈兼士、林語堂、汪怡等172人，下設“漢字省體委員會”、“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審音委員會”、“國語辭典委員會”和“國語辭典編纂處”等機構。同年，黎錦熙撰寫了《國語學講義》，最早提出確定現代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諸標準。

　　1922年，黎錦熙在“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系統深入地研究了拼音文字的“詞類連書”問題。在文章中他強調“詞類連書”對漢語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認為過去拼音文字的失敗在于不知道實行詞類連書。他認為詞類連書是漢字革命軍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條大路，現在認清了這條前進的大路，就“應該大膽地倡言漢字革命，興起漢字的革命軍”。這是詞類連寫問題第一次得到比較系統的研究。

　　8．其他人的研究

　　在同一期專號上，趙元任發表了《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文章回答了反對羅馬字的十大疑問，在擬訂“國語羅馬字的草稿”時，提出了應該注意的二十五條原則，并自曝了國語羅馬字未定的十二個疑點。文章中指出，拼音文字與語體文（即白話文）運動、國語統一運動是密切相關、互相依靠的，拼音方案僅僅是針對“國語”而非“文言”或者“方言”的。“草稿”相比盧戇章、王照、勞乃宣等切音字時期和章太炎、吳稚暉等注音字母時期的任何一個拼音方案都要完善，為后來擬定國語羅馬字方案提供了基礎。

　　在“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的文章還有蔡元培《漢字改革說》。他也主張采用拉丁字母（羅馬字母）。他對廢除楷書，不采用注音字母，一定要用拉丁字母的理由也作了詳盡的闡述。

　　9．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經過社會的廣泛討論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國語羅馬字的有關方案也越來越具體，已經有條件制訂一個統一的國語羅馬字方案。1913年才誕生的注音字母，1918年剛由教育部公布，還沒幾年就已經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了。

　　1923年，錢玄同、黎錦熙等向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提出了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的議案，由“國語羅馬字委員會”具體研究、征集各方意見，“定一種正確使用的‘國語羅馬字’來”。大會最后通過議案，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研究委員會”，指定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語堂）、汪怡等11人為委員。大會提出，在推廣注音字母的同時，兼用羅馬字母，“將羅馬字母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并討論了國語羅馬字的用途和具體研制的方法與步驟。

　　1925年，劉復（半農）從法國學成歸來，在京發起組織了“數人會”，討論語言音韻，成員有劉復、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林語堂、汪怡六人。從1925年至1926年，“數人會”開始討論“國語羅馬字”問題。經過一年時間，
22次討論會，“數人會”終于通過了一份《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后以“國語羅馬字研究委員會”名義呈交教育部，由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作非正式公布。公告中說，“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拼切，已成國民常識之一”，因此，“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語標準音拼成羅馬字，添記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

　　10．國語羅馬字的推行

　　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遷都南京，教育部改稱大學院，蔡元培出任院長。9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文告中說：“該項《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是以喚起全國語音學者之注意，并發表意見，互相參證；且可以為《國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實于統一國語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廣而收宏效。”

　　國語羅馬字正式公布后，國民政府就開始做推行工作。由于國語羅馬字拼寫規則復雜、難學，妨礙了它的普及和傳播。連知識分子都感到不容易掌握，就更別說平民百姓了。當時的外交部、交通部使用譯音都沒有采納這一方案，在教育部門，更是連小學都進不去。因此，盡管政府在宣傳和推廣方面盡了很大努力，結果社會大眾反應冷淡，宣傳、推廣一直進展不大，“國語羅馬字”本來是想取代注音字母的，其命運反而還不如注音字母，最終走向消歇了。

二、左翼大眾式的“漢字改革”運動（1929—1949）

　　1．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與“國語羅馬字”（簡稱“國羅”）運動南北相映的是“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運動。1920年蘇聯在全國開展文化掃盲運動，為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制定了拉丁化的新文字拼法。1921年，瞿秋白旅蘇時受此啟發，開始研究漢字拉丁化問題。他深入研究了歷史上各種漢字改革方案，草成《拉丁化中國字》一稿。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再度流亡蘇聯的瞿秋白與吳玉章、林伯渠、肖三以及蘇聯專家郭質生、龍果夫等，開始了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努力。經過幾年研究，1929年由瞿秋白撰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漢文修訂稿后改名為《新中國文草案》），在莫斯科出版。

　　1931年9月，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海參崴開幕。會議通過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中“原則”13條，包括漢字改革各方面的原則問題；“規則”包括“字母”、“拼音”、“寫法”等三方面的規則。大會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經變成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應現在的時代。”（吳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58頁）會議決定，采用這種拉丁化新文字，一年內掃除蘇聯遠東華僑工人中的文盲。

　　2．瞿秋白的“廢除漢字論”

　　“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將瞿秋白是主張廢除漢字的，為此發表了不少抨擊漢字的激烈言辭。他宣稱：現在的普通中國話，已經不是單音節言語，而是多音節言語。而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何況漢字已經只有音節的作用，沒有字眼的作用了。因此中國的現代白話——普通話，必須采用拼音制度，就是改用羅馬字母，制定一種新的中國文，完全廢除漢字：“中國的文字革命必須徹底的廢除漢字。”（瞿秋白《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中國文？》，《瞿秋白文集》第二冊第661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造成現代的中國白話文，才能夠發展口頭上以及書面上的白話，才能夠完全脫離漢字的束縛——“這種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毛坑！”（瞿秋白《普通中國話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第二冊第690頁）

　　瞿秋白認為舊文學是“鬼話”、“鬼腔”的文學，而“文學革命”不徹底，所生出來的新文學也成了“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他認為根源就在于沒有實行“文字革命”。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采用羅馬字母。只有從根本上廢除方塊漢字，代之以拉丁化（羅馬化）的拼音文字，才能實行“文藝革命”。（瞿秋白《論文學革命及語言文字問題》，《瞿秋白文集》第二冊）他受斯大林文字具有階級性的觀點影響，認為漢字不是現代中國四萬萬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遺留下來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國人的文字，“漢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話文’——現代中國文（就是完全用白話的中國文字）就一天不能夠徹底的建立起來。”（瞿秋白《學閥萬歲！》，《瞿秋白文集》第二冊第597頁）

　　3．魯迅的回應

　　對于“拉丁化新文字”，魯迅的評價是相當積極的。1934年，他先后撰文《門外文談》、《關于新文字——答問》、《中國語文的新生》等，鼓吹“拉丁化新文字”，這些文章均已收入1937年上海三閑書屋初版的《且介亭雜文》一書。

　　在《門外文談》中，魯迅談到，好一點的如羅馬字拼法，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但“好像那拼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這里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它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現在在華僑里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于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么窮鄉僻壤去了。”“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

　　在《關于新文字——答問》中，魯迅說：“當沒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看見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難明確的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實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過學者，想出拼音字來，要大家容易學，也就是更容易教訓，并且延長他們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還很繁瑣。……這回的新文字卻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于實生活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又《中國語文的新生》說：“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

　　4．“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

　　1935年12月，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會議草擬了一個《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由文化界名流蔡元培、柳亞子、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簽名聯署。意見書中說：“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他們的經驗學理的結晶，便是北方話新文字方案。”“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意見書中還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項具體建議。

　　“拉丁化新文字”的興起，標志著“國語羅馬字”的衰落。三十年代，國內關于“文言、白話、大眾語”的論戰正酣，“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傳回國內，一時引起極大關注。“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與“大眾語”運動逐漸合流，遙相呼應。“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也風生水起，聲勢浩大。

　　不過，“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并不順利，遇到很多難以預料、無法克服的困難。固守漢字勢力的阻礙，注音字母及“國語羅馬字”支持者的反對，使“拉丁化新文字”的支持者也逐漸修正了自己的主張。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發表了由倪海曙執筆、陳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新綱領主張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對立刻廢除漢字的過左的主張”，同時“也反對把漢字看作萬古不變、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靈物崇拜的頑固主張”，相對緩和了運動早期的激進色彩。隨著抗戰新時代的到來，“拉丁化新文字”與“國語羅馬字”二種拼音方案也由相互競爭轉向最終合作，為建國后頒布“漢語拼音方案”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5．手頭字運動

　　從1933年開始，國內掀起了“大眾語”論戰，引起了一場倡導“手頭字”的運動。所謂“手頭字”，就是在普通群眾中間流行的一種俗體字。錢玄同對這些“手頭字”很感興趣，但是建議改稱“簡體字”。1934年，錢玄同在國語委員會第二十九次常委會上提出《搜集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由教育部通過，并委托錢玄同等起草《簡化字譜》。當年還出版了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和徐則敏的《500俗字表》等。

　　1935年，上海文字改革工作者組織“手頭字”推行會，選定第一批“手頭字”300個，2月由文化界200人及《太白》、《世界知識》、《譯文》等5個雜志社共同發表《推行手頭字緣起》。同年6月，錢玄同等完成《第一批簡體字表》草稿，共計2300余字。他在《論簡體字致黎錦熙、汪怡書》（《世界日報·國語周刊》第204期）中探討了“簡字之原則”，說簡體字所采選的材料，草書最多，俗體次之，行書又次之，古字最少。1935年8月，教育部先行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324字。同時，教育部頒布《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推行部頒簡體字辦法》共9條，規定從1936年7月起，各學校考試答案，部頒簡體字，得一律適用。這是歷史上第一批由官方公布的簡化漢字，標志著簡化字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

　　除了官方的簡化字運動之外，其它民間的簡化字運動仍在繼續探索。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簡體字典》（4445字），并在燕京大學開設了簡體字課程。同年11月，陳光堯《常用簡字表》（3150字）出版。1937年5月，字體研究會發表了《簡體字表》第一表（約1700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解放區的油印報刊吸收和創造了許多簡化字。這些簡化字隨著民主革命節節勝利而風靡流行全國各地，被稱為“解放字”。

　　6．“漢字改革”的成效

　　1947年6月12日，教育部召開基本教育預備會，討論到漢字與拉丁化等問題。據《新聞報》報道，“亦有人主張廢除漢字，提倡漢字拉丁化，多數專家反對，謂我國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勢必分化中國之統一。我國數千年來之歷史文化，悉以漢字記載，且國人學習漢字，幾無一感到困難者，倘一旦廢除，無異斷送我一脈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9年5月4日，陸志韋在《進步日報》的“五四紀念”中發表《再談談新文字》一文，文中說“在老解放區，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開”，“過去的工作可以說是失敗了，至少沒有完全成功”。陸志韋受到文字階級性觀點影響，他認為漢字的“封建性”阻礙了拼音文字的推廣：“封建文字的鎖鏈又是雙重的”，一是“只許寫文言文”，二是“只許用方塊漢字，不許用拼音文字”。不難看出，陸志韋對方塊漢字和拼音文字的看法仍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貫見解。

三、“漢字改革”的前因后果

　　1．“漢字改革”的思潮

　　鴉片戰爭之后，中西文明劇烈沖突，有識之士痛感國人愚昧落后。光緒十八年（1892），中國“切音新字”的鼻祖盧戇章在《一目了然初階》自序中說：“竊謂國之富強，基于格致；格致之興，基于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基于切音為字……又基于字畫簡易，則易于習認，亦即易于提筆。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于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后來盧憨章草成《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書名旁題一聯：“卅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一旦創成字母，愿教吾國進文明。”視拼音文字為進步之階。光緒三十四年（1908），勞乃宣向西太后上《普行簡字以廣教育折》，稱英國“百人中有六十余人識字”，因此“民智開啟，雄視宇內”。而“中國文字奧博，字多至數萬，通儒不能遍識。即目前日用所需，亦非數千字不足應用”。因此，“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進呈〈簡字譜錄〉折》）

　　其他東西方人士也有類似觀點。日本明治時期，福澤諭吉有“消減漢字”的看法，南部義籌也提議“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英國人韋爾斯也說：“中國人的頭腦被禁錮在一種那么復雜、那么困難的文字和思維成語中，使得這個國家的精神活力大量消耗在語文學習上面。”

　　但是，以此理由苛責漢字是極不公平的。1908年，章太炎在反對提倡“萬國新語”的《新世紀》諸編輯時說：“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質言。今者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于中國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者。徒識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于一黍。故俄人識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為少。日本既識假名，亦并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為奇怪難了，是知國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民報》第二一號）

　　2．教育落后的現實

　　不便掃除文盲、普及教育是否定漢字的一個強有力的理由，這種觀點一直到建國后的文字改革中都難以消除。

　　不過，我們可以理解“漢字改革”的先行者那種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情，因為早先中國的教育現狀實在令人絕望和沮喪。據民國四年（1915）教育部統計，當時的識字率僅有7‰，清末恐怕更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識字率普遍不到4%。即使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識字率仍然只有20%，文盲率高達80%。在如此無奈的現實面前，大家只能尋求教育速成的辦法。但這樣一來，卻有意無意地違背了教育最根本的一條宗旨：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文字改革專家周有光與天津大學學生座談時談到了掃除文盲問題，同學們認為：“遠水救不了近火，文字改革成拼音文字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事，到時拼音固然實現了，文盲也已所剩無幾。”（周有光《同天津大學同學們談文改》，《光明日報》1957年8月22日）事實正是如此，到2005年底，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地區的人口覆蓋率已提高到95%，文盲率下降到4%以下。但是漢字仍然健在，漢語拼音也沒有成為拼音文字，它的主要作用是給漢語注音，以便于漢字教學和普通話學習。

　　3．“歐洲中心論”的反思

　　鴉片戰爭以后，基督教會乘機在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開展傳教活動，由于中國教民文盲居多，于是一些西方傳教士發明了所謂“話音字”、“白話字”等來翻譯《圣經》，就是用羅馬字母拼寫當地方言，這些拼音文字通稱為“教會羅馬字”（Romanized
Chinese）。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至少有十七種方言用羅馬字拼音，不同方言譯本的羅馬字《圣經》廣為流傳。比如“閩南白話字”，曾有100萬人使用。至1987年，福建惠安、廈門、泉州等地，還有17萬人使用。“白話字”除了能讀《圣經》之外，還可以看“四書”，通家信等。

　　西方傳教士之所以發明“教會羅馬字”，有他們殖民主義的潛在動機。西方有句諺語：“字母跟著宗教走。”事實正是如此。傳教士聲稱，“繁難的漢字是二十世紀最有趣的時代錯誤！”因此，“必須用羅馬字拼音代替漢字”。“我們并不把它看作一種書面語的可憐的代替品，我們要把它看成一種使西方的科學和經驗能夠對一個民族的發展有幫助的最大貢獻。”

　　視漢字為原始，以拼音為進步，認為漢字最終會走向拼音道路，這種以文字進化定其優劣的觀點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東西方都是相當普遍的，由于帶有濃烈的“歐洲中心論”色彩，所以這種觀點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相信了。

　　4．歷史功過誰人評說

　　建國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回響和余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漢字革命”未竟事業的繼續。從“漢字革命”開始，不少參加過早期運動的學者，在建國后成為文字改革的生力軍，一些人更是直接領導和參與了有關文字改革方案的商討和制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漢字革命”最終取得了巨大成功，結出了豐碩果實。

　　但是巨大成功的背后，仍然難以掩蓋眾多的粗疏和失誤。這些改革的先行者相對忽視了漢字的固有特點，忽視了漢字在字形辨義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們所提出的各種各樣的拼音方案，都難以徹底解決漢語同音字過多的問題。趙元任曾戲為《施氏食獅史》一文，突出了這種尷尬：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食時，始識是十獅，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如何歷史地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漢字革命”運動，當前的語文現狀其實已經給了一個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