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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號，商務印書館經過四年多的努力， 影印 《文津閣四庫全書》終于完美亮相， 500冊豪華精裝完整地體現了深藏了二百多年，現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這也是國內首次由政府正式批準印行大陸所藏四庫全書。她的出版，不僅為學術界奉獻了又一曠絕古今的文化學術資料，也終將定格為二十世紀中國出版史上標志性的文化工程。
• 從千秋巨制到殘缺國寶
《四庫全書》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圖書集成，其編纂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征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囊括了從先秦到清乾隆歷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全套書分經 、 史、 子、 集四部，按學科分四十四類編排 ，依春、夏、秋、冬四季，采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皇權的黃色。《四庫全書》共收書3500多種，79000多卷，約8億字。
乾隆 38年（1773），清朝廷設立“四庫全書館”，開始《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永負責，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 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一代宗師和大學者無不以畢生精力投入其中，嘔心瀝血，死而后已。前后十五年間，正式列名參與《四庫全書》編撰的文人學者360多人，抄寫人員不下3800人。
乾隆 49年（1784），《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共抄成7部，分別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爾后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圣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底本存于京師翰林院。
《四庫全書》在其編纂完成后的230余年中，歷經戰亂，屢遭噩運。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攻陷鎮江，火燒文宗閣，所藏《四庫全書》損失慘重。隨后，在太平天國戰亂中，鎮江文宗閣與揚州文匯閣均毀于兵火，文宗、文匯兩閣《四庫全書》蕩然無存。杭州文瀾閣雖然沒有遭到火焚的 厄運，但所藏《四庫全書》散失嚴重，后經文人學士收集、補抄，才基本配齊，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全部化為灰燼，翰林院的《四庫全書》底本也多被毀壞、流失。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翰林院殘存的四庫底本被劫掠出境，藏于英、法各國圖書館中。文淵、文津、文溯三閣的藏本則幾經輾轉，所幸一直保留至今并基本完整。1949年，文淵閣《四庫全書》被運往臺灣。留存大陸的文津、文溯兩閣《四庫全書》，現分別由國家圖書館和甘肅省圖書館收藏。
文津閣《四庫全書》成書于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1915年入藏國家圖書館后，與《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并稱四大鎮館之寶。文津閣本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它是7部《四庫全書》中保存最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書一體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也是被普遍認為是學術價值最高的一部《四庫全書》。
• 世紀苦旅 盛世圓夢
中國是印刷術發明的故鄉，現代印刷技術從十九世紀末也引進了中國，為什么四庫全書二百多年只能以文物抄本的形式而存在，而不能化為千百？這里面有其深刻的原因。
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總主編 任繼愈 先生在工程開展之初，曾發表著名的“四庫全書正名”一文，指出，過去一百多年對四庫全書批評，否定的意見多，研究利用的少，這與五四以來反傳統文化的思潮和非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有關。這深深地道出了四庫全書難以刊行面世的原因所在。
當然，史料表明，二十世紀初期，從北洋政府徐世昌、段祺瑞，到地方軍閥張學良，國民政府等無一不曾動議印行，甚至著手印行四庫全書還有法國、日本、美國乃至外國人哈同，均曾有印行、抄錄、購買之舉，計劃大多流產。在抗戰時期，為搶救中，在眾多學者呼吁下，印行了一部分 文淵閣 未刊珍本。后來，蔣介石去臺，便趁機將南遷文物中的一部四庫捆載渡海而去。閣書分離，又成滄桑。
歷史的車輪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經濟進入快車道，文化的建設自然也要跟進。在臺灣商務印書館費二十余年之力于八十年代最終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大陸廣為引進并大肆翻印。北京商務于四庫全書出版，似乎成了夢想、遺跡，只有彼岸商務之舉成為絕響。
國家圖書館因條件便利，自八十年代起，組織專家學者，費十年之力，對勘文津、文淵兩閣異同，驚人地發現兩書同名而異質。并出于文物保護之故，在第二期建設工程中，將永久封存四庫全書。為了使保存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在行將遷入新的石室金匱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為學界造福，為中華文明的傳承延續命脈。 2002年夏，在有關社會人士的籌劃倡議下，提清國家圖書館允許印行文津閣四庫全書并由商務印書館承擔出版。對此，國家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
對此，社會上有 兩種意見，其一，反對印行，認為兩閣大同小異，沒事印行的必要。其二，認為兩閣差異甚大異，各具價值，不可互相取代。 任繼愈館長堅決支持印行 文津閣《四庫全書》。他 說，《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文化偉業，迄今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載體。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無可比擬的。《四庫全書》為學術文化界所詬病、詆毀之處是其禁書、改書。說到禁書，這實際上是歷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歷代統治者莫不為之，在《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實際上，這是兩回事，不能說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有必然的因果關系。當然，兩者是有因果關聯的。至于刪改典籍，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個人的專利。乾隆從政治需要出發，對許多文獻進行刪改，其實也是符合歷史邏輯的，這是歷代統治者所慣用的做法。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們應該充分挖掘出蘊藏在其中的學術文化價值，簡單、粗淺地否定這樣一樁舉世皆知的文化偉業不是狂妄，便是文化虛無主義因此，從歷史的角度認識《四庫全書》的編修，從學術的需要深入了解《四庫全書》自身的價值，對今天的學術界來說是十分必要的。所以， "正名"之說并不過分。
清史專家陳祖武也說：“《四庫全書》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精品，其編纂歷二十余年，聚集四千多名飽學之士和文人學者潛心修成，是一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中國文化大典，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品牌。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出版，將促進世界各國學術界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有利于中華民族文明的傳播。《四庫全書》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中華民族過去、現在、將來永遠的驕傲。”
• 國家督導 權威主持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說，現代商務雖然印行了世界上發行量最多的書——新華字典，但有責任、也有能力把商務前輩努力了幾十年的這部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巨制印行出來。商務方迅速地向國家新聞出版署申報項目，并立即組織專門的工作班子著手工作，首先延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原署長宋木文同志擔任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主任，同時，知名學者、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有豐富編輯出版經驗和淵博學識 傅璇琮 先生也同意掛帥為總主編。由于茲事體大，商務方在成立出版工作委員會后，還組織了各方面專家進行論證，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北京師范大學及出版界的專家學者紛紛表示支持，認為這不僅是一項文物的搶救工作，也是學術文獻的傳承與奉獻。
著名學者傅璇琮為此專文談 文津閣《四庫全書》獨特的文獻價值。他 說： “文津閣本是北方四閣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這其中當會有所正補，《四庫全書》在成書后，曾作過兩次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文津閣本都是由總纂官紀曉嵐（昀）親自帶領有關人員進行的。這七部書，保存最穩妥的還是文津閣本。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抄補。如 1917 年，文淵閣本，經檢查，有 9 種書缺佚，共缺 23 卷，就據文津閣本補抄。 1934 年，藏于沈陽的文溯閣本，也發現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至于杭州文瀾閣被毀后，則據文津閣本補了更多。可見文津閣本在歷史上已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 1920 年，前輩知名學者陳垣就曾親自對文津閣本進行清查，還細閱所收書的提要，發現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不少差異，因此與幾位學者共同撰寫《景印四庫全書提要緣起》一文，建議將文津閣本的提要匯集影印出來。這可以說是提議影印文津閣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遺憾的是，長時期來對文津閣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閱而研之。 20 世紀 90 年代初， 楊訥 先生主持了文淵閣影印本與文津閣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據該書統計，文淵閣本集部共收書 1273 種，其中與文津閣本有差異的有 788 種，而宋代詩文集，文淵閣本失收、可據文津閣補入的有 1160 條，涉及 118 種書。后可見文津閣本對我們現代從事古籍整理與專題研究，將提供前所未有的豐富資料。文津閣本可補正文淵閣本，文淵閣本也可補正文津閣本的。文津閣本全部印出，必將再次推動四庫學的研究。”
隨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國出版集團再次組織學術界、出版界進行深入的專題論證，在得到各界充分認同和支持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國出版集團決定支持將此出版項目打造為標志性的文化出版工程，以彰顯現代中國出版產業、歷史進程與發展。歷史終于又展現了它的機緣。 2003年， 5月14日 ，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出版管理司下發了《關于同意商務印書館安排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影印版出版項目的批復》（圖管字〖 2003〗第201號）標志了這項澤及當代，惠及后世的重大項目正式啟動。為商務印書館與《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再續前緣。
二〇〇三年七月，商務印書館向社會正式發布出版工作全面啟動的消息，立刻在社會上引起各界十分熱烈反響，中外新聞媒體紛紛報道這一文化盛事。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說， 我館向以開啟民智，傳播文化為己任，早在 20世紀初，就與中華文化這瑰寶產生了因緣。 1917 年，商務的先輩 張元濟 先生就開始動議影印京師圖書館館藏《四庫全書》，自此至新中國成立前，我館曾四次擘畫，但由于諸多原因均與國寶失之交臂。 20 世紀 80 年代，臺灣商務印書館續接前緣，在海外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轟動一時。今我館有賴于國家圖書館大力支持，精心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不僅為百年商務再圓夢想，也為國之瑰寶化身百千、嘉惠中外盡了綿薄之力。
我館自誕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整理國故，弘揚中國傳統學術。在 20世紀上半期，我館相繼組織出版了 《四部叢刊》 《叢書集成初編》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占據著 20世紀上半期中國古籍出版的半壁江山。進入新世紀，我館將以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為契機，有重點地推出一批古籍圖書，打造商務版的古籍精品，在古籍出版領域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館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始終得到新聞出版總署的關心和支持，被列入國家重點出版工程，成立了以宋木文、 楊牧之 先生為主任 ,任繼愈 傅璇琮 先生為總主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中國出版集團也將商務印書館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視為集團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視。財政部還下撥了專項資金，扶持這一出版盛舉。國家圖書館對此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不少學界泰斗和出版界的專家，對于我們的工作也給予了熱情的支持，為印行文津閣《四庫全書》建言獻策。 張元濟 先生在籌備出版《四庫全書》時曾發感慨：“《四庫》事層層難關，真如唐三藏之取經，此時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幫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 張元濟 先生慨嘆籌備出版《四庫全書》之艱辛，幫忙者寥寥。時至今日，我們印行文津閣《四庫全書》，重走前輩走過的取經路，卻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這是時代之幸，也是商務之幸。
（四）技術創新 探索出版業的新方向
擺在四庫全書出版面前的困難是明顯的：一是要萬無一失地保護好這一文化國寶，二是文淵閣影印版已充斥市場，前景堪憂，三是投資規模巨大，周期與風險不定。更為現實的事，商務近幾十年來主體從事辭書、字典出版，并無大型項目運作的經驗，對此，出版工作委員會決定選擇與專業化的制作公司進行合作，既要做到克服以上困難，又有真正挖掘四庫全書的價值。
果然，在出版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專業化的制作體不負眾望地迅速地制定出了全新的數字出版印刷技術方案并承諾投資所需的大部分投資。制定企業迅速地組織建立起操作系統，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中，制定企業專業化的制作和高效率的運轉，可以說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三年多來，龐大的、專業化的制作隊伍一直在為此而忙碌。
數字出版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數字方式拍攝不僅對原書毫發無損，而且大大加快了前期制作速度；其次，專門引進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數字印刷設備，并針對中文古籍大規模出版的前景，前瞻性地開發了專門的數字印刷出版系統，更為主體的是設計出了多版本、多主題、多形式的四庫全書產品生產模式。此舉不僅節約了按傳統方式生產所需的上千萬資金，而且極大地減少了出版浪費，使四庫全書的文化價值、學術價值在當代得到全面的體現。在全新的技術和專業化的理論帶動下，四庫全書的出版由此走上了一條價值再創造的光明道路。
據商務負責四庫全書出版的常紹民主任介紹，我們今天看到的全套 500冊精（十二合一本）僅是四庫全書出版的開端而已，全套1500本（四合一本）及各種不同規格與形式物多樣的四庫全書出版物已在制作中，如《文津閣四庫全書》清史資料匯刊、天一閣本匯刊、地方志匯刊等等已見分曉編輯完成，不日面世。更多根據不同市場需求和學術研究需要的專題產品尚在規劃中，甚至原大仿制也開始進行。我們已在四庫全書出版過程中開發并使用的按需出版，不僅使四庫全書在短短兩三年多時間內得以面世，而且探索和發現了依托全新技術，開創了現代出版事業的新方向，一切出版已變為可能。四庫全書的數字化按需出版實證出，她將為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出版產業的健康壯大獲得了全新的發展前景。
楊德炎總經理還說， 我館此次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全部采用精密數碼照相制版，這在國內大型出版項目中尚屬首次，是一個成功的創舉，為以后對《四庫全書》數字化產品的開發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們將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根據用戶的不同需要，開發出不同系列、不同規模的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副產品，以更廣泛地推廣中華優秀文化。
（五）打造 “中國書房” ---“后《四庫全書》時代”遐想
四庫全書不僅僅是一項文獻資料外，從歷史的存在與表征來看，它對文化的繼承與整理，對學術的梳理與評論，對典藏的收藏與傳播都有著文化中的價值與作用。人們曾經多次地忽略她，甚至詆毀她，唯獨沒有好好的認識，研究甚至出版她。
作為中國歷史最大的一筆文化財富和人類歷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今天我們影印出版，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但縮印本方式影印，只能滿足學術文化的需要，以線裝原大仿制的方式，恐非一般人所能接受。除此之外，我們還否有其他途經去挖掘整理，能否從版本學，學術研究專題，收藏家清角度去開發利用其價值，讓這一沉睡了二百多年文化國寶能最大化地作用于我們的時代與文化，答案是肯定的。今天， 商務印書館的數字化按需出版，已為四庫全書的時代 化、價值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我們不受制于投資規模和出版形式的制，既可以任意取資，還實現文化的再創造。
常紹民主任為我們舉例說， 四庫全書中的每一個專題都可謂集傳統文化該學科之大成，因此，從實用與藝術的角度，從典藏與展示的方面，充分挖掘和表現四庫全書的價值與風貌。選擇最具泛化的大眾經典，以原形進行仿造，既充實一般愛好者的收前，也有利于廣泛展示四庫全書的形制與內涵。讓四庫全書文化深入到最廣泛的層面。
百年老店用現代技術鑄就了新世紀最為宏偉的文化工程。四庫抄本，走出深宮，化百成千，奉獻給歷史與未來，中國與世界從而激發出民族文化的驕傲、自豪。今天，四庫全書文化工程以有了在健康發展的基礎，必將邁向更大的成功，這不僅是我們對商務印書館祝愿，也是人們對民族文化復興的期盼。
今日中國，是全面進入學習型社會的中國，我們從哪里出發去探求未知的世界和希望的未來？我們用什么文化根基來承接新世紀的知識甘露和來自全球的信息之光？是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為中國進入學習型社會的奠基禮。為民族文化的復興和發展而努力。由此，藉由文津閣《四庫全書》的首次刊傳，而讓每一所大學、每一座城市、每一社區和團體都可有開放的館藏、自由的借閱、榮譽購藏新刊的《四庫全書》。這是一個“后《四庫全書》時代”。
21世紀全面進入小康的中國社會，一定是擁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和傳統素養的“書香社會”。讓《四庫全書》社會化，成為我們現代生活的文化氛圍和生態環境的一部分： 讓更多的人有可能翻閱、有機會瀏覽、有條件典藏古香古色的《四庫全書》，在沉甸甸的文化典冊中，觸摸中華文化的歷史滄桑，感受先哲們的精神世界。在蠅頭小楷的字里行間，聞到中國知識的陳年墨香，體味玄妙的中國智慧。 在氣勢恢宏的巨著陣列前，洗盡人們心中的俗念，抒發久積的文化情懷。
偉大的東方文化正在復興，全世界關注研究中華文化的人越來越多，讓文津閣《四庫全書》遍藏全球，由此： 每一個國際漢學機構，華人華僑們、全球愛好都有可能共享這部集中國文化大成的“中國書房”，得以精研中國文化的內涵，提升其研究的空間。讓中國文化的人們由此登堂入室，吸納最偉大的東方智慧，創造出人類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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