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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與傅斯年

岳南 著

  出版社: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ISBN:9787561343326
  出版日期:2008-6-1
  定價:¥38.00 元
內容提要
   陳寅恪是在中國當代史學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傅斯年則是當代教育界的領軍先鋒,這兩位分隔在海峽兩岸的國學大師都經歷了悲劇式的命運結局。本書作者用一種冷靜的筆調,敘述了陳寅恪與傅斯年成長、留學以及在動蕩歲月中顛沛流離,執著學術事業的艱難歷程,對頭緒眾多、復雜紛繁的國學人事,進行了新的評說,兩位大師的精神世界詮釋得淋漓盡致,生動卓然地展現了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紀上半頁知識分子心路歷程與事業追求的心靈史詩,讀來感人淚下,悵然太息。
作者簡介

  岳南,1962年生,山東諸城賈悅人,先后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文藝學研究生班,文學碩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北京。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并著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著名學府人文知識分子學術、精神及人生歷程的研究。

  著有考古、歷史題材紀實文學作品《復活的軍團》《風雪定陵》(合著)《千古學案》《尋找“北京人”》等十二部著作。另著有以自由知識分子人生命運、情感歷程、學術精神與成就為主體脈絡的《李莊往事》《梁思成、林徽因和他們那一代文化名人》《春去花還在》等紀實文學十部,其中《風雪定陵》《千古學案》等十余部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意、日、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銷量已達數百萬冊,為中國最具全球影響的當代著名作家之一。

本書目錄

獨為神州惜大儒(何茲全)

第一章 風云際會

 走進清華園
 從北大到柏林
 北京初會
 槎浮海外

第二章 江湖多風波

 歐洲行旅
 柏林日夜
 羅家倫信件披露的隱秘
 傅斯年歸國
 中山大學的暗流

第三章 南北兩校園

 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沖突
 由同窗到仇寇
 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后隱秘
 獨為神州惜大儒
 王國維沉湖

第四章 史語所的第一桶金

 元和新腳未成軍
 內閣大檔的“發見”
 陳寅恪與內閣大檔

第五章 望斷天涯路

 盧溝橋事變
 流亡途中
 再別長沙

第六章 南渡記

 暫住蒙自
 遷往昆明
 炸彈下的陳寅恪與傅斯年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長爭奪戰

 八方風雨會重慶
 來渝只為胡先生
 揚子江頭流亡客

第八章 縱橫天涯馬

 傅斯年家世情緣
 辭別重慶
 營救陳寅恪
 “殺孔祥熙以謝天下”

第九章 與李莊擦肩而過

 騎上虎背的葉企孫
 傅斯年與葉企孫之爭
 李莊不復見

第十章 西北望

 亂世策士夢
 傅斯年與毛澤東窯洞相會
 延安歸來

第十一章 千秋恥,終當雪

 初聞涕淚滿衣裳
 代理北大校長
 重返平津

第十二章 魂返關塞黑

 在燕大講臺上的背影
 陳寅恪失明經過
 欲將心事付瑤琴
 陳寅恪與蔣介石的因緣
 赴英就醫

第十三章 生別常惻側

 日暮蒼山遠
 還都南京
 最后的晚餐
 北歸一夢原知短

第十四章 斯人獨憔悴

 醉不成歡慘將別
 退守孤島
 傅斯年之死

第十五章 殘陽如血

 南國的冬日
 汪篯、向達的悲劇
 傅斯年家族的毀滅
 陳寅恪之死

專家推薦

  傅斯年先生是北大培養出來的,對北大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除了他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還做過北大代理校長,對北大的貢獻功不可沒。

  陳寅恪師是繼《資治通鑒》的作者、宋代司馬光之后近一千年一,又一偉大的史學家。

——何茲全

  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個人傳記。對傅斯年和陳寅恪的記憶,打開了被蓄意掩蔽的歷史之門。他們在 20 世紀所遭遇的命運劇變,譜寫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哀歌。

——朱大可

  就作者的寫作功力和這部作品敘事方式、描述角度與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言,是21此類題材的巔峰之作。

——資深編輯家、作家楊力虹、許志龍、史奉真、楊君

精彩書摘

第一章 風云際會

  ◎走進清華園

  1925年,隆冬。

  薄霧輕啟,天色微明。慘淡的星光下,一個單薄瘦削的中年人攜一幼兒,悄然離開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紅磚灰瓦的公寓,冒著清晨凜冽的寒風,乘車向大街盡頭駛去。翌日上午,二人轉乘的汽車穿越巴黎協和廣場凱旋門,沿濱海大道駛入卡納比埃爾街,很快抵達碧海青天、卷積云連綿不絕的馬賽港。中年人提著行李,深吸了一口帶有海腥味的空氣,健步踏上停泊在港灣的豪華郵輪,身后的幼兒既興奮又好奇地隨即跟進。陣陣汽笛聲中,一老一少作別歐洲大陸,穿越波滾浪涌的地中海,向魂牽夢繞的東方故國駛來。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現在北京西郊清華園那花香飄拂的荷塘邊,清癯、睿智的面容與擺動的長衫,立即進入了學界的視野。——時年37歲的陳寅恪受好友吳宓舉薦、清華校長曹云祥聘請,告別長達16年海外游學生涯,來到這所浸潤著歐風美雨的大師之園,以教授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華學校的建立,其源頭要追溯到1909年6月。當時大清王朝的掌權者受時風熏染與國內外形勢所迫,在北京設立了一個游美學務處,負責選派留美學生和籌建游美肄業館。這年8月,經外務部和學務部一同奏請,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蕪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游美學務處,作為游美肄業館館址,并撥款修建了館合。在1909——1911三年時間里,游美學務處于北京城內史家胡同等處考選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人選者到美后,視不同條件或直接進入美國大學就讀,或先進入美國高級中學補習,而后再進大學。1911年2月,游美學務處和籌建中的游美肄業館遷入清華園辦公,并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這年4月29日(農歷四月初一),清華學堂正式開學,由此揭開了中國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

  最初的十幾年中,清華學堂一直作為一所普通的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置,學生進入清華園,主要學習英文和一些歐美文化知識,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教學則相對薄弱。1924年初,清華學校在各方鼓噪和社會大潮涌動中,正式啟動“改辦大學”程序。

  這年10月,根據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草擬的組織綱要,決定在籌建大學部的同時,籌備創建研究院,“以備清華大學或他校之畢業生,對特種問題為高深之研究”。由于財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諸方面的限制,籌備人員多次研究,最終決定研究院先設國學門一科,也就是后來被社會廣泛稱謂的國學研究院。培養目標是訓練“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范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考古學等,同時吸收歐美、日本等國際學術前沿的優秀成果,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吳宓所提出的:“故今即開辦研究院,而專修國學。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于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

  計劃既定,清華校長曹云祥立即動員原游美學務處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以第55名成績放洋美國,并于1917年歸國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學院哲學教授胡適(字適之),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時年34歲,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范,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云云。盡管胡適此時的學問日益進取,地位和名聲在新派學界如日中天,但他畢竟算是個心中有數之人,面對曹校長的一番抬舉,并未得意忘形,更沒敢輕視王國維、梁啟超等諸前輩學界泰斗的真實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為文化昆侖在天下儒林所展現的“高山仰止”的偉岸身影。他清醒并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校長見對方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于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處鳴鑼開張,首先聘請由清華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的一代名士、年僅32歲的吳宓主持研究院籌備處事宜。

  按照當初胡適的建議,曹云祥讓吳宓拿著自己簽發的聘書前往幾位大師住處一一聘請。曾任宣統朝五品“南書房行走”之職、時年49歲的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作為滿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一溥儀的“帝師”,自然屬于舊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適向王氏轉交過一封非正式的印刷體聘書,并讓胡對王就研究院性質與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釋說明。聘書送到后,胡適怕這位性格內向的學術大師優柔寡斷,又動用自己的汽車專門拉著王國維在清華園轉了一圈。王氏見園內風景優美,校內頗具規模與秩序,始有進清華的念頭。此次吳宓在登門之前,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欲一舉拿下。待到了北京城內地安門織染局10號王國維住所后,吳宓采取入鄉隨俗之策略,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覺得眼前這個吃過洋面包的年輕人,居然把自己當做一個有身份的前輩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頓覺有了面子,心中頗為舒暢痛快,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后語人,德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吳宓的三個響頭總算沒有白叩。

  王國維雖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從,像這樣工作調動之大事還得按舊規矩向“皇帝”稟報,看“上面”是否。恩準”,然后才能正式決定行止,否則有失體統。于是,他憋在家中頗費了一番腦筋,經過幾次“吭吭哧哧”的反復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天津拜見遜帝溥儀,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Ⅲ后,才放下心來,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攜家人遷往清華園古月堂居住(秋遷入西院十六、十八號),就任國學研究院教授之職。

  王氏到校,立即在師生間引起轟動,鑒于他在國學界如雷貫耳的顯赫聲名,曹云祥校長有意請其出任研究院院長一職,王卻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堅辭不就,執意專任教授。曹云祥校長復請吳宓任之,吳乃允就主任之職”。

  與王國維處事風格不同的是,時年53歲的梁啟超一見吳宓送達的聘書,極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盡管年過半百,思想不再像當年“公車上書”,憑一介書生之血氣與康有為等舉子在北京城奔走呼號,掀起著名的“康梁變法”滔天巨浪時那樣激進,且已有保守之嫌,但憑借他那明快暢達,開一代學風的《飲冰室文集》和現代史學的奠基之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當時中國學界曾稱“太炎為南方學術界之泰山,任公為北方學術界之北斗”,南北兩大巨星相互映照,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史學星河中燦爛絢麗的風景。

  王、梁二位大師應聘后,按當初胡適的提議,清華方面欲聘另一位名蓋當世,為天下士子服膺的國學大師、外號“章瘋子”的章太炎前來聚會。但自視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與梁啟超不睦的章氏,不愿與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得此禮聘,“瘋”勁頓起,當場將聘書摔在地下并踏上一只腳,高聲示眾,以示決絕之態。自此,“章瘋子”失去了在清華園一展風采的機會,清華園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師。

  國學研究院既開,第一屆招收了38名學生,僅王、梁二位導師顯然不足以應付。于是,清華教務長張彭春積極薦舉與自己同期留美,時年34歲,才情超群,知識廣博,號稱“漢語言學之父”的哈佛博士趙元任前來任教。曹校長聞知,欣然同意,立即發電聘請。正擔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之職的吳宓,一看張氏薦舉了自己的同窗故舊,也不甘示弱,靈機一動,借機向曹云祥推薦了自己在哈佛攻讀時的同學——這便是后來被譽為中國史學界“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陳寅恪。

  原籍陜西涇陽的吳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華學校畢業,次年赴美留學,初入弗吉尼亞大學,后轉入哈佛大學就讀。獲得學士學位后,繼人哈佛研究院師從于新人文主1906年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學。就在這個時候,來自江西義寧的陳寅恪經在美國哈佛就讀的表弟俞大維介紹,入哈佛大學師從東方語言學大師蘭曼(Lanman)學習梵文與巴利文。既進哈佛校園,自然要與中國留學生結交,陳寅恪很快與姜立夫、梅光迪、湯用彤等輩相識,當然還有終生摯友吳宓。其間,由于陳寅恪、吳宓、湯用彤三人才華超群,成績卓著,引起中國留學生的矚目,一時有“哈佛三杰”之譽。而作為三杰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贊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也是日記高手,行文優美,議論獨到,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人勝的“好看”程度,在學術界備受推崇,是研究陳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據已整理出版的《吳宓日記》載,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作《紅樓夢新談》演講,主要是“用西洋小說法程(原理、技術)來衡量《紅樓夢》,見得處處精上,結論是:《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世界各國文學中未見其比”。

  當吳宓正意氣風發地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之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的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轉承起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里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的飄零歲月,不僅得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并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字里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彌漫蕩漾著濃霧一樣只有雙方心靈深處才能觸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后,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并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于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于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后,對于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后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郁結于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后歸國,先后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于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志主編。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志,盡管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干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制與猛烈抨擊,但與胡適關系相當密切的曹云祥,并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后,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云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的節骨眼上,遠在萬里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歷史契機。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后,經過一番躊躇思量,答應就聘。由于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啟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人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

 混戰過后,處于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圣潔講臺,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后世廣為流傳并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制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就讀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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