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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

欒城應詔集卷四

◆進論五首古

【禮論】齋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而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盎然見于其面，而坌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后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污樽壞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為不足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爓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后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铏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選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韨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際，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従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后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仿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従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従其器。蓋周人之祭蠟與田祖也，吹葦龠，擊土鼓，此亦各従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圣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祥，則遂以為不可。蓋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従之，是固不可易也。知

【易論】古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兇，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圣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于卦，而至于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恥而不言歟？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闊言于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圣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乾，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于九，而其次極于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于老陰，茍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于陽，故抑而處之于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于陽也，而曷有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圣人豈得與于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于他書也，而見于《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卦一歸奇，三揲之余，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于卦見之于爻，而于爻見之于揲。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為之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于《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于《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強以為說也。主

【書論】知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下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必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従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后従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于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従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復，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于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従？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従。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従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于眾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于天下，然其事亦終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為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復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哉！知

【詩論】古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于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于此者，必強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為經，惟其于《禮》、《春秋》，然后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于人情。至于《書》出于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于飲食床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詩》，以為其終要入于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喓々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此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靁》，曰：“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靁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于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齋

【春秋論】主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辯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寧反復、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為圣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圣人之言更為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為病狂，而圣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自詩人以來至于仲尼之世，蓋已數百余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于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怒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吾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向而已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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