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摘 要：本文主要論述了三個問題：（1）對于歷史人物曹操，人們應當肯定其歷史功績，也有權批判其惡德劣行。（2）“為曹操翻案”這個口號，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是不科學的，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也是片面的。（3）《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是全書人物中性格最豐富、最復雜的一個人物，也是一個塑造得極為成功的藝術典型。對于當代有關曹操的某些看法，文章也予以辨析。
關鍵詞：歷史人物；曹操；曹操形象
在漢末三國時期的眾多人物中，歷史貢獻最大，同時又是歷代評價爭議最多、分歧最大的，首推曹操。而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藝術形象中，內涵最復雜，并一再引起爭議的，也是曹操。
一、漢末三國最杰出的人物
歷史上的曹操（155—220），是東漢末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他出身豪門，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年輕時便機警而有權術，被當時名氣很大的人物評論家許劭評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在鎮壓黃巾軍中，他初露頭角，歷任騎都尉、濟南相、典軍校尉；在天下大亂時，他更是大顯身手，由東郡太守升格為兗州牧，成為占據一州的諸侯（東漢全國共十三州）。建安元年（196），他接受荀彧建議，迎漢獻帝至許都，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占據主動，先后翦滅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逐步統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秋，他率軍南下，不戰而得荊州；但在赤壁之戰中被孫權、劉備聯軍打敗，統一全國的計劃受阻。此后，他一面發展生產，恢復經濟，一面強化對朝政的控制，為其子曹丕代漢奠定了基礎。他精通兵法，是漢末最富謀略的軍事統帥。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詩人，其詩氣勢沉雄，慷慨悲壯。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象他那樣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真是罕有其匹。對于漢末形勢的發展和三國鼎立的形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對于這些方面，歷來研究甚多；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對歷史人物曹操的歷史功績、歷史地位，學術界大致已有共識，這里不作更多的論析。
然而，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曹操又是一個極端自私、殘忍狡詐、反復無常的角色，性格十分復雜。對于這樣一個聲名顯赫的人物，人們應當肯定其歷史功績，也有權批判其惡德劣行。
附帶說明一點：曹操卒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九個月后，其子曹丕代漢，建立曹魏政權，正式開啟三國時期（220－280）。因此，嚴格說來，曹操不算三國人物（類似情況，還包括關羽、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呂布等人們熟知的人物）。不過，歷來講三國，通常包括從184年黃巾起義到220年曹丕代漢的東漢末期（或曰“前三國時期”），因而也就把曹操劃入了“漢末三國人物”。
二、關于“為曹操翻案”
1959年1月至5月，郭沫若同志接連寫了《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發展過程——序〈蔡文姬〉》等文章，并在歷史劇《蔡文姬》里塑造了一個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從而在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兩個方面都尖銳地提出了“為曹操翻案”的問題。
問題一經提出，立即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文史工作者紛紛撰文，就如何評價歷史上的曹操和《三國演義》中的曹操進行了熱烈的爭鳴。經過八十年代的重新討論，“翻案”的說法基本上已經沒有市場；但直到今天，仍然不時有人指責《三國演義》貶低了曹操形象，刻意為之評功擺好，雖然不用“翻案”一詞，實際卻有“翻案”之意。為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一問題再作討論。
我認為，“為曹操翻案”這個口號，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是不科學的，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也是片面的。
何謂翻案？就是完全推翻或基本推翻原先的結論。那么，在評價歷史人物曹操的問題上，能夠說是“翻案”嗎？顯然不能。
首先，歷史上對于曹操的評價，并不是一團漆黑，一概罵倒；而是有褒有貶，毀譽參半。西晉時，陳壽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這是褒。與他同時的陸機在《辨亡論》中則曰：“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這是褒中有貶。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稱贊曹操：“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于往代。”〔1〕這又是褒。而劉知幾在《史通·探賾篇》里卻痛罵曹操：“賊殺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這又是貶。在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贊曹操：“知人善任，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這當然是褒。朱熹在《通鑒綱目》中則指斥曹操為“篡逆”，這當然是貶。但與朱熹同時的辛棄疾在著名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詞中卻寫道：“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這仍然是褒。南宋以后，正統觀念加強了，斥罵曹操為“奸臣”的議論占了優勢，但對曹操持褒的態度，或褒貶兼施者仍代有其人。元代元好問在膾炙人口的《論詩絕句》中寫道：“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明代張溥指出：“周公所謂多材多藝，孟德誠有之。”“漢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2〕清代陳祚明寫道：“孟德天分甚高，因緣所至，成此功業。”〔3〕晚清黃摩西更是認為：“魏武雄才大略，草創英雄中，亦當占上座；雖好用權謀，然從古英雄，豈有全不用權謀而成事者？”這些都是褒獎之語。由此可見，郭沫若所說的曹操從宋代以后才被貶斥，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既然歷史上對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貶，也就是說并沒有給他定下一個什么“案”，又怎么談得上“為曹操翻案”呢？
其次，歷史上對于曹操的貶斥是否都是誣蔑不實之詞？這也要作具體分析。指責曹操是“奸臣”、“篡逆”，確實是封建正統觀念的詞句，應當予以否定。但是，人們對他指責更多的奸詐和殘忍，在陳壽《三國志》、裴松之《三國志注》、范曄《后漢書》等歷史著作中則有大量記載。這些記載可能有不準確之處，但應該說是“基本屬實”。這也毫不奇怪，因為曹操畢竟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殘忍狡詐、極端自私、反復無常、背信棄義，本來就是這個階級的特征，只不過這些特征在曹操身上表現得更為充分、更為突出罷了。作為軍閥混戰中的佼佼者，曹操的每一項功業，都要讓人民付出沉重的代價。難道人們指出他的酷虐行為，能說成是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嗎？這個“案”又怎么能“翻”呢？
在文藝作品(特別是以三國歷史為題材的戲劇)中，曹操確實主要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現的。但是，對此也不能簡單地提成“翻案”問題。
眾所周知，歷史科學和歷史小說歷史戲劇是既有緊密聯系而又性質各別的。前者是要準確地敘述整個歷史發展的進程，后者則是要真實地再現無限豐富生動的歷史生活，表現特定時代的本質真實；前者要準確全面地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后者則要塑造各種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前者主要借助于邏輯思維，需要的是冷靜地分析歷史材料，客觀地加以敘述，后者則主要通過形象思維，總是融合著作者的滿腔激情和主觀色彩。歷史科學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時，一般是不考慮倫理道德的，它主要是從縱的方面來衡定其功過，看他(或她)對整個歷史進程起的是促進還是促退的作用。然而歷史人物一進入文學藝術領域，則不能不接受對他(或她)個人品質的道德評價，而且文藝一般要求截取一個橫斷面來進行描繪。歷史學與文藝相比，前者強調的是功與過，而后者強調的是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統一。因此，歷史小說歷史戲劇的作者，總是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審美理想、生活體驗等，對于歷史事實加以選擇棄取，而不會滿足于照相式地簡單地復述歷史事實；并且在創作過程中，還常常借助于虛構和夸張，只要這種虛構和夸張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能發生的。這就是說，藝術真實要以歷史真實為基礎，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齊觀。郭沫若本人也曾經指出：“寫歷史劇并不是寫歷史，這種初步的原則，是用不著闡述的。劇作家的任務是在把握歷史的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所束縛。”〔4〕所以，不能要求歷史小說歷史戲劇中的每一個情節在歷史上都實有其事，不能用對歷史人物的全面評價來衡量小說戲劇中的藝術形象，也不能因為小說戲劇中的人物形象只反映了某個歷史人物的某一個或某幾個側面而提出“翻案”的要求。對于傳統小說戲劇來說，尤其是這樣。元代睢景臣的套曲《高祖還鄉》，著重描寫了漢高祖劉邦功成還鄉時志得意滿之態，揭露了他年輕時的無賴行徑，而對于他在推翻暴秦以后重新統一天下的赫赫功績則未加表現。難道我們可以說，《高祖還鄉》沒有反映出歷史人物劉邦的某些本質特征嗎？難道可以因為它沒有全面評價劉邦的歷史作用而予以否定，進而提出為劉邦“翻案”嗎？當然不能！
讓我們再以郭沫若自己的歷史劇創作為例吧。在他的歷史劇代表作《屈原》中，張儀被寫成奸險狡詐的陰謀家，宋玉被寫成賣師求榮的無恥文人，鄭詹尹被寫成放毒殺人的兇手。這既缺乏充足的史實根據，更不符合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全面評價。特別是張儀，連郭沫若本人也說：“寫張儀多半是根據《史記·張儀列傳》及《戰國策》，把他寫得相當壞，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本劇中他最吃虧，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來做犧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學家的立場來說話的時候，張儀對于中國的統一倒是有功勞的人。”〔5〕請問，我們是不是需要大聲疾呼為張儀、宋玉、鄭詹尹“翻案”呢？在郭沫若的另一歷史劇《高漸離》中，秦始皇被寫成暴君。秦始皇的殘暴確是事實，但他掃平六國，統一天下，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對我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顯然是功大于過。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劇本《高漸離》而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見，將文藝作品中的藝術形象的性格和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簡單地混淆起來進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時甚至是荒唐的。
對于曹操這樣一個性格十分復雜的人物，歷史小說歷史戲劇的作者為什么不可以著重選擇他的某一個側面來描寫呢？李希凡同志說得好：“要使普通人民永遠記住曹操的那一些有益于歷史發展的時間短暫的政治經濟措施，而又必須抹掉他在兼并群雄的戰爭中所遺留下來的‘殘戮’、‘屠城’的血跡，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人民和《三國演義》的作者，完全選擇了曹操的‘奸邪詐偽陰險兇殘’的性格側面，也絕不違反歷史真實。”〔6〕
三、《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
《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是全書人物中性格最豐富、最復雜的一個人物，也是一個塑造得極為成功的藝術典型。
蘇軾的《東坡志林》有這樣一條記載：“王彭嘗云：‘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這說明，至少從北宋起，在“說三國事”中已經形成“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并得到廣大群眾的共鳴。
羅貫中順應廣大民眾的心理，繼承了這種基本傾向；同時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藝，尊重歷史，博采史料，以許劭的評價為基調，塑造了一個高度個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這里所說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遠見卓識、才智過人、具有強烈功業心的英雄，又具有極端自私、奸詐殘忍的性格特征。羅貫中以大開大闔的筆觸，藝術化地展現了曹操在漢末群雄中脫穎而出，逐步戰勝眾多對手的豪邁歷程，又不時地揭露曹操奸詐的作風、殘忍的性格和惡劣的情欲。而在曹操與劉備、諸葛亮的對比中，則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惡德劣行。這樣的曹操形象，以歷史真實為基礎，達到了高度的藝術真實。毛宗崗父子修訂《三國演義》時，批判曹操的色彩有所增強，但并未改變曹操形象的基本面貌，仍是一個真實可信的藝術典型。
在小說中，曹操第一次出場，就寫得有聲有色：
見一彪人馬，盡行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二回。毛本第一回作：“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以下引文，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毛本，以方便讀者。）
當何進為了誅滅宦官，欲召各地軍馬進京時，曹操勸道：“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十常侍假傳旨意宣何進入宮，何進欲行，曹操卻提出：“先召十常侍出，然后可入。”何進不聽，終于死于非命（第三回）。在這場斗爭中，曹操的遠見、謀略、膽識，不僅是昏庸無能的何進無法想象的，也是積極為何進出謀劃策的袁紹明顯不及的。
在除滅董卓之亂的斗爭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現。當董卓擅行廢立，殘殺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漢少帝，隨意屠戮百姓時，眾大臣懾于其淫威，惶恐無計，只能悄悄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卻與眾不同，反而“撫掌大笑”——
操曰：“吾非笑別事，笑眾位無一計殺董卓耳。操雖不才，愿即斷董卓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第四回）
這氣魄，這膽略，眾大臣只能自愧不如。接著，曹操向王允借了七寶刀，欲去刺殺董卓。本來，要殺董卓，一般刀劍即可，曹操卻偏要借寶刀，說明他早已為行刺不成準備了退路，其心思之細密，又非常人可及。當機會來到，他拔出寶刀就要下手時，不料董卓看見拔刀動作，回身而問，呂布又已回到閣外，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曹操立即跪下，獻上寶刀，把事情輕輕遮掩過去。隨即又以試馬為名，逃出洛陽，其隨機應變的本領，確實令人驚嘆。路經中牟時，他被守關軍士捉住，與縣令陳宮有這樣一番對話：
縣令……問曰：“我聞相國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既拿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屏退左右，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操曰：“吾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間圖之，為國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吾之愿也。”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義之士也！”（第四回）
曹操這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確有幾分英雄氣概，因而深深感動了陳宮，使之毅然放棄邀功請賞的機會，隨曹操逃走。但在故人呂伯奢那里，曹操由于疑心病太重而殺死呂伯奢全家，并進而殺死出外為他打酒的呂伯奢本人；陳宮指責他“知而故殺，大不義也”，他竟恬不知恥地宣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第四回）到了陳留，他發出矯詔，號召各地諸侯共討董卓。當董卓部下猛將華雄擊敗孫堅，并連斬聯軍幾員大將，眾諸侯“皆失色”時，關羽自告奮勇愿斬華雄，袁紹、袁術都以位取人，瞧不起關羽，曹操卻積極支持關羽出戰。關羽一舉斬了華雄，袁術仍欲以勢壓人，曹操卻說：“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并且“暗使人赍牛酒撫慰（劉、關、張）三人。”（第五回）兩相對照，曹操的慧眼識人可謂鶴立雞群。董卓火燒洛陽，西遷長安，眾諸侯按兵不動，惟獨曹操率兵奮勇追趕，雖然遭到埋伏，險些喪命，卻雖敗猶榮。回到大寨，他義正辭嚴地斥責眾諸侯“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隨后便憤然離去，另作打算（第六回）。這一連串情節，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現了曹操性格的各個側面。其中，表現曹操英雄氣概的“借刀刺董卓”、“矯詔號召諸侯”，表現曹操愛才惜才的“溫酒斬華雄”，均屬虛構（歷史上并無曹操行刺董卓之事；曹操雖參與討伐董卓，但并未矯詔號召諸侯，倒是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董）卓罪惡……企望義兵，解國患難”；斬華雄者乃孫堅，而非關羽）；而表現曹操極端利己主義嘴臉的“殺呂伯奢全家”，則是根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的幾條史料寫成。由此可見，羅貫中在曹操形象的塑造上基本上做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并未故意“丑化”和“歪曲”其形象。
曹操的英雄風采，集中而突出地表現在“官渡之戰”中。在這一情節單元里，他深謀遠慮，指揮若定，充分顯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不愧為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首先，在這場力量懸殊的決戰中，他堅韌頑強，始終保持著必勝的信心。兩軍初次交鋒，曹軍大敗，他毫不介意；相持數月，糧草不繼，他咬緊牙關堅持。當勝負之勢未明之時，他的心里不可能沒有緊張、憂慮，但他卻一直不露聲色，反而時時“大喜”，“歡笑”。聯想到他在濮陽遭到火燒險些被俘（第十二回），在宛城遭到襲擊幾乎喪命（第十六回）時，那種敗而不餒、殆而復振的氣概，人們不能不驚異他罕見的頑強。這不服輸、不喪氣、不死不休的頑強精神，乃是他在眾多軍閥中脫穎而出，翦滅一個又一個對手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他善于抓住時機，巧于用奇，敢于冒險，表現出過人的膽略。當獲得袁軍運糧的情報時，他立即命徐晃、史渙前去襲擊，使袁軍幾千輛糧車化為灰燼。夜襲烏巢，他親率五千精兵前往；袁軍眭元進、趙睿所部從背后殺來，部下要求分兵拒之，他卻大喝道：“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后，方可回戰！”這奮不顧身的雄姿大大振奮了士氣，片刻之間，既焚毀了袁軍糧屯，又擊滅了眭元進、趙睿，使奇襲獲得完全成功。曹操的機警敏悟和不怕風險，使他常常能爭取主動，戰勝敵方。
其三，盡管他本人精通韜略，多謀善斷，卻能重視發揮謀士的作用，博采眾長，為我所用。對付袁軍的樓櫓和“掘子軍”，用的是劉曄之計；向袁軍發動總攻，用的是荀攸調動敵方，乘勢猛攻之計；倉亭再戰，用的是程昱“置之死地而后生”和“十面埋伏”之計……這樣擇善而從，使他在險象環生的情勢中每每應付裕如。對此，包括袁紹在內的絕大多數對手只好自嘆不及。
其四，他心胸豁達，善于接納人才，撫綏部眾。當許攸背袁來投時，剛剛解衣歇息的他“不及穿履，跣足出迎”，“先拜于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許攸建議奇襲烏巢，他欣然采納。當張郃、高覽來降時，夏侯惇擔心靠不住，他卻表示：“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坦然接受。這種廣攬英杰的氣度，對瓦解敵軍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為難得的是，大敗袁軍之后，在繳獲的圖書中發現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袁）紹暗通之書”。有人主張：“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于是“命盡焚之，更不再問。”如此處理，是很需要一點容人之量的。這就大大安定了人心，感動了那些一度動搖的部屬，鞏固了自己的陣營。這幾個方面的長處，使曹操理所當然地成為官渡之戰的勝利者。羅貫中以鮮明的色調突出了曹操的這些優點，表現了一個杰出藝術家對歷史的尊重，對人物性格豐富性的追求。
當然，羅貫中也不斷揭露著曹操丑惡的一面。為報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第十回）；接受張繡投降后，得意忘形，居然霸占了張繡的嬸娘鄒氏（第十六回）；對于忠于漢室，反對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揮起屠刀，殺了一批又一批，包括懷孕已經五個月的董貴妃和伏皇后全家（第二十四回、六十六回、六十九回）；至于“借頭欺眾”、“夢中殺人”等陰謀詭計，更是花樣百出，令人怵目驚心……毛宗崗稱他為“奸絕”，實在并不過分。這種種殘忍狡詐的行為，怎能不使人反感和憎惡？
當代一些人總喜歡以機械的“功過折算法”，替曹操評功擺好，說他“功大于過”，似乎因此就不能批判曹操。我在上文已經充分肯定，歷史人物曹操確實功業顯赫；然而，其丑惡的一面也不容諱飾。因此，我的態度很鮮明：“人們應當肯定其歷史功績，也有權批判其惡德劣行。”
一些人對曹操不僅不反感，而且表示喜歡，稱道其“坦率”。誠然，曹操有他坦率的一面，如公開宣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確是事實。然而，曹操不坦率不老實、忌才害賢的一面更是事實。魯迅先生在其名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曾經寫道：“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但后面又說：“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是的，曹操就是這樣的典型：機智與奸詐雜糅，豪爽與殘忍并存；時而厚遇英雄，時而摧殘人才；殺人時心如鐵石，殺人后又常常擠出幾滴眼淚以示懊悔……火燒赤壁前夕他橫槊賦詩，揚州刺史劉馥僅僅說了一句他認為是“敗興”的話，便被他一槊刺死，全不顧劉馥乃是方面大員，功績顯著（第四十八回）；為封魏公而逼死頭號謀士荀彧，竟將其多年主持日常政務、盡心輔佐的赫赫功勛一筆勾銷（第六十一回）；以惑亂軍心的罪名殺死楊修，也忘了其忠心追隨之力（第七十二回）……殺了劉馥，他“懊恨不已”，下令“以三公厚禮葬之”；逼死荀彧，他又是“甚懊悔，命厚葬之”；殺了楊修，他又“將修尸收回厚葬”……昨天蠻橫無理地殺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這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手段，充分表現了曹操驚人的權術：做了虧心事卻從不認錯，企圖以“厚葬”來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跡，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靈的平靜。請問，這能算“坦率”嗎？今人與曹操相距將近一千八百年，不會有無辜被殺的威脅和含冤莫白的痛苦，可以輕飄飄地說幾句不關痛癢的話。但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有誰愿意被曹操冤枉殺害，再得一副好棺材？有誰愿意選擇他作頂頭上司，或者與他毫無顧忌地交朋友？
總之，《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形象，不僅是歷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藝術演繹，而且集中涵蓋了千百個封建統治者的復雜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歷史真實性。在中國文學史上，很難找到象曹操這樣集真偽、善惡、美丑為一體的封建政治家形象，這樣的“圓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不朽就藝術典型的行列之中，具有永恒的審美意義。
今天，曹操形象仍將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評說，他將具有永恒的文化價值。
參考文獻：
發布日期：200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