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風云際會
◎走進清華園
1925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淡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年人攜一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紅磚灰瓦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翌日上午，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巴黎協和廣場凱旋門，沿濱海大道駛入卡納比埃爾街，很快抵達碧海青天、卷積云連綿不絕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后的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隨即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涌的地中海，向魂牽夢繞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那花香飄拂的荷塘邊，清癯、睿智的面容與擺動的長衫，立即進入了學界的視野。——時年37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云祥聘請，告別長達16年海外游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華學校的建立，其源頭要追溯到1909年6月。當時大清王朝的掌權者受時風熏染與國內外形勢所迫，在北京設立了一個游美學務處，負責選派留美學生和籌建游美肄業館。這年8月，經外務部和學務部一同奏請，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蕪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游美學務處，作為游美肄業館館址，并撥款修建了館合。在1909——1911三年時間里，游美學務處于北京城內史家胡同等處考選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人選者到美后，視不同條件或直接進入美國大學就讀，或先進入美國高級中學補習，而后再進大學。1911年2月，游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游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辦公，并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年4月29日（農歷四月初一），清華學堂正式開學，由此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
最初的十幾年中，清華學堂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教學則相對薄弱。1924年初，清華學校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涌動中，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
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由于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的限制，籌備人員多次研究，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后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訓練“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范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云祥立即動員原游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55名成績放洋美國，并于1917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34歲，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范，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云云。盡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進取，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面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并未得意忘形，更沒敢輕視王國維、梁啟超等諸前輩學界泰斗的真實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偉岸身影。他清醒并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于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云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49歲的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作為滿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一溥儀的“帝師”，自然屬于舊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并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釋說明。聘書送到后，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校內頗具規模與秩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欲一舉拿下。待到了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10號王國維住所后，吳宓采取入鄉隨俗之策略，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面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做一個有身份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面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后語人，德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吳宓的三個響頭總算沒有白叩。
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面”是否。恩準”，然后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于是，他憋在家中頗費了一番腦筋，經過幾次“吭吭哧哧”的反復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天津拜見遜帝溥儀，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Ⅲ后，才放下心來，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于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曹云祥校長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云祥校長復請吳宓任之，吳乃允就主任之職”。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53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時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之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之北斗”，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燦爛絢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后，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面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與梁啟超不睦的章氏，不愿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下并踏上一只腳，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風采的機會，清華園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于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34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云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后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
原籍陜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華學校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后轉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后，繼人哈佛研究院師從于新人文主1906年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姜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生摯友吳宓。其間，由于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杰”之譽。而作為三杰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贊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人勝的“好看”程度，在學術界備受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作《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
當吳宓正意氣風發地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之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的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轉承起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的飄零歲月，不僅得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并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彌漫蕩漾著濃霧一樣只有雙方心靈深處才能觸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后，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并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于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郁結于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后歸國，先后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志主編。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志，盡管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干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制與猛烈抨擊，但與胡適關系相當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后，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云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的節骨眼上，遠在萬里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歷史契機。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后，經過一番躊躇思量，答應就聘。由于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啟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人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
混戰過后，處于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圣潔講臺，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制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就讀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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