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遠古藝術真相，探中國詩歌源頭
——讀《樂舞與儀式——中國上古祭歌形態研究》
劉懷榮
中國歷史的悠久與詩歌的發達，均是世界著名的，但是由于上古史料的嚴重缺失和我們傳統的學術觀念使然，加上學者們多有畏難的心理，因此，研究上古藝術與探討中國詩歌發生源頭的著作向來并不多見。張樹國博士新作《樂舞與儀式——中國上古祭歌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6月版），知難而上，緊緊抓住上古藝術詩、樂、舞三位一體，宗教、倫理、政治及人生渾然難分的文化特點，對中國遠古藝術與詩歌起源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研究，在上古祭儀、樂官制度、儀式生活、儀式美學等諸多方面均有創獲，在先秦詩、樂關系的研究方面，尤多新見。是上古詩歌研究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力作。就筆者所見，該書具有如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能夠充分利用存世文獻和考古材料，把祭儀與祭歌及其宗教倫理功能與藝術特征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對上古祭歌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言必有據，不尚空言，表現出嚴謹的態度和良好的學風，這是本書第一個特點。上古祭儀本是祭歌產生的最直接的背景，也是探討祭歌不可回避的重點考察對象，但史籍所載簡而不詳，對現代人來說，實有“煙濤微茫信難求”之困惑，把握不好，即可能有主觀臆斷之嫌。作者對此顯然是了然于心的，這從全書章節構成即不難窺見一斑。作者把《山海經》、《九歌》、周初史詩、《大武樂章》、《商頌》等存世文獻作為研究的重點，同時，又能從先秦時代神話、宗教、政治等多種文化現象出發，將宏觀的觀照與微觀的考證很好地結合起來，從而使書中關于祭儀與祭歌的研究皆能落到實處，這是作者能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所發現的根本前提。如第三章“《山海經》中的古帝、山川、圖騰祭儀”，作者立足于《山海經》這部典籍，首先對其中的帝系進行了梳理，進而結合考古發掘所見，指出《山海經》中所說的“臺”就是上古時代的祭壇，《山海經》經常提到的鐘、鼓、磬石等樂器，“主要用于山川祭祀”（57頁），而《山海經》中有關鳳凰、鸞鳥及五彩鳥的記載反映的則是與祖先崇拜相關的上古圖騰祭儀，這在《詩經》的某些篇章中還有相應的表現。“從中可以初步了解到圖騰歌舞在上古祭祀文化中的應用，同時也傳達出上古先民那種詩意的存在狀態”（71頁）。由于作者使用了神話傳說、考古實物、存世詩篇、古文字、古圖畫（出土的象牙板圖畫）及后代信仰（如鳳凰信仰）等多種可以確證的證據，使本來渺茫模糊的上古祭儀與祭歌變得清晰、具體了。又如關于三代文化的特點，歷來學者多有不同的論述，作者則通過具體的研究發現，“儀式本身具有祀神、祭祖、求雨、娛樂等功能，既是宗教的，倫理的，政治的，也是藝術的。”（2頁）而“通過藝術的方式解決宗教倫理和人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周代文化的特質。”（225頁）。這一觀點雖然不是作者首先提出，但是對這一觀點進行系統論證、具體闡發卻無疑是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
本書的另一特點是不盲從權威，不因循舊說，一切從事實和材料出發，因而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均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如關于巫官文化與史官文化的發展演變問題，前人曾有上古巫史不分，進入夏商周三代之后，巫逐漸為史官、卜官、禮官所取代（參張紫晨《中國巫術》7－8頁，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的觀點，近年也有學者指出巫師與音樂、舞蹈，尤其是鼓樂有密切的關系（參童恩正《中國古代的巫》，《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5期）本書作者則進一步指出，巫、史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巫在西周、春秋時代，被祝、宗、史所取代，“在信仰領域，巫術為宗教所取代；在現實世俗事務之中，巫官也為史官所取代；而在祭祀祖先、娛樂神靈領域，巫官也為樂官所取代。”（43頁）明確了樂官與巫官之間的繼承關系，這對于考察樂官制度、探討樂歌功能與藝術特征都是有意義的。
又如關于“頌”之本義，清人阮元、近人王國維均有高論，且長期以來為學術界所認可，作者通過研究指出，“阮元認為‘頌’為‘舞容’，這是一正確的見解。但以‘風雅’為‘弦歌笙間’，如后世之‘彈詞’則不盡然。事實上風雅之中也包含了許多歌舞的成份。”（129頁）而對王國維“頌之聲較風雅為緩也”的說法，也大膽地作了批駁。（131頁）此外，如在《商頌》作年、《九歌》的祭祀特點等問題上，作者也不乏新見。
對儀式生活、樂官制度、樂器特點及儀式美學的關注，是本書又一個特點。祭歌既與樂、舞三位一體，便需有樂器的配合才能演唱，而樂器的使用者即樂工又是由完備的音樂制度來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來的。如果說這一制度在早期是為了適應祭祀祖先、神靈的公共祭典儀式而產生，那么，到了禮樂文化盛行的周代，它也被用于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禮儀活動，“周代貴族階級善于以藝術的形式來編織君臣、宗族之間的倫理紐帶”（194頁），典禮儀式上的樂章往往具有強調“人‘合群’的本能和對宗族意識的認同”（196頁）的功能。因而，在記錄古代祭儀與祭歌的文獻之外，儀式生活、樂官制度、樂器特點等等，實際上構成了我們考察上古樂歌的又一視角。本書最后三章，即從這一視角對上古祭歌的研究作了進一步的拓展，這是作者的重要貢獻之一，在以往的同類著作中還不多見。尤為精彩的是，作者結合周代鐘銘和鐘這一樂器，對上古儀式美學的最高境界——“和”所作的論述。他認為各種鐘樂器，尤其是編鐘，均以“和”為最高標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神人以和”、“為政以和”、音樂的“中和”思想及“道德”的“和德”觀念等等（235－241頁），這一切又構成了儒家中庸哲學及中國中和美學思想產生的前提，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書是作者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完成的，從引證材料的豐富，參考文獻的廣博，考證的精細與理論的思辨等多方面來看，均不愧為一部優秀的著作。它對中國早期詩歌發展及詩歌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但毋容諱言，書中部分章節還有深入的余地，比如關于《詩經》中與儀式典禮相關的詩篇及儀式生活等問題的研究，均未能全面展開，好在這并不影響本書的學術價值。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能讀到作者更精美厚重的篇章，我們期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