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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疏證》偽證考略(中)

  (2)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閻氏關于《古文尚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的論證是后人時常提到的重要證據。具體如下。《疏證》(第二十三):“古文傳自孔氏后,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鐵’;‘昧谷’,鄭曰‘柳谷’;‘心腹賢腸’,鄭曰‘憂腎陽’;‘劓刵劅剠’,鄭曰‘臏宮劓割頭庶剠’。其與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于宋洪適《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后,碑則以傳序為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嗚呼,悠悠千年,學者如林,乃復曾無一人焉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嘗發憤嘆息,謂千載少讀書人。誠怪其言之太過,由今思之,抑豈可盡非也乎?”

  上文可以分為6個部分:(1)先確定“唯鄭康成所注”是孔氏“真古文”。(2)再確定“蔡邕石經所勒”是伏生今文“正”本。(3)將“晚出孔《書》”與“真古文”對比,二者文字有所不同。(4)再將“晚出孔《書》”與伏生今文“正”本(洪適《隸釋》石經《尚書》殘碑)對比,二者文字也有所不同。(5)結論:“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6)自鳴得意。按在“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一語中,“不古”即“非孔”,“不今”即“非伏”。故8個字中有4個字是廢話。

  東漢賈、馬、鄭以及三國時期王肅所注《尚書》是同一個本子,皆題曰“古文《尚書》”,《尚書正義·堯典》孔穎達《疏》認為它是“孔學經文三十三篇”,也就是孔壁本與伏生本相重合的部分。本文前面討論過這個問題。它與孔氏古文本雖有淵源關系,但只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變種”。故《隋書·經籍志》說它“非孔舊本”。閻氏“真古文”的判斷并沒有充分依據。他在《疏證》另一個地方(第十八)有一個完全相反的見解。針對《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和《新唐書·藝文志》(鄭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的相關內容,他認為東漢賈、馬、鄭以及三國時期王肅所注“古文”是“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既然如此,它就是“真今文”而不是“真古文”。

  這一條的核心證據是“晚出孔《書》”與孔氏“真古文”的不同。閻氏所列出的不同之處(“宅嵎夷”等四條)出自《孔疏》,具體指三家今文伏生本與賈馬鄭王注本之間的不同。這是非常明顯的偷梁換柱。可能由于別人已經指出這個問題。閻氏在《疏證》后面有一段辯解(第二十三):“按‘宅嵎夷’四條見《孔疏》,云:出夏侯等書。是今文也。”他對偷換概念的解釋是:“而以孔《書》當之者,以與孔《書》合;但微異,‘劅剠’為‘黥’,然音義亦不相遠云。”這個解釋如同謊言被戳穿后毫無道理的狡辯。到此已經出現兩個錯誤。第一,所謂“真古文”不是“真古文”;第二,他將“晚出孔《書》”與“真古文”的對比,實際上是將賈馬鄭本與三家今文伏生本的對比。這個對比與“晚出孔《書》”和“真古文”的異同毫無關系。因此,在刪去廢話的“非伏非孔”中,“非孔”屬于刻意捏造的偽證。

  《漢石經》源頭是伏生本〔61〕。蔡邕《漢石經》是針對當時今文《尚書》多個傳本間文字互異情況的校勘和規范本,這個本子與其源頭伏生本已經有所不同(這是當今多數學者的看法)。《漢書·藝文志》記劉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伏生本),其間脫簡、脫字以及文字互異者約有八九百字。也就是說,孔壁本與伏生本原本就存在文字的不同,這種不同并不具備判斷二者真偽的證明意義。同理,蔡邕時今文《尚書》多個傳本間以及《漢石經》與伏生原本間已經發生的文字互異情況,也不能拿來證明彼此的真偽。因此,第二條證據(蔡邕《漢石經》與“晚出孔《書》”文字有所不同)的“證明力”等于零。從邏輯上說,“晚出孔《書》”的確不是伏生本。但“非伏”又怎么了?能說明什么問題?故僅剩下的“非伏”二字連偽證都算不上,胡攪蠻纏而已!


   細讀《隸釋》載《尚書》殘碑與今本《尚書》(孔傳本,所謂“晚出孔《書》”)之間的異同,除去“借用者八字,鴻艾劮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于戲毋女之類是也”之外,在“不同者五十五字”中,兩個傳本互有正誤。比如,《盤庚中》今本“不其或稽”,殘碑“稽”作“迪”,“稽”是正字;又如,《盤庚中》今本“自怒曷瘳”,殘碑“怒”作“怨”,對照前后文,“怨”是正字。這種情況恰可說明兩個傳本間存在同源異流的關系,其共同源頭是先秦《尚書》。故二者間的校勘可以取長補短。這是更加穩妥的結論。

   兩傳本間另一不同是《無逸》商三宗排序以及“高宗饗國”(孔傳本作“享國”)年數。孔傳本三宗排序是中宗,高宗,祖甲。殘碑今文本是祖甲〔62〕,中宗,高宗。殘碑“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傳本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史記·魯世家》引《無逸》三宗排序與孔傳本同,作“饗國”,作“五十五年”。這表明,《史記》這部分內容兼用今古文,且略有不同。

   《中論·夭壽》引《無逸》這一部分內容(183字),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數均與孔傳本同,“饗國”亦作“享國”。《中論》作者徐干(171~217)是建安七子之一,其書撰于漢末。此時距梅賾獻書(大約318年)還有一百多年。也就是說,這種不同與“晚出孔《書》”作偽無關。《中論》引文來源,或是東漢賈馬鄭注“古文《尚書》”,或是孔傳本《古文尚書》。若為前者,說明孔傳本與賈馬鄭注“古文《尚書》”之間具有同源關系,進而說明“非孔”的不能成立。若為后者(這個可能性更大一些),這是孔傳《古文尚書》早在漢末已經流傳于世的又一重要證據。

  黃宗羲為《疏證》作序提到:“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疏證》(第一百十九):“黃太沖……晚而序余《疏證》兩卷”。閻氏后文引黃《序》“人心道心本之《荀子》”云云,盡在黃氏“方成四卷”《序》中。采用閻氏“科學方法”進行研究:黃說“四卷”,閻說“兩卷”,則“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閻說“黃太沖……晚而序余《疏證》兩卷”,則黃為《疏證》作過兩次《序》?今《疏證》黃《序》僅有一篇,前后連貫,內容完整。依黃氏自云,則作《序》一篇;依閻氏所說,則作《序》兩篇。信《黃序》則《疏證》必非閻氏所作;信《疏證》則《黃序》必非黃宗羲所為。二人都是清初大儒,學術宗師,誰都不會說謊。這是作偽的又一個證據!《黃序》說:“梅賾作偽《書》”, 閻氏《疏證》(第一百十三)引《黃序》作:“梅賾上偽《書》”。“作偽《書》”和“上偽《書》”含義完全不同。閻氏大才,下筆極密,決不會出現這樣的疏漏。由此可以證明,今本《疏證》是后人假托之偽書!其《序》非黃氏《序》,其《疏證》非閻氏《疏證》,非黃非閻,非《序》非《疏》,“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至于今本《疏證》乃何人作偽,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考據學“科學方法”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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