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中國想象
趙山奎 中華讀書報
自1981年底錢滿素先生發表《卡夫卡來到中國》以來，我國的卡夫卡研究已經走過了20多年的歷史，從單個作家的研究來說，卡夫卡已成為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最重要對象之一，但對于卡夫卡這樣一個鐘情于中國文化、從中國文化汲取意象和創作靈感并將其體現在作品中的作家，長期以來竟幾乎忽略了對卡夫卡與中國文化之間復雜關系的系統探討。事實上，卡夫卡雖然沒有親歷中國，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所構建的中國想象的背后卻無疑滲透著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化的某些共同性的理解和誤讀，也包含著更多的創造性因素，其跨文化研究的價值無疑是十分重大的。
在此背景之下，曾艷兵教授的專著《卡夫卡與中國文化》（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的出版，可以說在這方面進行了一次頗有意義的開拓。全書對卡夫卡在中國的接受以及卡夫卡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等問題進行了簡要的回顧和梳理，并詳盡論述了卡夫卡對中國發生興趣并進而接觸、了解中國的原因及諸多可能性途徑。著者首先對德語文化中關于中國的“社會總體想象物”進行了大規模清理，構建了一個由萊布尼茨、康德、赫爾德爾、黑格爾、馬克思、歌德、席勒、謝林和尼采等人言論及其作品交織而成的互文性的“中國形象”的網絡譜系，在此基礎上著者對卡夫卡書信、日記和談話錄中對于中國文化的14處直接評述一一進行了分析。
卡夫卡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并非是一種可能的、想象的、推測的關系，而是一種事實的、真實的關系，而要證明這一點，則是一項非常復雜艱巨的工作。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著者在對材料進行整理、歸納和分析時，總是聯系了卡夫卡的具體創作，對這種“外部”因素向卡夫卡創作的內部滲透總是進行一些恰到好處的提示和勾連，比如席勒筆下的長城與卡夫卡筆下的長城的相似之處，黑格爾對中國哲學“循環、反復、迂回”等特征的概括與卡夫卡寓言式寫作的風格的類似，謝林對老子哲學“道即門”的闡釋與卡夫卡小說中的“門”的形象之間的關聯等等。
應當說，著者分別論述的三部作品《一次戰斗紀實》、《中國長城建造時》與《往事一頁》是全書論述的一個重點，也是全書的一大亮點，因為正是這三部作品直接描寫了中國或以中國為題材，最為集中地體現了卡夫卡對中國文化的想象和理解，因而也最有跨文化比較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并且除了《中國長城建造時》國內學者有若干論述外，其他兩部作品據筆者所見還都是第一次被如此深入細致地探討 , 這部分給筆者最深的印象就是著者鮮明的跨文化比較視野以及深厚的西方當代文學理論功底所產生的透視力。
在此，不妨以《一次戰斗紀實》為例稍微展開來談。著者首先聯系時代背景，指出當時德國對中國的入侵和占有使卡夫卡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并獲得了大量有關中國的信息，而長期以來對遙遠東方國度的神往使得卡夫卡希望借助想象逃離布拉格令人窒息的環境。著者對文本進行分析、考證后認為，《一次戰斗紀實》中的“胖子”形象是卡夫卡逃離現實想象的化身，這一形象則來源于中國的“布袋和尚”（Pu-Tai）即彌勒佛，也令人聯想起中國的皇帝，而胖子所坐的擔架則與中國的“轎子”形象密切相關，卡夫卡對胖子之死的敘述受到了李白詩歌以及李白之死的傳說的影響，而敘述者“我”的形象則源于中國瘦弱書生的形象，故事發生的背景充滿明月、松樹、微風、寒夜、秋琴等意象，與中國古詩的意境也頗有幾分神似。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給卡夫卡“提供了一種寫作、創作和精神自由的機會和可能性”。
但著者沒有就此止住，而是進一步論述了這篇小說的深層主題，即人與人的戰斗、人與社會的戰斗、人與自然的戰斗、人與自我的戰斗以及人與語言的戰斗。這些顯然都是20世紀西方文學的核心命題，具有鮮明的西方色彩。就人與自然的戰斗這一主題而言，《一次戰斗的紀實》雖然很多自然風景的描寫，并使用了大量中國古詩的意象，但由這些意象所營造的整體氛圍和意境，卻與“中國風格”相去甚遠。和中國古詩中天人合一的和諧穩定的世界圖像比較起來，卡夫卡在這篇小說中更恰當地說應當是表現了對于世界塌陷和解體的恐懼。這樣，卡夫卡一方面在作品中鑲嵌了中國因素，另一方面又對其進行了創造性融合改造，使之產生了一些新的更為普遍性的東西。
著者是國內卡夫卡研究界的一流學者，具有西方文學及文化理論的深厚積累，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中國文化也有十分深入獨到的研究，具備了運用雙向文化思維進行迂回思考的特殊優勢，因此在對中西文化一些重要問題的考察中，他往往能夠以簡潔的語言切中要害，令人嘆為觀止。本書中的“卡夫卡與老莊哲學”、“卡夫卡與《聊齋志異》”、“錢鐘書《圍城》與卡夫卡《城堡》的比較研究”等章節，就充分體現了著者的上述特色。如“道與法”、“蝴蝶與甲蟲”、“卮言與寓言”等等，看似簡單的概括背后實際上包含著對東西方文化深層差異的洞察。值得稱道的是，著者雖然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但其研究本身則建立在資料和文本的基礎上，沒有空談理論、空發議論。
應當說，卡夫卡對中國文化“閃耀著創意和靈性”的借鑒和想象以及本書著者對這種借鑒與想象的同樣“閃耀著創意和靈性”的闡釋都是頗給人以啟發的。著者常以中國之“道”來闡釋卡夫卡作品的“法”，這反過來也使我們從卡夫卡力圖解釋那些“不可解釋的事情”的敘述里，從那幻象一般的真實里，獲得了一種對于不可言說、超越敘述和解釋的中國之“道”的更深入具體的理解。卡夫卡從對中國的理解、想象和誤讀中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力量，當代中國文學也從卡夫卡那里獲得了過去從未有過的震驚和啟示，但同時我們更要看到，他留給了自己同時也留給了中國——確切地說處在當代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我們”——遠為痛苦的困境和更為棘手的難題：如何有效地進行跨文化對話？如何有效地推動東西方的真正的相互理解，并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有新的創造？卡夫卡在創作《中國長城建造時》也許已經隱隱約約地預感到了西方人對東方的“闡釋的終結”，因而“放棄了對這一問題的考察，放棄了完成這篇小說的愿望”。但無論如何，我們的闡釋還必須進行下去，西方對東方、東方對西方以及東西方對世界的闡釋都必須進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