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的自由派，無條件信奉西方，特別是英語民族（美英）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政治上主張多黨制，經濟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場，對外關系上主張完全“融入”所謂的（以美國西方為主導的）“現代主流文明社會”。他們把上述主張抽象為“普世價值”，以宗教般的虔誠來信奉，并作為他們評價所有世界問題與中國問題的唯一標準。據此，他們站在了當今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對立面，也對中國青年一代的愛國主義精神極為抵制反對。

　　中國自由派的主要影響力，集中體現在若干被他們滲透的各類傳媒上。他們大多數是片面的文科思維知識分子（當然，不是全部），表達方式帶有濃烈的“文藝腔”色彩，其對國家民族獨立自主、工業化進程、完整的經濟體系、貨幣金融的本質、國際軍事及國際戰略的理解，甚至不如眾多的普通網友。

　　中國自由派偏執的信條，知識結構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識分子”與“意見領袖”的強烈愿望，再加上幾乎連一分鐘都不愿停止的 表達沖動，導致了他們一系列曲解歷史、曲解現實的表述，一再出現在中國的公共話語體系中。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八十周年），蘇聯解體二十周年（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都和中國近現代走什么道路這一重大命題密切相關，中國自由派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已經開始了其早已進行多年的“影射史學”活動，通過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曲解評價，將矛頭全部指向當今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發展道路。

　　但是，心氣再高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也無法否認這樣一個鐵的歷史事實：擁有世界最強大陣營英語民族（美英）長期支持的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百年后，始終在中國扮演的是可悲的邊緣化角色，不論在舊中國整個國家民族需要救國救亡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國力進入快速上升通道時期，不論中美關系處于對抗狀態下，還是處于合作與博弈交織的正常狀態下，都是如此，這對中國自由派而言，顯然是莫大的難堪。奢談百年辛亥的中國自由派，恐怕更應該想想自己的“百年邊緣”。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蘇聯解體后，前者擔任過俄羅斯外交部長，幻想不惜一切代價融入美歐“主流文明社會”，后者擔任過俄羅斯代總理，主持了引發全面經濟社會災難的休克療法和全盤私有化，這兩個人是俄羅斯激進自由派（俄羅斯稱為“民主派”）的典型，毫無真正的群眾基礎，他們短暫登上歷史舞臺，完全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改革和葉利欽的掌權。在造成了俄羅斯巨大的經濟社會災難后，他們又淪落為邊緣人。中國自由派“百年邊緣”的難堪處境，使得他們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氣一樣，渴望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渴望擺脫自己“百年邊緣”的歷史宿命。至于他們“掌權后”必然給中國造成俄羅斯式的巨大災難，他們想都不想或根本無所謂。

　　中國自由派在自己滲透的媒體上標榜什么“在這里讀懂中國”，可惜1840年以來的歷史告訴中國人，只有從國家民族獨立與工業化體系建立這個視角，才能真正讀懂中國。

真正讀懂中國：建黨九十年、獨立自主、工業化與國防

　　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亡國危機中，國運直線下降，拯救國家民族乃至每個個人命運的關鍵，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組織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進而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這一點，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也做不到這一點，辛亥前后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面對如此艱巨復雜的任務，軟弱無力，束手無策。

　　歷史給了所有主義以機會，但它們都沒有完成拯救中國國家民族命運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后建立的新中國，做到了這一切，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防體系得以建立（現代農業同樣要依靠工業體系提供的良種、農機、農藥、化肥等工業產品，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離不開工業體系的支持），由此中國國運進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們認為，這才是讀懂中國的根本線索和思路。

中國自由派的“讀懂中國”：影射史學與“末日論”針對中國模式

　　中國自由派依照其“普世價值”標準，對新中國的誕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據此，他們發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學，按他們的“普世價值”理論評價中外歷史，矛頭只有一個：1949年以來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包括了對美英、歐洲、蘇聯、日本、印度等國歷史的評價，也包括了對晚清和民國歷史的評價，所有評價不論直白還是拐彎抹角，結論只有一個：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是一個歷史錯誤。

　　但是，中國模式60年的發展，完全不支持中國自由派的結論。為此，中國自由派開始販賣某種類似“末日論”的東西：別看中國現在發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國不走我們信奉的“普世價值”道路，最后的結果一定是崩潰，在全球“中國崩潰論”大合唱中，中國自由派的聲音顯得尤為尖銳刺耳。

　　依據這套影射史學和“末日論”理論，中國自由派極力夸大（甚至無中生有地制造）中國高速發展中的社會問題，并反復論證只有根本改變體制才能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對美國西方印度等國同樣出現甚至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自由派則竭力無視或縮小，最后再來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這些問題都不算什么問題。”為了販賣“末日論”，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主義者，對中國公眾的愛國主義，對中國公眾歡迎國家取得的進步，表現出了特別不能容忍的偏執。

　　與類似“假先知”的中國自由派不同，中國官方，大部分學者及公眾，對中國和世界問題的評價是理性客觀的，即為中國模式取得的進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并且都在探索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

中國自由派：媒體人的角色與形成原因

　　部分媒體人士是中國自由派中特別活躍的部分，他們深受美國西方新聞學的影響，認為自己應該成為中國權力體系中獨立的一極。

　　他們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資本”，以“資本控制國家”的典型美國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是控制美聯儲與華爾街的資本，傳媒作為資本控制下的企業工具，監督三權是順理成章的。

　　為了傳銷他們的“普世價值”，中國自由派特別需要維護一個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話般的美國西方，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談美國傳媒的“政治正確”潛規則，根本不敢談美國法律對多少類“言論自由”是不保護的，否則按“普世大本營”美國的標準，中國自由派的很多言論，不僅逾越了道德底線，也逾越了法律底線。

　　金融危機后，美國公眾在網絡上表達了對美國“資本專政”體制的極端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層次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終極信仰沖突”，這些憤怒很多時候以極為激烈的話語形式表達出來，激烈程度遠遠超過了中國網絡上的“左右論戰”及“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論戰”。

　　對這類激烈言辭，中國自由派是會“捍衛美國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還是會詛咒美國公眾是“民粹主義”、“義和團暴民”？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

中國自由派最大的悖論：“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

　　“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體現”，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適應確定應該是動態的，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合乎邏輯地證明了中國政治體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體制。

　　中國自由派認為，中國經濟越是高速發展，就越是證明中國政治體制不適應，與此同時，對世界上大多數經濟發展速度遠落后于中國、甚至陷入停滯中的國家，中國自由派認為“問題不大，因為人家有萬能的普世價值”。

　　為了維護自己的偏執信念，中國自由派只能不顧一切，把人類正常的邏輯思維扭曲到極致。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經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美國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卻認為“美國民主沒什么可教給中國的”，中國模式雖然無法輸出（中國也根本無意輸出），但對中國的發展還是意義重大的，而美國模式則越來越思想僵化，無力應對長期財政挑戰。

　　美國保守主義評論家帕特•布坎南，則以一連串的反問，質問為什么中國要仿效美國：政治家們寶萊塢式的表現，不能平衡預算，州政府的財政破產，制造業外流……并認為，到了用別人的眼光來看我們美國的時候了。

　　美國學術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們捍衛中國模式的人，同樣需要具備深刻的反思和憂患意識。

　　辛亥百年、五四運動與十月革命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中國自由派對辛亥革命的評價，總體而言就是一句話，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憲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對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對辛亥革命是堅決反對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統治，經過帝國主義列強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戰爭，又徹底淪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巨額的戰敗賠償壓得國家民族喘不過氣來，關稅主權與法律主權喪失，民族產業在外資產品傾銷的圍剿下步履維艱，租界與外國軍隊遍布全國戰略要地，國家民族處于破產崩潰的邊緣，至于有人說什么當時中國GDP世界第幾，更是毫無意義，對自給自足農業為主的經濟體，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適用，更別奢談什么與當時先進工業國對比了。

　　今天的中國，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表現最穩定的世界主要經濟體。

　　把中國這樣兩個時代硬是劃上等號，并據此展開什么“學術研討”，只能說明中國自由派為了立場先行，已經徹底拋棄了起碼的學術邏輯與嚴肅。

　　在那樣內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論搞皇權專制還是君主立憲改良，都不過是在調整遠遠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的上層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條，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進步意義是無庸置疑，當然，辛亥革命并沒有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戰與巴黎和會，是對剛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國自由派的致命打擊：他們寄予奢望的美英法無情地在巴黎出賣了中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五四青年的愛國運動，讓中國看到了另外一條拯救國家的道路。

“民國范兒”、“黃金十年”與蘇聯五年計劃

　　同樣基于“影射史學”的需要，中國自由派一向熱衷于以自己的價值觀進行“民國研究”，一時間“赳赳民國”、“民國范兒”、“黃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國自由派，推崇“民國范兒”，主要是特別懷念民國時代極少數知識分子的所謂“優越地位”。

　　這個所謂的“優越地位”是怎么來的？是由于當時中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國普遍極端貧困落后而極個別大城市畸形繁榮。

　　中國自由派以強烈的自戀心理，懷念這樣畸形的所謂“優越地位”，直觀地表明他們站在了整個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命運的對立面——最起碼也是看客。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是擁有國家民族意識的，他們根本不屑于這樣的“優越地位”，他們參加中國革命推翻了腐朽沒落的“民國范兒”。

　　懷念“民國范兒”的中國自由派，對新中國成立之后，通過推廣簡化字與全民掃盲，為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奠定基礎這項工程的巨大社會進步意義，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謂“黃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終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稱這十年為“黃金十年”，顯然使得黃金大為貶值，因為這十年國民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是根本錯誤的。

　　當時的中國不僅面臨著各帝國主義的直接剝削壓迫，更面臨著日本軍國主義日益兇狠的蠶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顧一切建立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化工業和軍事工業體系（哪怕不完整），是應對未來巨大威脅的唯一選擇。

　　但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買辦路線（特別是貨幣金融體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廣大工農群眾的聯盟，喪失了動員組織廣大民眾強行軍建設國家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的可能性，在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略戰爭時，這十年在輕工業、交通等領域取得的進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義。在全民抗戰中，中國的工業體系不要說生產飛機、軍艦和坦克，甚至連重炮和重炮炮彈都難以生產，只能依靠外援，輕武器的生產在數量和質量上也遠遠落后于戰爭需要，這導致了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無法有效動員，國家民族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和犧牲。

　　對比一下當時的蘇聯，沙俄在一戰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國主義強國，由于一戰和內戰的巨大損失，蘇聯1925年才恢復到戰前1913年的水平，但鋼鐵電力遠遠落后于西方，汽車、飛機、化學合成、大型機器設備制造等最新的大工業一片空白。

　　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只有戰敗國德國的40%，更只有美國的10%左右，斯大林和蘇共認為“要么在短時間內趕上帝國主義國家，要么被帝國主義國家打翻在地”，他們還專門把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當成反面教員：“因為中國沒有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想什么時候侵略就什么時候侵略中國”。

　　和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同時期， 1928~1937年，僅僅通過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就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大國，建立了比較完整強大的重化工業與軍事工業體系。

　　誠然，沙俄的底子遠強于晚清和北洋時代，但戰爭中蘇聯的敵人德國也遠強于日本，而且侵略蘇聯時，德國還擁有法國和幾乎整個歐洲大陸的工業力量，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因為與更強大的美英進行海軍軍備競賽，導致其侵華主力陸軍的裝備僅比歐洲大國一戰時的水平略強。

　　結果就是，蘇聯憑借強大的工業力量與動員能力，即使戰爭初期蒙受了巨大損失，但還是打垮了德國陸軍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個東歐，并攻克了柏林。

　　這些基本的事實數據，在網絡時代是任何一個網友都可以輕而易舉獲得的，邊緣化的中國自由派說什么“民國范兒”、“黃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娛自樂之外，在網絡上被廣大網友、特別是軍迷網友盡情嘲諷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國的領袖們是從長期艱苦的戰火中走出來的，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讓他們認識到，沒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就沒有強大的國防，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時刻受到巨大的威脅，只有從這個背景出發，人們才能對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包括大躍進時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觀理性的全面認識。

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學”：1931年9.18日本關東軍侵占東北，完全是張學良的責任，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無關，蔣介石忍辱負重，是為全面抗戰做準備。

　　這樣的曲解毫無意義，因為當時張學良已經改旗易幟，是蔣介石國民政府任命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邊防司令。

　　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們幻想，九一八事變不過是1928年“濟南慘案”的翻版，幻想在國聯的調停下，“以公理戰勝強權”，日軍可能撤退，這是典型的“跪著辦外交”。

　　1931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還在持續，窮光蛋帝國主義日本的經濟社會危機尤為嚴重，日本軍部中下層好戰分子妄圖用軍事冒險來轉嫁擺脫危機，但侵略東北不僅可能同整個中國對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蘇聯、美國、英國利益的，如果同中國軍隊的戰爭陷入膠著，日本是難以收場的，所以不僅日本政府財閥主流不支持，連日本軍部也存在著強大的反對關東軍冒險的勢力。

　　但是，冒險卻由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說什么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為全面抵抗備戰贏得了時間，是完全的無知：東北極為豐富的煤、鐵、糧食、木材等資源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的國力（失去東北則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國力），“贏得”的幾年備戰時間遠遠彌補不了失去東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南京國民政府的極端軟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關于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自由派一直在販賣著這樣的“影射史學”：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經濟上學習西方，政治上不學習西方，所以失敗了。

　　日本經濟上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但始終是更接近德國的日本特色資本主義，而不是美英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至于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議會內閣制僅僅是張皮，因為軍隊完全直屬于天皇，議會內閣不僅沒有軍權，而且還由于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要由現役軍人擔任，軍部可以通過撤出陸、海軍大臣隨意讓內閣倒臺，這是典型的軍國主義政治。

　　日本統治者是冷酷的帝國主義者，而不是中國自由派這樣對世界本質無知的“ 天真漢”，他們清楚，不學習美英西方大肆擴張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為，僅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資源市場又技術落后的日本，不僅完全發展不起來，原始資本主義的殘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會的動亂和崩潰。

　　侵略他國，掠奪資源和市場的一系列“賭國運之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偷襲珍珠港、進攻東南亞），是日本得以迅速工業化的基礎。二戰失敗后，迅速恢復發展也是因為這個工業化基礎，特別是這個基礎造就的大量科學技術人員、熟練工人及管理者，比較1945年后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國，絕不能不考慮，日本戰前就可以生產航母、飛機和世界最大的戰列艦。

蘇聯解體二十周年

　　 中國自由派的“影射史學”：你看，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垮臺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不行吧……什么，聯合國統計2005年俄羅斯各項發展指數才恢復到蘇聯解體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為舊勢力的阻撓，改革不徹底，普京開歷史倒車……反正我們自由派的主張永遠是正確的，錯誤和災難都是別人造成的。

　　蘇聯解體，是個對俄羅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啟示意義的課題。

　　第一，不能否認，進入1980年代，蘇聯確實在政治、經濟、國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場深刻的危機。

　　第二，但是，這場危機，根本無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國干涉戰爭及內戰的危機相比，也根本無法同1941年底德國軍隊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機相比，這兩場重大危機中，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都顯示了強大生命力，戰勝了危機并都使蘇聯更加強大。

　　第三，假設蘇聯沒有解體（雖然歷史的假設不成立，本文僅進行純學術邏輯探討）：達到“不解體”這個目標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偉略的大師，更不需要蘇聯公眾付出1917年和1941年時的巨大代價，僅僅需要領導層和公眾謹慎行事并進行必要的戰略收縮，而不是采取戈爾巴喬夫不計后果的自殺方式，那么，剛剛因為越戰失敗和經濟危機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國，是否有力量通過里根經濟學巨額負債的方式走出危機，就很成問題了，因為這需要美國擁有對歐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絕對干預力量，對國際關系常識了解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歐洲和日本已經對美國的經濟金融霸權發起了猛烈沖擊，而且歐洲和日本，都存在著借重蘇聯來平衡美國控制的強大政治經濟勢力。

　　理論上，只要蘇聯頂住了這場危機，那么美歐日三邊競爭只能更加劇烈，美國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機將變得更加困難，中國、印度兩個大國工業的快速發展，也將使全球能源、原材料價格迅速上升，并給蘇聯帶來轉機。

　　今年同樣是海灣戰爭爆發二十周年，中國自由派把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歸結為什么“自由”戰勝“專制”，這充分說明了中國自由派對軍事的完全無知：美國利用了蘇聯解體前夕的癱瘓狀態，調動了本土和駐歐洲準備用于同蘇聯紅軍打世界大戰的軍事力量，遠弱于美國的伊拉克是毫無機會的，這同體制問題毫無關系，換句話說，當時美國、伊拉克互換體制，戰爭結果一樣毫無懸念，同二戰德國擊敗比利時一樣毫無懸念。

　　沒有蘇聯解體前的癱瘓，美國是難以下決心調動本土、駐歐美軍主力全力打擊伊拉克的，而海灣戰爭的勝利，極大地增強了美國控制中東、利用石油美元維護美元全球霸權的力量。

　　第四，蘇聯解體確實需要從政治、經濟、國防等綜合因素全面研究，僅僅歸“功”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少數幾個人肯定是遠遠不夠的，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相關論著很多。

　　這其中，意識形態傳媒戰場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義：歸根結底，超級大國蘇聯沒遭受軍事侵略，也沒遭受全面經濟封鎖（雖然美國動用了糧食戰爭、石油戰爭等手段），它是完全敗在了意識形態傳媒這個決定性戰場了。

　　在建立了足以與美國抗衡的軍事力量之外，社會主義蘇聯——而不是解體后的俄羅斯——建立了全社會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保障體系，蘇聯1917年后大大縮小，但卻沒有趕上美國的生活差距。

　　“只要采用美國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國人一樣生活，還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這是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論主導的各類傳媒討論一切問題的核心。美國是刻意，蘇聯則是無意識地抹去了一個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國拯救危機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權地位或濫發貨幣或高額舉借外債，蘇聯，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條件。

　　受美國資助的蘇聯各類傳媒，極端夸大蘇聯的社會問題，煽動對1917年以來蘇聯體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絕任何理性謹慎與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問題，只有推翻現體制才能解決！”

　　必須認識到，當時的蘇聯，不僅是知識界、而且領導層和公眾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套洗腦傳銷，廣大黨員、公眾對蘇共解散、對主張“全盤西化”的葉利欽等人，違背公眾（通過全民公投）保存聯盟的民意，使蘇聯解體，都因為這個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靜”。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正在中國重復著當時蘇聯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評價蘇聯解體對俄羅斯的影響，標準只有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基本事實數據。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很快按美國西方的“藥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休克療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的徹底改革，結果呢？幾年之內，國民經濟下降50%，超級通貨膨脹，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儲蓄和養老金，金融寡頭的形成導致社會貧富極為懸殊，人均壽命下降近5歲，既沒融入北約、也沒融入歐盟，國防軍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約東擴到了家門口……這樣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國而不是俄羅斯的利益。

　　這些簡單的基本事實數據，勝過中國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評價。

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與猶太裔金融寡頭

　　蘇聯解體后，代總理蓋達爾在總統葉利欽的支持下，于1992年初在全國推開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力薦的“休克療法”。

　　第一步是放開全國90%的消費品價格和80%的生產資料價格。結果不到半年物價暴漲，全面通貨膨脹，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了13倍以上，企業生產被大大壓縮。

　　第二步是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財政貨幣“雙緊縮”，造成了經濟的進一步急劇下降。

　　第三步是大規模私有化，一開始是將國有資產的約三分之一無償平分給每個公民（每人領到一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后來則是進行國企拍賣。

　　葉利欽——蓋達爾呼吁公眾“忍受陣痛”，承諾經過短暫的“休克”之后，自由市場經濟將得以建立，經濟和人民生活將迅速好轉。

　　結果呢？不僅經濟下降50%，公眾失去了大部分儲蓄養老金，生活極為困難，最關鍵的是，所謂“公正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完全沒有建立起來，短短三四年，俄羅斯形成了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寡頭集團，他們的力量有多強大？連蓋達爾都不得不承認，俄羅斯一度是由七八個商人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包括撤換總理。

　　意味深長的是，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組成，并非自由派們到處宣揚的是蘇聯主要領導及其子女親屬們，這些人中的主力，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爾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別洛夫、阿布拉莫維奇等等，他們在蘇聯時代大部分都是社會普通階層成員，也沒有太大的財富積累，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猶太人。

　　 考慮到俄羅斯1.5億人口中，俄羅斯裔占大多數，猶太裔只有25萬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這個現象顯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經濟急劇下降和超級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國有資產，每個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證券，肯定大大貶值，但考慮到“民主俄羅斯”的極度腐敗，認為這些金融寡頭僅僅從蘇聯后期倒賣牛仔褲和煙酒中獲得了足以形成寡頭的先決條件，顯然是不符合常識的，離開了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猶太資本的大力支持，他們是做不到這點的。

　　金融寡頭控制了俄羅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傳媒機構，動用巨大財力支持葉利欽，在造成社會經濟災難之后，依然在1996年再次當選，葉利欽時代，“民主俄羅斯”是標準的“資本控制國家”模式。

　　今天的中國自由派，特別是迷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同樣也在中國販賣“均分”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的所謂“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驗：反寡頭與再工業化

　　接任葉利欽上臺的普京，面對的是內外交困的爛攤子，他認為蘇聯解體是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認為俄羅斯第一次面臨淪為二流抑或三流國家的危險。

　　為了把國家從腐朽的金融寡頭手中解救出來，他一上臺就首先向寡頭們開刀，誠然，他依靠了“西羅維基”的力量（在俄羅斯，特指安全、軍隊及軍工強力部門），但更多是依靠了公眾渴望民族復興與痛恨寡頭的民意；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國外，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監獄。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沒有恢復沙俄歷史上的“反猶”狂熱，在撤掉金融寡頭的代理人總理卡西亞諾夫后，他任命了有猶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擔任總理，并同購買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阿布拉莫維奇保持了合作關系。

　　即使這樣，也大大激怒了美國西方，這時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意思的證明西方傳媒“客觀自由公正”的現象：因為葉利欽的政策符合美國利益，所以他炮轟議會、建立金融寡頭體制、制定世界上權力最大的總統制憲法，就成了“捍衛民主自由”，按這部憲法，總統葉利欽可以像換襯衣一樣更換總理，至于撤換部長，那更是隨心所欲到極點，不少部長是在出差時在機場新聞廣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職的，這讓一個笑話一度在俄羅斯非常流行：“赫魯曉夫承諾，上臺后每個人都吃上土豆燒牛肉；戈爾巴喬夫承諾，上臺后每個人都有新思維；葉利欽承諾，上臺后讓每個人都當一次總理”。

　　而普京，因為政策不符合美國利益，雖然他繼承了葉利欽的憲法，包括他擔任總統后擔任總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聲呼吁的“程序正義”，但他依然被稱為“專制獨裁”。

　　中國的自由派，也鸚鵡學舌般吹捧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民主自由”，攻擊普京“專制獨裁”。

　　蘇聯解體、休克療法與金融寡頭統治，對俄羅斯造成了毀滅性的“去工業化進程”，今天，對發誓要推進俄羅斯現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韋杰夫而言，“再工業化”是他們面臨的最為艱巨的挑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怎么突出都不過分的，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俄羅斯就有淪為“大號沙特”或“大號加拿大”的危險（其實現在俄羅斯的GDP已經與加拿大同一水平了，世界十名左右）。

　　蘇聯通過一系列堅定的五年計劃，建立了獨立完整、質量較高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科研體系及教育體系，雖然，這個體系也存在著進一步合理化改進的空間，但蘇聯解體、特別是工業基地烏克蘭的獨立與“投向西方”嚴重破壞了俄羅斯工業體系的完整，休克療法更是對俄羅斯工業體系幾乎造成了滅頂之災。

　　普京穩定經濟秩序后，利用能源價格上漲，部分恢復了俄羅斯的工業與軍工，但總體而言，今天的俄羅斯工業、科研、軍工和基礎設施還在吃蘇聯時代的老本，民用工業規模僅僅是美國、中國的零頭，也遠遠落后于日本、德國、英國、法國，基本上與巴西、加拿大、印度處于同一水平。這樣的民用工業基礎也造成一度強大的軍工科研體系持續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軍先進裝備方面，已經越來越難以同美國抗衡。

東歐劇變的“經驗”：對中國沒有什么太大借鑒價值

　　蘇東劇變后的東歐“經驗”，也是中國自由派津津樂道的話題，可惜，所謂的東歐“經驗”，對當代中國，沒有什么太大的借鑒價值。

　　第一，冷戰中東歐依然落后西歐，這是事實，但這不完全是社會主義制度問題，因為從羅馬時代起，東歐就遠遠落后于西歐，文藝復興特別是工業革命后，東歐同西歐的差距更進一步拉大，東歐中最先進的東德，工業基礎也一直遠遠落后于西部德國地區，這還要考慮因為德國在蘇聯的暴行破壞，戰后初期，蘇聯懲罰性地將東部德國地區的工業遷往蘇聯的事實。

　　客觀地說，社會主義制度實行四十多年，東歐一度追近了與西歐的差距，但確實沒有消除這個差距。

　　這和比較1949年后，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的發展類似，也和比較1917年后蘇聯與美國的發展類似：不充分考慮實行某個制度時的國情基礎事實，是根本無法嚴肅進行體制比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后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加入了歐盟與北約的東歐國家（現稱中歐或中東歐），依然遠遠落后于西歐，并且在金融危機中，總體而言表現的更為脆弱。

　　第三，東歐國家，大的也就相當于中國的一個中等省份，大部分國家只相當于中國幾個地級市甚至縣級市的規模，他們愿意不需要獨立的政治軍事地位，不需要獨立完整的工業和金融體系，把支柱產業交由美歐外資控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這對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借鑒意義是很小的。

　　中國自由派硬要把東歐“經驗”往中國套，這就相當于硬要把丹麥、挪威或新加坡、阿聯酋的“經驗”往美國套一樣，是純粹的無用功。

　　國進民進：國家控制資本、國企與民企

　　俄羅斯“休克療法”造成的經濟社會災難，突出地證明了中國模式國進民進的正確：以公有制為主導，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國家控制資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包括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共同進步。

　　攻擊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具體做法，要求極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國政府調控經濟的中國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聯儲對世界主導貨幣美元的調控，忘了美軍對試圖脫離石油美元體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擊與恐嚇——這是更直接更強硬的政府調控。

　　對國企特別是大型央企的具體做法和社會責任也完全可以探討，但鼓吹取消國企、央企的中國自由派，應該知道世界范圍內，金融、能源、糧食、軍工、航空航天、鐵礦乃至資本、超市的壟斷現狀，他們鼓吹的“充分自由競爭”，在當今世界這些領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國企主導，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導。新華社的“國家脊梁負重致遠——中央企業十一五時期改革發展紀實”，充分肯定了央企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進攻的優勢遠大于防御

　　蘇聯解體凸顯了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極端重要性，在這個戰場，進攻一方擁有的優勢遠大于防守一方，因為進攻、設置話題、甚至造謠的成本遠小于防守、回應議題和辟謠的成本，各國網絡輿情普遍的“習慣性批判”特點又放大了進攻方的優勢。

　　二戰德軍的“閃電戰”，是以坦克和俯沖轟炸機為快速打擊力量，突破對手薄弱的側翼防線后，迅速插入對手縱深后方，在對手沒有充分組織動員的情況下癱瘓對手的指揮通信后勤能力，瓦解包圍對手并取得勝利，這和二戰中美英軍隊的一線平推戰術形成鮮明對比，波蘭、法國及歐洲許多國家被德軍的“閃電戰”迅速打敗，蘇聯在戰爭初期也在德軍“閃電戰”的打擊下損失慘重。

　　美國（西方）瓦解蘇聯就是采用了一場標準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放棄意識形態戰場指揮，為此提供了極大便利（當然，美國還是綜合運用了外交、軍事、情報、糧食及金融手段），這使得整個蘇聯社會從領導到民眾在極短時間內，仿佛進入集體無意識狀態一樣意志癱瘓，任憑國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視之，即使后來俄羅斯公眾知道拋棄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強硬捍衛國家利益，也為時已晚，俄羅斯恐怕已經永遠失去了恢復蘇聯時代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機會了。

　　今天美國依然依托其傳媒及網絡優勢地位，在對其他國家進行著以“顏色革命”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美國這么做的另一個深層原因，是置其他國家于被動防守地位，防止對手利用金融危機后美國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和族群矛盾。

　　對中國而言，在意識形態傳媒戰場，防守是極為必要的，但僅僅防守是完全不夠的，因為防守方面對進攻方是天然劣勢，而且長期的被動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眾面前喪失道德制高點，所以，在這個戰場，即使中國的軟硬件實力弱于美國西方，合理堅決的反擊進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在蘇聯是悲劇，在中國是喜劇

　　中國自由派=科濟列夫+蓋達爾，他們追求的都是全面無條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會”，多黨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蘇聯因為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好歹還短暫“掌過權”（雖然很快就邊緣化了），而中國自由派一直就是邊緣化的命運。

　　中國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顯出了強大生命力，但后來他們肯定會為一個問題苦惱了幾十年：為什么蘇聯東歐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很快就被“和平演變”，而同樣受到美國大力支持的中國“和平演變”，二十多年了不僅始終沒有成功，而且還愈加顯得遙遙無期？要知道，中國同美國西方的力量對比，還遠遠達不到蘇聯華約同美國北約的力量對比。相信這個問題也讓美國西方的決策者和觀察家們感到了極大的困惑。

　　換句話說，為什么科濟列夫和蓋達爾在蘇聯（俄羅斯）上演的是悲劇，中國的自由派近三十年來上演的卻是喜劇（他們多次“準確”預言的“中國崩潰論”，讓他們在中國公眾面前成為了喜劇和鬧劇角色）。

　　第一，根本一點是，中國是在保持政治穩定前提下推進改革開放的，而蘇聯（俄羅斯）對政治、經濟體制采取的都是激進的自殺式的“休克療法”。

　　第二，如果說，美國西方聯合蘇聯（俄羅斯）自由派打贏了一場意識形態傳媒“閃電戰”的話，那么美國西方聯合中國自由派對中國模式的意識形態傳媒戰爭，卻打成了一場陣地戰、膠著戰：蘇聯解體、俄羅斯休克療法的災難，東亞金融危機乃至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美國西方的制度神話一再受到中國和全球的強烈質疑，需要辯解的方面越來越多，按軍事術語，美國西方和中國自由派需要防御的戰線越來越長，薄弱地段越來越多，需要從進攻中抽調用于防御的兵力也越來越多，而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客觀上又使得中國用于意識形態傳媒戰場的進攻和防守兵力越來越強。

　　第三，美國西方，特別是中國自由派的戰術， “幾十年一貫制”，還是科濟列夫、蓋達爾時期的老套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青年人出國留學、工作、旅游，美國西方過去的神話成了越來越多中國人口中的“不過如此”，這是中國和過去蘇聯的最大不同。

　　第四，網絡的出現，凸顯了中國自由派戰術的落伍，因為年輕人獲取知識更為迅速便捷，中國自由派費了半天勁，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雄文”，放到網上往往得到的是這樣的評論“這些土包子，怎么還是幾十年前的舊貨啊，能來點兒新鮮的嗎？”有網友認為“互聯網早普及二十年，蘇聯也許就不會解體。”不少中國自由派哀嘆在網絡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聯合進攻”。

　　第五，很多愛國學者和愛國網友對中國自由派攻擊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我們還可以更加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美國西方的世界地位決定了中國自由派將長期存在（還要考慮美國對中國“顏色革命”產業化運作），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正面宣傳處理不當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國自由派對“愛國主義”的攻擊，恰恰作為反面教員把更多的青年人惡心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對此，我們應該感謝他們。

　　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愛國主義者與其把他們當成“第五縱隊”，不如把他們當成德國在二戰中的盟友意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國認為，讓意大利人當敵人比當盟友更有價值。

　　我們應該歡迎中國自由派，特別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扮演美國西方的“意大利式的盟友”，他們不僅阻礙了美國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也在不停地上演著一幕幕喜劇，為眾多網友們提供著歡樂。

　　打臉黨魁尼克松：評價科濟列夫

　　讓我們來看看尼克松對科濟列夫的有趣評價。當尼克松向科濟列夫請教新俄羅斯的利益問題時，俄國外長謙恭地說：“蘇聯的一個問題是過分卡在國家利益上，所以，現在我們將更多地考慮人類共同的價值問題（注：這很象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中國自由派嘴里的“普世價值”）。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夠提醒我們該怎么確定我們的國家利益的話，我將不勝感激。

　　事后尼克松評價說：“當我任副總統，后又任總統時，我竭力表明我是一個為了維護美國利益而搏斗的狗崽子（注：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使用最頻繁的詞組都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這方面，基辛格是個更大的狗崽子，有時候我還要向他學習。當蘇聯剛剛解體，新俄羅斯需要保衛和加強的時候，他的外長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個多么好的家伙。搞不懂俄國人為什么不派他去慈善機構工作。

　　尼克松的評價也完全適用于蓋達爾和中國自由派，按中國青年網友們的術語，尼克松，“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的前總統，是個標準的打臉黨。

　　即使尼克松曾經懷疑科濟列夫的言行是場戰略欺騙，人們也應該理解，當戈爾巴喬夫在美蘇談判中一再無條件放棄蘇聯的重大戰略利益時，主導美國戰略的冷戰老手布什、切尼、蓋茨等也曾多次懷疑這是不是一場陰險的戰略欺騙，因為超級大國蘇聯并沒有戰敗，而德國總理阿登納、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過任何微小的機會在美國面前捍衛戰敗國德國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說，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科濟列夫和蓋達爾的言行，遠遠超出了文明社會人類正常思維的底線，這同樣也適用于中國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義者。

中國自由派對“百年邊緣”的反思：救亡壓倒啟蒙

　　總是要求中國公眾無休止地反思所謂“國民性”的中國自由派，有沒有對自己“百年邊緣”的命運，進行過反思呢？

　　有，最經典的就是“救亡壓倒啟蒙”，最新的就是“中國模式論所表現出的價值觀，是以民族主義與階級屬性拒絕和解構普世價值及人類文明”。這，就是中國自由派的所謂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并立志于使中國自由派的價值觀成為中國主流價值觀，那我肯定會對這樣的“反思”感到震驚和不可思議：理論上，把“救亡”和“民族主義”從“啟蒙”與“普世價值”中剝離，這在“普世價值”大本營美國西方都是不可想象的，僅從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國歌和美國的入籍誓詞中就可以證明這點；實踐上，這幾乎相當于公開宣稱，我們中國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我們就是要“百年邊緣”，“永遠邊緣”。

　　青年一代讀懂了中國：讓四代飛！

　　中國四代機的首飛，在中國網絡上，特別是在各大軍網上引發了近年互聯網上少有的轟動，一個80后軍迷寫下的感言，讓眾多年輕的軍迷們熱淚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讀懂了中國：他們知道，這是中國國家民族意志、工業體系、科研體系與國防軍工體系的整體進步結果。當今世界只有美國將四代機F—22投入現役，軍事大國俄羅斯的四代機也才剛剛首飛一年，經濟強大的歐盟、日本都只能依賴等待美國低一檔次的四代機F—35。

　　四代機的首飛，標志著中國捍衛世界和平，構建和諧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時，廣大理性的軍迷網友們，也坦率地談到與美國的差距，談到了中國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創新與民族產業升級方面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國自由派大多數“非常正常”地對這件事保持了集體沉默。

　　1796年，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警告國民“迷信外國會產生罪惡”，他說“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熱情的篤信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罪惡。……這會讓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墮落、受到迷惑的國民獻身自己喜愛的國家，反而背叛或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卻沒有絲毫反感之情，有時甚至頗為自豪。”

　　這段話，很像是對中國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們繼續圍攻公眾的愛國主義，繼續站在國家民族命運的對立面，他們就永遠也不要奢望讀懂中國，讀懂中國的青年，他們百年邊緣的宿命，也就將一直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