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
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詩刊》就誕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誰能說《詩刊》與流血——文藝與愛國運動之間沒有密切的關系？
“愛國精神在文學里，”我讓德林克瓦特講，“可以說是與四季之無窮感興，與美的逝滅，與死的逼近，與對婦人的愛，是一種同等重要的題目。”愛國精神之表現于中外文學里已經是層出不窮，數不勝數。愛國運動能夠和文學復興互為因果，我只舉最近的一個榜樣——愛爾蘭，便是明確的證據。
我們的愛國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何嘗不是同時發軔的？他們原來是一種精神的兩種表現。在表現上兩種運動一向是分道揚鑣的。我們也可以說正因為他們沒有攜手，所以愛國運動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也就有限了。
愛爾蘭的前例和我們自己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夠互收效益，分開來定要兩敗俱傷。所以《詩刊》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卻希望大家當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同是一個熱烈的情懷，犀利的感覺，見了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于中。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并不要詩人替人道主義同一切的什么主義捧場。因為講到主義便是成見了。理性鑄成的成見是藝術的致命傷；詩人應該能超脫這一點。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么時候響，什么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詩人做到了這個地步，便包羅萬有，與宇宙契合了。換句話說，就是所謂偉大的同情心——藝術的真源。
并且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刺激來得強，反動也來得強，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
因此我們就將《詩刊》開幕的一日最虔誠的獻給這次死難的志士們了！
原載《北平晨報·副刊》十五年四月一日
發布日期：2008-10-24