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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斷代工程，目的在斷定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準確時間，意義非常重大。作為地理從業(yè)者，我們稱道斷代研究的同時，又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樁重要的事，即中國古代文明發(fā)展的地理空間問題，有條件的話，我們能否也做一回夏商周“斷地”工程。
理論上我們把時空分開，但事情的時空屬性必然是交織在一起的。“發(fā)生”一詞在英文作“take place”，直意是“找一處地方”。這個詞用得好，文明發(fā)生時，要找一處地方。文明的發(fā)生到底在哪里，文明的發(fā)展壯大又先后朝著哪些地理方向，文明的地盤又是如何向四面步步壯大，這些都需要做“斷地”研究。而這些“地”若與“代”掛起鉤來，我們的文明發(fā)生問題就更加清晰明白了。

　　對于中華文明的空間地域問題，歷來有各種說法，混亂之狀并不亞于“代”的問題。在王朝時代，生長在“文明”地域的冠帶士子驕傲得很，以為泱泱華夏在舜爺、禹爺?shù)臅r代，就南撫交趾，北定山戎，西抵渠羌，東盡鳥夷，“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到了蠻夷的地方)。直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顧頡剛先生帶頭澄清了這個問題，提醒人們文明不可能一下子就坐出一片大地盤，疆域只能是漸漸大起來的。

　　但是，后來又有人把早期朝代的地盤盡量地壓縮，壓到小得可憐。比如說商朝，不過是一個以安陽為中心的“統(tǒng)治家族”，是個極為一般的“城邦小國”。按照城邦小國的思路去想，商朝地域范圍怎么也寬廣不起來。可是，我們明明讀過商朝后人緬懷祖先的詩句“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我們又明明在距離中原近千里以遠的湖北黃陂看到典型的商代城址。

　　那么，我們文明歷史上這個光輝的奠基時代，即夏代、商代、周代時期的疆域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 這是相當重要卻又相當難斷的問題。在三代以后的朝代，都設(shè)立了一套郡(州)縣制度，疆域內(nèi)分布著密密麻麻的郡縣名稱，它們大多方位記載明確，以它們?yōu)槎ㄎ稽c，可以做很細致、很實在的古代地理研究。可是在三代時期，沒有(或者說沒有記載下來)如此密麻準確的地名供我們方便地使用。欲恢復(fù)三代地理的本相，需要配合其他辦法，諸如考古學(xué)、古文字學(xué)等等。

　　在傳世及出土的卜辭金文中，有不少三代的地名，如果將它們仔細落實，再結(jié)合許多文化遺址，可以大大增進對三代歷史地理的了解，明確它們的疆域范圍。另外，近二、三十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頻頻令我們吃驚，不少原以為是“狐貍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忽然挖出精美陶玉，現(xiàn)出莊嚴鼎彝。對我國早期文明的足跡之密、放形之遠，學(xué)者們又越來越不敢低估了。對于一些在“想不到的地方”所發(fā)現(xiàn)的重要遺址，都引發(fā)我們認真地去想一想：它們在古代文明大地譜系中曾占據(jù)怎樣的坐標、具有怎樣的人文地理屬性 ?

　　由考古新材料所導(dǎo)致的歷史地理觀念的變化，幾乎是“七、八年來一次”。過去關(guān)于文明的“搖籃”即文明地理重心的理解，還是一元式的，只認黃河中游這一個“搖籃”，盡管其他地方也有另外類型的文化，但不稱它們是“搖籃”。現(xiàn)在，只有一個搖籃的理解已經(jīng)說不通了，因為考古研究顯示，在東北、東南、西南都有強大原始文化存在，說明我們的文明最終是由眾多搖籃培育起來的。

　　至于夏商周三代的地理問題，事實與觀念也在豐富更新，除了落實新的地名定點、確認地域關(guān)系，還有如何認識早期朝代疆域總體形態(tài)的問題。我們習慣于將王朝領(lǐng)土想象成連續(xù)彌合的，但有專家尖銳地指出，早期國家的領(lǐng)土可以是插花狀的。另外，對距都城遠近不同的領(lǐng)土，勢必存在不同的管理控制方式，比如商代有“內(nèi)服”“外服”之別，這在早期國家地域機制中有什么意義。此外，“四夷”地帶的重要性不能忽略，三代時期是開放型疆域，那是一個大融合時代，在四夷地帶照樣埋伏著華夏文明的基因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