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風云際會
◎走進清華園
1925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淡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年人攜一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紅磚灰瓦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翌日上午,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巴黎協和廣場凱旋門,沿濱海大道駛入卡納比埃爾街,很快抵達碧海青天、卷積云連綿不絕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后的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隨即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涌的地中海,向魂牽夢繞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那花香飄拂的荷塘邊,清癯、睿智的面容與擺動的長衫,立即進入了學界的視野。——時年37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云祥聘請,告別長達16年海外游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華學校的建立,其源頭要追溯到1909年6月。當時大清王朝的掌權者受時風熏染與國內外形勢所迫,在北京設立了一個游美學務處,負責選派留美學生和籌建游美肄業館。這年8月,經外務部和學務部一同奏請,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蕪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游美學務處,作為游美肄業館館址,并撥款修建了館合。在1909——1911三年時間里,游美學務處于北京城內史家胡同等處考選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人選者到美后,視不同條件或直接進入美國大學就讀,或先進入美國高級中學補習,而后再進大學。1911年2月,游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游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辦公,并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年4月29日(農歷四月初一),清華學堂正式開學,由此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
最初的十幾年中,清華學堂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教學則相對薄弱。1924年初,清華學校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涌動中,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
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由于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的限制,籌備人員多次研究,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后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訓練“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范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云祥立即動員原游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55名成績放洋美國,并于1917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34歲,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范,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云云。盡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進取,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面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并未得意忘形,更沒敢輕視王國維、梁啟超等諸前輩學界泰斗的真實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偉岸身影。他清醒并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于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云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49歲的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作為滿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一溥儀的“帝師”,自然屬于舊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并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釋說明。聘書送到后,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校內頗具規模與秩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欲一舉拿下。待到了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10號王國維住所后,吳宓采取入鄉隨俗之策略,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面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做一個有身份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面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后語人,德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吳宓的三個響頭總算沒有白叩。
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面”是否。恩準”,然后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于是,他憋在家中頗費了一番腦筋,經過幾次“吭吭哧哧”的反復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天津拜見遜帝溥儀,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Ⅲ后,才放下心來,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于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曹云祥校長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云祥校長復請吳宓任之,吳乃允就主任之職”。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53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時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之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之北斗”,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燦爛絢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后,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面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與梁啟超不睦的章氏,不愿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下并踏上一只腳,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風采的機會,清華園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于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34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云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后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
原籍陜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華學校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后轉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后,繼人哈佛研究院師從于新人文主1906年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姜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生摯友吳宓。其間,由于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杰”之譽。而作為三杰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贊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人勝的“好看”程度,在學術界備受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作《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
當吳宓正意氣風發地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之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的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轉承起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的飄零歲月,不僅得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并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彌漫蕩漾著濃霧一樣只有雙方心靈深處才能觸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后,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并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于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郁結于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后歸國,先后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志主編。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志,盡管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干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制與猛烈抨擊,但與胡適關系相當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后,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云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的節骨眼上,遠在萬里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歷史契機。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后,經過一番躊躇思量,答應就聘。由于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啟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人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
混戰過后,處于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圣潔講臺,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制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就讀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