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號選堂，1917年生，廣東潮安人。父饒鍔，為潮州大學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學，未冠整理其父遺著《潮州藝文志》，于1937年刊于《嶺南學報》，以此知名。1935～1937年，應中山大學之聘任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1939～1941年協助葉恭綽編《全清詞鈔》。1943～1945年任無錫國專教授。1947～1948年任汕頭華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總編纂。1949年遷居香港。1952年，任教于香港大學中文系。1962年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漢學儒蓮獎”。1963年，曾至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作學術研究。1965～1966年又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敦煌寫卷。1968～1973年應新加坡大學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1970～1971年，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1973年，又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教授。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于1974年，為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8年退休後，又于1978～1979年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任日本京都大學研究所客座教授。1979～1986年又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期間于1982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復獲香港中文大學授予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銜。1981～1988年曾擔任澳門大學客座教授。1992年起被復旦大學聘為顧問教授。1994年起又任泰國華僑崇圣大學中華文化學術研究院院長；同年獲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學研究特別獎，并將全部獎金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1998年獲香港海外文學藝術家協會中華文學藝術家金龍獎、國學大師榮銜，并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首任榮譽院務委員。
饒宗頤先生集學術與藝術于一身，是國際公認的一代巨匠、南派文化宗師。精通多種外語，知識淵博，學富五車，著作等身。六十多年來，孜孜不倦，無論甲骨文、簡帛學、敦煌學、佛學、道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乃及印度梵學、西亞史詩、藝術史、音樂、詞學、書畫及理論，學無不涉，涉無不精，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專著六十多種外，尚有發表在世界各大學術期刊及各大書刊上的論文，短文和雜文約有四百篇。藝術方面于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于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篆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主張書要“重”、“拙”、“大”，克服輕佻、嫵媚、纖巧之病。其書作氣息空靈，淳淳入古，尺幅之內疏簡凝重，濡染翰墨，殊為精致。實可謂：“筆走時篇篇錦繡，墨動時字字珠璣”。
饒宗頤先生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及影響，已有季羨林、李學勤、錢仲聯、姜伯勤、李聯陞等中國著名學者以及戴密微、池田溫、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漢學家著文評價，收入香港三聯書店《論饒宗頤》一書（1995年出版）。簡要論之，可概括為如下三點：
（一）本世紀自王國維以來的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研究，一個大的趨向即如何在乾嘉諸老的基礎上再向上一層。向上之路，依學者個人的天資稟賦與治學風格、學術背景的差異而呈現不同面貌。如陳寅怡先生以史論擅勝，錢鐘書先生以文心見長等等。但總的精神是地下文物與紙上文獻互證、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印證以及外來觀念與民族學術融合。這一總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學術經由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洗禮、錘煉其學術性格，然后重返中國傳統學術文史哲不分家的返本開新之路。由分而合，正是中國人文學術的內在生命所使然。饒宗頤經其特殊的個性聰明才智，正是處于此一學術潮流中的前線人物，其成績足以與當代一流大師相頡頏。
（二）由于1949年至1978年的特殊時代因素所造成的閉關鎖國狀況，尤其是文革十年動亂對于中國文化的瘋狂踐踏，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缺乏應有的成就與活力。而這一段時期，正是饒氏學問生命的精進期，也正是他成長為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不多的橋梁人物之一的時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饒宗頤發表《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后不久，法國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即以此書教授諸生，以至引發后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在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史中，饒宗頤是一個重要的開風氣的人物。如果說，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必資延續下去的話，饒宗頤的學術位置亦將因此而顯出其重要意義。
（三）饒宗頤在學術上與藝術上的造詣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他集學問與藝術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為當代罕有的國學宗匠。同時，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圓融、和諧的特點。整個二十世紀，一般知識人都覺得一定要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新派”與“舊派”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卻沒有一種焦慮與困惑。他的世界里，東方與西方沒有鴻溝，古代與現代之間沒有裂罅。饒宗頤的學問、藝術與文化人格、與香港一地有極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緣所造就的學術文化史現象。這一范式所樹立的標格，將對于未來的中國學術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饒宗頤先生治學六十馀裁，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以後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近則致力于中國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出版論著50馀部、論文400多篇。根據先生自己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
1．敦煌學：代表作有《敦煌書法叢刊》、《敦煌本老子想而注校箋》、《敦煌曲》（合著）、《敦煌琵琶諳》
2．甲骨學：代表作有《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通檢》（主編）、《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
3．詞學：代表作有《詞集考》、《清詞年表》、《全明詞》
4．史學：代表作有《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九龍與宋季史料》、《選堂集林·史林》、《潮州志匯編》
5．目錄學：代表作有《潮州藝文志》（合著）、《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
6．楚辭學：代表作有《楚辭地理考》、《楚辭書錄》、《楚辭與詞曲音樂》
7．考古學、金石學：《唐宋墓志》、《新加坡古事記》、《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合著）、
8．書畫：代表作有《畫（國畫史論集）》、《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此外還有大量書畫藝術作品。
饒宗頤先生之治學規模與識見，主要表現在特強的原創力。他長于開風氣，出奇兵，在許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在許多新鮮的風景中著人先鞭：
（一）上古史、甲骨文
最早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提出“禮經”的問題（1986年）
將殷禮與甲骨文具體聯系起來研究之第一人（1959）
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之第一人（1959）
講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所藏甲骨之第一人（1956-1957）
研究仰天湖楚簡之第一人（1954）
首次將陶文⊕證明為“羊”的象徵（1990）
（二）文學藝術史
講敦煌本《文選》、日本鈔本《文選》五臣注之第一人（1956）
撰寫宋元琴史之第一人（1962）
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諸于世，并撰作第一篇研究論文（1963）
首次提出劉勰文藝思想受佛教影響（1963）
首次研究陸機《文賦》與音樂之關系（1961）
首次在古代文論研究中揭出“勢”的范疇
首次從文獻根據上揭示韓愈詩歌受佛經文體影響（1963）
研究敦煌寫卷書法之第一人（1959）
講詞與畫關系之第一人（1974）
講中國藝術史上墨竹刻石之第一人（1974）
介紹、研究潮州瓷之第一人（1955）
首次證明中國繪畫史上吳韋發明指畫在高氏之前（1985）
利用秦簡首次證明“納音”與“五行”之關系（1985）
首次將《盤古圖》的年代推前到東漢（198）
（三）宗教史、中外文化交流史
首次提出“海上絲綢之路”之概念（1974）
首次利用日本石刻證明中日書法交流源自唐代（1980）
利用詞牌《穆護歌》考見火祆教史實之第一人（1978）
利用吳縣玄妙觀石礎，請道教變文之第一人（1974）
首次據英倫敦敦煌卷子講禪宗史上的摩訶衍入藏問題（1964）
講有關越南歷史的《日南傳》之第一人（1969）
首次提出六祖出生地（新州）問題（1989）
首次從牙璋提示古代中國通往東南亞之路（1994）
（四）地理學、地方史、文獻目錄版本學
辨明新加坡古地名以及翻譯譯名之第一人（1970）
在中國現代的地方學編纂史上，首開現代科學編纂體例（1949）
首次提出“楚文化”（1970）、“吳越文化”（1971）作為學科名
講《太平經》與《說文解字》關系之第一人（1972）
首次考證《說郛》很早的一個明代本子（1966）
講金趙城藏本《法顯傳》之第一人（1974）
利用中國文獻補緬甸史之第一人（1975）
講敦煌批流年書之第一人（197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