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宋史研究
李偉國
十多年前，還在古籍出版社工作時，學術界的朋友們就勸我將撰寫有關宋史的論著集為一編，出版行世。當時我覺得還沒有到火候。
本世紀初，我應邀訪問哈佛燕京學社和臺北史語所，一頭扎進他們豐富的收藏和濃濃的學術氛圍中，重新感受到了集中時間讀書和研究的愉悅，而彼間的同行們又一次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你的學術成果應該成書，這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學術和讀者。
于是，我就有了編自己的學術論著的計劃，欲將有關研究宋史和敦煌學的成果各編一本，以類相從，似論文集而實為專著，形神均不散，讀者面雖較窄而全部有用，購買時不致猶豫。
承老同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興康兄厚愛，慨然應允出版我的宋史論著，而且見面時多次提起，令人感動。興康兄、昌平兄和其他同仁，把我的母社經營得紅紅火火，翻開了發展史上最好的一頁，而又沒有忘記我等老職工，為我們做賠錢的買賣，積累學術，實是難得。
把大大小小的宋史論文聚集在一起，居然有四十來篇，三十幾萬字，大多是上世紀80年代寫的，那時比較年輕，在沒有電腦數據庫的情況下，通過大量讀書、抄卡片，在論述若干重要學術問題的時候，居然也搜集到了比較齊全的資料，得出了基本可信的結論。但以現今擁有的手段重加審視，不免存有缺憾，有些文章，須作重大修改。
我局部地改變了方案，先將較為成熟而又較有規模的文章改出來，其他文章以后再說。一位好心的朋友勸說我，既然古籍社答應出版，那么機會難得，不妨盡量收齊，修改是沒有底的。可我不這么想，一則自己都不滿意，怎能直面同行；二則學術研究不會中斷，我準備撰寫的文章還很多，不急于一時。
一部二十來萬字的宋史論著編成了，其中有當年頗為同行所知的關于宋代皇家庫藏內藏庫、提舉諸司庫務司以及檢校庫的研究，有關于宋代文獻的計錢方式和省陌制的研究，關于宋代會計方式和酒務公文的研究，這些都是比較實證的，唯有那篇原發表于《歷史研究》的《論宋代經濟生活中的市儈》一文，除實證以外，多有觀點之闡發。還有一半的書稿，是研究宋代史籍、筆記、類書、法帖等文獻的，其中關于《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名臣言行錄》《歸田錄》《群書考索》和《淳化閣帖》的研究，最花工夫。
這部書稿的書名，原先的方案是《恭學集》。宋史是我求學以來的第一個專業課程，從學之初，正值改革開放，在荒廢了多年的學業之后，我極其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全身心投入，如饑似渴地讀書，恭恭敬敬地求教，恭學是我學習宋史的真實寫照，而我在宋史方面最敬仰的老師鄧廣銘教授字恭三，于事暗合，頗為恰當。但這樣一來，又必須寫一篇序言或請師友寫一篇代序加以說明，一則要麻煩別人，二則似乎落了俗套，三則又要延遲出版時間，四則讀者見此書名一時難以判別其內容性質。有鑒于此，直截了當地取名《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無序，也不麻煩師友題字，和盤托出，接受檢驗。便于同行查檢、有益于學術積累而已。
2007年5月23日寫于赴洛杉磯講學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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