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證》偽證考略（中）
(2）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閻氏關于《古文尚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的論證是后人時常提到的重要證據。具體如下。《疏證》（第二十三）：“古文傳自孔氏后，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鐵’；‘昧谷’，鄭曰‘柳谷’；‘心腹賢腸’，鄭曰‘憂腎陽’；‘劓刵劅剠’，鄭曰‘臏宮劓割頭庶剠’。其與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于宋洪適《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后，碑則以傳序為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嗚呼，悠悠千年，學者如林，乃復曾無一人焉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嘗發憤嘆息，謂千載少讀書人。誠怪其言之太過，由今思之，抑豈可盡非也乎？”
上文可以分為6個部分：（1）先確定“唯鄭康成所注”是孔氏“真古文”。（2）再確定“蔡邕石經所勒”是伏生今文“正”本。（3）將“晚出孔《書》”與“真古文”對比，二者文字有所不同。（4）再將“晚出孔《書》”與伏生今文“正”本（洪適《隸釋》石經《尚書》殘碑）對比，二者文字也有所不同。（5）結論：“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6）自鳴得意。按在“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一語中，“不古”即“非孔”，“不今”即“非伏”。故8個字中有4個字是廢話。
東漢賈、馬、鄭以及三國時期王肅所注《尚書》是同一個本子，皆題曰“古文《尚書》”，《尚書正義·堯典》孔穎達《疏》認為它是“孔學經文三十三篇”，也就是孔壁本與伏生本相重合的部分。本文前面討論過這個問題。它與孔氏古文本雖有淵源關系，但只是一個改頭換面的“變種”。故《隋書·經籍志》說它“非孔舊本”。閻氏“真古文”的判斷并沒有充分依據。他在《疏證》另一個地方（第十八）有一個完全相反的見解。針對《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和《新唐書·藝文志》（鄭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的相關內容，他認為東漢賈、馬、鄭以及三國時期王肅所注“古文”是“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既然如此，它就是“真今文”而不是“真古文”。
這一條的核心證據是“晚出孔《書》”與孔氏“真古文”的不同。閻氏所列出的不同之處（“宅嵎夷”等四條）出自《孔疏》，具體指三家今文伏生本與賈馬鄭王注本之間的不同。這是非常明顯的偷梁換柱。可能由于別人已經指出這個問題。閻氏在《疏證》后面有一段辯解（第二十三）：“按‘宅嵎夷’四條見《孔疏》，云：出夏侯等書。是今文也。”他對偷換概念的解釋是：“而以孔《書》當之者，以與孔《書》合；但微異，‘劅剠’為‘黥’，然音義亦不相遠云。”這個解釋如同謊言被戳穿后毫無道理的狡辯。到此已經出現兩個錯誤。第一，所謂“真古文”不是“真古文”；第二，他將“晚出孔《書》”與“真古文”的對比，實際上是將賈馬鄭本與三家今文伏生本的對比。這個對比與“晚出孔《書》”和“真古文”的異同毫無關系。因此，在刪去廢話的“非伏非孔”中，“非孔”屬于刻意捏造的偽證。
《漢石經》源頭是伏生本〔61〕。蔡邕《漢石經》是針對當時今文《尚書》多個傳本間文字互異情況的校勘和規范本，這個本子與其源頭伏生本已經有所不同（這是當今多數學者的看法）。《漢書·藝文志》記劉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伏生本），其間脫簡、脫字以及文字互異者約有八九百字。也就是說，孔壁本與伏生本原本就存在文字的不同，這種不同并不具備判斷二者真偽的證明意義。同理，蔡邕時今文《尚書》多個傳本間以及《漢石經》與伏生原本間已經發生的文字互異情況，也不能拿來證明彼此的真偽。因此，第二條證據（蔡邕《漢石經》與“晚出孔《書》”文字有所不同）的“證明力”等于零。從邏輯上說，“晚出孔《書》”的確不是伏生本。但“非伏”又怎么了？能說明什么問題？故僅剩下的“非伏”二字連偽證都算不上，胡攪蠻纏而已！
細讀《隸釋》載《尚書》殘碑與今本《尚書》（孔傳本，所謂“晚出孔《書》”）之間的異同，除去“借用者八字，鴻艾劮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于戲毋女之類是也”之外，在“不同者五十五字”中，兩個傳本互有正誤。比如，《盤庚中》今本“不其或稽”，殘碑“稽”作“迪”，“稽”是正字；又如，《盤庚中》今本“自怒曷瘳”，殘碑“怒”作“怨”，對照前后文，“怨”是正字。這種情況恰可說明兩個傳本間存在同源異流的關系，其共同源頭是先秦《尚書》。故二者間的校勘可以取長補短。這是更加穩妥的結論。
兩傳本間另一不同是《無逸》商三宗排序以及“高宗饗國”（孔傳本作“享國”）年數。孔傳本三宗排序是中宗，高宗，祖甲。殘碑今文本是祖甲〔62〕，中宗，高宗。殘碑“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傳本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史記·魯世家》引《無逸》三宗排序與孔傳本同，作“饗國”，作“五十五年”。這表明，《史記》這部分內容兼用今古文，且略有不同。
《中論·夭壽》引《無逸》這一部分內容（183字），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數均與孔傳本同，“饗國”亦作“享國”。《中論》作者徐干（171～217）是建安七子之一，其書撰于漢末。此時距梅賾獻書（大約318年）還有一百多年。也就是說，這種不同與“晚出孔《書》”作偽無關。《中論》引文來源，或是東漢賈馬鄭注“古文《尚書》”，或是孔傳本《古文尚書》。若為前者，說明孔傳本與賈馬鄭注“古文《尚書》”之間具有同源關系，進而說明“非孔”的不能成立。若為后者（這個可能性更大一些），這是孔傳《古文尚書》早在漢末已經流傳于世的又一重要證據。
黃宗羲為《疏證》作序提到：“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疏證》（第一百十九）：“黃太沖……晚而序余《疏證》兩卷”。閻氏后文引黃《序》“人心道心本之《荀子》”云云，盡在黃氏“方成四卷”《序》中。采用閻氏“科學方法”進行研究：黃說“四卷”，閻說“兩卷”，則“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閻說“黃太沖……晚而序余《疏證》兩卷”，則黃為《疏證》作過兩次《序》？今《疏證》黃《序》僅有一篇，前后連貫，內容完整。依黃氏自云，則作《序》一篇；依閻氏所說，則作《序》兩篇。信《黃序》則《疏證》必非閻氏所作；信《疏證》則《黃序》必非黃宗羲所為。二人都是清初大儒，學術宗師，誰都不會說謊。這是作偽的又一個證據！《黃序》說：“梅賾作偽《書》”， 閻氏《疏證》（第一百十三）引《黃序》作：“梅賾上偽《書》”。“作偽《書》”和“上偽《書》”含義完全不同。閻氏大才，下筆極密，決不會出現這樣的疏漏。由此可以證明，今本《疏證》是后人假托之偽書！其《序》非黃氏《序》，其《疏證》非閻氏《疏證》，非黃非閻，非《序》非《疏》，“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至于今本《疏證》乃何人作偽，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是考據學“科學方法”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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