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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淵閣《四庫全書》早已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對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和影響。現在北京商務印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的計劃已獲有關部門批準，面對這一巨大文化工程得以實施和影印本文津閣《四庫全書》即將面世的現實，內心感到無比喜悅和振奮。可以預期，這一舉措對于弘揚傳統文化和推動學術研究將會起到重大作用。
從學術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必要，不能不從《四庫全書》的版本價值說起。無庸諱言，學術界對《四庫全書》的版本價值是存在著疑義的，即認為《四庫全書》多有違改，而且是成于眾手，校勘不精，文字多有訛誤，不足以作為版本依據。過去筆者也有這樣的想法，但自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的出版以后，通過在學術研究、特別是《全宋詩》編纂過程中的不斷使用，想法有所改變，認識到上述問題雖然存在，但不能一概而論，還必須具體分析，分別對待。首先，違改確屬事實，但違必是有范圍的，即多涉嫌與滿族統治者有關或相牽連的對邊境民族的蔑稱問題，凡所改者不難發現。其次，四庫館集中了一大批當時著名的考據學者，《四庫全書》的編纂可以說是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清代考據學的成就。即以版本而論，也不例外。《四庫全書》對整理底本的選擇是盡量尋求善本的，在校勘整理上一般說也是認真的，這一點我們從各書所注底本和提要的有關版本說明中不難看出。對此我本人在整理《高適集》的前前后后也有過個案驗證。如《四庫全書》中的《高常侍集》，《總目》在書名下注明所據底本為“浙江鮑士恭家藏本”，《提要》說：“此本從宋本影鈔，內廓字闕筆，避寧宗嫌名，當為慶元以后之本。”又《浙江采進遺書總錄》辛集著錄《高常侍集》十卷，亦注云：“知不足齋影宋寫本。” 可知四庫本《高常侍集》的底本是一影宋鈔本，相當珍貴。宋刊《高常詩集》，清初流傳已稀，多被輾轉影鈔，于此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曾敘及：“《達夫集》予借林宗宋槧本影摹，族祖求赤又從予轉假去錄而藏于懷古堂。今宋槧本流落無聞。予本久已歸之滄葦 ( 季振宜 ) ，此乃懷古堂錄本也。”而懷古堂本亦被轉錄，清陳樹杓《帶經堂書目》卷四上著錄：《高常侍集》八卷，文二卷，注云：“傳錄錢求赤懷古堂影宋本。”知不足齋影宋寫本當亦此類傳鈔之一種。《高常侍集》影宋鈔本所幸尚有一種存世者，現藏國家圖書館，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前有黃丕烈、翁同禾、汪士鐘等藏印。字體影末摹寫極精，前數頁連版心原刻記載每頁字數、刻工姓名的字樣，亦照錄不遺。避諱至宋寧宗。此本的校勘、參考價值極高，被列為拙著《高適集校注》的重要校本。按理四庫本《高常侍集》也應列入拙著的參校本，但因文淵閣本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當時無法見到；文津閣本珍藏在北京圖書館，也不可能披閱，故只能割愛略去。待臺灣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以后，才得以目驗其中的《高常侍集》，發現其雖與國圖藏影宋鈔本屬同一系統，但亦有差異，如國圖本前八卷為詩，每卷卷首均題“雜著”，第九卷為賦、贊、記、序、祭文，卷首亦題“雜著”，第十卷為表，卷首題“表”；而影印文淵閣本前八卷每卷卷首題“詩”，第九卷卷首題“雜著”，第十卷卷首體“表”。文字亦有不同，如國圖本卷五《崔司錄宅宴大理李卿》中句“ XX 飲醉欲言歸”，影印文淵閣本作“飲醉欲言歸剡溪”，前二字不缺，句末補了二字，與明刻本同，當據明本校勘所致。文津閣本此處如何，只有等影印出版后目驗了。這里還應該再提一下，宋刻本《高常侍集》日本尚有存，現藏東京大東急紀念文庫，木記云：“臨安府睦親坊南陳宅經籍鋪印”，但惜為殘本，目錄存前七卷，正文僅存前六卷。其版式行款與國圖藏影宋鈔本同，但版心無字數、刻工等字樣。至于各卷類目，所存前七卷目錄均題“雜著”，而正文所存前六卷，每卷卷首卻題“詩”，后者與國圖本異，而與影印文淵閣本同。這些情況，料想文津閣本當與文淵閣本同，究竟如何，尚待目驗。第三，《四庫全書》的版本價值，更表現在眾多的據《永樂大典》輯本書上。《四庫全書》編纂之時，《永樂大典》尚完整無缺，四庫館臣從中輯了大量古書，其中絕大多數是夫書。據統計，《四庫全書》中《永樂大典》本 ( 以下簡稱大典本 ) 的數量為：經部 71 種，其中未佚者 6 種，據《永樂大典》校補者 8 種；史部 42 種，其中未夫者 3 種，據校補者 7 種；子部 102 種，其中未佚者 30 種，據校補者 10 種；集部 175 種，其中未佚者 10 種，據校補者 4 種。《四庫全書》存目中的大典本數量為：經部 9 種，其中未夫者 2 種：史部 38 種，其中未夫者 2 種；子部 71 種，其中未佚者 6 種；集部 10 種，其中未佚者 1 種。《四庫全書》中的大典本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因為后來《永樂大典》罹難重殘，輯錄、核查的本源既已嚴重損失，這些輯本就更顯得彌足珍貴，往往成為后世傳鈔、傳刻的祖本。
由上述可知，《四庫全書》的版本價值是無可懷疑的。但是既然文淵閣本已經影印出版，還有什么必要再影印文津閣本呢 ? 要解決這個疑問，不能不從文淵、文津兩閣本的異同、優劣了解起。過去我們只知道《四庫全書》各閣本的提要有所不同，閣本提要與《總目》提要又有所不同。至于對各閣本之間內容、文字的不同，只有風聞，而無法實際比勘。文淵閣本影印出版以后，給國家圖書館的專家提供了利用該影印本與本館珍藏的文津閣本比勘的條件，而且已經產生初步的研究成果，這就是 1997 年出版的楊訥、李曉明合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他們通過對比發現，在集部 1273 種書中，文淵、文津兩閣本存在篇、卷差異的竟有 788 種之多，占到百分之六十二。《補遺》收錄詩文四千余篇，全部輯自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書，為文淵閣本所未見。這個數目不能不令人詫異，而且僅限于集部書，其他三部書的情況如何，尚不得而知，有待進一步探討，可見留下的研究余地仍很大。現在當務之急是把文津閣本盡快影印出版，只有這樣才能給廣大學術界提供比較、研究和利用兩閣本的條件。這不僅對目前在海內外已經形成顯學的四庫學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推動，而且對更廣泛的學術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回想我們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全宋詩》時，得益于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之大，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可是文津閣本因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編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不僅如此，《全宋詩》編纂近于尾聲，《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才出版，其中的成果未來得及吸收，這也使我們的輯佚工作的某些疏漏未得到彌補，例如宋祁《景文集》，為大典本，文津閣本比文淵閣本多出詩文二百余篇，其中詩 28 首。《全宋詩》以文淵閣本為底本，在文津閣本多出的 28 首中，僅據他書僅補了 11 首，所余 17 首全部遺漏。又如宋庠《元憲集》，亦為大典本，文津閣本比文淵閣本多出詩 25 首，《全宋詩》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元憲集》 ( 據四庫本刻 ) 為底本，參校影印文淵閣本，結果因未趕上參考《補遺》，漏掉了文津閣本比文淵閣本多出 25 首中的 15 首 ( 其余 10 首幸底本有而未漏 ) 。例子尚多，不一一列舉。總之，就筆者切身體驗，已影印出版的文淵閣本決不能代替文津閣本，后者確有單獨影印出版的必要。另外，從專家們的初步研究結論來看，文淵、文津兩閣本互有短長，構成密切的互補關系，因此影印出版文津閣本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使兩書珠聯璧合，既便于研究，又便于使用，嘉惠學林，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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